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媛媛

(广州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在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战役”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之际，我国选派了强大的医疗专家组赴意大利、柬埔寨等国协助抗疫，中国白皮书最新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的中医药部分被翻译成英文，与国际社会共享，并获得了高度评价。在这场全球战“疫”中，承载着中国数千年智慧、历久弥新的中医药，助力着各国护佑生命，并给世界送去中国温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已成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代表名片，它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价值及中国精神传递给全世界，并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作出了积极贡献。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推动中医走向世界对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全球治理及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都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中医的国际传播，就必须借助于中医翻译这一桥梁，中医翻译人才的培养也已刻不容缓。

回顾中医药的海外传播史，中医药曾饱受质疑与否定。这种质疑与否定不仅源于中西医截然不同的理论与诊疗体系，也归因于中医药所蕴含的文化哲学思维在以西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中得不到认同和接纳。因此，要使欧美等国真正理解和接受中医，就必须借助翻译这个桥梁[1]，将中医药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及哲学思维观念更好地传播出去。中医药翻译人才理所当然应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人才的培养必须以课程教学的制定和实施为具体依托，将中医翻译教学纳入中医教育体系和中医课程设置中，并逐步探索其教学体系的设置已然成为中医走向世界的必然之举。为此本文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理论、教学模式及教学效果评估五个方面探索了中医英语翻译教学的新途径、新模式，以为中医药院校学科体系建设输入新鲜血液，注入新的元素；同时为推动中医药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培养不仅拥有中医英语翻译技巧的知识储备，更有着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和高度的文化自信，通过翻译这座桥梁建立起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医的了解、认知甚至认同的中医翻译人才。

1 研究现状评述

1.1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我国国内关于“中医英语翻译”方面的文献比较多，根据百度学术研究走势呈现的情况来看，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出现了与中医英语翻译相关的一个比较高峰的研究点，并形成了庞大的网络，甚至已经深入到教育学、艺术学和中国语言文学等多个学科，详见图1和图2。自2013年以来，于知网上输入关键词“中医翻译”共检索出1 077篇文章，其中以理论为基础对中医翻译进行探究的有329篇，集中于关联理论、功能对等理论、概念整合理论及语用学及语言学视域下的相关理论研究，研究内容则关注翻译理论的运用、翻译方法、技巧及翻译教学等，但其中针对中医翻译的教学研究，仅有49篇论文，如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相关研究、平行语料库研究、翻译的网络平台构建和CAT研究等。由此可见，对中医翻译教学领域的研究仍非常小众，值得开垦。

图1 中医英语翻译研究走势

图2 中医英语翻译学科渗透

1.2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在国外，由于中医药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且我国为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的主动方，故作为被动方的国外受众，对于中医翻译板块的研究比较缺乏。有少数西方学者在对中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学习的基础上进行了中医典籍和书籍的翻译，如Manfred Porkert，Paul U. Unshuld，Nigel Wiseman，Dan Bensky，Eeric等。其中Nigel Wiseman(魏遒杰)作为英国著名中医翻译专家，不仅翻译了中医，而且十分注重对中医翻译理论研究，尤其是中医术语翻译理论，如他曾提出中医翻译的指导思想“源语导向的方法”。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于中医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医翻译理论及中医术语、中医典籍的翻译实践研究，关于中医翻译教学的相关研究还比较空缺。而随着中医翻译基本知识在中医界的逐步普及和传播，将中医翻译纳入中医教育体系和中医课程设置之中，已经成为中医走向世界的必然之举[1]。国外众多中医院校、培训基地及学术机构的建立，加上今年中医药治疗方案在国际抗击新冠疫情合作中大放光芒，势必将促成中医翻译教学成为更多国内外学者和相关机构关注的热点之一。

2 中医英语翻译教学的新探索

本文将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理论、教学模式、教学效果评估和检测五个方面对中医英语翻译的教学体系进行创新性探索和研究。

2.1 教学目标

OBE理念(即成果导向教育或能力导向教育、目标导向教育)曾指出：教学实施的开展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的设定都需以确定培养学生能力目标为前提。要制定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首先要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目标。中医英语翻译教学，简单来讲，旨在培养中医英语翻译人才。这种人才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医药专业毕业生。他们有牢固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专业技术，并且外语基础良好，可以胜任医学翻译等沟通交流工作。二是有一定中医药背景的外语专业毕业生。但无论是哪个来源，都意味着中医翻译人才需要有跨学科、跨专业及跨文化的能力及知识体系储备，将中医和外语、中医和翻译、中医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密切结合起来[1]。从应用层次来说，他们既可以胜任临床翻译工作，又能在学术上作为桥梁去阐述中医药思想、表达学术观点，推广中医药典籍及中医药传统文化。

