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力士外传》看唐传奇小说家的史家意识

2021-08-09周旭阳

艺术科技 2021年10期

摘要：《高力士外传》是唐小说家郭湜根据其贬谪期间与高力士交往所得的口述资料创作而成的传奇小说，颇具历史价值。《高力士外传》中记载的史料与正史互相映证，能够裨补阙漏，多处彰显了作者的史家意识，展现出了唐传奇小说的一大特点。

关键词：《高力士外传》;唐传奇;史家意识;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I2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0-0-02

《高力士外传》的叙事手法与史传写法并举，堪称小说化的人物传记，其拘制在史传范围内，以人物传记为主体掺以编年史元素，呈现了较为成熟的史传形式[1]。《高力士外传》中最具史传特点的是其价值内核，作品凭史家思维进行人物塑造和人物评判[2]，展现了唐传奇小说家的史家意识。

1 《高力士外传》作者及传主概述

《高力士外传》（以下简称《外传》）全书共一卷，据“今上即位”一句可知，《外传》成书于唐代宗李豫时，由太原人郭湜编撰而成。郭湜祖父郭待举曾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列宰相。郭湜祖父位极人臣，太原郭氏也是书香门第，家族中人世代为官。郭湜在开元十二年（724）中进士，后历任山阴尉等官职;天宝末，郭湜因为直不避权被贬为临川司户参军，一直任职地方，可谓深入民间，贴近民生，亲身体验了开元盛世和之后的安史之乱，他的作品也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外传》传主高力士本姓冯，因岭南流人谋反被阉割，不久后入宫，受武后赏识，宦官高延福收其为养子。唐玄宗李隆基未当权时，高力士就一直陪伴左右，后因在政治斗争中建功，一举晋升为太子太保，自此被多次提拔，累迁至骠骑大将军，进开府仪同三司，权倾朝野。安史之乱后，玄宗为太上皇，失权柄，高力士遭诬，760年流放至巫州。宝应元年（762），代宗大赦，高力士归途中闻玄宗驾崩，忧郁而死。代宗念其功勋，追赠扬州大都督，唐玄宗泰陵的唯一陪葬墓便是高力士墓。

高力士流放巫州之时，郭湜也因事贬黔中，同高力士相交相识，常与之谈论宫中旧事，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郭湜在担任大理司直时追记《高力士外传》，全篇起于开元末，终于宝元初。小说立场同情敬佩高力士，抨击李辅国，多以对话记录朝政大事，这虽是小说笔法，但不免令人联想起前代史书的创作技法及《世说新语》等作品的影响。《外传》四千余字写尽唐朝兴衰[3]。凭借唐传奇小说家的史家意识和时效性极强的资料收集，《外传》虽是笔记传闻，但极具史料价值。本研究以李剑国先生在《唐宋传奇品读辞典》中选取的《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准。

2 《高力士外传》中的史家意识

鲁迅言：“郭湜之《高力士外传》特以行文枝蔓，或拾事琐屑，故后人亦每以小说视之。”可见鲁迅先生认为《外传》充斥大量小说手法，会被人以小说视之。换言之，有相当数量的学者持《外传》是史书的观点。《外传》也的确存在大量的史传写法，多种史家意识都在作品中得以体现[4]。

2.1 关怀社会生态的人文意识

史家和小说家均是关注社会的，《外传》中作者糅合了这两种身份，即将史家对社会的关怀和小说家对社会的关注统一在传奇或笔记的视角[5]。这一特点突出展现在《外传》中高力士向玄宗进言“林甫用变造之谋，仙客建和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长行，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正义俱尽，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中。

关于李林甫变法，李拜相后，领导法制运动，历三年修法，《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评价颇高。法典的修订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时代意义，后世沿袭了李之法典的部分框架，可见此中确有可取之处，暂时“足堪救弊”[6]。随后李林甫主持完成《唐六典》，规范各级政府，强调政府效率，作为法家的信徒，李林甫似乎正在逐步将法制贯彻到日常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

