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舆论主体”的内涵变迁

2021-08-03李清睿

今传媒 2021年7期

摘要：在中国，舆论的实际主体在不同时期并不完全相同。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以来，中国的舆论主体呈现出从无形到具体、从宏观到微观、从单一到多元的特征：清末及五四运动时期，“国民”是舆论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李大钊等人将“平民”作为舆论的主体，并关注到舆论主体中多数人与少数人权力的统一;新时期以来，舆论主体的构成进一步复杂化，管理型研究取向将“人民”作为舆论的主体;批判性研究取向则认为舆论主体是能够自主表达、可以抵抗“多数人暴政”的自主公众。

关键词：舆论主体;国民;平民主义;人民;自主公众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7-0119-04

“舆论”一词在汉语中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1]。在早期，舆论主要是指“众人的言论”，作为其主体的“众人”在当时主要包括下层平民、庶众等[2]。直到清朝末期，随着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传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现代大學建立等，“舆论”的含义也几经变迁和发展。作为构成舆论的关键概念之一——舆论的“主体”，也随着各种思潮和时代的变迁有所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自五四时期后，在徐宝璜等学者的推动下，“舆论学”逐渐从政治学的研究中独立出来，但由于中国自来有之的文人议政传统，加之中国特色新闻学发展的独特路径，使得目前国内对“舆论”的研究多数仍未离开“时政”的范围，对舆论“主体”的讨论虽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总的来说仍旧和政治紧密相关。

一、清末及五四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国民”

19世纪中后期，西语Public Opinion初入中国。在当时，第一本由国人编写的英汉词典《华英字典集成》将其翻译为“众论、众议”;直到在1908年的《英华大词典》中，才在Public Opinion的释义中加入了“舆论”一词[3]。这一时期，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一方面，清政府亟需改革，在“庶政公诸舆论”等内容中越来越多地开始重视并使用“舆论”这一词汇;另一方面，梁启超等清末思想家学习并引进了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期间发表了大量时政文章，也多次使用“舆论”一词，随着使用频率的上升，“舆论”一词的含义和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

（一）“国民”历史地位的提升与舆论的实际主体“报馆”

梁启超在《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中提到：“若舆论，亦一种无形之法制也。”[4];《国民日日报》发刊词中也提到“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从以上种种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舆论的地位极高，其成为清末改革兴政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当时国人参政、限制和监督政府权力的重要实现途径。

在这一时期，虽未有学者对“舆论”的主体进行学术上的划分，但此时“舆论”的主体可认为是“国民”，一个与“官”和清政府相对应的概念。单从范围界定上来说，清末时期的舆论主体与魏晋以来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舆论即为百姓或国人的意见。区别在于，清末之前的舆论更像是一种“政绩指标”[5]，是皇室体察民情的一种外化表达形式;但在民主思潮引入中国的清朝末期，“舆论”则成为了清政府改革、后援和开化民智的关键手段。在此时，“舆论”的效用得到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舆论的“魔弹论”;而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平民阶层身为“舆论”的主体，其地位和职责也与从前大相径庭。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时期舆论被认为是“国民公意”，但这里的国民仍旧是一个整体而无形的，在梁启超的论述中也承认了“舆论无形”。为此，他认为舆论需要载体方能发挥其作用，能够“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4]的报馆和报人，则可以避免民众“愚智不齐”等弊端，成为能够肩负起监督政府、限制政府权力职能的舆论发表者。

（二）舆论“领袖”与“多数人”

五四时期被认为是“国民舆论的大觉醒”，自这一时期起，围绕“舆论”的学术讨论逐渐开始，对舆论主体的讨论也逐渐变得微观。

对舆论效果的“魔弹论”取向自清末一直延续至五四时期，当时的许多时政文章都旨在说明舆论与当局之间的关系，认为当局应当真正做到尊重舆论，并一再强调舆论的威力。陈独秀、朱执信等人都对当局政府压迫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新言论的举动进行大力批判，此时，“舆论”的主体基本被等同于一系列运动中发声的群体。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舆论”更多的是作为实现政治主张的工具之一，舆论的实际主体会随政治团体的更迭而发生改变，并无更加专业和确切的讨论。

在五四运动之后，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逐步建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北京大学成为了舆论专业化研究的孕育温床。罗家伦、徐宝璜等人由此开创了有现代学术理念支撑的舆论学研究。受杜威等西方学者的影响，此时中国学者也把大学作为重要的舆论阵地，认为建设社会舆论是大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且大学有义务培养舆论“领袖”。徐宝璜在《舆论之研究》一文中不仅首次对舆论进行了较为严密的概念界定，同时也强调教育普及成为形成舆论的必备条件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此时舆论的实际主体发生了再一次的转移，其重心从报馆报人转移到了高校，但这些主体发出舆论的目标仍然在于讨论公共议题——在当时即政治议题，依然要履行权力等“公共责任”。

