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红宇 毕天良

摘 要：全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犹如一柄双刃剑，既可塑造负责任的政府形象，也能给政府造成负面影响。尤其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如何更好地引导网络舆情成为互联网时代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置中，暴露出网络舆情引导的不足，要求我们在引导原则上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秉承“堵”“疏”并行的引导策略，积极发挥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的引导主体合力，采取灌输与浸润互补的引导方式，在引导内容上将国家宏大叙事与百姓细微生活相结合等方面加强和完善网络舆情体系建设。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对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21）03-0097-08

一、引 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和网络自媒体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网民数量不断增加，网络对人们的影响日益增强。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89亿，较2020年3月增长8 540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0.4%，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9.86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7%。”[1]互联网不断发展，网民使用的QQ、微信、抖音、微博等众多软件渐渐由亲朋好友之间的信息交流转为面向公众的信息传递，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发布信息的重要平台，带动媒体行业的变革，出现了全媒体。

全媒体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网民能够更好地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对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尤其在有不确定性和不能预测的突发事件发生时，更需要政府积极应对。若及时妥善处理，通过全媒体及时回应民众声音，并借此发现运行机制中的缺陷，则有助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而一旦应对滞后，各种自媒体发布的“小道消息”则可能迅速传播，甚至谣言四起，导致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

国务院《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规定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依据性质和危害范围可以划分为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具有突发性、危害性和群体性等特点。随着自媒体的发展，网络信息发布门槛降低，政府垄断发布信息的局面发生改变。“大众麦克风”时代的来临，使得舆情信息传播迅猛。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出于恐慌心理影响，跟此事件相关的任何信息都能引发民众的响应与共鸣，众多个体会在网络上不断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看似分散的个体言论最终能汇集形成强大的网络舆情，直接考验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在此次新冠肺炎暴发初期，民众通过移动互联网媒体揭露、批评有关政府人员在早期处置疫情的不作为以及某些公益组织和慈善机构暴露出来的问题，在网络上迅速形成“舆论场”。而各级政府在前期回应和引导舆情方面凸显的滞后与被动等，也进一步导致了次生网络舆情的形成，对全国的战“疫”产生了影响。

二、疫情期间网络舆情产生的影响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体信息突破了传统媒体的边界，呈现快速化、碎片化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3]我们看到，在处置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时，全媒体所构建的网络舆论环境犹如一柄双刃剑，有着极为复杂和多样的影响。

（一）政府层面：国家认同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质疑并存

全媒体快速传播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使民众能及时获取信息，做出反应。武汉市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各大媒体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移动媒体平台快速发布疫情相关信息，宣讲新冠肺炎知识，让民众了解疫情相关情况，做好防护工作，以更好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在做好公共危机相关信息宣传的同时，政府通过全媒体提供的云平台，短时间内汇聚起全国乃至全球的目光，通过在重大事件中个体的“在场”，完成了个体与国家的同频共振，增强了国家认同。例如，全国网友对“火神山”医院进行“云监工”，亲眼见证了在灾难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展现了国家和政府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极大地增强了民众对国家的自信心、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全国民众纷纷为抗“疫”捐献善款和物资。各地的白衣天使驰援武汉，特别是紧急奔赴武汉的军医和解放军战士，让普通民众心里吃了一颗定心丸。“最美逆行者”的千里驰援，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在抗疫中的坚韧、顽强等都通过全媒体的报道不断进入民众的视野，不仅完整呈现了抗疫第一线的真实状况，而且通过涌现出来的抗“疫”榜样，给民众以信心和希望，凝聚了全民族的力量。網民们纷纷在网络上称赞、传播这些事迹和行为，形成正能量的网络舆情，极大地强化了国家认同。

另一方面，在疫情防控早期暴露出来的一些地方政府的消极作为，以及现行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体制机制的不足等问题，也通过全媒体得到迅速传播，在特定的情形和时间节点上被无限放大，最终形成“负能量”的网络舆情。民众在国家认同的同时，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产生了质疑。例如，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在处置疫情期间，面对督导组的提问，“一问三不知”。消息一经报道，快速扩散，网友义愤填膺，形成较坏的舆论影响;一些公益性机构在筹集、发放捐款和物资时，未及时公布受捐明细，在发放细节时出现明显疏漏，也导致了民众的质疑和不信任，既降低了公益组织和机构的公信力，又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和治理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社会层面：社会协同与无序并存