李也在民生和军事等领域掀起了变革，重点便是高力士所言、郭湜关注的变造法，朝廷将米、绢、布、绵、麻等物变换为各地出产的轻货是为“变造”，今所见文献里说“江淮等苦变造之劳”就是指江淮等地平民与商人进行实物贸易，官府會收取钱税，官府用钱向商人买本地轻货，漕运至首都。不难想象，上层设计在具体实施时极有可能背离民生的初衷，地方政府重税，强买强卖，官方体系下运输成本的增加等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反噬了民生。此外，李还主张兵制变革，对此，《外传》中高力士“未可长行”的判断可谓是擘两分星。

牛仙客的和籴之策也在《外传》作者的观察范围之内，和籴法就是向百姓收租，向百姓买粮，从国家层面进行物资储备，能解决荒年缺粮的问题，但朝廷往往会抑价派购。长此以往，粮食充足，粮价更贱，于官有益而于民有损，以至村闾之家，“所失过半”。天宝年间，全国储备粮食已有一亿石之多，相当于四年的粮食总产量，而民生愈紧。白居易曾在《论和籴状》里痛陈其弊，称“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实则配户督限，论述了和籴法的短视性，最终会尽无私蓄，实际上是弃本逐末。

史学研究的取向和目的是对人本身的关怀。因此，历史学立论的一个最基本、最普遍的标准就是本着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符合人性，符合人类生存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标准进行价值判断，这也是同属人文学科的文学所具有的[7]。《外传》中的高力士就是以这种价值取向对玄宗劝谏，对个人或集团的反社会发展的行为进行批判。郭湜的文才也是史才，《外传》中漫溢唐传奇小说家关怀社会生态的人文意识[8]。

2.2 评判人物的抑恶扬善意识

人是社会的主体，小说家描绘社会百态，核心是人。唐传奇经常以历史为骨，刻画描摹历史人物，而品评、褒贬人物是史学的特征，因此唐传奇往往会按照史学标准进行人物评判[9]。《外传》便是典例，其中多处意含褒贬。作者郭湜在对传主持肯定态度的立场下，首要批判对象便是肃宗的心腹宦官李辅国，文中言：“贼臣李辅国阴谋不轨……辅国趋驰末品，小了纤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云霄之上……辅国荧惑两宫，戕伤百姓。”批判之尖锐，令正直官员也是闻之足戒[10]。《外传》着重叙述了李辅国逼压玄宗之事，至德二年（757），肃宗返回长安，李辅国建立了“察事厅子”，侦察大小官员活动。同年，玄宗也回到长安，被安置在兴庆宫。肃宗与父亲玄宗心有芥蒂，玄宗又厌张后，或是在肃宗的默许下，李辅国对玄宗步步紧逼，阻碍两宗相见。《外传》里玄宗发出了“常用辅国之谋，我儿不得终孝道”之叹。762年，唐玄宗去世，晚景堪称悲凉[11]。然而在《外传》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对高力士的态度，郭湜言必称高公，高氏也不愧高公之称。规劝玄宗，忠心护主。仅从“高公患疟，敕于功臣阁下避疟”便可看出高力士在统治者心目中的重量。作者记述显然是有选择性的，避疾一事的突出表述就表明了作者对高力士的肯定[12]。抑恶扬善意识是其中内因，中国儒家体系下的善恶评判意识是其根本。褒贬历史人物要按照一定准则，如以社会进步为标准，即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褒，反之则贬，这就和关怀社会生态的人文意识有了相通之处。除此之外还有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准则及特定时代的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但真、善、美这类本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准却是主导性的标准[13]。史家向来具有评判人物的抑恶扬善意识，唐传奇小说具备了这种善恶标准，这便是唐传奇小说家史家意识的充分体现[14]。

