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子 李学伟

[摘 要]重大疫情视阈中对自媒体网络舆情的引导与治理非常重要，其能够消减社会不良的舆论氛围，引导网民正确表达观点、意见和情绪，为抗击重大疫情提供正确的舆情导向和氛围。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重大疫情视阈中对自媒体网络舆情进行必要干预的重要意义，梳理了自媒体网络舆情传播的相关研究，提出了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传播的相关主体与特征，论述了其传播机制、动力因素、传导路径和演变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的干预策略体系。

[关键词]自媒体;网络舆情;传播机制;干预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1）02-0093-08

一、引言

随着移动终端技术的飞速发展，自媒体逐步进入公众的生活，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络技术的出现，使人们的通讯和交流更加便捷，民众可以通过自媒体平台随时随地地获得和发布信息。

国外研究者对自媒体网络舆情的研究时间较长，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多。例如Corbyn（2011年）根据Twitter文本通过句法分析法监测了巴西登革热疫情时的网络舆情，发现公众交流的信息大多与官方发布的信息有关[1]。Sayy等（2013年）从自媒体网络舆情事件中采用加权并提取关键字方式，构造了关键字共现网络，即使用社交网络分析方法进行共词网络聚集，采用共视图谱技术将舆情话题内容展现并提炼出来[2]。Liao等（2019年）采用了基于多层次语义融合方法探讨了舆论事件的隐藏信息和隐含的情感关系[3]。Choi等（2019年）基于多任务学习方法来识别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结构关系，并以结构化形式呈现这种结构关系[4]。D′Andrea等（2019年）通过Twitter网站获取公众对于接种疫苗的推文，并使用文本挖掘和支持向量机技术构建主题模型来监测自媒体网络舆情[5]。

目前，在国内，学者对自媒体网络舆情也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领域比较广泛。例如，郭晓科等（2010年）在共词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上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并用以揭示话题演变的方向和趋势[6]。谌楠等（2012年）整合自媒体网络舆情的主题和情感因素，提取專家意见和公众观点，以发掘自媒体网络舆情的领袖意见[7]。洪巍等（2014年）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建立了统计分析模型，用以检测自媒体平台中重大疫情的舆情内容[8]。王来华（2015年）设计了一种新闻和论坛自媒体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基于自媒体网络的特点，该系统实现了关键词挖掘和聚合功能[9]。杨兴坤等（2015年）通过实证研究来探寻自媒体平台中影响意见领袖的因素，并给出了如何增强意见领袖舆情领导能力的方法[10]。储节旺等（2017年）从新媒体角度探讨了疫情事件舆论的“蝴蝶效应”机制，并认为建立新媒体信息发布平台是应对疫情事件舆论的有效手段[11]。毛宇锋（2017年）认为自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人们表达希冀的一个特殊舆论场，通过关注自媒体平台，有助于我们对自媒体网络的舆情进行治理[12]。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自媒体网络舆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现有研究尚未从系统的视角对其进行探讨。基于此，本文从系统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重大疫情期间自媒体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并提出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二、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传播的相关主体与特征

（一）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传播的相关主体

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传播的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这给舆情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为了快速、有效地控制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传播的速度，探究舆情传播的相关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总体而言，自媒体用户、自媒体网络平台、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疫情舆情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图1所示。

1.自媒体用户在自媒体网络舆情传播体系中的功能

以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许多自媒体用户需要通过自媒体平台紧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诉求，自媒体用户具有自发性和去中心化的特点，网民们的主动权和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能够对疫情的舆情信息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通过自己的参与增加自媒体网络舆情的热度和风向，从而成为自媒体网络舆情的支柱力量。反之，媒体网络也会对自媒体用户的网络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引起网下行为的发生。

2.自媒体平台在自媒体网络舆情传播体系中的功能

自媒体平台是自媒体网络舆情信息的载体和媒介，重大疫情期间，自媒体将对疫情的形势等相关新闻进行报道，从而使自媒体用户从平台中获取到大量有关信息，同时将获得的有关信息转发或反馈给其他网民，而这些反馈信息会反过来影响自媒体新闻的发布。总体而言，自媒体网络舆情所传播的信息的内容和类型都相对丰富，且跟进及时但未必准确真实。

