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福

摘 要 语文核心素养中的文学与文化，文学得有所延伸和拓展，并趋向于纯正的趣味;文化的范围更广，既是多元的也是多样的，但文化仍是人的表现和创造，有其精神及传承。不管文学还是文化，都要落实到素养或养成上来，进而健全人格。

关键词 文学;文化;趣味;精神;人格

语文核心素养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其中的文学与文化既是语文教学的内容或对象，更指向于素养或养成。本来，相关的教学资源要由教材提供，但由于教材的篇章有限，所以还得有所延伸和拓展，比如整本书阅读，无疑容量更大、份量更足。但若与教材对接，相宜的仍是选本，即以选文为主，荟萃名家名作。朱光潜在《怎样学习中国古典诗词》中讲，初学者最好先从选本入手，并推荐了三种选本，即沈德潜的《古诗源》、蘅塘退士孙洙的《唐诗三百首》、张惠言的《词选》。有定评的选本不仅有聚珍之义，还能呈现出大体的轮廓来。“读了这几本选本以后，读者就可以看出哪些诗人是自己特别喜爱的，再找他们的专集去读。”先读选本，从选本里可以识得许多名家名作。就古诗来说，《千家诗》《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是较好的选本。《古文观止》《古文析义》《古文笔法百篇》等，则是较好的古文选本。

先读选本，再寻专集。林语堂倡导自主读书，这样才更见效用。《论读书》中说其效用是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且多方面的效用大都体现于涵养中。“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黄山谷谓人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读书读出味来，语言自然有味，语言有味，做出文章亦必有味。”至于具体的方法，仍是要找到相宜的书。可谓性情相投，也即气质相近。“谁是气质与你相近的先贤，只有你知道，也无须人家指导，更无人能勉强，你找到这样一位作家，自会一见如故。苏东坡初读《庄子》，如有胸中久积的话，被他说出;袁中郎夜读徐文长诗，叫唤起来，叫复读，读复叫，便是此理。”如此心灵相通，自然读得有味。“读书须有胆识，有眼光，有毅力。”读书要得力于一家，但并非只读一家。因为要找到气质相近的作家，也得一个个地看，由此涉猎开去，才会有发现。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中有一节“写作的艺术”：“写作的艺术，其范围的广泛，远过于写作的技巧。实在说起来，凡是期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都应该叫他们先把写作的技巧完全撇开，暂时不必顾及这些小节，专在心灵上用功夫，发展出一种真实的文学个性，去做他的写作基础。这个方法应该对他很有益处。基础已经打好，真实的文学个性已经培养成功时，笔法自然而然会产生，一切技巧也自然而然的跟着纯熟。”与其操练技巧，不如揣摩心灵，因个性是艺术及文学上有所成就的基础。如何培养心灵，除了生活的历练外，就是读书。“当一个人读了许多本名著，而觉得其中某作家叙事灵活生动，某作家细腻有致，某作家文意畅达，某作家笔致楚楚动人，某作家味如醇酒佳酿时，他应坦白地承认爱好他们，欣赏他们，只要他的欣赏是出乎本心的。读过这许多的作品后，他便有了一个相当的经验基础，而即能辨识何者是温文，何者是醇熟，何者是力量，何者是雄壮，何者是光彩，何者是辛辣，何者是细腻，何者是风韵。在他尝过这许多种滋味之后，他不必借指南的帮助，也能知道何者是优美的文学了。”通过阅读，可以识得各种滋味，从而领会文学之美。不管读还是写，都是某种文学之美的表达。而“一个念文学的学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应学习怎样辨别各种不同的滋味。其中最优美的是温文和醇熟。但也是最难于学到的。”

