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实甫《西厢记》刊本众多，各版本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是否能条缕清晰地整理出各版本中异文殊字的流变脉络对我们识原文、明原意有着重要的影响。曲文论争最多的是第一本第一折中张生所唱[寄生草]末一句中的最后七个字，究竟是“南海”还是“海南”，“观音现”还是“观音院”，七百年来争论不休。今以具有代表性的佳椠善本与名家评点为例，将各家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见汇集在一起，在揣摩前人怎样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欣赏这部古典戏曲名著的同时，试图通过各类刊本之间的参证关系寻出此句异文的流变脉络;并从文法、典籍参阅乃至文化背景多角度入手考察，最后得出末七字应当为“南海水月观音现”的结论。

关键词：西厢记;版本;南海;观音现;佛教文献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①作为最负盛名的元杂剧，王实甫《西厢记》的钞本、刊本之多，远超其他任何一部古代戏曲作品。据统计，现存明刊本共计61种，而清刊本更是多达107种②。因人工抄录疏漏以及翻刻技术局限等问题，不少版本相较于元本内容有些许增删改动;而刊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参考关系也使得《西厢记》原貌越来越模糊。因此，条缕清晰地整理出各版本中异文殊字的流变脉络，对我们识原文、明原意有着重要的影响。

以第一本第一折中张生所唱[寄生草]为例。这是明清刊本《西厢记》中最富争议的曲文，徐文长、徐士范、王骥德、凌初、毛奇龄诸多戏剧大家均卷入其中，七百年来论争不断。蒋星煜先生曾依据佛教文献论证过这个问题，但笔者以为其角度稍显单一，仍有值得补充之处，并拟从文法、刊本关系、典籍参阅乃至文化背景多角度入手考察。

[寄生草]全文如下：

兰麝香仍在，珮环声渐远。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道是③xxxxxxx。

末尾一句的最后七个字在明清刊本的《西厢记》中出现了四种不同类型，且四种异文背后都各有一批佳椠善本或名家评点作为支撑，彼此说法不一，互不相让。

《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弘治岳刻本）、《西厢会真传》（乌程闵氏朱墨蓝三色套印本）等版本为：海南水月观音现。

《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徐士范评本）、《西厢记》（天启间乌程凌[濛初]氏原刻本）、《毛西河论定西厢记（并参释）》（康熙丙辰刻本）等版本为：南海水月观音现。

《古本西厢记》（朱石津本）④、《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顺治刻本）等版本为：南海水月观音院。

《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王骥德香雪居刻本）、《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明崇祯刊本，山阴延阁主人订正）等版本为：海南水月观音院。

元本此句究竟作何？“南海”还是“海南”？“现”抑或是“院”？学者大家在评注这一句时往往各执一詞，争论不休。

一

首先就“南海”“海南”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主张“海南”者，如徐文长等人从对仗角度出发，认为“海南”二字与前句“河中”相对，是原文的可能性更大。对此，凌初曾在《西厢记五本解证》中提出反驳，力主“南海”为是，认为“徐（文长）本改‘南海为‘海南，以对‘河中，工则工矣，然自来无‘海南水月之语”。

凌初虽驳斥了“海南”之说，但其理由却难以成为“南海”的注解。首先，徐本此处对原曲的忠实性并无问题，“海南”这一说法早在弘治岳刻本中便已存在，并非徐文长擅改;其次，所谓“自来无‘海南水月语”在驳斥“海南”用法时也否认了“南海”的可能性，因为“南海水月”同“海南水月”本质上一样，从未有这样的成语存在。

虽然现存最早的刻本弘治岳刻本是作“海南”，且凌氏所提的论据软弱无力，但笔者仍然主张王实甫原作中为“南海”。

其一，从刊本关系来说，除最早弘治岳刻本外，因对仗工整而主张“海南”的各刊本之间存在着借鉴影响关系。地域文化流派的影响使得徐文长本对王骥德、闵遇五、张深之等刊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徐文长是浙江绍兴人，王骥德与其同乡，且曾“师徐文长先生”，在求学期间“亦尝订存别本，口授笔记，积有余年”，在徐文长的教导下积累了不少关于《西厢记》的心得体会。他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中明确谈到徐本对自己的影响：“徐本问诠数语，偶窥一斑……大氐取碧筠斋古注十之二，取徐师新释亦十之二。”闵遇五为乌程（今浙江湖州）人，而张深之虽然是山西人，因为在海宁、杭州时间较长，因此也带了较浓厚的徐文长本、王骥德本的气息⑤。从版本参考脉络来看，《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西厢会真传》《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中此处均作“海南”是沿袭了徐文长“海南”与“河中”对仗的看法，并未提出新的观点与论据。

