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丹

[摘 要]艺术品价格研究是国内艺术品市场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近年其内在决定因素与外部影响因素、评估体系与评估方法、指数与数据库应用研究方面都已取得长足进展，但由于艺术品价格构成因素复杂、艺术品价格数据质量偏低，面临评估体系缺失、研究结果偏误两大困境。艺术品价格研究的突破方向有三：一是通过市场生态思维拓展、多学科方法融合、全景数据整合，进行系统性突破;二是通过体现中国市场特色、挖掘中国传统智慧、着眼国家监管要求，进行现实性突破;三是通过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大样本与小样本、成交价与估价、公开数据与非公开数据、自动采集与人工采集、量化模型与专家经验相结合，进行技术性突破。构建“政用产学研”协同平台，是实现艺术品价格研究三个方向突破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艺术品价格;艺术品价值;艺术品市场;艺术品评估;“政用产学研”平台

[中图分类号]J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1）02-0059-08

一、国内现有艺术品价格研究的主要方向

国内艺术品价格研究始于1980年代，规模在1990年代初期艺术品市场兴起后不断加大，至21世纪前十年定性研究占绝大部分，近十年量化研究渐成主流。研究主要集中于艺术品价格的内在决定因素、外部影响因素、评估体系与评估方法、指数与数据库应用四个方向。

（一）艺术品价格的内在决定因素研究

研究者普遍认为，艺术品价格由价值决定，价值是价格的内在决定因素，而价值取决于其诸多特征。沈西峰指出，艺术品的定价因素包括题材、样式、大小、创作年代、创作时艺术家年龄、展览次数、获奖次数和级别、重要机构收藏状况、艺术家知名度等[1]。陈奇佳提出，艺术品价格的影响因素包括其稀缺程度、制作水平、艺术家名望等[2]。刘尚勇提出，艺术品的价格由其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市场价值支撑，三者分别来自艺术家的学术影响力和传播力、身份和地位、市场需求的满足度[3]。张东深将中国画的价格特征分为，画家的名望、生存状态以及作品的尺寸、创作年代、题材、装裱形式等[4]。张志元等运用组内固定方法修正完善了特征价格模型，基于OLS回归和断尾回归分析了艺术家禀赋对艺术资产价格的影响[5]。徐晓庚和何双男通过问卷调查分析表明，艺术品价格主要受艺术家品牌价值、藏品特征价值等的影响[6]。

很多研究者发现，艺术品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并不绝对，经常会被无意或有意扭曲。楼上云提出，由于艺术品具有独创性和唯一性，其价格由有限的交换次数确定，往往不是其价值的正确反映[7]。梁振南和简圣宇认为，艺术价值判断有赖于评判者的视角和价值观，许多艺术品价格不能客观地反映价值，也不能反映其全部价值[8]。冯善书指出，自19世纪开始，一些私人大藏家为谋取私利、一些阶层为争夺艺术圈话语权、有些新兴国家为显示文化力量，会刻意抬高某些艺术家或流派的价格[9]。玛丽莎·卡延针对当代艺术价格与价值背离问题指出，收藏家、画商、艺博会与评论家、策展人、美术馆等共同织就网络，利用其影响力和话语权为艺术品定价[10]。

（二）艺术品价格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者发现，市场供求关系、经济环境和文化教育状况等是主要的艺术品价格外部影响因素。李向民认为，艺术品价格背后起作用的两个主要因素，是特殊的供求关系和局部垄断经营[11]。何鸿认为，中西艺术品价格的落差，主要由经济基础、购买力、文化意识等市场因素决定[12]。胡静和昝胜锋认为，市场需求、投资预期与投机炒作、炫耀性消费、社会文化教育水平等外部因素影响艺术品价格形成[13]。丁传国认为，陶瓷艺术品在入市、流通、消费的动态过程中，入市时机、场域、购藏者情况对价格形成起重要作用[14]。马健将影响古玩艺术品价格的最重要因素归纳为，其能吸引到的注意力、收藏家对高价感的满足、投资者对大多数人购买心理的预期[15]。

