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君+郭建鹏+杨瑞瑞

摘要：综艺节目逐渐成为各大卫视争夺收视率的主要武器，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批判后现代社会的一些观点或许能对这一现象的愈演愈烈之势进行解读。从这位西方批判学家的视角来分析这一现象，电视节目“纯娱乐化”、“泛娱乐化”的背后有着对后现代媒介更深层的批判意义，本文从鲍德里亚针对后现代传媒的几个主要观点入手深层次解析娱乐现象，从媒介现象剖析媒介对后现代社会中人的本性的异化与影响，并另辟蹊径寻求解法。

关键词：鲍德里亚；综艺节目；符号

鲍德里亚是当今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以符号学为视角对后现代的批判深入人心。现在综艺节目风行于各大电视台，有些成功的综艺节目相当流行，这些综艺节目抢占了观众大量的时间。我们试从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的独特视角来分析这些流行综艺节目，或许可以得出关于电视节目“纯娱乐化”、“泛娱乐化”现象的不同解读，从而给受众提供一些建议，使受众提高警惕，在后现代社会中一定程度上摆脱符号的控制。

一、“拟像”的游戏和虚假的“超真实”

“仿真”与“拟像”是鲍德里亚提出的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所谓“仿真”就是指对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和符号的模仿，它是“拟像”的第三序列。鲍德里亚的“拟像三序列”说认为拟像的第一个序列时期是仿造，第二个序列时期是生产，第三个序列时期是仿真，而仿真是被代码所主宰的目前时代的主导模式。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一阶段的“拟像”创造了“超真实”，传统的表象反应真实的规律被打破，模型构造了真实。

鲍德里亚所说的后现代社会指的是工业社会之后的信息社会，因此他的后现代传媒理论不仅仅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已经迈入信息社会的我国来说也同样具有适用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一些流行的综艺节目本身就是拟像的存在。以真人秀节目《奔跑吧兄弟》为例，明星的游戏本身就是在镜头之下展开的，因此它是拟像的游戏，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界限由于媒介而变得模糊。同时，节目通过镜头塑造出一个跑男团队，这个团队也通过媒介传递“娱乐”、“阳光”、“健康”的形象，他们的副产品就是通过游戏、广告而影响到现实生活中的年轻男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模型构造了真实。而正是人们对“超真实”的崇拜才使得节目拥有大量的受众。

“超真实”有时候比真实更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而有时娱乐节目作为一种拟像，往往把观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与形式表现出来，在现实生活中就不一定找得到原型了，因此它带给受众的快乐是虚无缥缈的，是暂时性的，而正因为如此它带给受众的快感也是最直接的。举个其他例子，流行一时的韩剧，剧中凄美的爱情故事，完美的男女主角都是年轻人向往的，但这些都是剧本设定，从真实中的符号借鉴而来，一般不存在于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所以它才备受追捧，表达了人们的某种诉求。这就从另一角度解释了综艺节目、娱乐节目大肆流行的原因：对“超真实”的过分崇拜可能会使人们的愿望变得不切实际，而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的愿望又有可能会被放大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比如现代社会中不少“剩男剩女”现象，一部分因素可能是受到媒体塑造的完美另一半的影响而标准过高，或者受到媒体塑造的“拟像”的影响，有的人过分追求物质生活，导致了埋头工作奔波却疏远了亲人，甚至有人想走捷径，坠入犯罪深渊；还有人过于追求这种“拟像”，对“超真实”极崇拜因此陶醉于网络或其他媒体不能自拔，浪费了大量时间。