3.政府在自媒体网络舆情传播体系中的功能

政府所发布的信息是疫情信息可靠的来源，并且政府是舆情的重要引导者。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在疫情暴发后，我国政府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有效防控疫情，并通过主流媒体发布真实可信的数据来指导公众舆情和传播公众舆情，控制了自媒体网络舆情的发散。

（二）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

与传统媒体相比，自媒体网络有其独有的特征，其无论是在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和方式上，还是在传播内容上均与传统媒体大相径庭。概括而言，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主体的分散性和多元性共存

自媒体平台是基于移动互联技术，其客户端可以是智能手机，也可以是笔记本电脑等，因此，其发布舆情成本低，操作技术简便，从而大大降低了网民们的支付费用和进入的技术壁垒。目前，移动互联技术和智能手机的融合，使得信息传播超越了时间和空间限制，使不同知识层次、不同技术水平和不同财富背景的人均有能力使用自媒体平台，并通过自媒体平台随心所欲地传递信息和发表观点，也可以对平台中的舆情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同时，还可以转发和互文他人的观点，进而使得舆情信息的传递趋向于个性化、普遍化，并使传播主体愈加呈现出分散性和多元性的特点，这也是自媒体网络舆情能够快速传播和难以控制的主要根源。

2.传播渠道的多样性与畅通性并行

随着QQ、博客、微博、微信等信息媒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联络更加多元化，信息传播通道比以前也更加流畅。由于自媒体平台的通信工具是移动互联终端，只要被WiFi信号覆盖，网民们就能用自媒体平台进行通信和参与舆情传播，从而使网民们能够在移动状态下实时发布信息、接收信息并进行评论。自媒体是一种具有综合功能的传播媒体，其传播内容不仅有文本和图像，更包括音频和视频等，并能够进行实时更新。自媒体舆情传播渠道的多样性与便利化，促进了信息的传播，形成了自媒体网络舆情，并随着舆情的发酵，使自媒体网络舆情具有较强的扩散性。

3.在传播方式上实时性与互动性交融

自媒体平台是实时交互式传递平台，其成本极低且具有便捷的信息获取和传递技术，这使得信息传递不受时空的束缚，不受“把关人”严格的检查与审核，在传播沟通过程中几乎没有阻碍，网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交流和沟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任何能引起网民兴趣的观点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中心，其观点也有可能引爆舆论场，引导着整个舆情的走向，其他网民也可以随时随地地参与到舆情传播当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信息传输路径已经发展为互动式传播模式，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的单向传播模式;并且，信息交换频率更快，扩散效果更强，也更容易引发网民的情感共鸣。

4.在传播内容上客观性与非理性交织

自媒体舆情来源渠道多样，观点复杂，即使是草根阶层，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发表自己的想法和对问题的看法，从而导致舆情信息发布和传播具有自主性，并且信息发布者很少验证信息来源的可信度，这是因为实时的信息传播使信息传递者很难有足够的时间识别信息的真伪。当然，这种随意性和自主性也有其不利的一方面，一些网民在不知不觉中为谣言的散播提供了助力，从而成为谣言的发布者和传播者。此外，自媒体在技术上比之前任何传统媒体都更具操作性，它可以“同时同地”地将言论复制粘贴在不同时间、不同区域发生的事件中。

三、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

（一）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动力因素分析

在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用户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由相同或相似的兴趣或关注点相连的同质网络。在自媒体网络系统内部，网民之间以及网民与团体之间存在意见和情感的交流，如图2所示。自媒体网络舆情受到公众之间情感冲突的影响，从而激发了大众舆情。重大疫情事件是产生自媒体网络舆情的直接原因，在自媒体平台中分散的信息传播是疫情事件下自媒体网络舆情产生的根源，同时自媒体用户的社会情绪是疫情事件下自媒体网络舆情的催化剂。因此，本文认为网民的社会情感和信息碎片化传播是自媒体舆情传播的主要动因，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

