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广永

[摘 要]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正确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在原因及发展趋势。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原因。从人力资本发展的角度审视世界生产力的重新布局，既能从宏观上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能显现个人在这个大变局中的作用和价值。这有利于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制度自信，同时可以引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造福全人类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唯物史观;人力资本;世界变局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1）02-0036-09

前言：理解世界生产力布局与国际格局的逻辑关系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说：“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1]2017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要求大家要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明确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此后在多个重要会议和场所，习近平总书记都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对我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有着清楚判断，这有利于我们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能够临危不乱、沉着应对。近年来，学术界也对怎样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状、原因、趋势，及我国的对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特别是国际政治学界研究得更加深入。

当今世界呈现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直接原因在于世界主要国家力量对比处在深刻变动之中，而各个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最根本原因则是各个国家生产力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我们分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唯有从这个立场出发，才能正确看待为什么当今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发展趋势如何，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尽管已经有些学者从唯物史观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但是鉴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重大且会长期存在的现实，我們认为完全有必要继续进行深入分析。毫无疑问，就中国而言，四十多年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首先归因于改革开放，即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调整。本文不再探讨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调整，而是着重从构成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人”或者是“劳动者”的发展来探讨生产力在世界的新布局，以及这种新布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发挥的作用，以便我们能够从根本上更好地坚持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教育立国，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从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做，既能从生产力的宏观视角审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能从个体微观角度看到个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作用和价值。

在展开本文的论述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两个历史事实。第一，现代国家关系和国际格局从价值上遵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国家相互平等的准则，但是事实上国际格局仍然由各国综合国力来决定，而决定各国综合国力的最核心要素就是生产力，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更是清楚证明了这一点。俄国十月革命之前，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掌握着全世界最为先进的生产力，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主宰了世界格局。十月革命后，国际格局发生变化，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生产力布局发生变化，苏联崛起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其他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衰落，先进生产力逐渐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布局，国际格局演变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结束后，中国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致使中国拥有了工业革命以来未曾拥有的话语权。第二，在世界格局中拥有话语权的国家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正是因为现代教育可以为国家提供充沛的人力资本，使得这些国家可以拥有发达的生产力。在这些国家，教育与生产力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理解了上述历史事实所包含的逻辑，也就理解了本文的逻辑。

一、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是导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试图分析和理解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不禁由衷赞叹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洞悉人类历史秘密的能力，他们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3]68于是当我们面对以中美各领域摩擦为典型代表的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和纷争时，就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从容而正确地应对。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看清楚正是因为内部分工而导致的阶级分化和斗争促使不同国家采取相应的国际交往方式。通过梳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思想、 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思想、分工促进生产力发展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等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在原因。

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之前，对于到底是什么力量主宰着人类社会，特别是当出现了阶级和国家，出现了阶级斗争和国际纷争等个人难以主宰的重大外部力量时，在巨大的历史时空中，个体的渺小和无助，使得人们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于是人们要么认为是神，要么认为是杰出英雄人物主导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种错误的唯心史观当然不能正确解释人类历史。随着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大工业时代到来，唯物史观的诞生也就是历史的必然。恩格斯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4]到经济中去寻找，就是到实现经济活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寻找。因此，离开现实的生产实践活动去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注定走向歧途，也是徒劳的。

只要有分工，就会有矛盾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有力地论证了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分工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斗争，因为与分工同时产生的还有分配。当分工遍及世界范围后，在一定程度上因分工而导致的国内阶级矛盾会以民族和国家之间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直观的表现就是国际纷争乃至战争。利益之争是造成各种国际纷争乃至战争的最根本原因。因为分工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也造成了分配的不公。自然也造成了分工不消灭，各种矛盾斗争也不会根除。