全媒体时代，政府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众多信息能够通过各种平台得到及时发布，形成正面的疫情防护舆情导向，引导个体做好防护，积极配合政府疫情防控工作。而每个个体的配合，又形成群体合力，与政府和各社会组织一道共同推动疫情防控的全社会协同机制的建立。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作为疫情防控的领导者，组织大批的援鄂医疗队进入湖北，最多的时候全国援鄂医护人员达4.2万人，大批志愿者成为疫情“卡点人”，大批的医疗和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进入湖北，使得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得到了及时有效的处置，铸牢了全体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全媒体时代下，每个人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发布者。真假难辨的大量信息，以及发布的不统一，影响了政府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决策，产生了社会无序现象。如在新冠肺炎快速发展时期，多家媒体发布“双黄连有抑制病毒的作用”，导致许多药店的双黄连一夜售罄;武汉封城期间，由副市长签署发布的“可以放行通告”在极短时间内被撤销，等等。此外，自媒体经常发布或转发一些未经证实的网络信息，民众接收到大量类似信息而又未能得到权威媒体的及时澄清，在心理上就容易逐渐认同谣言。例如，在疫情期间，网络上流传宠物能够传播病毒，引起人们恐慌，大量的宠物被遗弃甚至被丢弃虐杀，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类似这样的谣言，在网络上经常出现，引起民众“热议”，政府媒体每天都需要“辟谣”，形成“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的局面，致使网络舆情反复反转，分散了政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精力，影响了处置效率。

（三）个人层面：理性与感性并存

在全媒体时代，传统的政府“垄断”演变为人人手持“麦克风”，公众的话语自主权得到极大提升，个人情感得到释放和宣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湖北和武汉等疫情严重的地方的群众自我隔离了这么长时间，有些情绪宣泄，要理解、宽容、包容。”[4]我们看到，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媒体为民众提供了较多的情绪宣泄的平台和渠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为疫情带来的心理创伤。但部分民众通过微信、微博等媒体中介对一些负面网络信息进行转发和评论时，往往忽视了事件本身的真相和缘由。这种感性行为在特定环境和特定心理下会形成盲目的网络舆情跟风现象，极易导致“真相”的反转，产生次生网络舆情，带来“后真相”局面，给政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不小的挑战。

当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经历了“大众麦克风”时代呈现出的“后真相”后，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众表现出理性的一面，特别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互联网一代，他们面对各类网络舆情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冷静和客观，秉持“不信谣，不传谣”的原则，等待政府相关部门对舆情信息作出政策解读，从而对信息进行甄别、理性分析和批判。

三、网络舆情引导面临的困境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我国政府逐渐摒弃了陈旧的舆情控制思维，而代之以互联网思维积极应对全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引导，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网络舆情引导仍面临不少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网络舆情监管出现缺位和错位

守好舆论阵地是我党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网络舆情监管是守好舆论阵地的重要保障，但囿于制度建设的滞后，部分舆情部门出现了网络舆情监管上的缺位，呈现出治理碎片化和条块化的特点，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预警、反馈、消解、评价的舆情监管和引导体系。政府舆情部门不能及时搜集网络舆情事件的信息，对网络舆情快速作出预测和评估，导致了负面网络舆情迅速发酵和扩散。与此同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引导需要部门协同，而每个部门出于自身技术、利益等方面的考虑，在信息预警、内容披露等方面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形成了“舆情信息孤岛”;一些部门管理职能划分不清，舆情引导利益格局分散，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下，处理网络舆情时相互扯皮，舆情信息处理不及时，导致了监管缺位。

部分舆情监管部门作风不严，对舆论信息的掌控失度，造成网络舆情监管的错位。一些舆情部门把舆论引导工作简单地认为是舆论上的管制工作，对负面的舆情信息采取简单的一刀切，对一些重要的舆情信息采取简单的“404”或“红色感叹号”的处理方式，力图单纯地通过“堵”来消解网络舆情。武汉在暴发新冠肺炎前期，面对以李文亮医生为代表的八位“吹哨人”发出的疫情警告，一些舆情部门却采取“堵”的方式对其进行“训诫”2020年3月19日，国家监委调查组发布调查说明认为：“中南路派出所出具训诫书不当，执法程序不规范，调查组已建议湖北省武汉市监察机关对此事进行监督纠正，督促公安机关撤销训诫书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参见：《关于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人民日报》2020年3月20日第8版），这引发了公众质疑，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部分舆情部门则走向另一极端，以所谓的“开明”态度对负面网络舆情听之任之，只聚焦正面宣传和塑造榜样模范。这两种情况实际上都是网络舆情监管的错位。

