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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视角下大学生职业自我概念与可就业能力影响研究

2021-07-20杨玥王敏范志辉

高教学刊 2021年15期
关键词:积极情绪三全育人

杨玥 王敏 范志辉

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稳步增加,加之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备受关注。如何提升大学生可就业能力是解决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而长期以来,在这方面缺少相关的研究和关注。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工作的背景下,文章通过梳理职业自我概念、可就业能力、积极情绪的概念内涵,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职业自我概念会对可就业能力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当积极情绪调节的时候,这种影响会增强。文章基于“三全育人”视角,为全“员”、全“程”、全“方位”培养大学生可就业能力提供意见、建议,提出提高就业能力的培养模式,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可就业能力。

关键词:职业自我概念;可就业能力;积极情绪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1)15-0097-0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population of college graduates steadily increases year by year and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ies in their employment i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At present, it is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 above mentioned to improve their employability. However, there is seldom relevant research and attention on it. In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ree Whole Education", this paper combs the connotations of vocational self-concept, employability and positive emotion and builds a regulation model.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it is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 vocational self-concept can produce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ir employability, which will increase with the regulation of positive emo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Whole Education": all-member education, "whole-course education" and "all-round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cultivating mode of employability improvement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employability.

Keywords: vocational self-concept; employability; positive emotion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角色缺位、过程不畅通、重心偏移等问题,在育人过程中全“员”、全“程”、全“方位”仍然存在育人氛围营造不够、联动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将“三全育人”的机制聚焦在就业这个重点工作上,提出提高就业能力的培养模式。当前,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可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然而,以往的研究很少关注职业自我概念在可就业能力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与情绪的关系的研究非常缺乏。本文提出职业自我概念能够影响大学生的就业结果,对提升就业能力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理论背景及假设

(一)职业自我概念

职业自我概念是指个体从职业角度方面的自我特质认知和职业合适程度的自我评价,体现的是个人对职业和自我的理解[1]。职业自我概念包含心理和社会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是指个体职业选择和适应,后者主要是指职业社会状况和评价。Super在研究中率先提出职业成熟度理论,指出个体职业发展过程中,相应阶段中任务与职业特点的适应程度为职业成熟度,这已经成为检验个体职业发展程度的关键指标[2]。

(二)可就业能力

可就业能力实际上是指具备成功就业的基本能力,可以视为个体实现自我价值、实现就业、为企业发展做贡献等的能力素质,具体包含如下几种: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规划及组织能力、自我管控能力等。本研究认为大学生可就业能力是指大学生选择并获得就业需要具备的能力、性格、愿望、社会资源等特征的综合;它是大学生综合素质在职业生涯上的集中体现, 为大学生的成功就业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1:大学生的职业自我概念与其可就业能力正相关。

(三)积极情绪

个体在就业过程中还会受到自身情绪变化的影响,研究表明正面积极的情绪有利于帮助个体更好就业。心理学理论指出,积极情绪是指反映个体热心、积极活跃并且会产生正面效应的情绪[3]。求职者的积极情绪会帮助他们更好地构建自我职业概念,帮助他们更积极地认识自我。积极情绪可以启发个体对生命和人生价值的理解,激发个体对生活的美好希望[4]。到目前为止,情绪和创造力两者之间的关系包含“情绪创造力以及情绪对创造力的影响”。以情绪对创造力的影响来说,有学者强调积极情绪体验对创造力有很大的帮助,其中包含很多理论,例如情绪唤醒、情绪一致性检索、享乐权变理论等[5]。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比较向往体验积极的情绪而不是消极的情绪。如此一来,在问题的处理上,个体为了更好地确保其自身的感受,就会对其问题进行处理,从而使创造性也得到了提升。并且,从生理上来说,积极情绪体验可以加强脑中多巴胺的分泌,进而调节与促进脑认知能力。消极情绪则会影响个体表现,不利于个体作出有利于自身的行为[6]。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认识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危机,让个体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消极因素,最终超越这些消极因素,从而更好应对生活困难。综上,积极情绪是可以促进职业自我概念更加清晰、用积极心理来应对就业道路上遇到的挫折、困難,从而可使就业能力得到锻炼、提升。如果毕业生是消极情绪,那么在面对就业问题难点的时候,会影响对自我认识的偏差,对职场认识的不客观,最终导致就业受挫,更不要说就业能力的问题。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2:个体的积极情绪正向调节大学生的职业自我概念与其可就业能力的正向联系,即个体的积极情绪水平较高时,职业自我概念对可就业能力具有更强的正向效应。

