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考论

2015-12-02李向菲

西部学刊 2015年11期

摘要：清人毛凤枝金石学著作《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是关于陕西金石的研究性著作，足以代表清代末年陕西金石研究的最高水平。毛凤枝自幼随父宦游，15岁起受父收集金石碑拓影响，亦雅好其事。其后他长期往陕研究，著述颇丰。《存逸考》以《金石萃编》为研究起点，对毛氏所收关中历代金石，包括瓦当、墓志等进行编录，考其存逸，并对其他书中未收、舛错、歧义处以及作者、时代等详加考辨。该书上限周，下限唐，十年始成。该书现存版本三种，一是藏于台湾中研院的写样待刻本；二是光绪二十七年顾氏江西刻本；三是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民国十年抄本。

关键词：毛凤枝；金石学；版本；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目前金石学，尤其是清代金石学已日益成为显学，而长安作為周秦汉唐故都，碑碣金石之富，甲于海内，一直是金石研究的重点地域。清人的相关著作中，陕西金石占有较大比重，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有近一半的篇幅著录秦地金石，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王昶《金石萃编》等书也各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内容为陕西金石。又有众多专以秦地金石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如朱枫《雍州金石记》、毕沅《关中金石记》等。清末毛凤枝的《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以下简称《存逸考》）也是一部专论陕西碑石的金石学著作。该书所收，一是毛氏所见前人相关著述中所有有关关中的金石文字遗存，二是毛氏所见而未为他书所载的关中金石文字，已最大限度地将清末学者所能见到的关中金石文献载入，并做了相当深入的辨析考证，足以代表清代末年陕西金石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对其进行全面研究，是一个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课题。然而此书却很少受到学界关注，本文拟对其成书、史料价值、版本等问题做一考论，使学界了解此书价值所在，充分利用此书，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

陕西地区的金石搜讨、收藏、鉴赏、研究的风气自宋以后始终盛行，即便在明代金石学研究整体呈衰颓之势的背景下，陕西自万历之后却出现一种金石研究的新气象，重视著录资料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形成亲身访碑的风气，延续至于清初，对顾炎武等人复兴金石学在方法论上产生了很大影响。①整个清代金石学，自顾炎武发其端，之后再经钱大昕、王昶、毕沅、阮元、孙星衍等著名学者的倡导，到乾嘉以后，已蔚为大观，这期间陕西地区的金石学家和金石著述也在在多有。这种浓厚的金石研究学术氛围，对于毛凤枝的金石搜集、研究、整理以及有关金石诸书的撰作有很大的助力。

毛凤枝（1836-1895），字子林，号蟫叟，扬州甘泉（今江苏扬州）人。少时随父毛瀚宦游京师、荆梁、河洛等地，后其父任陕西候补知府、西安清军同知，遂同来陕。能文好学，在当时西安官宦子弟中，被誉为无纨绔习气，博学能文的“四公子”之一。太平天国之变后，曾为清军文职幕僚，往来今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咸丰十年（1860），以父病辞任，归西安侍养，之后长期客居西安，以受聘于官宦人家为塾师、充任陕西地方高官幕僚为生，尤以任西安知府幕宾时间最长。对地方财赋军政、利弊兴革颇有参画，为当道倚重。晚年著书为乐，尤喜搜集碑帖，考订金石。光绪乙未（1895）卒于西安，享年六十岁。刊刻流传的著作以金石类为主，有《存逸考》十二卷、《古志石华补编》二卷、《金石萃编补遗》二卷，此外尚有《寓志于物斋诗文集》三卷、《陕西南山谷口考》一卷。据《续陕西通志稿》，未刊刻的著作尚有多种，多已散佚。②其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其侄毛昌杰所撰《续陕西通志稿·毛凤枝传》，另《存逸考》等书序跋亦载有零星资料。