研究者通过量化研究，验证了多项外部影响因素。刘翔宇基于PEST模型探讨了国内外市场政策、经济发展、社会审美风尚、网络技术对艺术品市场规模和行情的影响[16]。徐硼和罗帆采用皮尔逊（Pearson）分析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法研究了艺术品市场与经济发展指标的关系，表明二者高度正相关，艺术品市场走势与上证综指、深证综指、M1和M2呈格兰杰因果关系[17]。姜赛构建了中国艺术品市场价格向量自回归模型（VAR），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艺术品市场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18]。李東霖以股票市场和书画市场指数数据建立了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表明中国书画市场价格指数受上证指数影响并与之负相关[19]。

（三）艺术品价格评估体系与评估方法研究

很多研究者依据艺术品价格特性，提出了构建评估体系的思路。龚继遂认为，应将艺术品评估划分为画廊、拍卖行两个系统，金融质押、免税捐赠、财产保险、家庭财产规划、公司资产配置等领域应有不同的估价系统和估价方法[20]。孙丽君认为，艺术品并非现成品，而是意义的流动过程，当前的研究体系只能反映艺术品作为现成品的价格，而不能反映其意义流动中的价格变化[21]。陈叙良认为，艺术品评估研究的关键在于从依靠个人转向建构体系，从依靠主观经验转向建立标准规范[22]。王友焱等提出，以劳动力成本、艺术家影响力、作品艺术价值和获得渠道为指标，可建立“区间价位法”九级价格体系[23]。胡月明提出，可由中国艺术品行业协会联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共同推出艺术品评估准则，建立由政府及社会监督、行业协会指导、市场公平竞争、征信体系共同约束的评估体系[24]。

调查分析法、专家打分法两种量化方法，被应用于艺术品价格评估体系研究。强甜甜采用专家打分法，用艺术家情况、艺术品属性、技巧手法、市场评价、社会意义等五大因素24项指标构建了艺术品价值评估体系[25]。魏正聪和周峰通过调查艺术家、收藏家、投资人、评论家、政府文化管理人员，得到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市场价值四项一级指标的20项指标权重值，构建了艺术品价值评估体系[26]。特征价格法作为最成熟有效的艺术品价格评估方法，得到广泛应用。陆霄虹将特征价格法引入中国绘画市场研究，得到了中国画和油画的特征价格模型，测算了中国绘画拍卖市场的特征价格系数[27]。马利娜提出，双对数模型是油画和中国画定价的最优参数模型，将作品的价格特征归纳为物理属性、作者属性、销售属性[28]。向宁将绘画的价格特征分为作品属性、作者属性、拍卖机构属性，认为对数与半对数混合模型是中国绘画价格的最优参数模型[29]。

（四）艺术品价格指数与数据库应用研究

相比艺术品价格评估研究，艺术品价格指数研究更为充分。西沐指出，优秀的市场指数能够简约、直接地反映市场发展状况与变化，为认识市场发展规律与态势提供重要参考[30]。吴钲铎溯源艺术品市场指数历史，勾勒了中国艺术品市场指数的发展脉络[31]。周思达和杨胜刚比较了美国梅摩艺术品指数和国内雅昌艺术品指数，并对中国艺术品市场指数编制和数据库建设提出建议[32]。朱映凤和西沐分析了苏富比艺术品市场指数、梅摩艺术品指数、中国艺术品市场行情指数、雅昌艺术品指数、Artprice艺术市场信心指数、Artnet艺术品市场指数的编制方法[33]。黄隽分别论述了平均价格法艺术品价格指数、艺术品市场景气指数、艺术品市场先行指数[34-36]。崔学静提出了具有普适性的特征价格指数模型和综合交易指数模型，用以构建艺术家指数[37]。贾晓贝分析了以平均价格法、重复交易法、特征价格法、混合模型法构建的艺术品价格指数以及艺术品市场信心指数、溢价指数，探讨了艺术品指数在市场分析预测、财富管理、价格评估等方面的应用，指出了其数据代表性、准确性以及模型完善度等问题[38]。

