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下各种综艺节目占据了各大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其火热背后暴露出部分电视媒体和艺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忽视了作为公众文化载体所肩负与恪守的社会道德责任。虽然娱乐至上的“真人秀”和“跨界”节目以“亲民”的形式迎合观众，但是综艺节目同样要讲人民性和导向性，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人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才能创造出贴近时代、反映时代需求的作品。

关键词：人民性;综艺节目;“真人秀”;“跨界”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7-0052-03

时下，种类繁多的真人秀娱乐节目成为大众缓解压力放松心情的重要途径，也成为各大电视台黄金时段的热宠，如《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幸福三重奏》《我们是真正的朋友》等一系列节目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此外，各大卫视也推出了明星“跨界”类综艺节目，如北京卫视的《跨界歌王》《跨界喜剧王》等。一档王牌综艺节目带来的不仅是超高的收视率，这背后一系列的宣传策划、资金运作、明星效应等也带动着整个电视产业链。“真人秀”和“跨界”综艺节目给明星增加了出镜率，提高了关注度，也给节目提高了点击量，然而当过多的曝光失去新鲜感时，观众和节目有多少提升的空间呢？依靠大量的广告植入、用明星“娱乐”和“游戏”示人的“跨界”真人秀节目，看似“亲民”，却仅利用明星效应创造收视高峰。这样的创作理念没有真正了解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利益主体需要怎样的文艺作品，更无法引领大众更高层面的精神需求。

一、 当下综艺节目的“真人秀”和“跨界”现象

“真人秀”综艺节目习惯于把镜头直接对准参与者，不会精心安排剧本台词或角色扮演，讲求纪实性、冲突性、游戏性，节目迎合了大众对于明星的好奇心理，娱乐化、平民化的特性拉近了明星与观众的距离。亲子类真人秀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明星家庭父子的相处交流方式能够给观众一个参照的机会，让观众在很短的时间内融入节目，获得角色认同。

当真人秀节目引起收视狂潮时，“跨界”类综艺节目也进入了大众视野，这种节目形式类似于给户外真人秀增加了跨界元素，如《爸爸去哪儿》和《奔跑吧！兄弟》经常让嘉宾挑战生活中的不同角色和职业。明星做主持、当评委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跨界”类综艺节目可以让观众看到演员除了表演外，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充分展现明星的多面性。艺人为了增加出镜率，频繁奔波于各大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中，不断挑战和转换自己的角色，在增加自身支持率和知名度的同时，也让“跨界”成为一种娱乐风气。

节目的高收视率带来更多收益，满足了电视台塑造自身品牌、扩大影响力的需求，也使得综艺节目的比重不断加大，不仅在周末播出，周一到周四也成了此类节目的主场。节目组在选择演员时，重“流量”轻“艺德”，没有考虑节目的社会效果，过度的娱乐和搞笑，这对于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处于形成时期的青少年来说，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也极有可能在无意之间误导他们。因此，在流行文化泛滥的当下，文艺节目并不缺低俗快餐化的吐槽和讥讽，而是需要对当下社会价值观有冷静思考的有分量的节目。

二、“真人秀”和“跨界”现象反思

习近平文艺思想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作品是立身之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1]。“真人秀”和“跨界”节目火热的背后是电视媒体和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体现，作为传播精神文化的载体，此类节目唯收视率、唯广告收益，却忽视了作为公众文化载体肩负与恪守的社会道德责任。

不管是“真人秀”还是“跨界”综艺节目，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综艺节目缺乏品牌创新、毫无新意可言的困境。每当一檔海外节目获得巨大收视率和商业效益时，就会引来一系列的效仿甚至照搬。节目名称相似甚至相同，节目内容雷同，长此以往，限制了国内文艺节目的发展和创造力。有些节目为了博取更高的收视率，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理，内容肤浅，格调庸俗;甚至不惜曝光明星隐私，把他们日常的感情和家庭矛盾以纪实的形式展示给观众，以引起话题和提高关注度。