此外，网络空间规范化是网络舆情监管的重要前提，法治建设是将网络空间规范化并进行网络舆情监管的重要保障。但是，我国在网络舆情监管方面的立法滞后，也造成了网络舆情监管的错位与缺位。目前，针对网络空间的监管仅有《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几部法规，缺乏更高效力的法律依据，且对造谣等网络行为处罚较轻，不能适應现代网络空间和网络舆情发展的需要，无法对网络舆情进行很好的监管。一些网民为了“红”或者“火”做网络推手，制造了网络舆情事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反而产生反向示范，导致了更多的负面舆情的发生。

（二）自媒体“野蛮生长”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微信、QQ、抖音、微博等软件的普及，且由于我国目前网络舆情监管体系尚不健全、商业利益驱动等原因，自媒体迎来了“野蛮生长”的快速发展时期，各种小程序愈来愈成为各大平台重要流量的入口和新增用户的来源。自媒体准入门槛低，而使用主体的伦理道德和媒介素养却有待提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自媒体为了点击率和转发量，发布或者转发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并经常冠以“震惊……”等字样标题，以吸引民众点击和转发，从而导致跟疫情相关的网络信息被过度放大，形成网络舆论场，这些裹挟着意识形态和各种价值取向、带有虚假性和隐蔽性的网络舆情干扰了正常的网络，不利于网络舆情的正向引导。此外，一些自媒体平台同时拥有多个自媒体账号，为了商业利益主动“生产”跟网络舆情相关的“毒鸡汤”，贩卖焦虑和恐慌，引发民众心理问题，干扰了正常的疫情防控工作。全媒体时代的自媒体又具有公共属性，一些网络“大V”突破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进行有偿新闻报道，制造一些“炮制文”和“劲爆文”，利用自身影响力来左右舆论话语权，对民众进行误导，形成网络舆论暴力，干扰正向的网络舆情引导。

（三）主流媒体“式微”和“失声”

随着自媒体的不断发展，媒体话语权开始被重塑，在自媒体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引领网络空间舆论的同时，传统的主流媒体却面临“式微”局面，在引导网络舆情方面“失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媒体格局、传播技术和受众对象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由于缺乏专业的互联网人才，传统主流媒体又不能及时进行调整和适应，导致传统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度不够。特别是一些市县一级的媒体还是以传统的报纸、电视台和门户网站为主，互联网媒体发展不充分，媒体融合比较缓慢，媒体融合的整体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且部分地方传统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各自独立，信息不能互通，只是形式上的联盟，而没有在内容、平台和管理等方面的融合，造成了主流媒体在互联网浪潮中的“式微”。

针对网络舆情事件，部分主流媒体要么采取“避重就轻”的方式，要么以“公文化”和“公式化”的方式进行回应，主流媒体回复内容的“不在场”会让民众对回复内容产生怀疑，引发次生网络舆情。在应对新冠肺炎期间，某慈善机构对网民质疑的捐赠物品分配问题回应的是“书写错误，不符合标准”[5]。这种“不在场”的回复激发了民众更大的网络讨论，产生了次生舆情。部分主流媒体没能及时发布思想深刻、观点鲜明的报道和评论，无法激浊扬清，旗帜鲜明地引导网络舆情。此外，部分主流媒体内部各部门在一定程度上“独立”，掌握的舆情信息不能够互通，导致了“信息封闭”，如此一来，便无法了解网络舆情信息的全貌，也使得主流媒体在网络舆情引导方面部分“失声”。

四、网络舆情引导的对策建议

网络舆情的引导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针对当前舆情引导面临的困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进。

（一）引导原则：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网络舆情引导的原则和底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6]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网络与现实的边界日益模糊，在网络空间里同样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善用全媒体所营造的信息浪潮，打通政府、社会与市场间信息流通的壁垒。

在网络舆情引导中，坚持党的领导，首先体现在党对舆情管理部门的领导。加强对舆情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教育，使其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做到“两个维护”和“四个意识”，防止各级舆情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发表不恰当的言论，形成次生舆情。

其次，坚持党的领导，还体现在要将各类媒体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下，尤其是主流媒体必须坚持“党媒姓党”这一原则。正确的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主流媒体要政治站位，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增强政治引领，将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人民性更好地统一起来。