当分工跨越民族和国家，在世界范围展开时，民族历史就成为世界历史，国际格局就处在经常性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动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最初的分工形式是物质生产同精神生产的分工，最初的体现场所是家庭，然后逐渐体现在家庭之间。在此之后出现了所有制，“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3]84。当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导致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最初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就发生了变化，进而就出现了阶级和国家。分工造成了对个体的压迫，形成了个人驾驭不了的异己力量，但是分工也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是连续的、加速度的。尤其是当地理大发现后，紧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现代大工业生产开始在世界布局。尽管这种布局最初是以工业国家向殖民地及其他落后国家掠夺原料倾销商品为主要形式的，但是这已经把世界所有民族都卷入到了全球化的浪潮中，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因此，民族的历史逐渐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88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唯一的巨大推动作用。“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阶级。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经典描述，使我们直观而清楚地认识到，生产工具全面而迅速的改进在世界格局和面貌剧烈变革中的前提作用，这其实就是指作为生产力核心要素之一的生产工具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生产工具的全面而迅速的改进，使得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才能生产出廉价的商品，从而开辟世界市场，进而使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各个民族的历史只有进入共同的世界历史，才有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基于利益的纷争，这也包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仅对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新布局与国际格局的关系，即国际分工与世界格局的关系做一个简单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了世界产业布局。发达国家因为内部产业升级而把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新的分工。

美国一直是世界产业分工的主导者和掌控者，也是世界格局的主导者和掌控者，即使苏联成为冷战期间的两极之一，也没能从根本上撼动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二战结束后至今，世界大致进行了四次产业升级和转移。20世纪50年代美国开始了第一次产业升级，大力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和汽车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把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转移到德国、日本等国家，使得美国不仅成为西方阵营的领导者，而且在战后两极格局中也牢牢占据了有利地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了第二次产业转移，美国、欧洲、日本把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等新兴市场化国家与地区转移，自己则大力发展汽车、航天、电子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期间苏联虽然在军事科技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其计划经济体制，使其在世界产业布局中分量不足。20世纪70年代末期，受石油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开始把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自己着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以上三次产业升级和转移，都是发达国家把自己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第四次产业转移。这次产业升级和转移规模深度都超过了从前，不再是简单的投资设厂，而是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包括了研发设计，甚至技术的转移，特别是把发达国家已经成熟但相对落后的技术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牢牢把握住了世界第四次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机遇，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使得中国在世界格局中获得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国际地位。

同时我们也看到，发达国家因为产业升级和转移，国内的就业状况、阶级结构、社会结构、分配结构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在美国传统制造业领域里，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蓝领阶层大量失业，引发了他们不仅对本国金融资本家和新兴高技术阶层的不满，也引起了他们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不满，这些人认为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于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政客为了选票，煽动极右民粹，不仅撕裂了美国社会，而且以各种方式极力打压中国。从中我们清晰看到，世界产业分工，即生产力的世界新布局引发了世界格局的变化。当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美国因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始终主导和控制着世界的产业升级和分工，仍然处于世界产业链的顶端，因此在世界格局中，中国还没有能力取代美国，我们切不可因为既有的成绩而沾沾自喜，我们的发展道路还很艰难、漫长。

二、人力资本在生产力内在结构中的核心作用

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根本原因的相关论述，以弄清楚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生产力发展，否则我们就无法说清楚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更无法彻底说清楚，为什么经过短短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发展的势头依然不减，以至于引起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恐慌，进而他们又采取各種严厉的打压措施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在展开下面的论述前，笔者需要做一简要说明。本文既不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意义上讨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不讨论经济的发展最终是导致人更加从属于资本，还是人最终驾驭资本，只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发展的最根本要素的观点，借鉴西方经济学中人力资本的概念，代指现实的劳动者，来探讨人的发展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进而探讨因为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布局引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人力资本概念的借鉴，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在市场经济时代，人的资本属性不是人的全部属性，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属性，哪怕这个属性有时表现为对人的贬损，它也是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属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背景下曾经以多种方式来表达生产力概念，尤其是对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并未给出一个始终如一的统一界定。我们在此不去探讨关于生产力构成的有关争议。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大致界定生产力的构成要素，那就很难说清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因。生产力是一个系统，其内部的有机构成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人们大都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生产力的概念是比较完整成熟的表达，他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发展的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6]循此表述，再经过斯大林的生产力两要素说，我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生产力包括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三个基本要素，其中劳动者是最主要的，劳动者把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结合起来，实现劳动过程，创造物质财富。劳动工具是劳动资料的典型代表。我们依照这个传统的认识，基本就可以说明人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

