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国强

关键词：隶书;方正;文徵明;吴门

明代是吴门书家队伍空前壮大并形成流派的时期。明初宋克被誉为吴门书派的始祖，然后又有徐有贞、沈周、李应祯、吴宽、王鏊等人，而真正将吴门书法推向高峰的是祝允明和文徵明，此后又有文徵明后人及其门人，由此形成了王世贞所谓“天下法书归吾吴”的局面。吴门书家大都修养全面，诗、书、画无所不能。在书法方面，他们也各体兼工。就隶书而言，他们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面貌。就风格发展来讲，吴门隶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吴门前期的隶书，第二阶段为文徵明的隶书，第三个阶段为文徵明后人及其门人的隶书。

一、吴门前期的隶书

宋克（1327—1387），字仲温，一字克温，自号南宫生，长洲（今属江苏苏州）人，是明代初期闻名于书坛的书法家。宋克的书法成就主要在于他的章草，而其隶书我们并不多见。其传世的主要隶书作品是《郭畀〈幽篁枯木图〉卷引首》（图1），“青云直上”四字用笔厚重，起收笔含蓄饱满，并不刻意追求蚕头雁尾，结构平实，字形方整。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白石翁、玉田生等，长洲人，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为“吴门四家”。沈周传世的主要隶书作品有《题〈茶磨屿图〉》和《题〈新敦图〉》。其隶书用笔轻松，略显瘦硬，与画面笔调一致。

王鏊（1450—1524），字济之，别号守溪，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王鏊是祝枝山的老师，文徵明的长辈，对吴门书派的影响很大。王鏊传世的主要隶书作品有《题明沈周〈壑舟图〉》（图2），每个字都打破了界格的局限，方切入笔，波挑极为明显，但有些笔画稍显轻浮，个别字出现了行书笔意。

以上三人的隶书作品流传很少，也并没有形成强烈的个人风格，但是他们作为吴门书派的前辈，为后世隶书的发展树立了榜样，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文徵明的隶书

文徵明（1470—1559），原名壁，字徵明，42岁起以字行，更字徵仲。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曾官翰林待诏，长洲人。文徵明是吴门书派的领袖人物。其流傳的隶书特别多，以引首、跋尾为最，还有少量独幅作品，如《康里子山书李白诗卷隶书跋》《〈清明上河图〉记》《隶书〈千字文〉》《自题〈金山图〉轴》《〈永赐难老图〉（并诗）引首》《自书〈赤壁胜游图〉引首》《真赏斋铭（并序）》（图3）等。

（一）文徵明隶书取法的多种观点

关于文徵明隶书的取法，一直众说纷纭。首先文徵明对汉碑下过功夫是无疑的。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汉隶韵要》，这是文徵明集汉隶所成，也是他在隶书上的用功体现。当然曹魏时期的《受禅碑》《劝进表》是其受益最多的，王世贞不止一次提到这点。

《弇州四部稿》云：

衍又曰：“隶书，人谓宜扁，殊不知妙不在扁，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衍此语尤合作，正《受禅》《劝进》之所以妙也，近代文徵仲得之。

又《弇州续稿》之《古隶风雅》云：

余九友斋偶与谈古隶，自文待诏父子殁，几遂绝弦，而二君子颇抉《许昌》《孔庙》之秘，因采诗之半以授简，而二君子又懒于笔，所书者仅得十二耳。

金冬心认为文徵明隶书取法蔡邕和顾戒奢。而王澍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文徵明主要取法《受禅碑》《劝进表》，还取法唐代欧阳询：

文待诏隶书，金寿门谓其源出自蔡邕而效法顾戒奢。顾戒奢书，寡陋者未之或见，中郎《鸿都石经》未尝见，数百字未见有一毫似处。余谓待诏此书，专师钟繇《劝进》《受禅》二表，而兼取欧阳询《房彦谦碑》。[1]