毛凤枝的父亲毛瀚就有收藏金石的兴趣，《存逸考》后序说：

先大夫宦京师，官国子监助教，有石鼓之拓；出刺巴州，有南龛诸碑之拓。及改官来秦，于汧得《心经》、《述圣记》，于陇得《杨淡经幢》、《吴岳祠堂记》，于鄜得《宝室寺钟铭》，于华得扶风《夫子庙堂碑》、《李元谅楙功昭德颂》。力所能致者，命工拓之；力所不能致者，或乞之友人，或购于帖肆。铢积寸累，溢案盈箱。凤枝趋庭之暇，得闻绪论，年甫十五，即喜搜罗墨刻，无论精粗美恶，每见必购，每购必藏。时人皆笑为迂，而乐之不厌也。……盖区区笃好，至今四十年矣。[1]

毛凤枝深受其父影响，十五岁时就留意于此，终其一生，对搜集整理金石兴趣不减。在陕居住多年，他日常相与来往的在陕学者，如孙三锡、张曾、李勤伯等，都有金石癖，这些学者又多为西安的书画金石社“青门萍社”的主要成员，③交流探讨碑石资料是其交流的重要内容。其中成员之一蜀人李嘉绩，在光绪初任官陕西，毛凤枝曾入其幕府，常为其校订所得碑拓，李嘉绩编《汧阳述古编·金石篇》，所作考证大多为毛凤枝所撰。或许受毛凤枝影响，民国时期陕西著名学者、其侄毛昌杰于金石学亦颇有造诣；其门生顾家相之子顾燮光为毛凤枝刊刻遗著数种，亦金石名家，著有《梦碧簃石言》等多种金石学著作。

《存逸考》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产生的。对于此书的撰作缘起，毛凤枝认为金石易散，惟有著述可传之久远，因此从保留金石负载的文化意义看，这一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他在《存逸考·后序》中说：

金石文字无聚而不散之理，如欧赵诸公，以及都氏元敬穆、赵氏子函崡、顾氏亭林炎武、郭氏允伯宗昌、钱氏竹汀大昕、孙氏渊如星衍、朱氏近漪枫、毕氏秋帆沅、黄氏虎痴本骥，收藏极为富有，今其箧中拓本不知归于何所，独所著金石诸书，至今炳炳在人耳目。然则藏弆虽多，固不若著书之可久也。凤枝窃托斯旨，集为是编，以为秦中掌故，且以识家学渊源其来有自云。[1]

《存逸考》即以他序言里提到的这些前贤的金石著作，以及没有提到但是却是《存逸考》著作基础的王昶《金石萃编》等这些书为研究起点，对他所收藏的关中历代金石，包括瓦当、碑碣、墓志、塔铭、经幢、造像等进行编录，考其存逸，并对《金石萃编》《古志石华》等书未收、舛误、文字有异的地方，特别是对其中有关作者、时代和相关重要知识点的碑石文字，详加考辨。这也是《存逸考》中最富学术性，对后世学者最有价值之处。此书著录上限，作者虽云断自秦始，实则亦收传为周代的瓦当，下限则至于唐，共一千三百余种。四易其稿，“创始于光绪乙亥（1875）夏，告成于光绪己丑（1889）秋”，[1]可谓是十年辛苦不寻常。

二

金石著录的体例，自乾嘉以后已形成一定规范，如《金石萃编》的体例是题目下注明碑刻、器物的尺寸和所在，录文之后附有他书著录的题跋，最后为作者的考释或按语。《古志石华》亦是志文后附按语。《存逸考》体例大略若此，不同之处在于分府县立目，各府县下按照时代先后著录所收金石，每种著录其书体、书者、年代、存逸、藏地或收藏者，碑志全文见于他书者略而不引，未见他书者全文备录，已为己之另外两部金石著作《金石萃编补遗》《古志石华补编》所收者则略引，遇有文章出色者亦备录全文，之后对碑志文字所涉各方面知识进行考证。需要说明的是，毛凤枝所云“关中”虽与清代行政区划中陕西省内的关中概念一致，但还是酌收了少量今甘肃、青海和新疆境内较著名的碑刻，可视为对关中金石的补充或者附录。