（一）从生产力的三要素看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人是生产力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人的生存需要是生产力最基本的前提。“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67但是人的生存不同于动物的生存，动物仅仅依靠本能存活，而人必须通过生产创造财富才能生存。也就是说，生产实践是人类有目的的创造活动。“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3]78-79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人类才有生产力。生产力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于是紧接着一个简单结论就是，决定生产力的大小的一个直接因素就是人口多少。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消费得多，生产得也必须多。这在农业社会尤其如此。所以古代战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掠夺人口，即增加劳动力。劳动力的增加意味着生产力的增强。即使在今天，许多人口大国，尽管现代化水平不高，但是其GDP仍然远高于那些虽已很发达、但是人口却不多的国家，在综合国力上更胜那些发达的人口小国。

人是未特定化的动物，永远处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这个自我完善和发展不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完善发展自我的，尤其是通过教育和学习习得新的能力。人通过学习掌握了新的知识和技能，于是今天的人，生产能力远大于以往农业社会人的生产能力。同样数量的人口会生产出比以往多得多的财富。也就是说，人口质量同人口数量一样重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人口质量的重要性要大于数量的重要性。当然这绝对不意味着我们赞同种族主义。我们所讲的人口质量更多的是在教育的意义上。于是当今世界仍然有许多人口大国的生产力远不如人口少的发达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人力资源的培育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直接标志。动物凭借本能生存，而人能够发明和使用工具，这是人与动物的又一个本质区别。制造工具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制造工具也是人猿揖别的标志。在一定意义上说，制造工具是人类所有实践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人类一直在发明创造并改进工具。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工具在生产力发展中越来越显示无与伦比的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甚至直接推动了社会进步。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7]他还形象地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8]时至今日，5G、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机器人等新技术使得工具的效能不知比过去提高了多少倍。今天的生产力在以几何级数递增。生产力的这种迅猛提高，必然会带来剧烈的社会变革，进而带来国际秩序的变革，仅从这点来看，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必然的。

生产对象作为创造物质财富必要的要素，在今天也日益人化了。人类在农业社会，生产对象基本就是土地。当工业社会到来后，生产对象日益人工化。也就是说人们通过生产加工创造了大量自然界中原本不存在的物品，并以这些人工物品为加工对象，制造出更新品种的物品来满足需要。这不仅是消费品的升级，也是制造品包括制造工具的升级。就以今天人们手机中使用的芯片为例。芯片是一种自然界中原本不存在的物质，人们将其发明制造出来，从而发明制造了手机。而要制造芯片就需要光刻机，越是功能强大的芯片越需要高精度的光刻机，于是就形成了不断升级的产业链条，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整个产业结构中的各个行业都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互依赖，共同推进，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社会生产力。

正如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在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三者中，劳动者之所以是最重要的，不仅是因为劳动者把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结合起来，更是因为生产工具是人发明制造的，劳动对象越来越不再是原始的自然，而越来越多的是人化自然，即使是作为农业劳动对象的土地也是经过人类长期开发培育的土地了。其中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个人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强。不要说现代人比古代人生产能力强出很多，就是现在人的生产能力比起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前人的生产能力都要高出很多。直观的原因就是现代人掌握了最新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把自己武装起来了。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称之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學技术也是由人发明并为人所掌握的。

