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等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讲话中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为此，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历经五年艰苦努力，终结硕果。其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于2020年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该书已被列为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讲话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课题组、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安徽大学联合举办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理论研讨会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新书发布会。会议于2021年3月29日至30日在合肥召开。会议期间，我刊特意专访了五位在该领域有影响的专家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下面是笔谈实录，略有删改。

中图分类号：D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1）04-0001-08

拓新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顾  海  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呈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相结合，分析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另一方面是对这一结合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和理论，经过理性思维和经济学说的系统化，上升为政治经济学的新概念新思想，丰富和拓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前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过程，后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和创新，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形态的过程。两者合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既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事实的研究，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事实的研究，即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有以对现时代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问题的论述中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1在这一阐释中，“广义的”的政治经济学，是对“各种社会”中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研究的科学;“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则是对某一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研究的科学。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所以被称作狭义政治经济学，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时居于“主体”地位的经济关系，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2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为对象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之外，广义政治经济学至少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之前的”经济关系的研究;另一种是对“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3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研究。按照恩格斯的这一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对中国社会占主体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广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二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狭义政治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完成，这是中国“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的阶段，这既开启了中国“过渡时期”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揭开了中国狭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序幕”;二是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中国狭义政治经济学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阶段;三是1976年中国狭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重新起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蓬勃发展，成为中国狭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新阶段;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狭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发展的新阶段。这四个阶段，再现了中国狭义政治经济学从开创到发展、再到拓新的历史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也成为中国狭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理论为其思想渊源的。习近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4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在体系结构上是对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结构思想的赓续。马克思在建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提出过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六册结构计划”，这就是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5马克思后来并没有按照这一体系结构完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但这一结构计划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六册结构计划”中的前四册，是对一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研究;后两册，是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和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关系的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类同于“六册结构计划”中后两册的研究对象;所不同的主要在于，马克思在后两册中研究的是同质的各国的或者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则以异质或者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国家之间的“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在形成背景和学术缘由上是由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决定的。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纷至沓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战争和冲突的阴影之下，很多老人、妇女、儿童依然饱受饥饿和贫穷的折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依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习近平认为：“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聯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主题上，一是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世界各国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努力实现持久和平;二是要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对话协商、共担责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推进不同安全机制间协调包容、互补合作;三是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体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坚持走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之路。在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中，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四是在国际交往中，要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加强双边和多边框架内文化、教育、旅游、青年、媒体、卫生、减贫等领域合作，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纽带;五是要达成全球范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的格局。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性趋势，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仍然是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指向和理论要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合成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

“人民的政治经济学”*

丁  任  重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未来公有制社会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应该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学”。

回顾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未来公有制社会时就说过，未来公有制社会是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在《反杜林论》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这句话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就是让人民过好日子。随后他们又提出了“自由的联合体”的概念，在“自由的联合体”中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地发展。2015年11月政治局集体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地坚持这个根本立场”，2习近平总书记这时已经将“人民性”讲的很清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一脉相承，都突出了人民性。

从“人民的政治经济学”这个定性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包括以下要求：

第一，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里一再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要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和。其次，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各届党的领导人都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最后，社会主义要让人民过好日子。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水平，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基调。目前看来，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市场经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此外，1992年党的十四大也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奠定了总基调。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底色。之所以提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底色，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体框架的基本出发点，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但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我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新划分。关于这个阶段的划分，目前学术界的讨论比较热烈，也有不同观点出现。很多学者提出，党的十九大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远景目标，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后这个初级阶段有没有结束，这个时候我国进入了什么阶段？2050年以后，我们是不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这些问题都可以继续探讨，但还是要立足于党中央最基本的方针。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是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始点范畴不一样，遇到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当前众多的教材都是以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作为起点，我赞成这一观点。以人民为中心、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最基本的功能还是公有制。只有公有制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才是奠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板块型结构”的优点和弱点*