二、纯娱乐化的时间消费

鲍德里亚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主导的社会，因此，他提出了“消费社会”的概念。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价值主要不是体现在使用价值上面，而是体现在作为“符号”承载的社会意义上。人们在购买物品的同时也购买了物品所代表的符号。比如人们在购买衣物的时候有时并不是看中衣物的遮体功能、御寒功能，而是“时尚”和品牌。这一理论同样可以应用于电视节目之中，人们观看节目其实也是一种消费。“消费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那么消费对象如此，成全消费过程的一般等价物或许也可以被抽象。从这点出发，观看节目时的消费即使不花金钱来购买频道和节目最起码也是时间的消费，即人们花费时间来欣赏节目以获得快感。综艺节目的本身是符号的构成，观看这些流行综艺节目不难发现它们巧用符号来刺激观众的“时间消费”。一些真人秀节目，利用明星的知名度提高节目的收视率，明星本身就是一种符号。还是以《跑男》为例，在《跑男》当中，各个主持人拥有自己的定位，又拥有不同的年龄，这些定位与年龄代表着不同的符号，观众对符号感兴趣或者可以从符号中找到共鸣，才达到了运用“符号”来刺激收视。后期的广告也是运用了符号刺激消费，比如跑男团代表着“健康”、“运动”，产品中也会提示“某某同款”，这些都提示着观众将产品与明星联系起来从而达到促销的作用。

如果说观看综艺节目也是一种消费的话，那么人们在花费时间观看节目的同时往往希望最直接的获得回报。从这一角度来看，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快，人们在劳作之余选择观看电视节目除了获取信息，最大的目的无非是获取娱乐，在“时间消费”时当然会希望成本更低、物有所值。鲍德里亚说过“消费时间即生产时间”，当人们在工作之余，兴奋地光顾各种消费场所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另一种生产劳动，即使去度假，也是为旅游商人勤苦劳作，甚至看电视都是在为广告商工作。那么人们在进行“时间消费”的同时就是在为广告商以及媒体工作，既然是工作那么人们愿意在更为省力的情况下得到回报。因此出于这两点原因，人们对于节目之中以非娱乐大众为目的的符号出于排斥心理也会较为敏感的甄别出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综艺节目会备受青睐。同时，节目的形式与内容也会越来越“纯娱乐化”。所谓“纯娱乐化”就是指节目纯粹为了娱乐大众，节目格调不高，除了娱乐大众不会使大众收获太多别的有用信息。这样的节目占用了大众有限的时间，除了耽误大众获取有效信息以外，久而久之，甚至可能会导致大众审美鉴赏能力的退化和文化水平的下降。

三、单向度的形象接收

在鲍德里亚看来“所有大众传媒的资讯和交流都消除了意义，从而使听众和观众处于一种平面化的、单向度的经验之中，被动地接收形象或拒斥意义，而不是主动地参与到意义的流程和生产过程之中”。也就是在后现代，人们往往更加在乎的是符号和形象本身，而不是意义，人们变得更愿意被动接受符号，而不是投入社会生产实践中。对于综艺节目来说无论是节目内容中的各种符号比如明星、年轻、美景还是节目形式上的各种符号比如音乐、舞蹈、杂技、游戏都是它给人的外在形象，从鲍德里亚的观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人们更愿意接受这种形象化、符号化程度强的节目。相比与综艺节目的其他节目，比如新闻类节目，无论节目形式如何，它都是以传递信息为宗旨的，而人们获取信息就是为了创造意义，如果人们不愿意参与意义的创造，那么获取信息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虽然鲍德里亚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有些极端的，但是后现代社会追求视觉形式化、追求表象的特点与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状态是部分吻合的。换句话说，直观地依据经验接收形象从而获得快感何乐而不为呢，就像弗洛伊德认为，追求快乐躲避灾祸是人的本能。东方卫视开播一档明星真人秀节目《跟着贝尔去冒险》，节目邀请了美国的探索频道荒野求生专家贝尔·格里尔斯作为求生导师带领八位国内各界明星展开探索之旅，在此之前这位“食物链顶端的男人”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录制节目时的视频红于网络，贝爷的硬汉形象早被人熟知，活跃于各界的明星也是符号，高高在上的明星如何在荒野求生刺激了观众的好奇心。所以人们在观看这档节目的时候并不是被它的实用性所吸引，试问有多少人有机会深处荒无人烟的大自然。而是出于娱乐需求，人们被高度符号化形象化的节目所吸引，追求一种平面化的接收，从而获得快感。