让演员“跨界”的理念可以看作是节目的一种创新，无论是让演员唱歌还是演喜剧或跳台，都是为了让观众看到他们在其它领域表现出的风采，展现他们对艺术的追求和努力，也让这些演员用他们的才艺和勤奋感染观众，这样便抓住了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追星者对于偶像想要深入了解的心理。而这种暂时的“跨界”展示才艺是节目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对艺人跨行业的短期培训和挖掘，对于专业选择大多出于商业运作考虑，而不是艺术才华的真正展示。“跨界”的节目大多借明星做幌子，依靠专业引导，浅尝辄止。如短期内让演员学脱口秀、学跳舞、学相声，甚至学跳水、学各种极限展示，都是从形式上获取受众的关注，提高“流量”。这就造成了影视剧制片人选择演员，重流量而不看演技，而更多演技好、专注的优秀演员却闲着、没戏拍，如此恶性循环。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演员也经历了这样的境况，最终导致院线票房下降，所以，现在好莱坞没有明星会轻易参加真人秀，使得真人秀成了平民的节目，国内的综艺节目应当对此现象有所反思。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2]。可见，优秀的文艺作品是生活的长期积淀，只有在人民群众中汲取养料，文艺作品才能焕发持久的生命力，才可以成为滋养内心的精神食粮。而纵观目前的创作现状，商业利益的驱使让创作浮躁不堪，一味追逐短期的效益，长期的赶场和奔波使演员投入大量的精力，没有在其它行业深入发展，反而干扰了本行业艺术水准的提高和升华，更别说接近广大人民群众，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了。

三、 综艺节目需要讲人民性

习近平文艺思想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3]。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反观近年来备受好评的优秀节目，如《百家讲坛》《舌尖上的中国》《中国诗词大会》等，无不植根于中华本土文化，把握人民高品质的精神需求，彰显时代风貌。例如， 《舌尖上的中国》节目形式质朴，制作精美，丰富的平民视角在情感上极大地拉近了与受众人群的关系，让观众在节目中品味文化，发现身边美好，引发共鸣。创作团队深入全国各地，选取典型而富有当地特色的饮食文化，用细致的画面进行呈现，极具美感又让人回味，让观众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有了更深的认同感。同样火爆并引发收视狂潮的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也正是牢牢把握住新时代受众对电视节目的高品质需求，在展现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让人们似曾相识、如沐春风。节目选取普通观众参与的形式，展示你我身边平凡人的闪光点，拉近了受众与屏幕的距离，这样精心制作的节目对广大受众尤其青年一代是精神的洗礼和熏陶。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开始读古诗，背古诗，开始了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可见一档健康向上的综艺节目对大众审美认识的影响是即时而又深远的。此类节目的成功，反映出人民群众对文艺节目文化含量的高品位要求， 也反映了媒体对文化传承责任的有力担当。由此可见，文艺工作者要站在人类的高度，世界的角度，表达更广阔的主题。只要沉淀下来、精益求精去创作，就能够创作出符合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结合的优秀作品。

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不妨适度转换“跨界”的重点，从“技艺”上升到“德艺”，从“猎奇”上升到“崇敬”。很多艺术家除了在本行业专心耕耘外，还擅长中国传统书法、绘画、音乐等，还有的艺人热心公益事业，投身边远地区教育，在《中国诗词大会》上外卖小哥凭着对古诗词的热爱最终夺冠……这样的跨界展示，是一种内在的品味和风格，同观众有着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共鸣，是值得宣传和学习的。作为综艺节目的演员主体应把握好适度“跨界”，坚守自己的艺术理想，加强自身的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讲求作品的社会效果，“确定在艺术本身中怎样反映人民生活和体现人民意识”[4]，打造“艺术品”而不是“产品”，追求“艺术家”水准，而不是满足“艺人”的技术化培训。古往今来，备受人民群众尊敬的艺术大师无不是在本行业勤勤恳恳、扎实沉淀的，只有脚踏实地甘于忍受寂寞，深入人民群众中去，才能了解人民需要什么，才能创造出贴近时代、反映时代需求的作品。单纯的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在流行文化讲求快餐化、商业化、批量复制化的当下，更应该理性思考人民大众究竟需要怎样的节目和作品。急功近利的“跨界”模仿和照搬，一味地夸大明星效應，产生不了优秀的文艺作品，也必然不会产生创作的“高原”，更谈不上文艺创作的“高峰”。

四、结 语

综上，综艺节目是最接近人民大众的文艺形式之一，也是书写和记录时代进步，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良好平台，应该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用精良的制作团队、严谨的工匠精神打造出反映时代精神面貌的作品。广大电视媒体和文艺工作者应积极承担起社会赋予的时代使命，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才能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

[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0.

[3]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5.

[4] （苏）莫·卡冈，М.С著.凌继尧译.卡冈美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571.

[责任编辑：武典]

收稿日期：2020-09-23

基金项目：2018年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研究”（2018B133）。

作者简介：李佳，女，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与文艺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