国内影响最大的艺术品价格数据库，分别由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潍坊银行艺术金融研究中心创建。前者基于“雅昌中国艺术品数据库”推出了反映艺术品市场价格走势和运行状况的指数体系，并提供多种定制化的艺术品市场数据分析、报告和估价服务;后者基于“中国艺术金融数据库”编制了中国艺术金融指数体系，并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包括史跃峰的《中国艺术金融数据库建设及其应用研究在潍坊银行艺术金融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西沐的《中国艺术金融数据库及其应用对艺术金融产业的推动》、朱映凤和柯俊峰的《中国艺术金融数据库中的艺术品指数与估价》、盛冬冬的《大数据技术在中国艺术金融数据库建设及其应用研究项目中的应用》、孙石磊的《中国艺术金融数据库系统的特征与架构》、陈中杰和柯俊峰的《中国艺术品估价体系的架构性研究》、西沐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数据的挖掘》、袁慧敏和西沐的《艺术品数据的基本特性》、曲家辉的《艺术品数据采集与管理》等

参见潍坊银行创办的《艺术品鉴·中国艺术金融》2015年第1期、第3期、第4期以及2016年第2期、第3期。。

二、国内艺术品价格研究的两大困境

（一）艺术品价格构成因素复杂导致评估体系缺失

艺术品价格与价值关系是长期困扰研究者的问题。价值是所有商品价格研究的核心，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两大价值理论都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其价值（即有用性）决定的。二者区别在于，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其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而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使用者对其效用的主观评价，通过边际效用计量。劳动价值论强调价值的客观物理属性，效用价值论强调价值的主观心理属性。在普通商品那里，由于使用者对商品主观心理评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客观物理属性，二者比较容易得到统一。但艺术品提供给人的效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物理属性承载的信息，而非其物理属性本身。这使得艺术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与其提供给人的效用量有很大差异，其价值不能按照工时成本估算，从而出现非常普遍的价格与价值不符现象，二者的背离很难用惯常理论思路解释。

艺术品价值的信息性及判断的主观性，使其市场价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均衡价格理论认为，供求双方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可通过竞争自发形成均衡状态，成交价格会趋近均衡价格。该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商品具有同质性，可以解释大部分同质性商品的价格形成。但艺术品属于典型的异质性商品，所承载信息因题材、样式、创作水平等的差别而异，在流通过程中还会因艺术家的知名度、影响力以及作品的展览、获奖、收藏状况、流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很难形成稳定的均衡价格。此外，艺术品既是有形的物质产品，也是无形的精神产品，具有消费品和投资品双重属性，交易者主观心态各异。当艺术品作为消费品时，其蕴含的精神价值很难客观量化，消费者的个体文化修养、兴趣偏好、心理取向以及流行时尚等，都会影响其价值判断。当艺术品作为投资品时，投资者的专业知识、经验、阅历、参照标的选取以及政策法规、宏观经济、行业状况，都可能影响其对艺术品未来价格的预期。

艺术品价格构成因素复杂，使其在不同保有状态、交易环节、交易途径中有不同的价格构成逻辑，不同交易机构有不同的定价系统，不同评估目的有不同的估价方式。尽管研究者已经提出很多艺术品价格体系构建思路和指标体系，但至今无法形成公认、通行、权威的标准规范和检验方法，以至于开展资产评估行業管理和服务的法定组织——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也未能在珠宝之外涉及其他艺术品门类。

（二）艺术品价格数据质量偏低导致研究结果偏误

艺术品自身的异质性和价格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使艺术品价格研究高度依赖数据。充足、真实、透明的艺术品价格数据不仅是量化研究的重要基础，也是定性研究的重要依据。

由于艺术品种类多、数量大，艺术品价格研究数据通常采自各种艺术品市场数据库，因拍卖数据较容易取得，国内外艺术品市场价格数据库几乎均采自拍卖市场。也就是说，目前大部分艺术品价格研究基于拍卖市场。总体而言，欧美国家的艺术品拍卖数据比较公开透明，特别是苏富比、佳士得等著名拍卖行积累了大量高品质原始数据，以其为依据已取得高质量的量化研究成果。比如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ER）早在1993年发表的《艺术作为投资品：现代版画市场》，利用现代版画重复拍卖价格估算了1977—1992年的价格指数，并将其与传统金融资产做比较;同年发表的《品味分析：三个世纪以来的艺术与金融市场》利用1715—1986年的绘画重复交易价格构建了艺术品收益指数，以比较绘画价格变动与股票市场波动的关系，评估艺术品投资的风险和收益特征。