其二，从文法来说，按[寄生草]曲牌，末两句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例如，《西厢记》第四本第一折[寄生草]的最后两句：“试著那司天台打算半年愁，端的是太平车约有十余载。”并不是对得很工整，为什么不去怀疑王实甫这一句唱词而加以改动呢？显然，对仗不能成为作“海南”的确切理由。

其三，此处“南海”与佛教典籍渊源颇深。《西域记》载观音菩萨居处在南印度洋的布坦洛伽山，《华严经》译为普陀洛伽山，这就是“南海观世音”的出处，“南海”实际指的是印度洋。后来中国的佛教信徒把浙江定海的佛教圣地也命名为普陀洛伽山，明清两代关于普陀山的地方志都还称为《南海普陀山志》，后来“南海”逐渐被用来作为普陀山的代称。明清诗文中以“南海”代普陀山的用法并不鲜见，如明代著名和尚宏寅曾写《同充庵师礼南海》一诗、和尚正升曾写《同秘藏、休远、慧舟礼南海》诸诗等。蒋星煜先生对此曾有详尽考证和注释，在此不过多赘述[1]。

其四，我们从元杂剧文献中同样也能考证得出此处曲文应作“南海”而非“海南”。元杂剧《薛仁贵》第二折[醋葫芦·么曲]：“则见他恶哏哏公吏两边排，则除是救苦难南海观自在。”《西游记》第一本第一折《之官逢盗》中观世音上，念诗四句之后，即自报：“老僧南海普陀洛伽山七珍八宝寺紫竹旃檀林居住。”可见，“南海”在佛教典籍影响下已成为固定用语，与《西厢记》同时代的杂剧中，从未有过“海南观自在”“海南普陀洛伽山”等用法。

刊本内容的差异以及古代大家学者对此二字顺序的不同看法，对今人做集评校注也颇有影响。例如，我们在探寻王季思先生《西厢记》注本流变时便可发现，他校注的《西厢记》曾参考过不同底本，文本内容也随着修订在数十年间几经变动，“我道是xxxxxxx”中末七个字便由“南海水月观音现”改为“海南水月观音现”。最初在1944年龙吟书屋出版的《西厢记五剧注·自序》中，他谈到自己的文本“录暖红室刻本，别据王伯良注本、六十种传奇本，及雍熙乐府所录曲文为补正”，即以天启间乌程凌[初]氏本为底本，将这一句定为“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但未有任何校勘说明。季思先生于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及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西厢记》校注所参考底本仍是“以暖红室翻刻明末凌初的刻本为主”“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这句话并未改动。明显的变化发生在他于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集评校注西厢记》中，将此句改为了“我道是海南水月观音现”。

这一处曲文的变化与底本选择有着直接联系。在数十年增删补苴的过程中，季思先生参考过的版本也在陆续增加，如弘治本、张深之本、刘龙田本、何璧本数种。其中，弘治本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我原来以凌初本作底本，因为相信它是根据周宪王本复刻的。弘治本的发现至少在分折的问题上戳穿了凌氏借古本以自重的幌子”[2]365。他认为凌本中或有不少内容出自凌氏的自我发挥，弘治本与之相比而言更为可靠，因此在84年这版的校注中便不再以凌本作为唯一底本，“南海水月观音现”也改为了“海南水月观音现”。

王季思先生因分折的问题，弃凌本转而选择弘治岳刻本，本无甚问题，但他却忽视了具体文本的考察、甄别，导致内容准确性出现了偏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

接下来再谈“观音现”与“观音院”孰对孰错的问题。这成为了后来争论的一场公案：一为主“院”派，如徐文长、王骥德、闵遇五、张深之等，欣赏其对仗工整、契合文意;一为主“现”派，如凌初、毛先舒、毛奇龄等，以语意贯通、旧本为“现”而赞成观音现。

朱石津本是曲文“观音院”的始作俑者。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的《注》中提到：“诸本俱作‘现，唯朱氏古本作‘院，今改正。”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刻本来说，弘治岳刻本为“我道是海南水月观音现”，万历八年徐士范刻本作“我则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这两个本子都早于朱石津本，虽有“南海”与“海南”的差异，但“观音现”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说，改“现”作“院”的这场纠纷，就是朱石津本引起的。