作者虑碑石显晦无常，久而无征，因此重点在于著录存逸，“俾存者可知其方隅，逸者仍留其姓氏。……兹编所载墓志，能实指其处，即云现在某所，否则以葬地为凭”。[1]著录金石存逸在此书之前已有先例，如清道、咸间吴式芬的一系列金石著作，著录了清中期以前金石文献的存逸、所在等。对于关中金石存逸，《雍州金石记》《关中金石记》都有简略记录。毛凤枝在这方面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特别是关于瓦当的存逸，之前未有著录，毛凤枝首发其例。因此对于学者调查寻访有关关中金石的下落，了解金石流传过程，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书虽名为“存逸考”，实则受其他金石著作影响，碑刻所涉音韵、文字、史事等，作者都有详细考证，多有精辟之处。诚如顾燮光所评：“要之椎轮大辂，不废先河。”[2]160

如卷十所收《诸葛武侯新庙碑》，是碑现存汉中勉县武侯祠，石虽完好，然经后人改凿甚多，金石诸书多有著录。此碑第一行云：“贞元三祀，时承盛秋，□□府王左仆射冯翊严□”，修庙之人“严□”，名已磨泐，后人有补刻此碑者臆补为“武”。严武为唐代名臣，位高权重，且因与杜甫关系密切而享有很高知名度。清初以来所修地方志多承此说，清康熙六年重修之《陕西通志》“诸葛武侯庙”条即载此碑为严武所修。毕沅《关中金石记》否定严武之说，定为舒王谟，没有说明何据。稍后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三著录此碑，对“修庙者为严武”之说进行了辩驳，认为两《唐书》未载严武有“左仆射”之职，且严武卒于永泰元年，不应贞元三年仍在世，此碑非严武所修无疑；同时又对毕沅之说作了辩驳，认为舒王亦未尝有左仆射之官，且与“冯翊严□”亦无关联。王昶之辩极是，但是修庙之人为谁仍不能考订。毛凤枝则根据其任官时间在贞元三年、官衔有左仆射、冯翊这三条关键材料，考两《唐书·严震传》严震贞元三年为兴元节度使，封为冯翊郡王，勉县正在其治下，与此处职衔若合符节，可证修庙之人为严震无疑。今人陈显远《勉县武侯祠庙“唐碑”初考》根据史书相关记载，亦考为严震，但其显然并没有看到毛氏此书，做了重复劳动。[5]

又如卷五所收《路诠墓志》，志主之姓适在缺处，全文载毛氏《古志石华补编》，志主题衔为“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泰州诸军事、泰州刺史、上柱国、宣城（以下缺）”，志文中又有“宣城县开国公”字样；又志主“祖彩，魏奉朝请、礼部侍郎，周使持节（缺）恒、怀、夏四州刺史，阳平郡开国公。神机朗察，遐迩挹其清润（缺）。父兖，隋大兴县令、内史舍人、兵部侍郎、左武卫将军、长秋令、太府卿、金紫光禄大夫、阌乡县开国良公”。毛氏因志文中有“昔汉启玄图，伏波功参”数字，以汉伏波将军路博德事证之，补志主姓为路。又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路氏有“文升，字文升，平、爱、秦三州刺史，宣城县公”，其“祖彩，后周夏州刺史；父兖，隋兵部侍郎，阌乡公。”[5]3408与此志志主及其父祖名字、官衔适相一致，因此断为一人。由此亦可补《新唐书》之缺。《全唐文补遗》第七辑亦收此志，补志主姓为马，未说明理由。[7]262当同样以“伏波功参”句，因汉另有一伏波将军马援，因此定为马姓，然未有其他证据支持，仍当以毛氏所考为是。

由于此志称路诠为阳平清水人，毛凤枝遂以为路氏郡望，并以之纠正他书之记载。如韩愈有《路应神道碑》，云路应为平阳人。毛凤枝引《旧唐书·路随传》云路随“阳平郡人”，《路严传》云路岩“阳平冠氏人”，认为韩愈的“平阳”之说乃“阳平”之误，应从志以“阳平”为正。实际上唐人所谓“某地人”的说法很模糊，或指郡望，或指乡贯，或指本籍。毛氏既考志主为路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路氏自汉博德始居“平阳”，则平阳当为路氏郡望，路氏后人或移居阳平，阳平为其乡贯或本籍亦未可知，韩愈所说未可遽断为错。