孟捷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自2016年后，国内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紧锣密鼓开始。2017年以后，三个有代表性的教材出版，而且每本都很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教材的体系结构和叙述方法如何以一个比较恰当的方式方法呈现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经济学丰富的理论内容？纵观目前国内现有教材体系结构，发现以“板块型结构”居多。学术界很多学者喜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与《资本论》相比较，总觉得其不如《资本论》的结构好。《资本论》逻辑结构严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却呈“板块式”趋势发展，有拼凑之嫌。我认为二者不好比较，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不一样。这里需要说明《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区别。

第一，二者研究的社会形态不同。《资本论》研究的是工业革命后确立的完整经济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迈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还没有达到《哥达纲领批判》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关系经常并存，同时还面临着发展中国家完成工业化所面对的复杂任务。

第二，二者研究的经济内容不同。《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更复杂更丰满。涉及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特有的和在特殊发展阶段下的一些个别形式，还涉及关于经济政策、经济战略、经济愿景等的理论。

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教材包括高教社的教材也有缺点，虽然在结构上基本是合理的，但在内容上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

我们都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有一个非常重要任务就是论证其合理性。现有教材存在一个弱点，当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搬出价值规律，也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仅仅还原为价值规律的作用。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现有很多教材连马克思基本理论都不敢用，尤其是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这不符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事实上，《资本论》中的价值规律不是孤立的一个规律，它离开剩余价值生产规律和资本积累的规律是不能够成立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脱离剩余价值生产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所谓的价值规律”。很多学者在编写教材的时候是这么做的：偷偷的扩大价值规律的外延，把一些本来属于剩余价值规律的内容又回过头来塞进价值规律，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有待解决。我们大谈价值规律、公有资本，但是唯独不敢谈剩余价值，这在逻辑上不能自洽。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剩余价值的概念经过适当的处理，也是可以用于社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卓炯学者的处理就非常聪明，他把剩余价值区分成一般性和特殊性，一般性即是反映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这个理论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剩余价值为什么有一般性？马克思区分剩余价值的得来有两个来源：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九九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是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取得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只要有剩余劳动和商品生产就会有剩余价值。我们长期不敢碰剩余价值原因之一是一个理论渊源，即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剩余劳动，但是我国还没有达到《哥达纲领批判》所讲的共产主义的那个阶段，所以，现阶段这个问题绕不过去。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是否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应该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假如人们得到的利润不是用于满足个人奢侈型消费，没有用于金融资产的投机，而是用于生产性的投资和创新，就是在为社会承担积累职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些都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1所以，在建设中国经济学系列教材，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学说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真反思这个问题，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全面的学理化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建设的几个问题*

周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指导。这既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同时又充分吸收西方有益成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但完成这一任务不能仅靠喊马克思主义口号，而是要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没有坚实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只是空洞的口号。因此，我们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进一步研究。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治国理政的学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不仅需要学者们进行纯粹理论研究，还需要解决和回答完成“治国理政”所需要的理论支撑问题。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是成功的科学。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成为书斋里面的学问，不能闭门造车。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要服务于“治国理政”这样一个伟大任务。针对当下就是，服务于两个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大局和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

第二，深入挖掘和提炼具有现实意义和重要影響的理论。

中美贸易战谈判期间，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交锋总是显得非常被动，经常处于应付、防守状态，究其原因我认为是缺乏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我们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说清中国的成功经验，但是中国故事和成功经验背后的理论逻辑却说不清楚，显然是缺乏理论支撑。在国际斗争中中国经济学难以树立威信，何来道路自信？所以，未来我们应该把经过实践检验的创新理论写进教科书中，并不断充实和完善。

我认为，中国最成功最伟大的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从理论上讲，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功。所以这样一个重大理论，我们有必要进行重新梳理。如果我们依然沿袭西方国家关于市场经济的概念，没有对这一理论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定义、深化和创新，我们很难应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指责。为此我认为，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从学理上诠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第三，建立中国特色经济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应该立足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经验，形成更多中国经济理论，而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能成为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理论的大拼盘，这需要对一些概念和范畴进行重新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做这样一些基础性的工作。顾海良同志也反复强调要把这些重要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充分全面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观察、提炼中国经济的实践经验，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现象，最后形成系统化的学说。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书的框架结构*