在新的形势下，中医翻译人才培养目标必须以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重要指示为根本，把意识形态教育贯穿翻译的教学过程，使培养的中医药翻译人才不仅具有上述扎实的翻译技能和功底，有跨学科、跨专业和跨文化的能力及知识体系储备，更要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四个“自信”，尤其要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医药对外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担当起将中国传统文化及所蕴含的哲学思维推广出去的重任。这也是当前中医翻译人才培养应有的新目标。

2.2 教学内容

对于中医英语翻译的教学研究，百度学术没有呈现很多关联研究，自2013年以来针对中医翻译的教学研究仅有49篇论文，集中探讨的如任务型教学法，翻译教学的语用观视角，翻译能力模式及对策研究，基于双语平行的语料库研究等。对中医翻译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术语翻译、典籍翻译、文化负载词翻译及译法研究上，比较零星碎散，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中医英语翻译要培养一支跨学科、跨专业及跨文化的翻译队伍，需要将中医和英语、中医和翻译及中医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密切结合起来。因此，在教学内容上，不应只局限于传统的语言学、认知及审美层面的研究，应该更为关注翻译的外部研究和宏观研究，从社会、历史和文化深层次等多个维度进行探讨，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加强意识形态的输入。为此本文提出如下更深层次和多维度的中医英语翻译教学内容框架，见图3。

图3 中医英语翻译教学内容

2.3 教学理论

中医英语翻译是一个将翻译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过程。面对层出不穷、众说纷纭的翻译理论，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我们要逐步构建中医国际话语权，加强中国文化的输出，需要对这些翻译理论有所选择、有所侧重。

加拿大学者 ErinDoupe[2]认为政治意识形态 (Political Ideology)是“一套政治理念体系，服务于政治行动，例如统治国家、举行社会运动或组织政党举行革命或镇压革命等。”他进一步把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划分为 Conservatism(保守主义)、Liberalism(自由主义)、Fascism(法西斯主义)、Socialism(社会主义)等。我国高校教学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体到目前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和中医药“走出去”的战略方针，加强中医体系及中医文化的对外传播就需要我们的中医翻译人才拥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在传播中医药知识的过程中推广中医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以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打破自民国以来唯西医是从，西方国家掌握着文化主权和话语权的不平等局面。

文化过滤器 (culturalfilter)的概念由Juliane House[3]提出，指“在期望范式和文体规约中，捕获原语和靶语语言一文化社团间的社会文化差异”，即在目的语中剔除或摒弃异质的文化或意识形态，使其适应目的语的规约和范式。据此概念，在讲授翻译时，有必要运用文化过滤器，把违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歪曲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剔除，使译文更能展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充分挖掘和呈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闪光点。

“改写即是操控”(Susan Bassnett，Andre Lefevere)[4]。20世纪中后期国际著名翻译理论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家安德烈·勒菲费尔提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意识形态 (ideology)、赞助者 (patronage)以及诗学 (poetics)这三个因素的影响，从而对原语文本进行改写。他也是在操纵学派和多元系统理论之后的关键性人物和最有理论建树的学者，其翻译思想是20世纪后期最重要、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并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成功地实现了文化转向，实现了对翻译学科范式的改写，也最早全面研究了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其谱系学里，改写、操纵、赞助人和意识形态等概念成了文化转向的核心范畴。他认为翻译不仅是翻译意义，更是翻译文化。翻译不仅依赖语言文化，更重要的是达到意识形态的预期，意识形态不仅决定译者的选择策略，也决定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的有关态度。翻译在特定时期所传递的信号可以改造国人的思想，塑造民族认同，操纵话语或建构所需要的文化。勒菲费尔的翻译思想超越了单单从语言学和传统美学范畴进行翻译研究，而是立足于翻译的外部和宏观因素，从历史、社会、文化等深层次上，建构文化学派的基础理论。对意识形态的认识，不仅能使我们关注翻译的常规性的讨论，还能使我们更为关注翻译研究如何更有效地促进整个文化和人文学术研究。