然而，艺术品交易除公开拍卖市场，还包括画廊、经纪人、艺博会等不公开市场，尤其在国内，不公开市场交易占总交易量的60%以上。国内不公开市场交易的真实数据大多集中在圈子内，因交易地点分散、地域性强、信息披露零散，加之缺乏完备的艺术家数据库和作品登记制度，外界能获取的信息极不完整。由于无法获取全面的市场数据，基于拍卖数据的艺术品价格研究结果只能代表高端市场，很难反映整个市场。更重要的是，国内拍卖行业良莠混杂，除了由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严格把关的拍卖企业，不乏假拍、拍假、拍后拒付现象，成交价格被普遍高估。此外，国内艺术品价格数据库因采集时间和成本限制，难以绝对严谨，经常出现艺术品名称错误、尺寸误差、成交价不准确等现象。也有一些数据库为追求数据量而故意放松取样要求，包含了大量可疑数据和垃圾数据，数据可信度较低。

缺乏高质量的艺术品价格数据，已经成为制约国内艺术品价格研究的突出问题。艺术品价格数据质量低下会使各类估价指标、价格模型有所偏差，各种指数逻辑关系和具体算法也会出现错误。不论量化研究还是定性研究，其结果或结论都难以准确描述历史走势，对现实和未来的指导作用更为有限，远不能满足建立艺术品市场诚信机制、定价机制以及开展艺术品资产管理、艺术财富管理、艺术品投资咨询等需要。

三、国内艺术品价格研究的三个突破方向

（一）艺术品价格研究的系统性突破

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将研究对象看作有机整体，并从整体出发研究系统中各要素的关联。目前艺术品价格研究的很多全局性问题尚未解决，长期受评估体系缺失问题困扰，其原因正是系统性不足。对此，可从市场的整体性、研究方法的融合性、数据的全面性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突破。

1.市场生态思维拓展

市场生态思维是将市场看成链状、网状的生态系统，从线性到全局洞悉市场系统的内在结构，洞悉市场要素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在结构复杂的艺术品市场生态系统中，艺术品价格是多方主体互动的结果，一切价格数据都具有鲜活、旺盛的生命力。在艺术品价格研究中，对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应用也应多向流动，形成交织的网络。从更广阔的生态系统看，艺术品市场只是庞大艺术产业链中的一环，它在自我调节、自我进化的同时，不断与外部进行着信息与能量的交换。艺术品价格研究应该突破封闭的艺术品市场局限，将视野向外拓展至整个艺术产业维度。以艺术品市场生态思维建构艺术品价格研究体系，可以活化市场数据资源，形成综合的艺术品价格研究应用模式、路径和方法，从而提升整个艺术品市场的信息化程度、运行效率和治理水平。

2.多学科方法融合

艺术品市场是艺术与经济融合的产物，艺术品价格是市场供需博弈的结果，不仅与艺术品本身属性有关，又与信息传播、交易者个性和社会心理等有关。所以，艺术品价格并不只是市场交易的记录，也是艺术传播动向、艺术市场心理趋向的标尺，继而成为判断市场走向的工具。近年，国内艺术品市场已由收藏拉动转变为投资拉动，艺术品被赋予很多金融功能，艺术品价格的金融属性显著增强。由此，艺术品价格研究必然会涉及艺术学、经济学、传播学、行为学等多个学科，但目前多数研究者受学科背景束缚，局限于艺术学或经济学思路，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只有以多学科视角，并整合调查研究、文献研究、个案研究、统计分析、大数据分析、数学建模等方法，积累跨学科研究经验，才能形成对艺术品价格更实质性的认识。