1.网民的社会情绪

如图2所示，重大疫情的突发直接刺激了一些自媒体网民的社会情绪，网民的社会情绪与疫情事件之间的共鸣会引爆自媒体平台群体的社会舆论场。此外，重大疫情事件进一步激发了自媒体网民的个人社会情绪，导致网民缺乏理性以及情感迷失，从而造成紧急情况下自媒体网络舆情的传播与爆发。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催化了网民的主观焦虑情绪。在重大疫情流行中，网民作为个体，个体利益与大众利益往往并不一致，当个体利益得不到满足时，许多网民就会觉得自己的期望和利益被忽视，从而诱发网民个体极端焦虑情绪的产生，并急需发泄口来寻求安全感。社会舆论场中的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由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组成，主观焦虑的网民个体，总能在自媒体平台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和关注并为自己主张利益的人，这些人能够给失落的网民带来慰藉，抚平他们的主观焦虑感;另一方面，当众多焦虑的网民集聚在一起时，他们的主观焦虑性就会被放大，并在一定条件下发展成集体焦虑，进而刺激网络疫情公共事件的出现。

第二，诱导网民个人情感的非理性迷失。自媒体平台的开放性使其参与的网民成分复杂，参与者素养参差不齐，网民人数众多，某些观点和意见因各种原因总会获得一些网民的支持和回应，而且有些回应和支持往往是非理性的，话题生产者们也希望自己发送的信息受到广泛关注，这就导致在自媒体平台上呈现出“零思考，双倍反应”的情况。在自媒体平台上，信息常常是碎片化的，社会个体获得的信息通常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并且社会个体之间存在盲目的信任关系，使得他们在没有识别出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就评论、转发信息。这种随意的在线行为造成互联网个体用户的情感失去控制，导致社会群体情感迷失，这就是社会舆论场中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事件产生的根源。

第三，网民个体之间的心理失衡以及个体情绪的共鸣和冲突。在社会舆论场中网络疫情事件的发生，不仅是重大疾病传播的结果，而且也是社会个体之间情感冲突的结果。当社会现实与网民个体的利益背道而驰时，网民个体就会通过自媒体平台来释放自己的情绪，这种情感又会在自媒体平台上得以扩散，从而使平台内不同网民个体之间的情感发生冲突或者共鸣。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偏执可能会造成某些群体的社会情绪失衡，而这种失衡的社会情绪又会增强个体心理失衡，导致网络疫情事件的发生。

2.信息的碎片化传播方式

在自媒体平台中，网民个体会依据他们的喜好选择信息的传播方式与内容来发布信息，而这将导致信息的分散传播，即同一事件在自媒体平台中以离散化的方式存在。信息传播方式的碎片化不仅严重损害了信息的完整性和清晰性，而且还导致了网络谣言以及网络疫情事件的产生。

第一，多样性存在与离散式传播成就了信息的完整性。在自媒体平台中，独立的社会群体不断地出现，这些群体是由网民个体凭借着相同或相似兴趣而自愿组建的，正是因为他们拥有相同或相似的兴趣，所以他们会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关注点，同时会导致群体中缺乏相异的声音。除此之外，在诸多要素的影响下，比如不同群体间信息无法通畅的交流、网民个体“零思考、双倍反应”等，都会导致同一信息的不同方面在自媒体平台中呈现碎片化的分布。因此，当网民个体通过自媒体平台了解事实真相时，就无法得到完整的信息，而只能获取相关事件的部分片段。由于网民在自媒体平台发布信息时对信息的字数有着严格的限制，因此网民个体会依据“有图有真相”理论，通过视频、图像、文字等方式将信息发布出去，从而獲取完整和真实的信息。

第二，信息缺乏完整性和清晰性。由于自媒体平台中信息量庞大，这将导致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在不同社会团体中呈现出离散化的分布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社会团体对同一事件信息有着不同的理解，要找出信息之间的联系对于社会个体来说较为困难，因为他们往往只能获取片面的信息而无法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此时，平台中的个体就会充分发挥想象力去发布和传播信息，从而导致信息的失真，当这些误导性极高的信息被大众利用时，就会引发自媒体疫情舆情事件。