除此之外，对文徵明隶书有重要影响的是元代隶书，比如元代虞集的隶书。盛时泰在《苍润轩玄牍记》中云：

予幼时闻横泾顾师言，文徵仲隶书是学虞道园者，曩见虞公题画上十数字，今以此本印之，可翩翩见其笔意矣。

其实对文徵明影响最大的元代书家当数赵孟。文嘉《先君行略》云：“公平生雅慕元赵文敏公，每事多师之。”赵孟多种书体的能力也直接影响了文徵明。一前一后，两者隶书分别代表了两个时代隶书的最高水平。

当代傅申先生认为文徵明可能受到前人姚绶的影响[2]。文徵明是否真的受姚绶的影响，很难下结论。但明代书家的隶书的确有相似性的一面，这也说明文徵明的隶书受到同时代书家影响是必然的。

以上关于文徵明隶书取法的记载各不相同，但结合具体作品来看，文徵明的隶书主要取法魏晋并传承元代风格。当然大字和小字两种隶书风格也是有所差异的，大字隶书方整端庄，受到《受禅碑》《劝进表》的影响更加明显。小字隶书用笔劲挺，结构谨严，显然更加接近赵孟等元代书家的隶书，也符合吾丘衍“挑拔平硬如折刀头”的艺术主张。此外，我们会发现文徵明乃至整个明代隶书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很多字法结构已经超出了隶书的范畴，大量掺杂篆书结构，这一点也说明文徵明受到元代隶书的影响。

（二）明清两朝对文徵明隶书评价的差异

明代对文徵明隶书评价普遍很高，如文嘉《先君行略》云：“隶书法钟繇，独步一世。”王世贞《弇州四部稿》跋《文太史四体〈千文〉》云：“文待诏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又云：“徵仲恒自负隶法，则不让古人。”丰坊《童学书程》云：

本朝无能分书者，沈度、程南云、金湜辈皆肥浊， 而徐兰之杜撰， 予固已论之矣， 唯近时文仲子始以汉碑为准。[3]项元汴《蕉窗九录》云：

隶古，在明世殊寥寥，闻惟陈文东、文徵明、文彭数人而已。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

今世人共称唐隶，观史惟则诸人之笔，拳局蠖缩，行笔太滞，殊不足观。至元则吴叡孟思、褚奂士文，皆宗梁鹄，而吾松陈文东为最工。至衡山先生出，遂迥出诸人之上矣。[4]

黄道周撰《石斋书论》云：

八分以文徵君第一。[5]

清代对文徵明隶书的评价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周亮工《赖古堂集》云：

汉隶至唐已卑弱，至宋元而汉隶绝矣。

明文衡山诸君稍振之，然方板可厌，何尝梦见汉人一笔？

王弘撰《砥斋集》云：

汉隶之失久矣，衡山尚不辨，自余可知。[6]940

汉隶古雅雄逸，有自然韵度，魏稍变以方整，乏其蕴藉，唐人规模之，而结体运笔失之矜滞，去汉人不衫不履之致已远。降至宋元，古法益亡……粗俗不入格，太可笑。

独怪衡山宏博之学，精邃之识，而亦不辨此，何也？[6]942-943钱泳撰《履园丛话》云：

至文待诏祖孙父子及王百穀、赵凡夫之流，犹剿袭元人之言，而为钟法，似生平未见汉隶者，是犹执曾玄而问其高曾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7]