在现实世界中，生产力的布局是不断变化的。哪个国家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个国家在世界生产力布局中就占得先机;哪个国家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口多，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就强大。要想使更多的国民提高素质，掌握更多、更先进的技术，教育的普及是必不可少的。现代发达国家，以及迅速发展的后发国家，无一不高度重视教育，普及教育，甚至努力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大众化。所以，人口多又掌握先进技术的国家，生产力就强，直接的结果就是综合国力强，进而在世界格局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二）特定民族或国家在特定时代可以通过继承和学习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都是既得的，即人们首先继承了本民族本国家以往的生产力，因此各个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是不一样的。但是各个民族或国家又都可以在既定生产力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高，都存在着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促使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原因在于構成这些国家生产力的各个要素得到了巨大发展，比如人口迅速增加，尤其是掌握了先进生产技术的人口迅速增加，即科学技术的进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科学技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转移和普及，即由原创国家外溢到其他非原创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近代以来原创的科学技术基本上出自欧美等西方国家，导致西方国家生产力远远高于亚非拉其他国家，以至于形成了代差，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走在世界前列，成为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格局和秩序，可以奴役控制落后国家的最直接原因。但是由于资本的逐利性，资本需要开拓世界市场和原料基地，西方国家开始对落后国家进行侵略掠夺，这个殖民掠夺的过程必然造成科学技术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控制不再以极端的战争的方式来实现，更多的是以资本渗透的方式实现，其典型表现就是大型跨国公司全球化的布局。大型跨国公司产业链全球化布局，使得科学技术由发达国家加速外溢到发展中国家。这当然不是资本精英良心发现要推动后发国家的发展，而是只有让一部分科学技术外溢到发展中国家，才能使得跨国公司产业链的中低端部分得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布局，从而在根本上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因为随着生产成本的增长，同时受市场等各种因素的限制，跨国公司在本国国内难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它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布局产业链。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在发展初期只能接受低端产业的布局，并且为了后续发展积累力量也愿意接受由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出来的中低端产业。不同于那种经受血与火的殖民掠夺的被动全球化过程，当今发展中国家由此走上了一条新的全球化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仍然遭受国际资本的剥削，但是其自身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继续发展的力量，甚至为实现自己追赶发达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积蓄了能量。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在当今时代的具体表现。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跨国公司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但是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承接这些由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出来的产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除了要有稳定的政局、良好的法治环境等外部基本要素外，关键要有足够数量的工程技术人才和大量训练有素的合格劳动力。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及型的大众教育是一个基本条件。只有普及大众教育，才能提供必要的工程技术人才和劳动力。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十分贫困的情况下，大力普及大众教育，从而为改革开放储备了大量劳动力，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通过立法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然后又实行高等教育扩招，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得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多数量的人力资源。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基本前提。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由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农民工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绝大部分都不是文盲，中国人吃苦耐劳的传统以及必要的文化素质，使他们能够满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他们与某些亚非拉国家的大量文盲是不一样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教育越来越普及，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也越来越多，作为工业生产基本需要的科学技术很容易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本土的科技创新能力也得到了迅速提高，这并不否认中外教育科技交流对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作用。当然这也充分说明，尽管有些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并不源于中国，但是这些科学技术由发达国家外溢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必然的，发达国家通过专利限制，甚至人为的技术封锁可以在一定时间内限制技术的外溢，但是终究阻挡不了科学技术的外溢。因此，在资本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外溢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们也必须清楚，如果长期缺乏原创的科学技术，一直等待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外溢，其结果就是必然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在国际生产力布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必须长期忍受国际资本的剥削，最终会影响本国生产力的提高。好在中国人不仅能够吃苦耐劳，而且还具有巨大的创新能力。尽管目前这种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我们有信心追赶上来。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已经展示出了这种能力。这是我们有能力赶上并超越发达国家、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标志。

三、通过发展教育扩充人力资本，推动世界生产力重新布局的历史与现实

既然人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那么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就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历史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我们在这里也不是简单重复救亡图存时期的教育救国论。同时在展开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必须说明，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探索教育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实质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论断，进一步深入到生产力内部寻求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从而证明：世界教育布局是促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就是说，人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一）教育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关系的几个正反面实例

从世界历史看，人类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现代科学技术发挥了决定的作用。蒸汽机、珍妮纺纱机等具有典型意义的生产工具的发明直接推动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之所以会有这些革命性的生产工具，前提是现代科学的诞生，而现代科学的诞生离不开现代教育，现代科学的普及更离不开教育的普及。没有教育的普及，就没有工业化。

早在17世纪初，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就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这说明英国比其他国家更早认识到了知识的作用。在这种思想的启蒙引导下，英国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精英教育和科研机构，为英国培育出了像牛顿、达尔文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像瓦特、法拉第这样伟大的发明家。英国凭借当时世界绝无仅有的人才优势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的道路。后来的历史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那就是对比英国和德国的工业化进程，英国用了一百年时间，德国用了六十多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不久，英国便被德国超越。德国超越英国，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比英国更加重视教育。

工业化早期英国不重视国民教育。英国在1870年国民教育改革以前，教育几乎全由教会包办。1870—1809年间，英国政府根本没有给国民教育事业拨款。此后情况稍有改善，1833年拨给学校教育的补助费也仅2万英镑，到1870年虽已增至90万英镑，但是英国政府用于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就花费5 000萬英镑。到1840年，大约1/3的英国男子不会签署结婚登记。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在英国13岁以下的230万儿童中，有100万人得不到识字教育的机会。直到1873年，19%的英国男子和24%的女子仍然是文盲。1865年主要钢铁制造商中仅10%进过公学。