（一）主张作“院”的理由细分有二：

其一，“观音院”与“相公家”押韵且对仗工整。徐文长校注《西厢记》时，曾针对此处在眉栏评语中写道：“‘家与‘院对……故古本‘现作‘院，大妙语也。”[3]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亦提及徐本此说，“徐云：‘观音院对‘相公家，天成妙语。”凌初《西厢记》中虽不同意此观点，但也在评注中提到：“徐本以朱氏本作‘院，以为对‘家字工而改之。”闵遇五《西厢记五剧笺疑》认为此处应作“院”的态度最为强烈与坚持：“‘院，俗本作‘现，‘现非韵，亦欠工，少风致，‘我道是或作‘我则道。”从音韵、对仗以及美感享受三方面来支撑“观音院”的观点。不过就笔者来看，闵氏论据虽多但仍有商榷余地：“现”字不符合《中原音韵》，但其实元人杂剧中个别字不符合音韵的有很多，例如王骥德就曾校出《西厢记》别的地方许多韵脚上的问题，却并没有因此怀疑原著而予以改动，那么为什么要单单认为此处作“现”有误呢？凌初在《西厢记五本解证》中也回答了“亦欠工”这一点。他说“（王实甫）不以属对为工耳”，指出王实甫在这里并不是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工整的。而“少风致”这一点提的较为抽象，实乃闵遇五从个人品味出发得出的看法，难以成为有力论证。

其二，认为“院”字更加契合此处曲文之意。王骥德将[寄生草]一曲概括为“总形容莺莺去后之景”[4]。“兰麝香仍在，珮环声渐远”，惊鸿一瞥后，莺莺悄然远去，留下的香气却似有似无撩动着张生的心，他的思绪情不自禁越过高高的围墙，随着莺莺一起进到院内，“珠帘掩映芙蓉面”，仿佛再次看到了珠帘掩映下莺莺姣美的面容。此乃从院外想象院内之景，高国珍《看西厢》注解中亦云：“[寄生草]及[赚煞尾]首二句，又在墙外透见墙内只文，又另是一样凭空妙构。（[后庭花]）與[寄生草]，皆无中生有，真所谓奇想天开也。”⑥高度评价了此手法的精巧运用。徐文长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提出：“‘家与‘院对，二字正指闺中，是想象其已到闺中之景如此。”⑦后有不少学者受到此说影响，阐述“观音院”理由时与之类似，如王骥德：“‘花柳与‘帘，正形容院中景也。此‘院字，即上之‘洞天、下之‘武陵源……‘珠帘句，言崔芙蓉之面则为珠帘所遮映耳。此皆想象其栊门里面景色如此。”[5]《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眉批中也写道：“院者，指到闺中而言，讹现，非。”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此句作“这边是河中开府相公家，那边是南海水月观音院”，并批注“墙外也。墙内也”。以上种种乍一看似能自圆其说，实则是徐文长、王骥德等人对文本的误读，将此句错解为张生想象墙内之景。末句原意本是想表达张生见到莺莺这般仙女人物时的不真实感，具体理由笔者会在下文第三部分展开详细论述，在此先不过多赘述。

（二）力主“观音现”者所持理由如下：

其一，王实甫采用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某些语句，而“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这一句也显然是根据董解元的“我恰才见水月观音现”而来的。前人学者们也发现了这一点并将之作为有力佐证，如凌初在《西厢记五本解证》中说道：“况实甫惯用董解元词，董云：‘我恰才见水月观音现，正直取其句……旧本作‘现，不敢喜新而从徐也。”《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中以此校订金圣叹此处的讹误：“‘南海水月观音院，‘院本‘现字，徐以朱氏石津本对‘家字工而改为‘院，自后遂因之。然董解元词只有‘观音现，无‘观音院也。”王骥德在谈到“现”“院”选择时也承认这一句化用了“董词：‘我恰才见水月观音现。”此处他明明知道《西厢记诸宫调》中是“观音现”都不取，而是完全依照他老师徐文长的本子改了，甚至还自欺欺人地说：“但盖用其语而稍易一‘院字耳。”仿佛他在这里仍旧很忠实于《西厢记诸宫调》，则是很不实事求是的。除此之外，亦有学者将此作为判断《西厢记》版本真实性的有力证据，如毛先舒《诗辩诋》卷四中提到：“王曲‘南海水月观音现本董句，而有田水月本⑧改王本‘现作‘院字。即此可证其非。田水月本改《北西厢记》最悖谬，其一端耳。”根据这一改动而否认了田水月本。