（二）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的传导路径

在自媒体网络舆情平台中网民们的“穿引下”，舆情系统中彼此依存的诸因子间可以相互促进和转化，从而形成如图3所示的自媒体网络舆情传导路径。

如果将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传播体系视为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如图3所示，则数据流起着连接信息与舆情环境、信息与主体、主体与环境的作用，并反映对舆情信息主体内容的影响水平，以及舆情信息、舆情主体和舆情环境各自的价值和影响力变动，属于效度压力;同时，数据流起着连接信息与平台、主体与平台、平台与环境的作用，并反映舆情主体、舆情信息和舆情环境的互动和非静态结构化数据的变动，属于结构压力;信息流起着连接各舆情主体的作用，并反映舆情信息是怎样在舆情环境与舆情主体间进化和演变的，属于循环压力。

第一，自媒体网络舆情环境包含技术硬环境和社会软环境两个方面，其奠定了舆情传导的基石。从技术硬环境角度来看，自媒体的信息输送是双向互动的;从时空局限和信息控制角度来看，自媒体技术已经突破了场域限制，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每个人都有麦克风”“每个人都可随时随地发表观点”，打破了原有传统媒体对人们的禁锢，让公众尤其是普通民众在这一互动平台上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社会软环境角度来看，社会进入了深水改革和快速过渡的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领域的舆论压力加大，当调整利益结构时会带来摩擦和民意多元化从而导致部分舆情井喷。从图3可以看出，只有在舆情环境中才能完整地把握舆情信息和主体以及对网络平台整体或局部的评价，同时通过能量流的作用，三者相互转化和促进。

第二，多行为个体构成了自媒体舆情的主体范畴。自媒体网络舆情主体与传统媒体的主体存在较大差异，前者以个体对民意的关注为出发点，汇集民众的相同关注点，找出其中的关联度，其是各种理性和非理性的博弈结果，并会引起不同利益团体的共鸣。一些个体会根据价值立场和利益判断进行选择，进而组成不同的集合编队，这些编队随时间而不断发展壮大，从而出现舆情主体聚集的情况，我们在网络上称之为种群;随着公众对议题的深入了解，信息在不同的“种群”间彼此交换，过滤掉模糊的信息以达到一定的稳定状态，此时就形成了状态不一的生产者、传播者、管理者、消费者和组织者，舆情主体得以完善。由图3可见，在信息流的作用下，自媒体网络舆情主体间相互竞争，彼此转化，决定了舆情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第三，自媒体舆情信息是舆情传播中的关键因素，提供了社会舆论场的议题。自媒体网络舆情信息来源于社会热点新闻，其由特定事件或公共事件在社会中的网络投射而形成，尤其是重大疫情视阈中的自媒体网络舆情，其话题往往会引发公众的思考，且参与的门槛较低，各种舆论议题都会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对于网民个体的生产者发布的议题，即“原帖”，当社会舆论场在合适的舆情环境中启动时，传播者和消费者就会做出互动回应;若此时网络意见领袖对原帖进行转发、修正和推荐等一系列操作，自媒体网络舆情就会以几何形式迅速传播，最终导致舆情向更高的热度和集中度发展。

（三）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的演变结构

基于自媒体网络舆情的传导链，可将其演变结构进一步划分为疫情信息事件、利益关联者、政府、媒体平台、网民、舆情环境等，如图4所示。

从图4可以看出，自媒体网络舆情演变结构首先是重大疫情信息出现，随后被社会舆论场引入到自媒体平台，在自媒体平台的转化和助推下，自媒体网民通过自媒体平台决定和参与到疫情的舆情讨论之中。在疫情利益相关者支撑和推动下，自媒体网络舆情不断地演化和发展，当舆情的影响达到一定的程度或范围时，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反作用”，作为舆情管理者的政府部门势必

会通过一定的手段对舆情的影响程度、烈度和范围施加影响，引导自媒体网络舆情向有利于重大疫情控制和社会安定的方向发展。因此，从图4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的演变结构中可以看出， 自媒体网络舆情的演变具有衍生性和阶段性的特征，并以单向或双向方式彼此转换、相互影响，形成一个不断发展并具有曲线演化的路径，即“形成-发展-高峰-消退”的过程。基于Poman.E（2018年）[13]和胡峰（2020年）[14]的研究成果，可将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的演化过程归纳如图5所示。