再次，要加强对自媒体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张图、一段视频经由全媒体几个小时就能形成爆发式传播，对舆论场造成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力，用好了造福国家和人民，用不好就可能带来难以预见的危害，要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7]自媒体要在党的领导下，对各种不健康信息、带有意识形态和造谣内容的信息进行及时甄别和清理。

最后，应加强对大流量公众号的引导，强化具有较大网络影响力的“网络大V”“意见领袖”“网红达人”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认同，铸牢全体民众的网络空间共同体意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共同营造了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绝大多数民众通过互联网关注着疫情的进展，了解疫情的真相，做好自身防护，为中国的抗疫贡献力量，画好了疫情防控的同心圆。

总之，网络舆情引导“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8]。

（二）引导策略： “堵”与“疏”并行

全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和生产者，信息传播速度极其快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网络舆情。网络信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负面舆情具有更强的危害性和影响力，如网络谣言、网络暴力和释体极化等”[9]。网络舆情的监管若单纯地进行“堵”，不仅“堵”不住，而且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网络舆情，还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对网络舆情的引导应该秉持“堵”“疏”并行的策略。

网络信息传播速度极其快速，若不及时处理谣言信息，会让谣言的受众越来越多，给舆情引导带来困难，所以要及时“堵”。但“堵”的同时要注意“疏”，网络舆情的疏导，一是要科学评估舆情信息源，解决网络舆情的信息源头是网络舆情引导的关键，要对信息源做出科学的判断，做出准确的评估和预测。二是要认真回应民众关注的问题。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民众心理上难免恐慌，应对信心不足，而各种带有价值倾向的言论充斥互联网，进一步加剧了恐慌情绪。此时，针对民众关心和质疑的问题，要及时回应，廓清事件真相，拒绝“断头新闻”和“舆情烂尾”，不能只抓一点而回避现实问题;要认真听取公众善意的批评、意见、建议和质疑，及时解答民众疑惑，做好心理疏导和舆论引导，增强民众信心和政府公信力。在全国战“疫”期间，针对某医院行政领导补助比一线医务人员高的问题，卫健委积极回应，整改到位，很快便化解了网络舆情[10]。三是要教育民众提高信息甄别能力。自媒体时代，信息真假难辨，要教育民众理性对待网络舆情信息，不信谣不传谣。针对网络舆情的谣言，要积极“还原事件真相”，积极科普与“网络谣言”相关的知识，提高民众的分析辨别能力。四是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对网络言论多一些包容之心，多貼近群众，化解群众的怨气。五是完善舆情引导体系和相关法律。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预警、处置和事后评估的舆情引导体系，统治完善相关法律， 明确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2020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互联网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在法律上禁止“人肉搜索”，进一步完善了互联网治理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自媒体的“野蛮生长”，净化了互联网生态。

（三）引导主体：主流媒体+自媒体

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日益成熟，自媒体异军突起，逐渐与主流媒体形成抗争之势。一直以来，主流媒体体现着党和国家的意志，是权威信息的代名词，但也难免因庄重而“生硬”。自媒体来自民间，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群，信息快捷多元但又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网络舆情引导中，应利用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的各自所长，发挥两者的合力。

首先，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主流媒体应积极适应互联网媒体的变革，适应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利用人工智能做好主流媒体的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把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和制度优势转化为主流媒体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加快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能力。“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建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管好用好商业化、社会化的互联网平台，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11]全国战“疫”期间，主流媒体就及时利用微信、抖音、微博等媒介，将疫情信息发布出去，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

其次，自媒体具有广泛的受众，能够更快地捕捉公众的兴趣、爱好和关注点，利于进行分众化传播。主流媒体要加强与自媒体的沟通和协作，提高自媒体的伦理素养以及媒介文化素养，实现与自媒体的互利互动，利用“网络大V”传播真实、准确的舆情信息，形成媒体引导的合力。同时，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的联动，提供了更多的意见表达的空间，有利于民众负面情绪的宣泄，客观上也可形成舆情监督，便于及时化解矛盾，引导网络舆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如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自媒体先后爆出来武汉市非新冠肺炎患者的就医问题，经民众转发后，迅速传递到有关职能部门，患者的就医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舆情得以解除，保障了疫情防控的顺利开展。