即使网络等新媒体的崛起使得信息交流系统的交互性变得更强了，但是依据鲍德里亚的观点来看，传媒提供的信息其实还是单向度的传播，人们湮没在海量的符号和形象之中，人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被动地接受，人们的反馈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的，即使是对这些符号与信息作出了反应，也是在处理过信息之后的“第二文本”了。社会中有不少利益团体会出于目的性的利用大众传媒，而传媒对于现有的社会现状又基本持赞扬和维护的态度，再加上公共关系技巧，长此以往，会给人们一种存在即合理的美好幻觉，人们一味地被动接受，可能会使人们变得失去辨听能力而不假思索地顺从现状。这样一来会使得符号的异化更加严重，人们安于现状，任凭符号的摆布。

四、倡导与建议

人们湮没在符号和代码组成的信息时代中，接受着去除内容和意义的符号与形象，长此以往，信息和意义反而会“内爆”为毫无意义的“噪音”。在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里，人们要想完全摆脱媒介和符号的控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可以提高警惕从而一定程度上减轻符号与代码的副作用。

鲍德里亚自然也对生存在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建议。“对于媒介的拟像，受众不做任何回应，就从根本上瓦解了符号和代码。”他对受众的建议是沉默，这显然是一种无奈之举。我们这个时代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思考问题。或许我们可以参考拉斯韦尔提出的“5W”传播要素，从信源（Who）、信息内容（Say What）、信道（In Which Channel）、信宿（ToWhom）、影响（With What Effect）上面着手。

我们国家的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喉舌，因此理应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制作节目播出节目时，应该平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媒体也应该重视起“超真实”的影响，弘扬正能量。警惕宣传一些不切实际的符号，素材从现实生活中来的同时也要注意传播方式。不能盲目吸引受众而“纯娱乐化”，娱乐大众的同时落脚点要实际、向上、有传播意义。

对于信宿即我们的受众来说，除了保持沉默以外，其他的方法无非是识别媒介中信息的符号形式，并对信息中的符号加以甄别，识别出符号使用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有符号意识，知道我们生存在一个符号的时代。与此同时，大众还需要加强自制能力，不让媒体抢占过多的时间。面对媒体，明确自己的目的，不让“超真实”侵蚀自己的思想，在享受媒体服务的同时，不盲目的沉醉于虚无缥缈的感官刺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定程度上避免媒体的异化影响。我们可以不必保持沉默，但是在行动之前最好要加以思考。

仅仅靠媒体本身的自律和受众自身的素养是远远不够的，媒介拥有生存压力，而受众的辨识能力毕竟有限。如果从“5W”中“信道”和“影响”的方面考虑的话，国家政策和监管部门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了。事实上，监管部门的“把关”是从未停歇的，比如“限娱令”的颁布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娱乐节目的泛滥，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批制作精良的文化类栏目出现在荧幕上，如中央电视台的《中国成语大会》，以及河北卫视的《中华好诗词》，这些节目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但是国家政策的制定，监督部门的监管和问责，虽然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和矫正作用，毕竟发力稍晚，信息的流通速度是极快的，再加上“拟态环境”的影响，人们对信息的思考和处理都基于媒介，显然难免会有出现价值观偏差的时候。那么主流媒体的正声作用就突显了出来，主流媒体因为其自身的权威性，在人群中拥有着很强的公信力。在议题出现之后，应该及时地洞察到一些非主流言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挥舆论领袖的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人们摆脱疑惑。只有主流媒体的社会职能发挥出来，那么公众舆论才会拥有强大的后盾。

媒介作为精神活动与公众之间的屏障或过滤器将“拟像”作用在现实当中的同时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虽然有学者称鲍德里亚是一个“极端的预言家”，但是他却给了我们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媒介的异化。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人们在享受信息社会带来的便利和休闲的同时，不知不觉的会落入符号的圈套。相比于其他电视节目更加平面化的综艺节目流行起来的同时，反应出了在电视节目“泛娱乐化”之下的“纯娱乐化”趋势，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发人深省的社会批判价值。然而要想寻求这一问题的解法，不仅需要单一一方的努力，还需要传播过程中各要素的相互配合与协调，才会使整个传播系统和媒介环境良性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