1.形成阶段

通常情况下，在自媒体网络舆情刚显现时，拥有海量和多元化信息的自媒体网络平台虽然聚集着大量的网民，但重大疫情信息传播初期的状态并不集中，而是较为零散和碎片化，并且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粘度并不强。当重大疫情信息事件利益相关者开始担心自身学习、工作、生产以及生活等受到影响，并对因重大疫情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时，比如疫病传播、健康安全、环境污染、道路封锁、物资短缺等问题，此时公众参与自媒体网络舆情的热度就会大幅度提高。同时，随着自媒体用户数量的快速增长，很多要素可能会影响到自媒体网络舆情的接续发展，如政府的应对能力、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以及自媒体平台和意见领袖的关注度等。

2.发展和高峰阶段

在网民们的参与下，自媒体平台高度关注重大疫情舆情并快速做出反应，尤其是当意见领袖在自媒体平台上发表对热点事件的见解和意见时，会助推自媒体网络舆情的发展。当疫情信息数量和频度达到一定的高峰时，阈值上升拐点便由此产生，之后自媒体网络舆情便会得到快速发展，从而形成舆情危机的第二层结构，即发展和高峰阶段。在图5中，一些利益相关者将转变为网民，参与的网民数量越多、积极发表意见的强度越大、情感表达的程度越强、支持利益相关者的力量越大，则越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疫情舆情的走向，并引发“井喷效应”，使自媒体网络舆情达到高峰阶段，从而話题热度也达到顶点。

3.消退阶段

在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的演进过程中，一旦新的舆情信息出现在网络领域，就会引起多数网民和舆情主体的注意，如果能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则本次舆情危机将成功迭代。从图5可以看出，在前两个阶段之后出现的自媒体网络舆情消退阶段，自媒体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各种因子开始细化并相互作用。政府以及相关实体开始积极干预并适时发布真相，通过一系列措施诱导网民回归理性，降低舆情热度，加强对危机事件的高效处理;相关谣言得以纠正，公众诉求的强烈意愿下降;大多数网民和意见领袖知晓了事实的真相，满足了其参与并纠正舆情的愿望，消除了其对自身利益受损的担忧，进而降低了其对危机事件的关注度和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事件的焦点随时间而转移，自媒体平台中的帖子和跟进活动逐渐减少，至此自媒体网络舆情的影响得以消退。

总体而言，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的传导路径、演变结构与演变周期是舆情演化的三个方面：传导路径揭示了自媒体网络舆情的传播方向和途径，揭示舆情的传导渠道和路线;演变结构则阐述了舆情演化过程中各主体的行为和作用，体现出自媒体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各主体和因素的交互关系;演变周期除了揭示舆情演化的规律性问题，还揭示了舆情演化的阶段和历程。因此，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的传导路径、演变结构与演变周期三者之间既存在相互关联的关系，又是相互区别的舆情演化发展的三个方面。

四、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的干预策略

重大疫情视阈中的自媒体网络舆情是网民之间互动的结果，若管理者能够正确地认识并利用舆情的发展规律，积极配合舆情主体，采取正确的引导措施，分阶段高效治理舆情，则能使自媒体网络舆情防控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完善对自媒体网络舆情中盲点的预防和控制，把有效治理疫情作为防控的重心，提高沟通能力、事件处理能力和整体协调能力。在实践中，政府要建立自媒体网络舆情管理体系，在紧急情况发生时采取有效应急机制，综合治理舆情。同时，政府也必须认真完成疫情的治理任务，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诱导自媒体网络舆情发展方向。在舆情蔓延的时候，必须与民众保持通畅的信息交流，通过跨部门、多层次联动大大提高事件的处理效率。了解舆情演变的各个阶段所具有的特点，针对疫情的不同阶段，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掌握舆情发展规律有助于政府制定适用于每个阶段的治理措施，形成涵盖事件发生之前、之中和之后各个方面的自媒体网络舆情治理体系。

