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湛

《龙藏寺碑》，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586）十二月五日立，隋代著名正书碑刻。碑阳三十行，每行五十字，额正书三行共十五字，碑阴及两侧均刻题名。碑文内容主要记述佛教历史及建寺缘起。此碑书法遒丽宽博，上承汉晋草隶，下开唐楷先河，为研究书法艺术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原碑在今河北正定隆兴寺，由于日久风化，捶拓者多，碑体大部已漫漶，故其早期拓本弥足珍贵。目前所见《龙藏寺碑》拓本以明初拓本为最早。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两件《龙藏寺碑》拓本，经详考，分别为明中期拓本和明末清初拓本，存字虽比明初拓本略少，但仍属稀世之珍。

一、《龙藏寺碑》旧拓存世情况

目前所见《龙藏寺碑》最早拓本为康熙时黄云（仙裳）旧藏的明初拓本，同治间归嘉兴唐翰题，后归沈郑斋，现藏于上海图书馆。该拓本存字最多，较近拓少损七八十字，捶拓亦最精[1]。明初拓本还有一件王懿荣藏残本，缺第四行“下坐斯来舍”后二十八字，经张彦生用嘉道黑墨精拓本补全。另有端方旧藏本，拓墨过浓，装裱乱，题为宋拓，实为明中期拓本[2]。以上三种拓本为世所熟知较早者，另有明末以后拓本，损泐较多，此处不叙。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两件《龙藏寺碑》拓本，均装裱成册，其一（郭尚先跋本）为二十六开，每开八行，每行七字，册前有王懿荣子王汉辅题“隋龙藏寺碑”，罗振玉题“明初拓龙藏寺碑”，册后有清代学者、书法家郭尚先用泥金书写的跋语：“此书实为贞观诸家导之先路，张公礼在尔时无书名然能事，固足与史陵方驾。碑立于随（隋）而书齐官，其与用汉腊何以异哉。”该拓本流传有绪，经郭尚先、王绪祖、杨应询、吴乃琛等金石家鉴藏。主要钤印有“旧史氏”“语溪吴氏华澄阁金石”“澄观草堂鉴藏”“吴乃琛印”“赆忱”“鄦阁眼福”“石门吴乃深赆忱珍藏”“汉唐宋石墨四宝之庐”“河岳庵”“金石承家学”“黄叶村庄吴氏家藏”“杨应询字苍育”“洎阳杨氏珍藏”等。此次出版的即为该拓本。

另一拓本（曹溶藏本）也裱为每开八行，每行七字，惜为残本，缺其中“慧灯翻照”的“照”字至“结瑶葺宇”的“葺”字，共五十六字。该拓本册后有清代金石家、书法家张廷济、赵烈文的跋文。此拓本最早由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曹溶收藏，后归吾进、秦褧孙、陈剑伯。主要钤印有“剑伯读碑记”“陈氏金石”“褧孙精鉴”“吾进私印”“林素书房”“曹溶秘藏”“曹溶私印”“洁躬”“大末吾氏书画记”等。

二、国博藏《龙藏寺碑》拓本的年代及价值

从拓本存字的考据上说，明初拓本的特点为：碑末署名“张公礼”三字未泐，且首行“解脱源深”的“解脱”二字可见;第三行“释迦文”的“文”字完好，下不连石花;第四行“具诸佛智”后的“灯”字完好，下不连石花;第六行“雹草持律”四字完好。至明中叶拓本如端方藏本，“文”和“灯”二字下面已连石花，“持律”二字损，其他损泐字也较多[3]。

考国博两件拓本的内容和年代，曹溶藏本首行“涅槃路远”的“路远”二字尚存，第三行“文”字右下已连石花，第四行“灯”字末笔连石泐处，第六行“雹草持律”的“雹草”二字尚存，“持”字存右上部分，末行“张公礼”三字部分笔画有损但仍清楚可辨。（图1—图4）

郭尚先跋本首行“解脱”二字全泐，“文”字右下连石花，第四行“灯”字上半部隐约可见，第六行“雹草持律”四字，僅“雹”字存上半部，“草持律”三字全泐，末行“张公礼”三字存半，略晚于端方拓本。（图5—图8）

两件拓本相比较，曹溶藏本较早。张彦生在《善本碑帖录》“龙藏寺碑”条中提到的“近又发现一残本，较上海图书馆本晚，较端方旧藏本早，今藏历史博物馆”，就是这件拓本。其年代介于上图本与端方本之间，为明中期拓本。郭尚先跋本虽由罗振玉题为明初拓本，然细校之，实为明末清初拓本。从拓工和装裱上看，曹溶藏本文字清晰，字口平匀，装裱时将损字裁去。郭尚先跋本装裱精良，拓工较精，用墨匀净，真实反映了此碑当时的字体与石花状况，为明末清初拓本中之佳作。

清沈赤然在《五砚斋诗钞》中记载他拓《龙藏寺碑》的经过：“乾隆壬寅春，予奉檄赴井陉县，事毕还过真定，遂拓两纸还，而张公礼姓名已漫漶不可辨识，盖去竹垞翁时已百余年，固宜其剥落若此，然完美处自是可爱，今又二十余稔矣。想损于毡槌者益多，并欲如予此本亦不可得也。”（沈赤然《五砚斋诗钞·卷九》）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说明乾隆时此碑已损多字，难得佳拓，国博藏两件拓本得以保存至今，幸甚之至，其重要价值不言自明。