荣  兆  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的框架结构分为五篇，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国家过程、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这个结构基本是马克思六册计划与《资本论》结构的结合。说它是六册计划也不准确，因为前面三篇与马克思六册计划的前三册其实不一样。六册计划的前三册是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而我们前三篇采用了《资本论》前三卷的结构。在多年的编写过程中，经过与同行专家多次讨论，我们认为，本书的结构与已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它著作和教材相比突出优点是，更利于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融入当代生产力中分析，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系统化建设。

《资本论》的篇章结构是马克思经过反复思考，多次调整最终形成的。我们首先需要理解马克思的选择。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直都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是生产方式，也有学者认为是生产关系。但不管如何争论，仍存在以下共识：第一、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关系;第二、生产关系必须和生产力相结合，在相互作用中把握。我认为，《资本论》的篇章结构是按照市场运行过程来构造的，从直接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再到生产总过程。在每一个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都在与生产力的作用和反作用中被深入研究。我们现在都认为，《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著作，可是从《资本论》中找不到“制度篇”。《资本论》中的制度研究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展开的。运行是现象，制度是本质，离开了运行的研究，制度只能是一个静止的存在，一个没有活性的标本。所以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贯穿始终。《资本论》的篇章结构，没有制度与运行的两分，也没有制度与发展两分。制度与运行不能分开来研究，因为制度与运行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离开现象不能理解本质，而看不到本质的现象描述，与科学无关。制度与发展也不能分开研究，因为制度的合理性需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依据。经济发展一旦离开制度背景，就丧失了社会形式，其研究就会变得空洞无物。所以，马克思最终选择《资本论》前三册的结构，符合唯物史观的逻辑，有利于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把握。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主张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把握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邓小平当年在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的争论中，说了一段深思熟虑的话，“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许多人认为邓小平同志说得不全面。我想，邓小平同志不是在罗列社会主义的制度特点，而是在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主要标准有两条，一是能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前者是生产力标准，后者是生产关系标准。抓住这两条标准，所争论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只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给出答案。这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在当时背景下有极强针对性，对当前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虽然在40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我们已经逐步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已形成三位一体的新表述。但是，目前仍然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在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中给予回答：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和必然。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为什么是现在这样，而不是其他任何样子。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哪里？答案一定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当中。社会主义为什么采取市场经济体制？因为生产力。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为了可持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化和完善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依据，离开这个根本依据，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便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体系建设要增强学理性，必须把这个基本问题讲清楚。

第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福祉持续改善的根本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能创造增长奇迹？依靠的肯定不仅仅是组织社会生产的技术、策略或者机遇。我们不能单纯从生产力方面看问题，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始终会发生变化。我们何以能够始终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与时俱进地调整发展方式，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说到底是与当代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它既能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组织手段，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桎梏。所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福祉持续改善的根本原因这一问题答案当然应当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寻找。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示我们，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应当在这一辩证逻辑的讨论中展开。

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其实可以在多维度上展开。比如说功能维度，包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过程维度，包括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生产要素的维度，包括资本、工资与地租;时间维度，从1949年到今天，再到将来。现实世界是多维度的，但我们写文稿不能写成多维度的结构，文稿的主线总是单维度的，只能有一个选择，一条线索。对现实世界的叙事，只能在多维度中选择一个最适于体现研究对象主要问题和主要关系的基本维度。我认为体系结构的选择，应该以此为标准。如果政治经济学以时间维度作主线展开，它更像一部共和国经济史;以功能维度作主线（所谓“板块结构”），则很难避免分别讨论制度经济学、市场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内容，将制度与运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系的讨论淡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融汇贯通的逻辑很难在这个体系里面贯彻。有人指出，我们的教科书里关于剩余价值规律讨论很少，其实不光是剩余价值，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还应该讲价值规律。不管是什么规律，在这个结构里都很难体现。而在一个以市场过程为主线的体系结构中，就可以充分体现这样一些范畴的矛盾展开过程和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利用这个五篇结构作为主线，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学讨论的主要原因。

责任编辑：蔡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