本研究从职业生涯发展的视角,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研究职业自我概念对可就业能力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检验了积极情绪在职业自我概念和可就业能力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过程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290份, 回收有效问卷279份, 有效回收率96.21%。样本分布在云南、江西、湖南、江苏、广西、四川、河北、山西、北京、湖北、重庆的十余所高校。性别:男生64人,占比22.94%;女生215人,占比77.06%。年级:大一27人,占比9.68%;大二97人,占比34.77%;大三63人,占比22.58%;大四92人,占比32.97%;重点本科31人,占比11.11%;普通本科245人,占比87.81%;高职高专3人,占比1.08%。学科门类:人文社科类7人,占比2.51%;经济管理类224人,占比80.29%;教育类7人,占比2.51%;理工类40人,占比14.34%;农学类1人;占比0.36%。上过就业指导类型的课程232人;占比83.15%;没有上过就业指导类型的课程有47人,占比16.85%。

(二)测量方法

可就业能力问卷采用于海波等人开发的36个题目的问卷,该问卷包括8个维度,分别是职业认同、人际关系、乐观开朗、问题解决、社会支持、学习能力、团队合作、网络差异[7];职业自我概念采用翁清雄6个题目的问卷[8],积极情绪量表采用邱林等人9个题目的问卷[9]。以上3个工具都采用Likert 5 点量表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进行评价。其中英文问卷经过多次英汉循环互译确定每个项目的文字表述。3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94、0.91、0.68,表明这3个量表信度都较高。本研究采用SPSS24.0以及Stata13.0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选用阶层回归进行统计检验,并绘图报告结果。

三、研究结果

(一)信度和效度

各变量区分效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中,三因子模型达到了较好的拟合(χ2/df=3.33,p<.001,TLI=0.62,RMSEA=0.091,SRMR=0.085)。我们再分别检验了将职业自我概念、积极情绪、可就业能力分别合并后的两个二因子模型。结果这两个模型的拟合都急剧下降CFI变为0.624,且都达不到拟合要求。最后我们对单因子模型也进行了检验,结果拟合更差,CFI变为0.481。这一系列检验说明职业自我概念区别于可就业能力,且与研究的调节变量和结果变量都形成了鉴别。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经过软件运算,职业自我概念与可就业能力显著正相关(r=0.27,p<0.001),为假设H1提供了初步的证据。职业自我概念和积极情绪显著正相关(r=0.21,p<0.001),积极情绪与可就业能力显著正相关(r=0.49,p<0.001)。这些简单相关分析的结果符合预期。

(三)检验假设结果

使用多元回归模型分四步(如表1所示)来检验提出的假设。将相关的变量进行中心化后再计算得到交互项。在模型M1中,只进入了控制变量;M2中进入了自变量职业自我概念,用于检验职业自我概念的直接效应;模型M3中,增加了调节变量积极情绪;模型M4中增加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用于检验调节效应。表1中模型M2的结果表明职业自我概念与可就业能力显著正相关(β=0.32,p<0.001),支持假设H1。模型M4的结果表明,职业自我概念与积极情绪的交互项与可就业能力显著正相关(β=0.19,p<0.01),表明积极情绪显著地强化了职业自我概念与可就业能力之间的关系。积极情绪高水平时,职业自我概念与可就业能力具有更强的效应。这一结果对假设H2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当大学生积极情绪的水平不同,职业自我概念和可就业能力也有所差异。当大学生积极情绪处于高水平时,职业自我概念和可就业能力的正向联系更为紧密。

四、结果和建议

培养可就业能力与诸多方面的要素有关,如个体、高校、政府等,从“三全育人”视角下,集合对可就业能力基本内涵得出,主要包括三方面要素,分别是全员育人的可就业能力培养联动机制、全程育人的培养机制、全方位育人的全覆盖机制。针对高校人才培养改革方面来说,侧重点为找到影响学生可就业能力开发的培养过程因素,让课程、教学、实践等诸多核心环节在培养就业能力过程中起到作用。