陈利今指出英国早期不重视教育是工业化速度慢于德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处数字出自陈利今：《英国工业近代化速度缓慢原因浅析》，《湖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正因为当时英国的国民教育比较落后，其工厂主的文化科学水平又较低，所以工厂企业的经营管理及其工业化速度就不及德国。

19世纪70年代末，德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工业生产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大力发展教育成为德国迅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18世纪20年代起，德国就实行强制性初等教育的义务教育制。从1816年到1846年，普鲁士的国民学校由20 345所增加到24 044所，学生由116.7万人增加到243.3万人，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从60%提高到82%，1860年代又提高到95%以上。在此基础上，原先实行的强制性义务教育又得到进一步加强。1911年，总人口6 536万的德国，国民学校达6 203所，在校生1 034万人。德国在实行初等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中等教育和技术教育。在1910年，仅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就达135.6万人。到1880年，德国的教育经费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1900年又提高到1.9%。这一年，英国只占0.9%。1913年，德国用于教育的支出达12.09亿帝国马克，仅次于国防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6.8%，占国民收入的2.4%。

林进成分析了德国工业化的特点，指出德国高度重视教育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此处数字出自林进成：《德国工业化道路的一些特点》，《世界历史》1982年第5期。正是因为德国先进的教育，才使得它的国力昌盛起来，进而引起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

美国独立后，大力兴办公立教育，在1781—1789年间制定办学条例，积极发展公办教育。工业革命开始后，联邦政府给各州提供办学补助金，设立师范学校，在实行初等义务教育的同时发展高等教育。到南北战争前夕，`美国已经建立了246所大学，并在全国各城市中办了许多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1862年国会通过《莫雷尔法案》后，美国政府又增加了教育经费，给各州增拨了共达900万英亩的土地，新办起150多所高等学校，其中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名牌大学。④吴晓求分析了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列举了美国和中国的实例。此处数据来自吴晓求：《世界一流大学与国家发展：历史与逻辑》，《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20年第1期。尤其令人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崛起，持续称霸世界百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而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在于美国有全世界最多最好的大学。美国现有高校 4 726 所，在校生 2 100 万人，全日制在校生 1 800 多万人。美国政府对高校的投入占 GDP 的 8%，为世界之最。④

通过对 22 个欧洲国家，1996年到2010年间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和国内生产总值所做的回归线分析发现：在宏观经济层面，人力资本的积累决定了劳动生产率。在其他因素为常数时，劳动生产率的变量有85% 到 95%的比例随着人力资本的变化而变化。决定企业生产力的不再是劳动者组装零配件的效率，而是劳动者的学习能力、沟通技能、反思能力。

程晓对人的发展与资本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力资本促进人的发展，也在一定意义上奴役人，但是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此处数据和观点出自程晓：《人力资本与人的发展》，《哲学研究》2017年第2期。

我们不必在此详细罗列各个发达国家在教育方面的发展历史，只是从上述例子就可以看出，教育与国运之间的密切关系。只有发达的国民教育，才可以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高素质的各类人才，才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只有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基础上，才会推动世界格局的变革。

上述实例说明了发达的教育可以推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反面看到落后的教育，既无力推动国家实现工业化，更无力在世界上争取话语权。这会让落后国家和地区长期被边缘化，处于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大部分非洲国家就是这样。

非洲长期处于西方殖民统治之下，西方宗主国根本没有兴趣在非洲推进国民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非洲只有极少数的精英教育，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殖民者的统治，确保非洲始终是西方国家的市场和原料来源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掀起独立浪潮，但是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彻底改变非洲贫困落后的状况，在许多方面还在遭受着西方国家的隐形控制和压迫。即使到了21世纪，非洲依然没有改变教育落后的面貌。非洲国家的平均识字率只有66%。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2016年非洲共有3 400万儿童辍学，其中的45%从未接受过系统教育。在撒哈拉以南，未成年女性辍学率为35.1%，男性为29.6%，平均辍学率达32.3%，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7.8%。据非盟统计，非洲中学入学率不足50%，大学入学率不足7%。撒哈拉以南非洲高技能人才职位（如教师、学者、金融从业人员、信息软件工程师等）占比仅为6%，远低于全球24%的平均水平。

此处数据出自蒲大可、沈子奕、郝睿：《非洲教育及人力资源的现状与建议》，《中国国情国力》2018年第9期。21 世纪初，非洲真正的高等教育机构不超过 300 所，许多国家只有少量的高等学校，更没建立起时代所要求的、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系统;有些国家甚至一所大学也没有。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2000 年只有2.5%，发展中国家为 10.4%，而世界平均则高达 22.9%。