其二，从句法语意角度来说，作“观音现”更为合理。从这一角度出发进行论证的是清代毛奇龄。较之凌初僅依据董西厢的论断，毛奇龄的《毛西河论定西厢记（并参释）》进行了更充分的论证，结论也更有说服力。他在评注中写道：“‘观音现本是‘现字，朱石津改作‘院字，而天池、伯良皆从之，不知此句系元人习语，本不容改，况此本董词‘我恰才见水月观音现语，尤不得改。”提出“水月观音现”一句乃是元人惯常用语，没有“观音院”的用法。毛氏之参释考订，与王、凌二本一样，也喜详参经史，以明语有所本，且多喜引元人剧作为旁证。他还以元杂剧《抱妆盒》为例，从对仗的句法角度对“观音院”提出了驳斥：“若云‘现对‘家不整，则《抱妆盒》剧有云：‘若不是昭阳宫粉黛美人图，争认作落伽山水月观音现。亦以‘现对‘图，何也。”⑨

笔者赞同王实甫原作中作“观音现”的说法，此处再增补两个论据：

其一，“‘河中开府‘水月观音，直顶前[幺]篇后宾白来。”任何一部戏曲作品，他的唱词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和上下文相联系的，都是和前面的说白、唱词相互呼应的，《西厢记》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我们研究[寄生草]以前、以后的曲文，也能帮助我们弄清楚究竟王实甫原作是“观音现”或“观音院”的问题。

在第一本第一折张生未唱[寄生草]之前，[幺篇]与[后庭花]之间有一段对话：

红云    那壁有人，咱家去来。

（旦回顾觑末下）

末云    和尚，恰怎么观音现来？

聪云    休胡说，这是河中开府崔相国的小姐。[2]8

而[寄生草]中的最后两句：

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

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

不正是这两句散文的对话改写成韵文的唱词么？这难道还有怀疑的余地吗？

其二，“与佛殿有情”，张生与莺莺的开场相遇便发生在普救寺，《西厢记》剧中更包含了不少佛教元素，张生在寺内“数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圣贤”后惊鸿一瞥，看到莺莺，由此展开一段情缘。因此我们不妨从佛教文献的语法、修辞角度来探讨此处作“现”的缘由。《愣严经》卷六有：“我与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就是“现身说法”这一成语的出处，也是“海南水月观音现”肯定是“现”而非“院”的铁证。实际上，不仅是王实甫《西厢记》的[寄生草]末一句而已，元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方面这样的用法非常普遍。《警世通言》中有一篇《三现身包龙图断案》，清初著名传奇作家朱素臣有一部传奇名为《文星现》，这里的“现身”与“现”的用法显然也是和[寄生草]末一句一样，受到了佛教文献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可以将[寄生草]曲文末两句理解为张生用和尚法聪熟悉的佛教典故，对前文说的“休胡说，这是河中开府崔相国的小姐”做了回应。

三

这里再稍微谈谈“水月观音”的具体释义，此处虽无争议，但若能对其进行准确阐释，对我们处理前两处异文以及透彻理解“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院”文意也是有益处的。

或许正是因为各类钞本、刊本中“水月观音”并未出现异文，所以各类现存刊本中竟没有一种注释“水月观音”的来历。仅徐士范评本的《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眉批道：“‘水月观音，饰皆缟素，莺时扶梓，故以为比。”对于剧情以及字义的理解，做出这样的解释并无问题：水月观音衣着、配饰皆为素白，剧中莺莺与老夫人一道扶柩归乡，路中停经普救寺，因还在守丧，身着缟素，与水月观音类似。但徐批并未说明“水月观音”的出处，这给人们做出进一步理解带来了困难。

此处“水月观音”有两种解读，笔者认为皆言之成理：

其一，喻指莺莺出现时带给张生的震惊与似真似幻的复杂感受。《大智度论·初品·十喻》：“解了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比喻一种虚幻的可望而不可及的景象或形象，这“水月”用法类似“镜花水月”，论存在，似真似假;论形象，若隐若现。从张生的心理状态来说，他见到莺莺这一形象以后，既为她的艳丽而惊奇，又为她的存在是否确凿、是否是幻觉或梦境而怀疑，所谓“首二句尤乍远乍近，疑声疑臭，至接三句则惝恍无定矣，故下直以神物拟之”。“水月观音”正好表达了张生这一既惊奇又恐其不真的复杂心情。徐士范刊本的眉批虽然也言之成理，但仍没有从佛教文献的角度来理解那么确切。

