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霖

内容摘要：通过鲁迅日记的书账，我们可以从鲁迅对书籍的购买和有选择性的记录中，发现鲁迅关于儿童文学对于儿童外部和内部发展的重要性。

关键词：鲁迅日记 儿童文学 儿童教育

关于鲁迅，在教育学习中，我们更多了解的是他以笔代刀，用他犀利的文字与当时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斗争，以挽救生命，挽救社会。事实上，除了我们所知道的部分，鲁迅在儿童教育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但關于鲁迅在儿童文学方面的研究仍较少。本文以上海时期为背景，从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出发，根据鲁迅书账中透露的儿童文学信息，浅谈鲁迅书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

鲁迅在中国文学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文学的多个领域都有所涉及，许多人会通过鲁迅将中国的近现代史甚至古代史串联起来，并将其的思想广泛运用于当代的思想培育与发展中。

关于儿童文学，鲁迅多次在书信中提到“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显得这位对于古今有着深入了解而又充满想法的文学家似乎在儿童文学这部分有所欠缺。但从实际来看，在鲁迅的作品中，鲁迅对于儿童文学是有一定的关注的，并对儿童的培养有着自己独有的体系，如鲁迅在1919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文章，名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中体现了鲁迅对于儿童教育的看法，和成年人与儿童区别的看法。1926年，鲁迅翻译《小约翰》，他将其称为“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

在这些作品中，虽然较少关于儿童文学研究型的文字，但高度文化敏感的鲁迅在对这些作品进行创作时，在有意识地展现出自己的儿童观。从鲁迅的一手资料——鲁迅日记出发，从其中的书账来看，鲁迅在上海时期对于儿童文学类的书籍一直有所涉及。本文将以书账的角度，从鲁迅这段时期对儿童文学书籍的购入资料中，浅谈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儿童文学观。

1927年，鲁迅到达上海。当时的上海政治环境复杂，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分裂，国际局势上与苏联关系恶化。同年十月，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广州回到上海，开始过同居生活。在本文中，上海时期指的是鲁迅自1927年直至去世这段时期。

在上海时期，鲁迅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父亲的身份。1929年，周海婴出生。从书账上来看，海婴的出生的时间在鲁迅日记中体现出来的是其对于儿童文学购入量的一个明显的转折。而这段时期，鲁迅对于儿童文学的支出达到了上海时期的最高值。因为鲁迅身份的转变。当一个人作为爱好型读者，想购买儿童文学书籍的心态，与其作为父亲后购买儿童文学类书籍的心态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从书账的角度看上海时期的儿童文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海婴出生前，即1927-1929年的儿童文学书籍购入，第二阶段为海婴出生后，即1930-1936年的儿童文学书籍购入。

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制度，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后期通货膨胀爆发。而鲁迅在上海的这段时期，民国的通货膨胀速度仍处于较为缓慢的阶段，在1927-1936年通货膨胀的变化对于物价变动没有过大的影响，所以在本文中暂省略讨论通货膨胀对于鲁迅书账中的书价的影响。此处所包括的儿童文学指的是适合儿童（3-17岁）所阅读的，为儿童创作的，易于理解且具有趣味性的文学作品。

基于上述前提，根据书账记录统计汇总可得下表，即鲁迅先生在上海时期儿童文学书籍的总花销量。

明显看出，不论是在哪个阶段，鲁迅在儿童文学方面都有持续的支出。

在1929年之前，鲁迅对于儿童文学的购入了解并不是因为受现实方面的影响，比如为了自己孩子，或是为了自己做文章获取稿费。即使是涉及到个人利益的《小约翰》也是在1926年进行翻译的，对于上海时期的影响较小。代入时代来看，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物资匮乏且战乱频繁的年代，一位与从事与该方向关联较小的职业且个人经济水平在除去必要支出后并不富裕的人，在儿童文学方向的书籍有大量的花销，可以看得出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是有所涉及并感兴趣的，或者说，对于“儿童文学”这一领域是重视的。

根据书账，可以看得出鲁迅对于儿童文学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偏向性。

鲁迅对于儿童文学的选择，注重于儿童文学对儿童的整体外部发展。

根据各年书账，鲁迅对儿童文学书籍选择的方向是明确的。鲁迅所选择的儿童文学书籍，绝大部分来自于国外，如日本和阿拉伯的儿童文学作品。

鲁迅对于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知，而就是这样的认知和他在国外留学的经历，让他能够更加明显地看到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不足之处。