二、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有共识的“平民”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舆论学者，他将公共舆论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更加微观和学理的角度对舆论“主体”进行了讨论与思考。

同一时期，徐宝璜在《舆论之研究》一文中认为，只有当公众发出的声音“在社会上占大多数”时，才能够成为舆论;刘国桢也提到，舆论应当能够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表同情[6];亦乐则主张，只有当一类意见的势力强到“可以使当局屈服”，方能成为舆论。这类对舆论的概念界定中都提及“多数人”，并将是否成为多数人的意见作为是否构成舆论的标准之一。在这些概念的讨论中，舆论的主体逐渐从宽泛而无形的“国民”转变为“大多数人”，舆论的主体范围较之从前更加清晰。

但李大钊对这类观点始终保持警惕。他认为，构成舆论的基础不应当是“多数政治”。李大钊的学术观点同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他在关注言论自由的同时，也继承了西方自由主义公共舆论观的“宽容原则”[7]。在其《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指出，“公共舆论”与“公众舆论”并不等同，意见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并非坏事而倒是好事”[8]。

李大钊承袭了穆勒和卢梭等人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理智是有其局限性的。由此，多数人的意见并不能就被绝对地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少数人的意见也不应被认为是错误从而受到忽视。理想状态下的“公共舆论”应该是自由平等、且做到多数人与少数人权利是统一的。在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李大钊将上述思想继续贯彻，并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达成理想状态公共舆论的途径，即融合了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平民主义”[9]。

在平民主义的观点中，形成公共舆论的前提不再是“多数”，而是“自由认可”。在以多数人意见为基础的舆论中，有可能产生多数人的强制乃至暴政。但在自由认可的基础上，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多数人和少数人都可以进行充分而详尽的讨论，在整个商议过程中，多数人应该具备容纳少数人意见的“精神”;而在讨论和表决进行过后，未被采纳的少数人则应该有服从全体决议的“道义”[10]。虽然从结果上来看，舆论最终传达的仍可能是多数人的意见，但这也是协商和取得共识的结果，从这一层面来看，舆论的“主体”并没有把少数人排除在外。这一时期的舆论主体逐渐脱离了“无形”和整齐划一的状态，李大钊等学者开始关注舆论主体的复杂性，将抽象的“国民”“民众”等概念进行具象化，看到了舆论主体的多样性和主体间不同群体的权利和话语权差异，进一步丰富了舆论主体的意涵。

但同样，以上种种对舆论及舆论主体的探讨依旧局限在政治学的框架当中，李大钊把这种建立在“自由认可”之上的公共舆论视为国民公意，并提出想要达成不同群体间的最终共识，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阶级差异——阶级对立会带来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冲突，所以李大钊对公共舆论和舆论主体中多数人与少数人共识的论述，被其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寄托，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之一。

三、新时期：“人民”与“自由公民”

进入新时期之后，中国学界对舆论的研究主要有“管理型”和“批判型”两种研究取向[11]，在不同的研究取向中，对舆论主体的界定和侧重也并不完全一致。

（一）管理型研究视角下的复杂舆论主体

对“舆论引导”或是舆论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探究，这一类的研究可以被认为是“管理型”研究。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的许多舆论研究便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进行的。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下有两大重要原则：坚持党性原则与人民中心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官方媒体被视为党的“喉舌”，要成为党的声音的传声筒。随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不断发展，其中新闻舆论觀主要经历了“宣传本位——舆论导向——舆论引导”三个阶段，这一过程中舆论的主体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

在这一时期，舆论的主体相较之前发生了重要转变。在传统语义中，不论是否关注到舆论主体的具体组成，舆论的“主体”总体来说，都是与官方权力相对应的、西方新闻自由理论体系下的“公众”。而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体系下，由于党性和人民性是相统一的，作为政府一方的“党的声音”和与之相对一方的“民众的声音”在本质上来说也应当是统一的。同时，由于坚持党性原则为新闻舆论工作的“第一原则”，这也要求党对新闻舆论工作有绝对的领导权。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新闻观下舆论的主体，不再清晰地将“政府”与“公众”对立开来，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舆论主体的范围和内涵。