关于文学审美，朱光潜在《谈文学》的序中仍强调要多读多写，并逐渐养成一种纯正的趣味。文学可以说是趣味的培养。但趣味是多元的，要慢慢地趋于纯正，并自觉地远离低级趣味。“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是就趣味的纯正而言，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升华。朱光潜在《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中说：“因为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好戏剧，都要当作一首诗看。”这是视诗为文学共同的质素。“真正的文学教育不在读过多少书和知道一些文学上的理论和史实，而在培养出纯正的趣味。”但纯正的趣味，仍要逐步开拓。“文艺上的纯正的趣味必定是广博的趣味：不能同时欣赏许多派别诗的佳妙，就不能充分地真确地欣赏任何一派诗的佳妙。趣味很少生来就广博，好比开疆辟土，要不厌弃荒原瘠壤，一分一寸地逐渐向外伸张。”趣味的开辟可充实人生，从而增添兴味。“趣味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和创化，趣味也就要时时刻刻进展和创化。”则是说趣味也是与时俱进的。而他在《文学的趣味》中又概括地说：“文学的修养可以说就是趣味的修养。”鉴赏与创造都关乎趣味。而一旦有了文学的趣味，就可换一种眼光来看人生。朱光潜在《文学与人生》中说：“抓住某一时刻的新鲜景象与兴趣而给以永恒的表现，这是文艺。一个对于文艺有修养的人决不感觉到世界的干枯或人生的苦闷。他自己有表现的能力固然很好，纵然不能，他也有一双慧眼看世界，整个世界的动态便成为他的诗，他的图画，他的戏剧，让他的性情在其中‘怡养。到了这种境界，人生便经过了艺术化，而身历其境的人，在我想，可以算是一个有‘道之士。”人生的艺术化是作者念念不忘的话题。他认为这与其说是文以载道，不如说是因文证道。人生或生活中最有味的，就是此种诗意的栖居。

比起文学来，文化的范围更广。文化既是多元的，也是多样的。且引钱穆的说法，他在《文化学大义》中认为，文化只是人生或生活，但不只是个人的人生或生活，而是社会或群体的生活。文化是群体生活的积淀，个人不用说是在其中的。文化好比是大江流，个人只是其中的一滴水。具体地又分文化为三阶层、两类型、七要素。先说三阶层，即物质人生、社会人生和精神人生。第一阶层需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可谓人对物的关系;第二阶层是人对人，增添了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诸如家庭组织、国家体制、民族分类等，都属群体关系;第三阶层则为精神或心灵的，诸如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或者说，人生必须面对物世界、人世界、心世界。但这三层人生不是并列的，而是演进的，或者說是层进的。再来看两类型，即农业文化、游牧与商业文化。“原来农业文化大体上是自给自足的，而游牧与商业，则同样的需要向外依存。游牧民族必然是流动的，逐水草而迁徙。老守一地，草尽水涸，生活即无法维持，迫使他们不得不向外迁移。这正如商业民族那样，因其本地区之生产不足，必待出外与近邻交换。”农业偏于静，游牧与商业偏于动。农业民族安土重迁，既有安定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游牧与商业民族多有流动，不无进取。安定保守与流动进取，便形成了各自的文化趋向与特征。

至于七要素，是指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和艺术。经济生活是人类文化之基石，但物质生活的进步可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却不足以用来衡量全部人生。科学发明应用，也多属于物质方面。“科学真理可以为我们创造一个环境，告诉我们一套方法。至于决定如此做的则是人，非科学。”是人在应用科学，比如可以改善生活。“科学只能辅助人生，方便人生，但人生决不能由科学来作指导与决定。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便可了解科学在人类文化整体中所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从经济出发，一条路指向科学，另一条路通向政治。“科学须符合自然真理，政治社会一切措施则须符合人文真理。”政治有神权的、皇权的、民权的等等。科学是理智的，而艺术是趣味的。“理智常要把物破毁、拆碎、改变原形，想看它一个究竟底细，此即所谓‘分析。然分析所得，常是死的、凝固的物，并非物之真相与原形。艺术精神则重在‘欣赏，把整个的我，即把我之生命及心灵，投入外面自然界，而与之融为一体。于是在自然中发觉有我，又在自然中把我融释了、混化了，不见有我，而那外物也同成为一‘灵，这是艺术的境界。”艺术仍是趣味的涵养，文学本也在其中，要说区别仍就趋向而言。“艺术是偏于趣味的;文学则是偏于情感的。人生要有趣味，更要有情感。”文学更重情感的表达。“艺术人生中所发现之我，乃是我之一象征。文学人生中所发现之我，则是一真我。”因而相比之下，文学的表现更为真切。宗教可谓变相的艺术与文学，直到苦痛临头，才觉得要皈依与信仰。宗教与艺术和文学相接近，但有别于科學。宗教虽禁不起人心理智的查问与考验，却可以用来慰藉心灵。道德用来实践人生的理想，其不同于文学与宗教的有所求，是尽其在我。道德可视为人心之奉献。