以1929年为例，鲁迅所购买的儿童文学书籍原版都是来自于日本及阿拉伯等地区，符合在集外集拾遗中所说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糟粕的一面，所以他更能看得出外国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有哪些适合儿童阅读的书籍。

儿童并非缩小的大人，在儿童的教育中，并不是将成年人所学的内容全部无差别教授给儿童就叫“延续”，在鲁迅的1919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提到，“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同时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幼者本位”的说法，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到何为“进化”：“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

而儿童之“进化”，则通过其书账体现在对于外国儿童文学书籍的汲取与摄入。这也体现出鲁迅眼中儿童文学对于儿童延续与发展进化的重要性，也即是儿童文学对“儿童”这一群体在外部所能展示力量的重视。

除了对于儿童文学所能产生的外部影响力的重视，鲁迅先生也很重视儿童文学对于儿童自身内部发展的作用。

在鲁迅的书账中，儿童文学就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书籍共同存在，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极具特点的。在1927-1936年儿童文学书籍中，人文科学类书籍有58种，自然科学类书籍有13种。以在儿童文学中花销最高的1930年为例。该时间属于上述所说的第二阶段，即海婴出生后的阶段，鲁迅的身份不只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父亲。该年投入值为77.4元，根据《鲁迅全集》第十六卷日记中一九三〇年记载：

“一月十日，买煤半吨，十七元。”

“三月二十八日，……午后同蕴如及广平往齿科医院诊治，付以泉十。”

“五月十九日，下午出街为海婴买蚊帐一具，一元五角。”

将物价回归当时状态，按照该比例，1930年的儿童文学书籍投入可以对应买2.3吨煤，51.6具蚊帐，大于7次的齿科诊治费。足以看出鲁迅此时对于儿童文学的重视。根据统计，1930年鲁迅在一年之中共购买《昆虫记》4本，《千夜一夜》（即日文版《一千零一夜》）12本，《川柳漫画全集》4本。从书籍类型来看，以1930年为例，其中不仅有属于童话类型的《千夜一夜》，还有属于自然科学类型的《昆虫记》。联系鲁迅在1936年给颜黎民的回信中，提到“现在印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但我的意思，是以为你们不要专门看文学，关于科学的书（自然是写得有趣而容易懂的）以及游记之类，也应该看看的。”

可以看得出虽然自然科学类的书籍相对于人文科学类的书籍较少，但总的来看，鲁迅对于自然科学类儿童文学书籍购入数量与金额在当时与他人对比，相对较多且购书经典。最典型的就是《昆虫记》，鲁迅不仅购买了多本，同时还购买了不同版本的，如他特意记录下买了《昆虫记布装本》和《昆虫记》六至八的布面本。

从自然科学类儿童文学的购入量中，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儿童自然观、好奇心培养的重视，同时也是培养儿童自身内部发展能力的重视，通过人文、自然双方面的发展，扩大儿童的视野，给孩子们提供更多观察世界的视角，不将自己的思想只局限于“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视角中。

總的来说，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所阅读的文学，与成人所阅读的文学最大不同在于其内容是遮掩的。它需要遮掩住社会和生活的黑暗面，需要遮掩住生活中的无助与无可奈何，给儿童以健康、积极、充满希望的发展方向。

从鲁迅的书账中可以看到鲁迅先生认为儿童文学在遮掩社会、教育儿童的同时，需要对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更需要对孩子的多方面视野及能力进行培养。这样的儿童文学观对于现代来说似乎是易于理解和接受的，但在鲁迅的年代，这是开创性的一步。“孩子不是缩小版的大人”，大人总会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忘记自己幼时的模样与感受，而鲁迅对于儿童文学的观点和对儿童的教育观符合现代儿童健康发展的需求，使其在八十多年的中国发展进程中没有被历史的潮流所淹没，并以此为模板，不断地向前发展。

现如今的社会中，对于儿童文学的选择却并非能够完全达到鲁迅所想要感受到的儿童文学。现存的儿童文学在儿童中是否能够对社会起到延续和发展进化的作用，能否跟得上具有时代性的孩子们思维发展的步伐;在互联网时代，儿童文学中对于儿童的观察视角与培养是否能够把控在适当的尺度，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又是否能够维持为了孩子的初心，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在儿童文学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同时迸发，而未来如何将儿童文学继续健康发展，则是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曹聚仁.鲁迅年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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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丛立.别一种视野：鲁迅与儿童文学[D].华东师范大学，2006.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