（四）引导方式：灌输与浸润互补

在舆论引导方式上，过去多通过行政手段向社会或相关部门下达文件，组织集中学习或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报道，这种灌输方式具有一定的引导效果，但已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的舆情发展状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宣传思想工作的社会条件已大不一样了，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12]在当下，网络舆情引导要注意引导方式的创新。互联网时代，民众接收的信息量巨大，面临信息选择的困境，由于受众学历和经历的不同，对信息的选择和价值判断也不尽相同。因此，媒体在进行舆论引导时要注意分众化和差异化引导，改变以往单一的、通过强制手段灌输引导的方式，而采取灌输和浸润互补的方式。单一的灌输方式简单易行，但往往流于空泛，且易引起民众排斥，效果不佳;而浸润方式虽持续时间长，但生动形象，润物无声，胜在效果持久。这样，一方面，通过短时间内的规模化宣传报道，使民众及时了解相关权威资讯;另一方面，通过具体生动的情境化设计与体验，或是影视、综艺、动漫等多种方式潜移默化地传递价值观念，从更深层次影响民众的感觉意识，增强他们的心理认同感。在抗击新冠肺炎期间，各大主流媒体在反复播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相关系列讲话、组织全国大学生共上“一堂思政课”、举办每日例行的新闻发布会等进行引导的同时，包括主流媒体、自媒体在内的全媒体也通过讲述快递小哥、小吃店老板、社区志愿者等普通人的故事，辅以短视频、推文、动漫等浸润方式，传递“抗疫必胜”的信念和决心，可以说很好地实践了灌输与浸润互补的引导方式。

（五）引导内容：宏大的国家叙事与细微的百姓生活相结合

傳统上，主流媒体在进行舆情报道引导时，内容上多是国家叙事，表现为国家领导人讲话、国家政策的宣传、讲解英雄模范人物的奉献奋斗等相关内容，以宏大的正面宣传为主，目的是稳定团结鼓劲，激发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时指出：“把握主导，壮大网上正能量。要加强舆情跟踪研判，主动发声、正面引导，强化融合传播和交流互动，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网络空间。”[13]不可否认，宏大的叙事可以帮助处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民众真切地感知国家的在场，感受万众一心的众志成城，从而增强信心、坚定信念。如各个媒体对火神山医院建设进行的“云直播”，以及各省援鄂医疗队完成任务返回时的感人画面，无不稳定了民众焦虑紧张的情绪，从内心深处强化了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认同，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如果仅止步于此，热血沸腾之后，面对现实的生计，民众又会有怅然若失之感，久而久之，宏大的国家叙事便会因脱离民众生活实际而失去吸引力。尤其在进行网络舆情引导时，依然是以“内容为王”，毫不夸张地说，网络舆情引导的关键在于“信息内容”，只有让民众愿意接收、接受、接纳的信息内容，才谈得上相信、认同、遵从和信仰[14]。而这必须立足于民众的实际生活，从他们所关心、关注的具体现实出发，在普通人的故事中去彰显家国情怀，传递党和国家的意志。实际上，关注百姓生活本身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因此，在网络舆情引导内容上，应将宏大的国家叙事与细微的百姓生活相结合[15]。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网络上既有关于国家层面对抗击疫情的政策、决策、措施、人员物资投入、对失职渎职官员处罚等情况的报道，又有许多普通人为抗击新冠肺炎所作努力的讲述，还有一些新冠肺炎患者面临的困难得到解决等百姓生计的故事，既突显了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给民众以信心，又让民众知晓了疫情的相关信息，增加了抗疫的体验，突显了抗击疫情人人有责、平凡人也能成为英雄的理念，较好地引导了抗疫的网络舆情。

五、结 语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何更好地进行网络舆情的引导，是互联网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在网络舆情引导方面暴露出的不足和短板，要求我们在引导原则上应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秉承“堵”“疏”并行的引导策略，积极发挥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的引导合力，采取灌输与浸润互补的引导方式，将国家宏大叙事与百姓细微生活相结合，全面加强和完善网络舆情引导体系建设，积极应对和处置各种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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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潘玉腾，潘娜.强化政治安全意识 加强网络舆情引导[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4-21.

Research on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Guiding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ake the COVID-19 Epidemic as an Example

ZENG Hongyu， BI Tianliang

（School of Marxism，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wholly media， online public opinion is like a double-edged sword， which can create a responsible image of the government and als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government. Especially in the fac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how to better guide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has become a major test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governance ability in the Internet era. In the handling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we exposed the deficiency of the guida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We should insist on the principle of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dhering to the guiding strategy of “blocking” and “dredging”， and actively bringing together the leading bodies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the media， and adopting the guidance mode of inculcation and infilt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syste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improved by combining the national grand narrative with the peoples subtle life.

Keywords：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online public opinion; guiding countermeasures

（编辑：段明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