钱穆在《学与人》中说：“中国人似乎很早便认为学只为人而有。一切学之主要功用在完成人。”学的目的在于成就人，这可谓中国文化的特色。“欲求了解中国文化，当先求了解中国人，而更须了解中国人之学。唯其中国人之学，主要在如何培养一理想完整之人格。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乃不发展出宗教，因宗教功能，已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学之范围以内也。而自然科学之发展，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亦受限制。”再如《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所说：“读中国书，须能想见其人;读中国画，亦一样。欣赏西洋画、西洋文学，可以不问其人。中国则不然，你必须了解其作品背后的人。这因中国文学与绘画是更人生的。中国人作画称‘写意，若我们只懂倪云林的画，不懂倪云林的意，这就得其半、失其半了。”书也好画也罢，都是用来表现人的，也就是其中有人。又如《漫谈中国文化复兴》中说：“中国如杜工部，如苏东坡，却是作家和作品合一的。从杜诗里，表现出杜甫的私人生活及其整个历史背景。开元天宝，天翻地覆，转徙流亡，悲欢离合，都在诗里表现出。他不是在写时代历史，只是从他这一颗心里，表现出他的日常生活，乃至天下国家一切事，从他一心到身到家，夫妇子女，亲戚朋友，乃至国家天下，合一融通地表现。这里十足表现了一种中国的儒家精神。”作品反映的不只是一己之生活，也反映了家事国事。就杜甫而言，其诗作便表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以及相应的情怀感慨。而《物与心》中说：“人心能互通，生命能融合，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名之曰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历史其实就是文化的积累，有其传统和传承。这种传统和传承，有生活，有精神。钱穆在《中国文化精神》中说：“凡属生活，必然有这番精神，总是好生爱己，只要能生便喜欢，觉得快乐。这里面像有一种力量，也可说是一种能耐。如一棵树，要耐得风吹雨打太阳晒，外而一切都能耐。”文化传承是精神的延续，即薪尽火传之义。能为文化传承添砖加瓦，便足以体现文化人的情怀。

换言之，不管文学还是文化，都要有助于素养或养成。而人文养成，更在于自身的体认，即身体力行。罗庸在《我与〈论语〉》中说：“儒学是求仁得仁之学。要在力行，才有入处。大家如能在躬行日用上改过迁善，反己立诚，以体验所得，反求之《论语》，那便终身受用不尽。否则入乎耳出乎口，仅作一场话说，纵令不是仰天而谈，也于自身全无交涉。”书中的教导要与自身有交涉，而不只是空作言谈讲论，才会落实到养成上来。罗庸在《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中提出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只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还要求国文教师得对中国文化有清楚的了解，且最好具有昔日士大夫的风格。教师要有昔日士大夫的风格，而今当然不必提倡，但将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结合在一起，对师生仍是适合的。张伯苓在《三育并进而不偏废》中提出，教育不只是教学生读书习字，更要完善人格。具体地说，是要三育并进。三育就是德育、智育、体育，身心健康，才能健全人格。又如《熏陶人格是根本》中说：“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个人人格是很要紧的。”人文养成，应是有益于身心的人格教育。这人格教育，可视为语文素养的核心。

舒新城在《中学生的将来》中说：“学问是经验的积累;在学校读书不过是间接取得他人的经验，与社会各方面实际接触，对于自然界、人事界各种现象，随时加以观察、实验，才是直接的、最可宝贵的经验。”这是说在生活中可以积累实际经验，从而增长这方面的学问。此种学问包括出而问世，如何待人接物等等。其实，类似的话前人早已说过：“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表明书本与生活是相关联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进而，生活也可如书本一样地解读。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能与现实或社会对接，便可学以致用。

[作者通联：福建长汀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