3.全景数据整合

目前的艺术品价格研究资料，多采自国内的雅昌艺术网、国外的Artnet、Artprice等艺术品数据库以及国内外艺术品拍卖企业，以其保存的大量艺术品拍卖数据为主。除此之外，在京东、阿里以及国内外各类网购平台，保存着大量的艺术品交易及相关数据，在国内外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大量历史文献中，保存着零散的海内外艺术品交易、艺术品流传、艺术品交流数据。这些被普遍忽视的现实和历史数据，都有待收集利用。将其挖掘整合盘活后，可以形成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全景数据集，以其为依据，可以构建出更为丰富可信的艺术品市场价格指数体系，构建出更适应艺术品鉴定、艺术品价格评估、艺术品财富管理、艺术品投资咨询等的估价体系。

（二）艺术品价格研究的现实性突破

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国内艺术品价格研究没有自成体系，理论研究与现实脱节是原因之一。目前其面临的最重要现实问题，是如何应对艺术品市场的经济、文化、政策需求，可从其中国特性、传统文化智慧以及国家监管要求三个维度实现突破。

1.体现中国市场特性

由于欧美艺术品市场研究较早，特别是艺术品拍卖、投资等研究更为成熟，国内对其思想、理论照搬较多。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交易主体、交易行为、交易品种、发展阶段、规范程度等有自己特性：其一，发展迅猛。虽起步于1990年代初，但交易总额在2011年即以2 100余亿元位居世界第一[39]，此后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其二，秩序混乱。长期面临诚信机制建设缓慢，鉴定评估机制发育滞后，制假、贩假、假拍现象严重，监督管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40]。其三，转型加速。近年由礼品市场向消费收藏市场转型，新科技融合加快，疫情影响下线上交易活跃。艺术品价格研究应针对国内市场特性，充分发现并掌握其价格数据特征，形成能够解释中国市场结构、规律、状态和趋势的研究体系和方法。

2.挖掘中国传统智慧

中国艺术品市场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交易目的、定价方法、传承方式中的很多传统智慧保留至今，甚至成为当下市场的底层结构。比如，收藏者希望“子孙永以为宝”，定价方法上“法书约字以言价”“绘画以尺幅长短论价”，将“名位、品第、年成”作为绘画定价因素并以反映内容的“品第”为重，认为经典作品需经岁月去伪存真“久而后定”，强调“名价”与“品价”终会实现归一，讲究经营中“君子怀德，价必正”，等等[41]。近年，中国艺术品市场逐渐由国际化回归本土化，艺术品价格研究挖掘傳统智慧，可以从中发现一条隐含的价格主线，并使之成为观察中国艺术品市场本土性的重要依据。这也是形成艺术品价格研究中国学派的必由之路。

3.着眼国家监管要求

艺术品的异质性、艺术品价值判断的主观性，使艺术品价格很容易与价值背离，在高度网络化、金融化的中国艺术品市场，背离现象更为严重。为加强艺术品经营活动管理、规范经营行为，文化部于2016年公布了《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所规定的明示担保制度、尽职调查制度、评估服务责任与义务中，都涉及价格问题。与艺术品市场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也涉及艺术品价格。同时，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大力鼓励和重点关注之列。艺术品价格研究应结合国家法规政策要求，为艺术品市场监管治理提供全面、系统、充分的依据。

（三）艺术品价格研究的技术性突破

艺术品的异质性和艺术品交易者的差异性，使艺术品价格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其价格评估的方法远比普通商品丰富。在研究中，可针对具体情况从指标设定、样本处理、价格形态选择、数据选取与采集、人机智能交互等方面进行技术性突破。

1.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结合

客观艺术品价格指标主要来自艺术品自身和市场历史数据，能够反映静态的市场状况。主观艺术品价格指标主要来自交易者，包括其对艺术品的评价、对当前市场的态度、对未来市场的信心等，能够反映动态的艺术品市场趋向。随着艺术品消费的普及，消费者主观差异会日益凸显，在金融属性不断增强的投资型市场中，价格会日益倾向主观。针对目前艺术品价格研究主要集中于客观指标、对主观指标认识不足的状况，可将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结合，通过主观指标的客观化，最大限度解决艺术品价格研究中各要素间孤立的问题。将各类市场参与者的主观因素分解为特征变量并建立模型，可以对艺术品价格未来趋势有更精准的预测。