毛凤枝在考证碑刻同时往往又说开去，附录多有其他考证，如卷二附录《尚书八座考》，对“尚书八座”到底指哪些官职、从秦到唐的演变都做了详细讨论，认为唐时“八座”指左右仆射与六曹尚书，非如有的观点所认为的指各部侍郎。又如卷三《金满县考》、《沙州考》、《和林考》，详考这些地名具体所在，名称演变过程，给后人提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卷四《〈周礼〉“廞”字考》，列述《周礼》中出现的“廞”字，郑众、郑玄等的解释，结合《说文解字》，梳理出来 “廞”字具有三种不同含义：陈设、欣喜、淤塞。考证功力深厚，贡献颇多。另此书末附《石刻书法源流考》一文，对于指示古今书法南北派别，眼光独到，评骘允切，至为详尽，且有对各种金石文字的真伪考证，可视为一部中国唐前书法碑刻简史。

但此书也存在很多疏漏之处，顾燮光说：“当时山河修阻，交通阻滞，而征引诸书未广，且断自唐代，亦嫌稍隘”，并且计划“暇时拟广辑群书，为之补正”，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2]156又顾燮光友人党晴梵亦云：“暇日亦尝披览，疏漏实多。”[4]44岑仲勉《金石证史》中针对此书有数十条辩误。[8]

这些疏漏涉及音韵、文字、史事考证等多个方面，如上述关于路氏族郡望的判断，是因对唐人籍贯表达情况不了解所致。其他还有断句错误，如卷六所收《常丑奴墓志》，志文叙其历官云“迁天官府治中士。司会治本，文昌枢密。”毛凤枝在志文后考证云：“迁天官府治中士司会。案……《北周书·宇文护传》有膳部下大夫，天官府治中士司会，亦其属也。”按志文中“司会”不与“中士”相连，而应断属下句。《唐六典》卷六“比部郎中一人，从五品上”条注云：“魏氏置，历晋、宋、齐、后魏、北齐，皆有郎中。后周天官府有计部中大夫，盖其任也。”[6]194司会本为《周礼》天官之属官名，职掌财务经济，后亦用为动词，指掌管财务。据《唐六典》，比部（计部）所掌为财务诸事，故“司会治本”，即对所掌事务之说明。且“司会治本，文昌枢密”这种对举的写法，也是时人行文的风气。

引文不严谨，如卷五《皇甫景元等造千佛像碑并碑侧》，毛氏引《咸宁县志》一段文字，考碑之所在与来历，云出马氏《陕西通志》。实则所引文字俱节自清嘉庆《咸宁县志》卷十二《祠祀志》“圆通寺”条，并非出自马理等修（嘉靖）《陕西通志》。

《存逸考》引书虽广，然难免疏漏，有些甚至令人扼腕叹息。如卷七收《李楷洛碑》。李楷洛是平定安史之乱，有唐室中兴再造之称的功臣李光弼之父，新、旧《唐书》附传于李光弼，事迹记载甚为简略。此神道碑为杨炎所撰。杨炎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在财政经济制度创建方面的贡献，在德宗朝任宰相时，创行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杨炎在当时文名隆盛，代宗大历时官吏部郎中、知制诰，掌诏敕的撰写，文笔颇受朝野人士赞许，与同享盛名的常衮合称“常杨”。所撰《李楷洛碑》堪称是他的代表作，“词甚工，文士莫不称颂之”，[10]3419甚至唐德宗“尝得炎所为《李楷洛碑》，置于壁，日讽玩之。”[6]4722毛凤枝将此碑文全文备录，但毛氏所见碑铭磨泐过甚，所录缺字过多，很多地方难以读通，铭文部分尤甚，所录什二而已。而铭文恰是古人逞其文彩斐然之处，故所阙尤令人叹息。

然查阅宋徐铉所编《唐文粹》，此碑文恰收其中，且相当完整。与毛氏所录字数基本相同，文字差异甚小，不同处多属碑字辨识不同所致，可以确定为二者同源。用《唐文粹》之文，恰可补足毛氏录文所缺。又，毛氏断言碑文是《文苑英华》版刻文字的删节，因为他注意到《文苑英华》亦收此文，曰碑文计九百余字，而版文一千五百余字，字数较碑文多出六百，且文字差异较大，因此认为是“上石时重加删节”。实际情况则并非如此。以铭文而言，一百六十字，毛氏仅录出四分之一。《唐文粹》所录和《文苑英华》相较，二者用韵不同，字句不同者亦超太半，故此当视碑文为勒石时，或因原文过长而作者另行撰作，毛氏删节之说并不可信。一位墓主之神道碑而两作，且各有千秋，杨炎之文笔纵横，可谓名不虚传。清嘉庆年间编《全唐文》，杨炎两篇《神道碑》均被收入，亦可见编者将其视为两篇不同作品。由此可见，毛凤枝并未阅过《唐文粹》，亦未翻检《全唐文》。