在传统媒体时代，尤其是宣传本位时期，舆论的主体基本等同于“党的喉舌”——即官方媒体，此时的舆论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被作为“喉舌”的官方媒体直接塑造出的;而进入“舆论导向”和“舆论引导”时期，舆论的主体开始丰富起来，“人民”这一社会舆论的实际主体[12]逐步进入舆论场域之中。“舆论导向”时期，出现了新闻舆论和社会舆论的说法，认为新闻舆论是由媒体发起并形成的舆论，而社会舆论则是完全由社会和人民自发形成的舆论[13]。这一时期的舆论工作重心之一，就是要实现新闻舆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从上述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舆论的主体被分为了两大阵营，即代表官方声音的喉舌媒体和社会中的普通群众。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媒体为民众的意见表达提供了更加便捷和直接的渠道，让舆论主体进一步复杂化;在这样的环境下，舆论的主体逐渐成为“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各类社会主体”[14]。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舆论观中提到，与传统时代相比，网络空间中的舆论主体出现了多元主体与主流媒体争夺话语权的局面[14]。多重主体对话语权的争夺和博弈，不但体现出舆论主体的复杂构成，也为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宏观来看，舆论成为一种人民、媒体、政治运作之间的“互动过程”[15]。

（二）批判型研究视角下的“自主公众”

不同于管理学研究视角，批判型的舆论研究在中国较为少见。陈力丹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提到，只有当公众具备了自主意识、对意见有自主地表达，才能够成为舆论的主体。也就是说，舆论的主体在这里被界定为“自主公众”，而让公众成为“自主公众”的前提有二：一是，社会环境中有独立于政治权力中心的、类似于“公共空间”的社会场域;二是，公众处于的文化环境中，有能够抵制“多数人暴政”的文化传统。身处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能够让公众具备“自主性”，能够不受控制、不顺应“压力”地进行表达。一定程度上来说，“自由公众”这一舆论主体可以被视为李大钊作为“平民”主体的延续。

在对舆论主体的具体界定中，陈力丹认为当群体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持有相同意见[16];刘建明则认为持有相同意见人所占比例达到黄金分割点时[17]，舆论成立。在后来学者对舆论和舆论主体的界定中，仍旧把“多数人”作为舆论成立的必要条件。对此，潘忠党认为，不论数值定义为多少，都有掉入“多数人暴政”陷阱的风险[11]。

对舆论实际主体进行统计学上的计数，与自由公众的形成之间似乎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这类计数并非没有价值，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对舆论强度的测量上，通过对舆论强度进行量化，可以看出舆论的同质或差异化程度，但不论舆论呈现出怎样的样貌，都不应因此而舍弃或缩小舆论实际主体的范围，“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并不构成判断舆论主体的必要元素。

四、结语

综上，近代以来中国的舆论主体呈现出从无形到具体、从宏观到微观、从单一到多元的特征，而对舆论主体的研究也由单一的管理型视角逐渐转向管理型与批判性并存。中国舆论主体在这两个节点上表现出了突出变化：近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舆论的主体不再是泛泛而谈的国民，无论是徐宝璜认可的“大多数人”，还是李大钊所强调的多数人与少数人的权利平衡，都对舆论主体进行了更加微观的考察，关注到了舆论主体中的不同成分;而在进入新时期后，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体系下，舆论的主体不再与官方对立，而是成为了包括官方媒体、公众等多种成分在内的混合主体。

但由于自古以来持续的文人议政传统，加上近代中国新闻学发展不同于西方的独特路径并没有给舆论学的批判型研究视角提供充足的土壤，所以让中国学界对舆论主体的讨论，更多地聚焦于管理型视角，研究思路总是与政治紧密相关。未来关于中国舆论主体的研究，可以更多地从批判视角出发，更加充分地讨论作为“自主公众”的舆论主体，并且探究其形成条件和测量方法，笔者认为这些都是未来进行中国舆论主体研究可以深入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赵锡元.“舆论”溯源[J].史学集刊，1999（4）：18-20.

[2] 夏保国.先秦“舆人”考论——中国“舆论”概念的历史语源学考察[J].学习与探索，2011（6）：233-238.

[3] 段然.“舆论/public opinion？”：一个概念的历史溯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11）：6.

[4]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N].请议报，1901-12-21.

[5] 胡泳，陈秋心.舆情：本土概念与本土实践[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7（40）：33-74.

[6] 劉国桢.舆论与社会[J].社会学杂志，1925，5（6）：1-10.

[7] 王颖吉.试析李大钊公共舆论思想[J].黑龙江史志，2008（11X）：37-38.

[8]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J].民彝，1916.

[9]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10]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 潘忠党.舆论研究的新起点——从陈力丹著《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谈起[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1（1）：99-111+278+284-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