三、《龙藏寺碑》的艺术价值

隋祚短短不到40年，却留下了如此影响深远的著名碑刻，其艺术价值受到各派书家的一致肯定，在书法史上也是很难得的。明代书法评论家丰坊说张公礼中楷《龙藏寺碑》“颇似虞永兴”（丰坊《书诀》）。清人王澍评此碑“书法遒劲，无六朝俭陋习气，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故其风气渐归于正”，是将其定为摒六朝余弊，启唐代正气之风的先导，又说“欧阳公谓有虞褚之体，此实通达时变之言”（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八》）。清莫友芝认为《龙藏寺碑》与《都邑师道兴造像记》《王居士砖塔铭》为一脉：“真书至初唐极盛，而初唐诸家精诣北朝，无不具者，至开皇大业间即初唐矣。此碑置之褚登善诸石中殆无以别，知即所从出也。前乎此之武平六年《道兴造像记》，后乎登善之《王居士砖塔铭》，皆是一家眷属。前辈至谓砖塔乃集此碑字，所为固不必，然亦见其波澜莫二矣。碑在正定城中大佛寺，额字犹完好如新，其结体即开《伊阙佛龛》，其精悍夺人又与《张猛龙碑》额分道扬镳。”（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附录卷二“隋龙藏寺碑”条）而清代学者黄本骥在编《颜鲁公文集》时又说：“隋《龙藏寺碑》，欧阳公以为开欧虞之体，碑阴则颜书所自出也，此语未经人道，附识于此。”以上各种说法，是将《龙藏寺碑》视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等唐代著名书家的楷书发源，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取隋第十一》中的评价更是将其推至六朝和隋碑的巅峰：“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惟有《龙藏》。《龙藏》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郑文公》《敬使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荟萃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虞、褚、薛、陆传其遗法，唐世惟有此耳……观此碑真足当古今之变者矣。”[4]康有为视《龙藏寺碑》为集六朝诸碑之大成，虽然其尊隋卑唐的书观未免偏颇，但《龙藏寺碑》承前启后，开有唐一代遒丽端劲的书风却是毋庸置疑的。

四、《龙藏寺碑》的争论与此碑的独特魅力

历代书家学人对《龙藏寺碑》中的两位人物有着种种猜测，一为碑额所题“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史无详载;一为碑末所署“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之”，下缺，为撰为书不可知。

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碑文载其为“太师上柱国大威公之世子，使持节左武卫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世业重于金张，器识逾于许郭”。说明其出身军功卓著的世家。欧阳修却说“北齐周隋诸史不见其父子名氏，不详何人也”（欧阳修《集古录·卷五》），明赵崡也说“金城王孝，史传逸之，遂无所考”（赵崡《石墨镌华·卷一》）。关于这一点，清代史家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有一段考证：“碑云金城王孝，欧阳永叔赵子函以为齐、周、隋诸史皆无之。以予考之，盖王傑（杰）之子孝僊（仙）也。《周书》：傑（杰），金城直城人，宣帝即位，拜上柱国，追封鄂国公，谥曰威。子孝僊（仙），大象末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碑书僊（仙）为，盖字体之偶异。传不云袭鄂国公，则史之阙也。其仕隋为恒州刺史，在《周书》固不当载，而《北史》亦未增入，此为阙漏矣。”（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八》）所以钱大昕认为，“僊（仙）”与“ ”乃同一字的异体，王孝就是《周书》所载王傑（杰）之子王孝僊（仙）。

《周书》与《北史》均有王傑（杰）传。《周书》载：“王傑（杰），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达。高祖万国，魏伏波将军、燕州刺史。父巢，龙骧将军、榆中镇将。”[5]王傑（杰）于北魏孝武帝初年起家子都督，后因军功卓著，累迁大都督、车骑大将军、侍中、骠骑大将军等。北周宣帝宇文赟即位，拜其為上柱国。“大象元年（579）薨，年六十五，赠河鄯邓延洮宕翼七州诸军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国公，谥曰威。子孝僊（仙），大象末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5]《北史》载：“宣帝即位，拜上柱国。薨。赠七州诸军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国公，谥曰威。子孝遷（迁），位开府仪同大将军。”[6]两段记载几乎一致，唯“遷（迁）”字偏旁不同，应是“僊（仙）”的讹误。

这两段对王孝僊（仙）的记载与碑志中的内容相符，其父祖都颇有军功，王孝僊（仙）本人也政绩卓著，其为恒州刺史是入隋以后事，故《周书》中无记载，《北史》也未曾补入。且隋碑中异体字的确大量存在，故钱大昕的论断是可靠的，也证明了此碑并非后人翻刻（顾炎武认为碑中别字甚多，“则理之不可通者，疑为后人模刻之误”云云，见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二》）。

关于碑末所署“齐开府长兼行参军张公礼之”后为何字，由于明初拓本此字已损，历来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值得一提的是，刻碑时已入隋，张公礼却仍署“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之衔，其入隋不仕、心怀故主的德行深受后人赞赏。郭尚先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所书跋曰：“此书实为贞观诸家导之先路，张公礼在尔时无书名然能事，固足与史陵方驾。碑立于随（隋）而书齐官，其与用汉腊何以异哉。”

可见《龙藏寺碑》能独领隋碑风骚，在历史长河中散发出特有的魅力，不仅因为其平正冲和、集北朝之峻整与南朝之婉丽于一身的高度艺术成就，还有个中人物引发的猜测和探究，以及其与书撰人共同呈现出的端凝风度和清平洞达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