明清两朝对文徵明隶书的不同观点，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清两朝隶书观的差别。明代人推崇《受禅碑》《劝进表》等曹魏碑刻，并将曹魏隶书和汉隶统称为汉隶，并赞同吾丘衍的隶书观。王世贞总结：“汉法方而瘦，劲而整，寡情而多骨。”而清代人认为吾丘衍“方整寡情”的隶书观说的是魏碑，并非汉碑。这是明清两朝隶书观最主要的差异。但是对我们今天的書法研究和书法创作而言，不能因为清代人的观点就完全否定文徵明的隶书，就像不能因为米芾说“柳与欧为丑怪恶札之祖”，我们就否定柳公权和欧阳询一样。书法固然有高低之分，但是未必清人隶书就完全超越了明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特殊的审美，书法风格自然不同。以文徵明隶书为代表的明代隶书实际走的是一条统一化道路，大字整体趋向方正谨严，小字走向方劲古拙。尤其是小字隶书题跋是明代隶书一大特色，充满了文人的典雅之美和书卷气息，也是前代隶书没有的风格。这种风格或许可以为今天的隶书创作指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三、文徵明后人及其门人的隶书

文彭（1498—1573），字寿承，号三桥，别号渔阳子、三桥居士、国子先生，明湖广衡山人，系籍长洲。文徵明长子。以明经廷试第一，官国子监博士。文彭流传的隶书作品很多，主要有《跋唐寅行书律诗》《跋宋马和之〈诗经·周颂〉十篇图》《前后〈出师表〉》《跋顾从义刻〈淳化阁帖〉》《隶书〈有美堂记〉》《陈道复〈墨花图〉引首》（图4）、《跋陆治〈琵琶行图〉》《跋唐寅〈睡女图〉卷》等。

王世贞于《弇州续稿》评文彭云：“先生少承家学，善正行草书，尤工古隶，咄咄逼其父。” 许谷撰《文国博墓志铭》评云：“先生字学钟、王，后效怀素，晚年则全学过庭，而尤精于篆隶，索书者接踵不断。”二人用“尤工”和“尤精”来突出文彭在篆隶上的成就。文彭的篆书作品并不多见，著名的如《〈溪山雨意〉引首》，按照葛鸿桢先生的说法：“这四个字已经摆脱了李东阳的传统和其父文徵明的风格，与陈淳的篆书作品相比，其审美取向较为一致—略带草意，因而更具潇散之气。”[8]217这种“略带草意”的“潇散之气”在文彭的隶书中也同样体现了出来，展现了文彭敢于摆脱父亲束缚的勇气。正如詹景凤所说：“文彭篆分真行草并佳，体体有法，并自成家，不蹈父迹。”

文伯仁（1502—1575），明代画家，字德承，号五峰、摄山老农，湖广衡山人，系籍长洲，文徵明侄子。文伯仁传世的主要隶书作品有《题朱氏〈七景图〉》《题〈秋岩观瀑图〉》《题〈溪山仙馆图〉》《题〈兰亭修禊图〉》等。仅从字法来看，其隶书与文徵明的处理方式非常相似。但是或许是文伯仁自身性格原因，其隶书并不像文徵明那样严谨，书写更加轻松随意，分割空间也不是完全对称，颇有稚拙之趣。这一特点在吴门隶书中并不多见。

文震孟（1574—1636），初名从鼎，字文起，号湘南，别号湛持，长洲人。文徵明曾孙。年五十始成进士，崇祯初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文震孟传世的主要隶书作品有《明崔子忠〈长白仙踪图〉引首》《明张宏等〈苏州太守寇慎去任图〉引首》《冯祯卿〈竹石图〉卷引首》等。

文震孟这三件隶书中以《冯祯卿〈竹石图〉卷引首》“清风分节”四字水平最高，打破了类似吴门隶书方正的感觉，追求字形新奇的同时又不失合理性。如“风”字颇有趣味;“虫”部甚至出现行草书的笔意;而“节”字最后一竖向右转，跟“分”有很好的呼应，同时也能保持自身结构的平衡。而《明崔子忠〈长白仙踪图〉引首》又极具文彭隶书的气息。

陈道复（1483—1544），初名淳，字道复，后以字行，改字复甫，号白阳山人，长洲人。曾从文徵明学书画。擅画花卉，笔致放逸，自成面目。山水亦佳，工书法，善诗文。陈道复传世的主要隶书作品有《〈采莲图〉引首》《题〈桃花坞图〉》《题〈紫薇村图〉》《〈丙舍图〉卷引首》。