中医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古典哲学和人文思想为理论基础，例如中医药典籍中蕴含大量中医文化负载词，对其的翻译在做到易于读者理解的基础上，更要兼顾并保留其所传达的文化价值观，在翻译策略上，最大程度地实现异化翻译，从而增进国外人士对中医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理解和接受。在翻译教学中，要让学生意识到翻译在特定时期所传递的信号可以改造国人的思想，塑造民族认同，因此翻译理论的输入要引导学生从只局限于微观的语言层次研究到宏观的文化深层次研究，并以此为指导，充分挖掘中医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闪光点，让学生带着高度的文化自信通过中医翻译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出去，并逐步树立中医文化的话语主权。

2.4 教学模式

在翻译实践层面，本文在传统翻译教学模式的基础上，重点引入中医翻译工作坊途径来实现学生应用翻译能力的全面提升。

Gentzler在ContemporaryTranslationTheories一书中首次提出翻译工作坊的概念。认为其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译者一起从事翻译活动的工作坊”[5]。随后，Mackenizie 提出通过“质量导向的合作翻译”[6]训练来组织翻译工作坊的教学。该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学者 Kiraly于1995年在PathwaystoTranslation:PedagogyandProcess一书中提出的合作建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反对通过由外而内地灌输来获取对新知识的习得，而是提倡通过对学生内部已有的知识进行重组建构来学习新知识。因此 Kiraly 提出，教育不应是传播式的，而应该是合作建构式的[7]。合作建构主义教育理念将学生视作教学活动的主体，并注重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翻译的过程。因此，区别于传统教学中单一的技巧训练与语言能力提升，翻译工作坊教学法更注重协作翻译的过程及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语言能力、社交能力乃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Wolfson 认为，翻译工作坊不仅帮助学生掌握翻译的基本技能也培养了他们对于文本的态度[8]，即处理文本的方式。学生自主发现双语转换的规律，并在翻译文本的过程中加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都得以挖掘和彰显。因此，与其说翻译工作坊教学法是建构主义新型教学理念的产物，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管理方法，不如说翻译工作坊教学是教师学生双主体的教学模式，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了教师与学生两个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意识，同时也符合教育学界从传统学派的教师中心说到现代学派的学生中心说向双主体教学理论的转变思潮[9]。

根据以上主导思想，本文拟构建中医翻译工作坊的具体实施路径如图4。

图4 中医翻译工作坊的具体实施路径

2.5 教学效果的评估和检测

基于以上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本文提出教师展示→学生任务分配→师生合作模式→读者反馈的教学实施模式。此模式改变了传统的翻译教学中以教师为绝对权威，教师也是评估学生翻译成果的唯一主体的评价体系，而是提倡基于以学习者为中心、师生合作的过程式导向教学下的读者群体的评价模式。教师参照标准译文进行教学反馈不再是主导的评估手段，而是在师生合作模式的基础上采取教师评估为第一阶段，以在校国际留学生为读者群体反馈为第二阶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译本出版后以国外目标读者为主群体的多形式反馈为终阶段的多维度多范围评价体系。这种模式也集中体现了翻译众多理论中提出的reader-centered的核心观念，并且更有针对性地检测了翻译在推动文化传播和交流方面起到的作用。

3 结语

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使中医如何更好地走向国际成为研究热点和重点之一。中医翻译作为世界认识、了解乃至接受中医的桥梁，不仅要将中医药作为医学理性工具的属性介绍给全世界，更需要将中医药所蕴含的文化哲学属性全面丰富地推广出去并被认知。正所谓中医药走出去，需要文化先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树立文化自信，而担负起中医药文化传播使命的中医药翻译人才就更应该要树立起高度的中医药文化自信。中医英语翻译教学应将意识形态教育贯穿翻译的整个教学过程，让学生意识到翻译在特定时期所传递的信号可以改造国人的思想，塑造民族认同，建构所预期的文化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使学生充分关注翻译策略的选择及对原文中语义和论域的有关态度起到的政治社会效果和影响。在中医英语翻译教学的实施过程中，通过工作坊这样的以学生为主体、师生合作的教学模式及文本翻译的实践过程，激发学生产生对翻译的领悟，充分挖掘中医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闪光点，让学生带着高度的文化自信通过中医翻译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出去，并逐步树立中医文化的话语主权，切实架起实现中西医交流及中西文化碰撞的桥梁。只有这样，传承数千年中国智慧、历久弥新的中医药才能助力世界各国人们的健康福祉；也只有这样，中华的传统文化、中国精神及中国价值才能通过中医的传播传递给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