2.3 史家的个人意识及封建时代的皇权思想

通常史家都会坚持去伪存真的实录客观视角，但这并不妨碍史家保持个人意志，如《史记》作者司马迁对于历史人物就有着自己的好恶[15]。司马迁个人对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推崇备至，称其为“公子”次数最多，远超战国另外三公子。太史公还厚李广而薄卫青，司马迁坚持认为卫青的功业依存于的天子的权力，卫青依附于君主并成了君主意志的象征，可以看作为自我意志被君主意志消解，这种性质的内核是为司马迁所不齿的[16];而李广靠谋略、胆识赢得了兵民的拥戴，体现了李广独立的个体的独特存在价值，这是司马迁追求的。史学家是有独立人格的人，他们有着自己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有着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追求。唐传奇小说家也是如此，《外传》里高力士的忠诚与李辅国的骄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7]，同是宦官参政，作者郭湜却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展现出作者对清明政治的向往[18]。

封建时代，皇帝是统治阶级力量的化身，其意志成为法律，拥有立法、司法、违法和废止法律的权力，并且具有最高法律裁决权[19]。皇帝也是国家元首，拥有最高行政权和监察权，一切行政官吏和机构均听命于皇帝，皇帝发出的诏敕、上谕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皇帝还是最高的军事统帅，拥有对政权的绝对控制和调动军队的权力。皇权是皇朝一切权力的核心。唐传奇小说家等文学创作者活在时代中，难免受皇权思想的影响，《外传》的主人公虽是高力士，但笔墨却大量集中在玄宗，这部分内容显得十分乏味，即使其中也有批评玄宗晚年昏庸之意，可大部分时候是作者由于被皇权思想掣肘，总是将唐皇帝放在事件的主体地位。同样，作品中也体现了作者对封建皇权的迎合。《外传》作于代宗时，此时李辅国为代宗所诛，而高力士被追封，并陪葬泰陵，显然，《外传》的思想是契合当时统治者意志的，所以高力士的另一面貌没有被揭露，例如他一边劝玄宗不要委权，一边又分其权柄，言行不一。修史亦是如此，后朝修前朝史往往有统治者意志的影子。史家的个人意识及封建时代的皇权思想在《外传》中得以展现[20]。

3 结语

《高力士外传》作为一篇出色的唐传奇作品，其具有的史学价值已超越了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史学视角下的《外传》对社会发展、人物评判等都进行了思考与探讨。尽管有局限和个人认知禁锢，但我们仍能从《外传》窥到唐传奇小说家的史家意识。当然，笔者在分析唐传奇及唐传奇小说家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制于主观情绪和个人积累的影响，《外传》中还有更多层次的内涵与价值有待发掘。

参考文献：

[1] 裴蕾，吉玉萍.浓妆艳抹开新辞[J].汉字文化，2019（10）：42-44.

[2] 朱新雨.探究唐传奇中文士形象的思想内涵[J].汉字文化，2019（15）：40-41.

[3] 刘微.唐传奇《李娃传》中李娃形象探析[J].大众文艺，2019（11）：60-61.

[4] 程溢春.浅谈《聊斋志异》复仇小说写作模式及人文内涵[J].汉字文化，2020（18）：72-73.

[5] 杨广承.论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中的女性形象[J].青年文学家，2018（27）：60-61.

[6] 徐亦鑫.浅析唐代诗歌与传奇的联系——以《长恨歌》《长恨歌传》为例[J].汉字文化，2020（10）：61-62，73.

[7] 胡紫君.浅论《红楼梦》中“四春”命运悲剧性的成因[J].汉字文化，2019（15）：48-50.

[8] 基语馨.美学视角下浅谈《桃花扇》“多层次”之美[J].汉字文化，2019（15）：52-53.

[9] 张静怡.《搜神记·李寄》中李寄人物形象及内涵的探析[J].汉字文化，2020（07）：41-42.

[10] 翟嘉尔.浅析《聊斋志异》中的悍妇形象[J].汉字文化，2020（07）：56-57.

[11] 徐亦鑫.《西京杂记》的补史价值和文学意义初探——以司马相如轶事为例[J].汉字文化，2020（07）：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