明朱谋垔撰《续〈书史会要〉》评云：“善草隶。”笔者并不清楚朱谋垔说的“草隶”指章草还是其他，但是陈道复的隶书的确具有当代所谓的“草隶”笔意。王世贞评其篆书：“不甚经心，而自有天趣。” 隶书也如此，如《〈采莲图〉引首》“若邪溪”三字（图5）是陈道复隶书的代表作，虽然方切入笔，如“折刀头”，字形方正，但是笔势上已经跟吴门大多数人的隶书有很大的区别，明显有行草书那种奔放的感觉。又如《〈丙舍图〉卷引首》“丙舍图”三字行草笔意就更为明显了。这件作品的笔意在篆隶之间，在风格上与后来赵宧光的“草篆”非常相似。傅申先生有《从陈淳到赵宧光的草篆》一文，其观点也不无道理。

朱朗，生卒年不详，字子朗，号青（一作清）溪，明苏州府（今江苏苏州）人。师文徵明，称入室。朱朗仿文笔毕肖，凡有所作多托徵明名，而世知之者少。朱朗传世的主要隶书作品有《题〈芝仙祝寿图〉》，此作书写轻松活泼，不失吴门隶书的法度。

陆师道（1510—1573），字子传，号元洲，更号五湖。长洲（今苏州）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工部主事，改就职于礼部。师从文徵明。陆师道传世的主要隶书作品有《题王穀祥〈玉兰花图〉》《文徵明四体〈千字文〉引首》。明冯时可撰《冯元成集》评云：“师道工小楷及古隶。”明朱谋垔撰《画史会要》云：“晚岁尤工隶书。”就其风格而言，陆师道完全传承了文徵明的隶书面貌，并没太多新意，小字用笔轻快，大字笔法精到、结构严谨。

陆士仁，生卒年不详，字文近，号澄湖，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陆师道之子。约活动于万历年间。山水画风雅洁，颇有文徵明遗风。陆士仁传世的主要隶书作品有《隶书〈千字文〉》《〈溪山集胜图〉引首》《题明李士达〈三驼图〉》。

陆士仁隶书最好的作品当数《隶书〈千字文〉》，赵宧光撰《金石林绪论》评云：“陆士仁《四体》效文。”陆广明跋《四体〈千文〉》云：“先君子幼习太史公书，片楮只字无不临摹，几于入室，即千文之备四体者，生平不下数十本。”[9]的确，我们将陆士仁《隶书〈千字文〉》跟文徵明的相比较，不管用笔还是结字，都是吴门中最像文徵明的。肖燕翼先生在那篇《陆士仁伪作文徵明书法的鉴考》中，即认为包括文徵明《四体〈千文〉》在内的许多作品是陆士仁伪作。

许初，生卒年不详，曾任南京太仆寺主簿、汉阳府通判等职。工篆，庄整而秀，兼善楷、草，法“二王”。亦工大书，又能刻印，为吴门名家。許初传世的主要隶书作品有《陈道复书画引首》。篆书是许初的主要成就，如著名的《杜甫〈秋兴〉八首篆书册》是其代表作。同时，他受文彭的影响，是一名重要的文人篆刻家。因为其善篆书，故隶书用笔游刃有余，以圆笔为主，书写轻松，更显温婉、流美。

王穉登（1535—1612），字伯穀、百穀，号半偈长者、青羊君、广长庵主、解嘲客卿等，江阴（今江苏江阴）人，移居吴门。王穉登传世的主要隶书作品有许多，如《钱穀〈丹霞图〉引首》《莫是龙书画引首》《宋写生四段引首》《元鲜于枢行书韩昌黎〈送李愿归盘谷序〉引首》《陈道复〈牡丹图〉引首》《陈道复〈曲港春燕图〉卷引首》《陈道复〈荷花图〉卷引首》《文嘉〈江南春图〉卷引首》《题沈周〈吴中山水十六景〉》等。