第二，自媒体网络舆情引导体系朝非常态化方向发展，以证明科学证据所具有的合理价值。在重大疫情突发时会出现不确定且急需解决的自媒体网络舆情问题，政府应当从两方面进行治理：一方面组织相关研究人员来解决舆情的应急管理和治理有关的问题，针对舆情性质进行实际调研，并将调研得来的数据和资料进行科学地统计分析，进而形成舆情演化的“证据”，根据统计意义选择可靠的证据，然后结合专家经验形成“证据链”;另一方面，根据“特殊事件特殊处理”的原则，通过分配短期专项资金鼓励相关研究人员开展专项科学研究，相关研究应涉及自媒体网络舆情演化规律、舆情侦测、引导和治理等方面。基于证据链，决策者找寻最佳证据并认真考虑专家建议，利用科学证据做出正确决策，从而形成非常态的舆情引导与共同治理机制。

第三，构建自媒体网络舆情的预警体系，充分发挥大数据与互联网的功能。自媒体时代，人们进入信息风险社会，由于这个时代充满了大量的网络信息，这些信息可以迅速地传播并共享，且自媒体网络舆情场域庞大而复杂，怎样从海量的信息中甄别并过滤掉无效信息，尤其是重大疫情时期，如何正确引导自媒体网络的舆情趋势，据此发布预警，是增强政府响应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关键。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设立媒体舆论预警机制，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思想，了解新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开拓信息社会治理的新思路，从依靠人力资源转向依靠技术，在过滤和判别网络信息中关注互联网、计算机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的作用，成立专门管控自媒体网络舆情的工作小组，推动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政府信息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建设。

第四，建立政府联合回应机制，增强政府应对自媒体网络舆情回应的频度与速度。当今时代，时空因素并不能够限制信息的传播，网络舆情生成并传播的速度非常快，这是因为信息传播具有即时性和互动性，如果出现负面或不当信息，若政府不果断采取行动，则重大疫情期间的自媒体网络舆情就会进一步蔓延，导致社会出现舆情危机，所以政府应提高回应速度。政府面对网络舆情应遵照“协同协作”理念，消除政府行政体制中各部门之间的行政障碍，加强系统内信息交流和共享，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创建政府对自媒体网络舆情的联动反应机制。

[参考文献]

[1] Corbyn， Zo：“Twitter to track dengue fever outbreaks in Brazil”，New Scientist，Vol.211， No.2821，2011， p.18.

[2] Sayy adi， Hassan， Raschid， et ：“A Graph Analytical Approach for Topic Detection”， Acm Transactions on Internet Technology，，Vol.13，No.2，2013，pp.1-23.

[3] Liao J， Wang S， Li D：“Identification of Fact-implied Implicit Sentiment Based on Multi-level Semantic Fused Representation”，Knowledge-Based Systems，165，2019，pp.197-207.

[4] Choi H S， Lee H：“Multitask Learning Approach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entences”，Information Sciences， 485，2019，pp.413-426.

[5] D′Andrea E， Ducange P， Bechini A， et：“Monitoring the Public Opinion about the Vaccination Topic from Tweets Analysis”，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 116（FEB.），2019，pp.209-226.

[6] 郭曉科、孙静惟：《健康传播视角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基本理论、常用方法和效果评估》，《中国健康教育》2010年第1期。

[7] 谌楠、王恒山：《网络舆情政府干预最佳点选择的研究》，《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2年第3期。

[8] 洪巍、吴林海、吴祐昕：《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的网络意见领袖》，《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9] 王来华：《微信中舆情表达和传播特征：一个新舆论场的产生和作用》，《江淮论坛》2015年第5期。

[10] 杨兴坤、吴向向：《网络谣言的产生与舆情引导》，《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11] 储节旺、朱玲玲：《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预警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8期。

[12] 毛宇锋：《新媒体视阈下高校疫情事件网络舆情“蝴蝶效应”机制研究》，《江苏高教》2017年第12期。

[13] Poman E， Russo J E：“Commitment to a developing preference and predicational distortion of information”，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Vol.119，No.1， 2018，pp.78-88.

[14] 胡峰：《重大疫情网络舆情演变机理及跨界治理研究——基于“四点四阶段”演化模型》，《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6期。

（责任编辑 刘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