第一,全员育人。建立有效、长效的可就业能力培养联动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就业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高校人才培养的質量,关系到是否能培养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本研究验证了职业自我概念与可就业能力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出职业自我概念正向影响可就业能力,个体职业自我概念更加清晰和客观有利于个体进行职业探索,帮助他们明确自身定位,通过自身努力找到合适的工作。要建立健全学校领导、学科带头人、专职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学业导师、校友、家长、社会等全员参与就业的机制。学校领导、学科带头人可以给学生分析就业形势,提供就业的机会;在辅导员、班主任的指导下,学生可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学业导师可以从专业角度给学生提升对可就业能力较有针对性的参考;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成长经历、自身经验给孩子职业选择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校友可以给学生一些正向的激励和帮助;通过到校外企业实习,可以积累工作经验,查找自身不足,更加努力地提升自身能力;建立“全员参与就业”的模式,学校可以协同就业办、学工部、团委、教务、校友办等各个职能部门,全员推进大学生就业,不断加强就业工作队伍建设,将大学生就业工作队伍培训纳入学校师资培养计划,每年定期选派一定数量从事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的专兼职人员外出参加就业指导培训,提升就业工作者的素质和能力,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提升可就业能力。

第二,全程育人。增强针对高校毕业生可就业能力的全过程培养机制。全程育人是指大学生从大一入学到大四毕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贯穿整个教育过程的每个环节、每个时段,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从纵向上全程无盲点。针对就业能力的培养这个关键环节,大一是启蒙阶段,辅导员、班主任、学业导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性别、家庭背景、兴趣爱好、特长能力、发展志向等一系列主观判断得来的概念,归类记录并转换成分类的客观影响因素,结合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来进行辅导,课程对可就业能力的影响效应,不仅是提供专业知识,更是在教授学生面对就业困难的可迁移性能力、良好情绪的塑造能力;大二进行塑造阶段,班主任可邀请高年级优秀的学生、优秀校友对学生进行帮扶,潜移默化给学生进行辅导,举办培训、礼仪、应试的全方位就业培训。还要引导学生获取更多证明相关知识技能的证书;大三是准备阶段,学校要搭建企业与学校学生的一个联络平台,将实习基地和实习单位的效用发挥出来,鼓励学生到对口单位实习实践;大四是攻坚阶段,学校层面要大力支持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引导学生借助大数据了解当前市场真实的需求情况、行业发展情况,帮助学生学习职场面试技能以及纸质简历、视频简历制作的技巧,帮助学生疏导就业压力,同时多措并举,向毕业生提供全方位的就业信息。另一方面,在四年的教育中要增加就业的实践课程、积极心理建设的课程、可就业能力培养,并非只是说教、书本所能教授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积极学习意愿、思维能力、认清自己、职业的能力和适应能力。最终形成成熟的“三全育人”模式,从而增强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针对性。

第三,全方位育人。充分利用多种载体,强化积极情绪的调节作用,把可就业能力的提升做到全覆盖。本研究中的调节变量积极情绪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在积极情绪的氛围中,学生的情绪得到舒缓、释放,进而促进学习、生活。积极情绪是心理因素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全方位意味着要从各方面,加强大学生就业过程的引导、跟踪、回访。要系统设计“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网络课堂”的就业课程及就业活动方案,构建校内校外、课内课外、网上网下协同就业育人“立交桥”,确立“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途径,深入开展创新创业教育,鼓励学生参加“互联网+”、挑战杯等创新创业竞赛,举办“跳蚤市场”等创新创业活动;不断加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互联互通。这些方面都可为提升积极情绪带来帮助,积极情绪的水平高对职业自我概念与可就业能力之间起到促进刺激的作用,积极情绪具有一定的拓展功能,可以帮助个体拓展注意范围,从而积累更多的心理资源。积极情绪的调节作用应该在高校就业工作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学生就业指导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对学生积极情绪的管理和培养,不断增强大学生的角色意识与使命意识,增强学生的可就业能力,使立德树人迈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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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谭余芬,程莹.大学生积极情绪与人际困扰的关系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3,11(1):88-91.

[4]王静.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的护生心理品质培育探索[J].卫生职业教育,2015,33(1):158-159.

[5]張鹏程,丁梦夏,王灿明.积极情绪体验对创造力影响[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7,15(5):613-618.

[6]Folkman,S., Moskowitz,J.T..Positive affect and the other side of coping[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0,55:64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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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翁清雄.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对职业决策质量的作用机制[J].管理评论,2010,22(1):82-93.

[9]邱林,郑雪,王雁飞.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S)的修订[J].应用心理学,2008(3):24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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