三

《存逸考》的刊刻，费尽周折。毛凤枝生前曾受门生顾家相资助，准备刊刻而未果。《存逸考》书后顾家相跋文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

既官萍乡之三年，得先生札，称手著《金石存逸考》成书，家相亟邮致百金，怂恿付梓。寻又得先生书，谓遭家难，前寄资已耗去，未及开雕。家相复言江右刻工值廉，乞以定本见畀，当独任其事。顾先生不欲重累家相，又其时别有允佽写刻之费者，遂未许家相所请。

顾家相光绪丁亥（1887）调任江西萍乡，毛凤枝是书成于光绪己丑（1889），正是顾家相在萍乡之第三年。虽有顾家相的资助，但是还未刻成，毛凤枝不幸于光绪乙未（1895）去世。两年后，顾家相遣人专程前往西安，终于拿到《存逸考》稿本，并予以刊刻。

今岁之夏，遣伻赴秦，间关三千里，往返数阅月，一昨言归，出丰山畣书，乃赍是编藁本偕来。数年之愿，幸而获偿，不禁狂喜，而又涕泣随之，悲吾先生之已不及见也。……家相于金石之学，曾未究心，不能为一辞之赞，爰命儿辈就藁本写定尺寸行列，悉依《南山谷口考》之式，付诸手民，并述其缘起如此。……光绪廿有三年仓龙丁酉长至前十日，门下士会稽顾家相拜手谨跋。

目前所见《存逸考》的版本主要有两种。一藏台湾中研院，标为“清光绪间作者手定底稿本，宋体工书”，原本无缘见到，然已影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可以判定实为写样待刻本。④可以看出刊刻工作毛凤枝生前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当光绪己丑年书成之后，写样准备上木。前有总目，标为十二卷，毛凤枝序、例言、引用金石书目，正文仅八卷，有毛凤枝批注。书未刻成，原因有多种，内容尚需完善也应是其中之一。就这八卷而言，和后来的刻本前八卷相比，仍缺少部分内容，如卷一西安府无“补遗”部分，并脱北周《平东将军右银青光禄造像题字》条大半文字；卷八脱《莒公唐俭碑》《尊胜陀罗尼经咒石鼓》《雍州同官县武定村造阿弥陀四面像铭》等条。从作者在此本上的大量手批字句可见，他对此本是不满意的，虽已写成样例，然并不准备以此付诸枣梨。

毛凤枝在写样本中的批注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文字措辞的修改、格式的调整，如“现在”改“见在”，“《春秋左氏传》隐公元年传”，改为“《春秋隐元年》左氏传”等。又如卷一《峄山刻石》条对“陀”字的训释，原文作：

碑云：“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陈香泉氏亦禧《金石逸文录》云：“‘陀及五帝之‘陀即‘他字。”今案，石刻本“陀”字本作“阜”旁，不能改作“他”字，且“他及五帝”，其文不词。案古字从“它”从“也”之字可以互通，此“陀”字当作“阤”解。……又案《说文》“阤”字从“也”，秦碑从“它”。

批注修改为：

碑云‘陀及五帝”，案“陀”或作“阤”，“ ”、“ ”二篆相似，故古书从“它”、从“也”之字每每互易。本作“迤”，有连延义。

凡此种修改，关乎到准确理解训识文义，因此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二是调整顺序。如卷一《王智明造白玉石像记》条，批注曰“补”，当是移入“补遗”。三是内容修正。如卷一《周骠骑将军云阳县开国男巩宾墓志铭》，原文作“全文见《隋唐石刻拾遗》”，改为“全文见《古志石华》”。四是补入新的内容。如卷一《峄山刻石》条，文末补入“今世以传有《永乐大典》本、邹县本、江宁本、日本重摹本，皆字画小”数字；卷二《东陵圣母帖》文末补入：“翁覃溪曰：石属□‘大和四年裴柳同登楷题四行，即唐雁塔题名残刻之尚仅存者，宋时借用其前半空石刻怀素草书耳”数字；卷四《太常寺奉礼郎李继墓版文》上，批注添加“《李术墓志》，李翱撰，元和九年正月十九日。查原文补入。”