其二，以“水月观音”喻指莺莺姿态之秀美。凌景埏校注的《董解元西厢记》中将“水月观音”注释为“佛教中供奉的观世音菩萨画像，有三十三种不同的姿态，其中以观水中月的画像为最美，一般称为水月观音。”又据《法华经·普门品》载，观音现三十三身，其中之一为观水中之月的姿态，仪态秀美，世称水月观音。此处“水月观音”既自董西厢中衍伸而出，亦可作同解，与上一种倾向于描述张生个人内心感受的解释不同，此说重在突出莺莺个人外貌仪态之秀丽端方。而徐士范刊本的眉批也和这种理解并不矛盾，可作为补充。

此处还涉及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观音的性别偏移。“由来古佛非女子”，在佛教中，观音本是男性形象，但考察宋、元两朝的民间文学作品则会发现，观音性别发生了由男至女的偏移。宋《北梦琐言》：“蒋凝侍郎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为祥瑞，号水月观音”，此处“水月观音”是以男性的形象出现，用以形容该人物的神采飘逸和人品清高。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则完全相反，用“水月观音”比喻莺莺，是明确的女性形象了，说明当时至少是男性和女性的形象并存的时代。而元代，观音形象则多了不少女性面貌，如管道升根据民间传说撰写的《观世音菩萨传略》，称观音本是妙庄王的三女儿;元杂剧中，有《观音菩萨鱼篮记》演述观音等劝说居士张商英出家修行故事，并标明观音由“正旦”扮演;《庞居士误放来生债》述其女儿灵兆本是南海“自在观音菩萨”，等等。至明代以后几乎全部女性化了，这正是一个演变的过程。

由此可见，从文献典籍以及当时的文化背景出发来解读“水月观音”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寄生草]存疑末句的具体内涵，不论取上述何种解释，这句话本身都是在表达张生见到莺莺后的内心感受以及对莺莺容貌的赞美，而不是如徐文长、王骥德等人所说描述院内之景。

根据以上所述，笔者认为王实甫此处原作应该是：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

徐士范刊本是正确的，看来是用当时的善本作底本的;弘治岳刻本误将“南海”作“海南”、朱石津本误将“观音现”作“观音院”后，徐文长从对仗角度出发，兼纳两本的说法，将末句修改得面目全非;而王骥德、闵遇五、张深之等人因地域文化流派之故，校注本中均采纳了徐文长本的错误说法，对句意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大的偏差。

总之，只有通过梳理刊本关系的同时，从文法、典籍乃至文化背景多角度结合来看，才能够比较深刻地理解这一句唱辞的确切内涵。至此，我们便能厘清张生此句的含义：我说是（莺莺）如同南海观音那般似真似幻、如水中之月般地现身，（令我恍惚不敢置信）。

王季思先生《西厢记》校注本为：“‘观音现承上白，兼本董词，坊本多做‘观音院，非也。”[2]15蒋星煜先生曾对此评价道：前面两句说对了。至于说“坊本多做‘观音院，非也”，则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而且相当复杂的。不过，也正是这些前人复杂不同的见解引起了笔者的思考，从而打开思路，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努力对原著作出接近实际的历史评价。

注释：

①明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有《凌波仙》词吊王实甫：“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風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②各种版本和各种评点本的情况比较复杂。明刊本共107种，已佚27种，今存80种，其中有选本19种;清刊本共107种，几乎都是金圣叹和毛奇龄评本及其覆刻本。另有康熙年间潘廷章评本《西来意》，评点视角迥异他人。明评点本有28种，清评点本有6种。

③“我道是”一作“我则道”。

④朱石津本刻于明万历16年（1588）.王骥德校注《西厢记》时，曾以碧筠斋本与此本作为底本，现均已失传。

⑤详见：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研究[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148-163.张深之所见者可能是《重刻订正批点画意北西厢》或延阁刊本。

⑥《看西厢》（六卷，山东济南府齐河县高国珍注解）（日本天理图书馆藏稿本）。

⑦徐渭《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明崇祯刊本，山阴延阁主人订正）眉栏评语。

⑧明万历王起侯刊本《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

⑨毛奇龄.毛西河论定西厢记（并参释）[M].详见：周锡山，编著.西厢记注释汇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参考文献：

[1]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研究[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279.

[2]王季思.集评校注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65.

[3]徐渭.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M].明崇祯刊本，山阴延阁主人订正.

[4]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M].明万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香雪居刻本.王骥德，徐渭，注.沈璟，评（眉批）.

[5]闵遇五.西厢会真传[M].乌程闵氏朱墨蓝三色套印本，天启刊本.沈璟，汤显祖，评.

作者简介：蒋惠雯，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