2.大样本与小样本结合

通常统计数据量越大代表性越高，从抽样中得到的结论总会有偏差，比如观测数据来自同件作品的重复销售法代表性十分有限。艺术品的异质性使大样本显得更为重要，价格研究中增加样本量是一大趋势。不过，正因为艺术品差异性大、价格形成和构成复杂，样本越大，统计结果反而针对性越差。目前量化研究的通病是过于笼统和抽象，建立一个包括所有艺术家、所有流派、所有地域的价格指数，大而无用。折中方法是从大样本中选取代表性样本，比如在艺术家群体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在其作品中选取代表性作品。只有将庞杂的艺术品市场尽可能细分，再针对不同艺术品类、市场领域、交易者选取代表性样本，才能够对具体的市场实践起到指导作用。

3.成交价与估价结合

成交价格向来受艺术品价格研究者高度重视，特别是被画廊、艺博会、私下交易作为定价参考的拍卖成交价。但行为经济学大量实验证实，人们在市场中可获得的信息有限，其交易决策并非全部理性，交易行为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艺术品和交易者的异质性使成交价格经常很偶然，特别是在高端拍卖市场经常出现成交价大起大落。相对而言，拍卖行、画廊、经纪人的估价来自交易者之外的第三方，评估者会更理性地做出判断，更易于反映市场总体走势。实际上，艺术品估价和成交价是互为参照的产物，价格长期走势是理性估价和非理性交易双向调适的结果。通过适当途径采集并利用估价，特别是拍卖行估价，不仅可以获得更充足的研究数据，也能使成交价得到合理修正。

4.公开数据与非公开数据结合

拍卖交易数据公开、集中、容易获取，大部分艺术品价格研究建立在其基础上。但由于国内拍卖数据质量堪忧，拍卖价格有效性日益受到质疑，必须重视以往难以观测的不公开的画廊交易数据、艺术家直接销售数据、经纪人代理交易数据等。在采集非公开交易数据时，为防止交易者因技术欠缺而误报或因顾虑监管而瞒报，可通过建立共赢机制和保密机制形成激励。采用不公开数据能够弥补公开数据量的不足，增加数据的利用广度和整体有效性。公开数据与非公开数据结合实际是将非公开交易数据公开化，包含不公开交易数据的价格研究更接近市场的深层结构，研究结果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市场行情。

5.自动采集与人工采集结合

通过计算机爬虫技术从互联网自动采集数据，可以尽可能多地采集到数据和数据指标，其数据体量大、成本低，将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充分结合后，可以为艺术品价格数据采集、研究、应用提供强大支撑。相反，人工采集效率低，但在采集时间、空间、方式、数量上有其灵活性，可以面向画廊、艺术家、经纪人等不公开市场，采集指标的设定可以更为细致，所获得的数据针对性更强、精准度更高。将自动采集与人工采集结合，可实现优势互补。在利用自动采集技术提高人工采集效率的同时，利用人工监测干预提高自动采集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从而快速获得大量针对性强、可信度高的数据。

6.量化模型与专家经验结合

量化模型能够增加价格评估的快捷性和精准度，比如利用艺术品的尺幅、签名、主题、题材、材质、形制、展览、销售、创作时间、成交时间和地点等价格特征，完成价格回归统计。为了弥补量化模型无法照顾艺术品个体差异的不足，通常会将其与人工经验结合，比如对于难以被自动量化但最能体现艺术品差异的作品精彩程度，通常由模型估计出价格区间后再由专家根据精彩程度加以调整。该方法虽能充分体现专家的经验优势，但也可能使前期很多工作被遮蔽。对此，可由资深经营者、藏家或画家将数据库中的样本先按精彩程度归类，再据其建立更精细的量化模型。将数据分类处理前置，可使其他特征变量系数更为精准，量化结果更为客观。

四、国内艺术品价格研究的突破途径

上述系统性、现实性、技术性方向的突破，可以通过“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实现。略述如下：

