[摘 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战前已然形成的中国新电影形态，在整体上并没有被战火摧毁，只是被分割进入并依附不同的地缘政治继续发展前行。上海“孤岛”和沦陷区接受容纳了新市民电影和国粹电影，同时复兴了战前被新电影淘汰出局的旧市民电影，共同构成其畸形繁荣局面。此前由左翼电影转型提升而来的国防电影自然延伸为战时的抗战电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香港受到市场和内地文化辐射的双重激励，曾一度跻身主流电影;国统区抗战电影的生产完全依赖于三家官方制片厂，启蒙民众、激励军心民心和政治宣传并重。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抗战电影文本只有6个，香港和“中制”出品的各占一半。《日本间谍》的特殊性在于，在反映东北地区抗战上与《塞上风云》中的北部边疆抗日形成地域呼应，在涉及他国的关系上，主人公的意大利籍身份，又与《东亚之光》中日本反战士兵的国族背景相呼应。

[关键词]“孤岛”电影;沦陷区电影;左翼电影;国防电影;抗战电影;《日本间谍》

[中图分类号]J9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3-0148-06

[收稿日期]2021-03-11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936～1945年中国国防电影与抗战电影研究”（16YTB021）

[作者简介]袁庆丰，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电影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① 譬如1942～1943年，身处在沦陷区上海的钱钟书，就曾把刚写就的诗作，陆续寄回大后方的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刊物（如《国力月刊》）上发表。（见谢志煕：《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杨绛、钱钟书先生的两封信及其他》，载上海《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第8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