毛凤枝自言此书历十余年方才完成，前后修订数次。写样本的批注修改正可以反映出作者不断搜罗金石、不断完善文字的真实过程，亦可识其著书为学之历程。

另一种版本为光绪二十七年顾氏江西刻本，封面书名篆书，题签者为“豫宁葛成春”，豫宁乃江西武宁旧称，葛成春即此书顾家相《跋》所云“同校字者……武宁葛明经成春”。扉页记云“光绪辛丑夏会稽顾氏刻于江西萍乡县署”，辛丑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文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前有毛凤枝序、例言，十二卷，后二卷为目录，后有毛氏后序，附录《石刻书法源流考》，末有顾家相跋文。

另据顾燮光自云此书：“己亥家君为刻于长沙，余与校雠之役”，[2]156“光绪末叶，燮光奉先君子命监刊于长沙”，[3]其友人党晴梵亦说：“此书鼎梅（顾燮光字）之先君为刻于长沙，板存西安顾氏寓中。鼎梅久居上海，板为家人窃售于竹笆市瀛记书局。鼎梅今夏旧地重来，始赎还之，璧还珠归，亦一幸事也。”[4]44光绪己亥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于辛丑仅先二年，揆诸情理如此短期不应有重刻之举，顾氏所云长沙本与萍乡本当是一刻。另从这些记载看来，此书刻成后确未再刻。刻书时间、地点之歧异或为肇始于长沙而毕功于萍乡所致，抑别有原由。

顾家相最终拿到、据以刊刻的稿本和写样本并不尽一致。毛氏在写样本上的批注，仅有很少一部分见于刻本，如上所述批注的第二、三种情况。另外两种情况，文字的改动，不知是否因作者认为字句之争，无碍大义，后来再作修订时并未采用；补入的内容，特别是要补入的墓志，在作者晚年，这些技术性的工作可能主要依赖于子侄辈，这大概也是这些文字未能补入的原因。

除此之外，刻本和写样本在文字上亦稍有差别，如卷二《东陵圣母帖》条，写样本作“此帖字迹颇难识认……出此帖释文以示余”，批注改“识认”作“辨识”，刻本作“此帖字迹难识……尝为此帖释文，出以示余”。因此顾氏所据既非写样本，亦非写样本毛氏所改，当是写样本之后，毛凤枝还有一种最终的修订稿本。

目前所见除了这两种本子之外，另有一种撮录不分卷的民国十年（1921）钞本藏于上海图书馆，作者不明，仅撮录碑志名称及书体、年代等基本信息。⑤

综上，《存逸考》的可贵是由其内在的价值所决定的，这是由作者对关中地区的金石碑刻收罗较为全面，集中反映了关中地区碑刻文化的深厚底蕴，虽然其中存在一些问题，仍不失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金石学著作，只要细心地加以清理，就能克服其缺点，焕发其应有的光彩。

注释：

①关于明末清初陕西金石研究对于顾炎武复兴清代金石学的影响问题，笔者拟撰

专文讨论。

②据毛昌杰所撰《续修陕西通志稿·毛凤枝传》，有《关中金石文字古佚考》二

卷、《关中金石文字古存考》一卷、《四部提纲》一卷、《季汉忠烈赞》一卷、

《滕王阁诗叙批注》一卷、《汲古阁两汉书校勘记》二卷、《寓志于物斋随笔》

三卷、《诗文续编》二卷，均未刊刻，均已散佚；又有《两汉书地理志今释》、

《通鉴地理今释》两书未竟。但据顾燮光《新编·跋》说，陕西学政柯逢时曾

缮录毛金石全稿，后归顾家。又其《梦碧簃石言》（王其祎校点、顾燮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