其一，就系统性而言，“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可由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的一方或多方主导搭建，将四者以及用户集聚后，可形成由知识体系、技术体系、信息体系构成的综合系统[42]。在艺术品价格研究“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上，知识体系依托各方专家，能够实现多学科知识的跨领域整合;技术体系利用通信新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及时获取信息、挖掘数据，能够生成与需求紧密对接的艺术品价格服务和产品;信息体系使各方信息與数据互动共享，使各方既是艺术品价格服务和产品的使用者，也是服务和产品的生产者，还是知识和数据资源的提供者。借此，可实现艺术品价格研究的市场生态思维拓展、多学科方法融合、全景数据整合。

其二，就现实性而言，“政用产学研”协同由传统的“产学研”协同演进而来，顺应科技创新由生产中心模式向需求中心模式转变的趋势，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协同基础上增加政府、用户两大单元。在艺术品价格研究“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上，政府和用户是服务与产品的最终使用者。随着新时代经济结构快速转型和文化产业地位凸显，艺术品消费市场和艺术品投资市场体量日益加大，在艺术品交易和艺术品资产管理中，急需能够体现中国艺术品市场特色、体现中国传统智慧的产品与服务，政府对艺术品市场的监管调控也需要充分的价格数据支持。“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为艺术品价格研究提供了最现实的需求端口，找到了最现实的出发点和归宿。

其三，就技术性而言，“政用产学研”协同为技术整合和提升提供了强大支撑[43]。以往的艺术品价格研究多由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成果多停留在理论层面，技术多服务于理论建构。“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让研究者从高校和科研机构转向市场和产业，其技术必须直面现实需求中的具体情境，直面市场实际中的诸多矛盾。在艺术品价格研究“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上，高校和科研机构是技术和人才的产出者，用户和政府是技术产品的使用者，企业则是技术创新转化为产品应用的孵化器，是用户需求拉动技术创新的中继站，五者的紧密结合，便于实现指标设定、样本处理、价格形态选择、数据选取与采集、人机智能交互等方面的技术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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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王友焱、苏涛、何俊艺：《关于中国艺术品价格评估体系的新思考——当代国画“九级区间价位法”模型探讨》，《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8期。

[24] 胡月明：《中国艺术品评估体系构建探讨》，《艺术品鉴证·中国艺术金融》2018年第2期。

[25] 强甜甜：《中国艺术品金融化现状分析和艺术品价值评估体系构建》，南京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14年。

[26] 魏正聪、周峰：《艺术品价值评估体系的探索与构建》，《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27] 陆霄虹：《中国当代绘画艺术作品特征价格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位论文，2009年。

[28] 马利娜：《基于Hedonic模型的中国绘画艺术品定价研究》，北方工业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

[29] 向宁：《中国绘画艺术品价格模型研究》，湖南大学学位论文，2015年。

[30] 谢雯：《西沐：要重视艺术品市场指数研究》，《美术报》2013年2月23日。

[31] 吴钲铎：《艺术品市场指数的初步研究》，上海大学学位论文，2014年。

[32] 周思达、杨胜刚：《艺术品指数编制方法的比较分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33] 朱映凤、西沐：《国内外艺术品指数研究》，《艺术品鉴·中国艺术金融》2015年第2期。

[34] 黄隽：《艺术品价格指数构建方法——平均价格法》，《艺术品鉴·中国艺术金融》2015年第2期。

[35] 黄隽：《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景气指数”》，《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5月4日。

[36] 黄隽：《探究艺术品市场先行指数》，《金融时报》2017年2月17日。

[37] 崔学静：《基于Hedonic特征价格模型的艺术家指数》，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位论文，2016年。

[38] 贾晓贝：《艺术品指数五十年：回顾与展望》，《艺术品鉴证·中国艺术金融》2018年第12期。

[39]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2011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40] 西沐：《新时期中国特色艺术品市场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culture/gd/202006/16/t20200616_35142500.shtml。

[41] 李万康：《中国古代绘画价格论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9、83、69、119页。

[42] 宋刚：《钱学森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视角下的科技创新体系——以城市管理科技创新体系构建为例》，《科学管理研究》2009年第6期。

[43] 西沐：《中国艺术品市场定量研究及其发展趋势》，《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 孙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