此处数据出自张艳霞：《非洲高等教育现状试析》，《科教文汇》2009年7月（中旬刊）。正是因为这样的教育现状，尽管非洲有大量的适龄劳动力，本该可以享受人口红利，但是因为人口素质较低，不仅没有原创性的科学技术，而且还难以承担起世界产业的转移。目前世界产业链仍然基本上处在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巴西、智利等少数拉美国家。仅从产业分工来讲，非洲国家就处于不利地位，对许多国家来说甚至没有地位，更不用说建立在综合国力基础上的国际地位了。

（二）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现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同时跟上了世界信息化的潮流，并且依然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民族正在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正在引起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引起了美国的猜忌和打压。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之所以有如此大幅度的提高，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开启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之外，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大力发展教育是我们成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 5.4 亿人口，文盲率高达 80%;小学实际入学率不到20%;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只有11.7万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 GDP 的1.32%。我国现在已经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2018 年小学阶段净入学率达到99.95%，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100.9%，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4.2%，已经超过或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其他各类教育蓬勃发展，2018 年学前教育在园儿童人数 4 656.42 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 81.7%，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88.8%，均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正在向普及化快速推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2.7% 上升至48.1%，2018 年高等教育在学人数3 833万人，比 1978 年增加了近16倍

此处数据引自吴晓求：《世界一流大学与国家发展：历史与逻辑》，《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20年第1期。，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教育大国。时至今日，“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人才红利日益显现。一方面，截至2019年底，我国16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9 640万人，占总人口的64%;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5年，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48%，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6年以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9]今天我国教育事业的这种巨大成就，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建设成就，另一方面也支撑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不必讳言，中国这种体量的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世界意义就是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综合国力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一起导致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然，我们一定要清楚，中国是世界教育大国，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中国可以追上世界发达国家，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不是教育强国，中国的教育还不足以让中国引领世界的发展。最终能够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必须是原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原创性的重大科学发现。当代世界，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之间可以实现即时交流，所以许多技术很容易由发达国家外溢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配以普及性的教育，从而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是有国界的，只要是各个民族国家还存在，并且坚守自己的主权，那么并不是所有的科学技术都可以随便交流，尤其是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更是会受到严密的保护。当国家利益伴随着意识形态之争时，高新技术的拥有国就会对竞争对手进行更加严密的封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设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技术封锁。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依然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1996年西方国家签订了瓦森纳协定，继续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和打压。近年来，美国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封锁，甚至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这充分说明，没有原创性的高科技，中国就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从世界近代史看，西方国家之所以引领世界的发展，能够率先实现工业化，可以控制世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有着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原创性科学技术。伽利略、牛顿、笛卡尔、莱布尼茨、爱迪生、爱因斯坦等等科学巨匠都是西方国家的，近代以来的中国鲜有如此卓越的科学家、发明家，迄今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诺贝尔奖获得者大都是西方科学家。这充分说明，中国要想引领世界的发展，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必须提升原创性的科技创新能力。所以，我们今天成了教育大国，还必须成为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只有成为创新性的教育强国，才能支撑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从而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处于有利地位。

结语：中国参与的世界生产力新布局既可以造福中国人民，又可以引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造福全人类的方向发展

多重因素促使生产力大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布局，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人力资本的壮大和重新布局，打破了原先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本方面独占的优势。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背后的原因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和世界市场的日益成熟，以及由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带来的科技和教育的普及。尽管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中的某些保守势力为了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力图孤立中国，欲把中国排除在世界体系之外，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一方面，全球化趋势可能会出现波折，但是却不可能停止，因为资本和市场天然的要谋求最大利益;另外一方面，中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也已被激发起来，包括高等教育已经开始普及，中国完全有能力为世界资本创造出西方世界不可能代替的价值，从而造福世界人民。只要我们坚持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着力克服资本对人的奴役，坚持科技立国，坚持教育立国，中国不仅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占据有利位置，而且还可以引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好的方向发展，造福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

[參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编著：《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

[2] 习近平：《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2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74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3页。

[7] 马克思：《分工和机械工厂。工具和机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页。

[8]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节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9] 何毅亭：《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人民日报》2020年12月8日。

（责任编辑 孙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