陶宗仪撰《书史会要》评云：“十岁为诗，长而骏发，名满吴会间，妙于书及篆隶。”朱谋垔撰《续〈书史会要〉》云：“时作隶书，亦入妙境。”《游居录》云：“王伯穀隶书遒古，大胜真草。”如果说陈道复的隶书在某种程度上对文氏隶书有一定“突破”，那么王穉登则是在传承文徵明隶书风格的基础上仍有所创新，不失新颖。王穉登在用笔上追求圆润劲挺，很少有涩笔，结字上跟文徵明也有区别，不是一味求方正平稳，大小不作均等。如《宋写生四段引首》“马远写生”四字（图6），“马”的右边靠近纸边，所以右边笔画齐平，左边用弧线，能跟“远”字很好呼应;而“写”字结势奇特，“生”字最后一横跟“写”字在笔势上有很好的承接。

张复（1546—1631），字元春，号苓石，江苏太仓人，少年时从钱穀学山水画，摹荆浩、关仝、马远、夏珪、黄公望、沈周画作，博采众长，晚年自成一家，为吴门名家。张复传世的主要隶书作品有《题茗话斋园》，隶书“茗话斋”三字流畅遒劲，方整秀逸。

顾亨，生卒年不详，字汝嘉，长洲人。官至中书舍人。书学王、欧、虞、赵，尝受教于衡山之门。顾亨传世的主要隶书作品有《文徵明〈句曲山房图〉引首》（图7），四字大小相等，笔笔中锋，字形平实方正，但总体稍显拘谨。皇甫汸《长洲志》评其云：“行草篆隶并入能品。”

朱治登，生卒年不详，与胡师闵并师文徵明书法。徵明遗迹，世所珍藏，大半为二人之代笔。朱治登传世的主要隶书作品有《题周之冕〈螳螂柳蝉图〉》。此件隶书起笔斜势切笔，点画瘦硬，雁尾平出，不做向上波挑，字法多用篆字，是吴门隶书典型的风格。

总之，文徵明后人及其门人的隶书总体上继承了文徵明的风格，偶有创新。如文彭隶书更具潇散之气，文伯仁隶书的书写更加轻松随意，许初隶书更加温婉、流美，王穉登隶书结势更显奇特，他们共同形成了吴门隶书的总体风格。其中陈道复在隶书上的突破最为明显，正如王世贞所云：“不甚经心，而自有天趣。”（王世贞《弇州四部稿》）

四、结语

以上我们列举了明代吴门书派中主要的隶书名家及其作品。吴门书派前期主要以宋克、沈周、王鏊为代表，虽然这几位书家的隶书作品很少，作品风格并不稳定，但他们的全面性影响了文徵明。文徵明将明代隶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方劲古拙、斩钉截铁”是这个时代隶书最显著的特点。在文徵明的影响下，其后人及其门人书写隶书者众多，如文彭、文伯仁、文震孟、陈道复、朱朗、陆师道、陆士仁、许初、王穉登、张复、顾亨、朱治登等，其中以文彭水平最高，后代也往往将文彭的隶书跟其父文徵明并称。但整个吴门书派在隶书上最具突破性的则是陈道复，其“所写的篆隶书不再像文徵明及其更早的篆隶书家那样谨慎规矩了，而是加入了草意”[8]10。在吴门书家之外，我们还必须谈及晚明另一位隶书名家宋珏。宋珏的隶书并没有完全摆脱明代人的笔法，他从《夏承碑》入手，却改变了元明以来取法曹魏隶书的传统。从隶书发展过程来看，这已经是独立之举了。宋珏的隶书又直接影响了清初的郑簠、万经等人，促进了前碑派书家隶书的革新与发展。由晚明入清的遗民中，也有许多擅长隶书的名家，如王铎、王时敏、傅山、程邃等人，他们在隶书上的创作实践为清代隶书的全面复兴和发展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