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曙光

摘 要：《延昌三年造像》和《刘约造像》是20世纪80年代广元出土的两件有题记的北朝造像。《延昌三年造像记》和《刘约造像记》对研究佛教从中原传入巴蜀地区的路径和广元佛教造像的历史源流具有重要的考据作用，为研究南北朝时期佛教对书法的影响以及魏碑楷书的嬗变提供了参考。文章从这两例北朝造像题记内容入手，考论造像雕造形成的背景和意图，以及书法风格的形成。

关键词：广元;北朝;造像题记;书法风格

四川广元于20世纪80年代出土两件佛教造像，一为《延昌三年造像》，一为《刘约造像》。其中《延昌三年造像记》纪年为延昌三年，《刘约造像记》残缺，没有准确纪年时间，造像出土地点距离千佛崖、皇泽寺不远，所用材质与千佛崖、皇泽寺的砂岩相同，造像风格和题记内容为研究千佛崖、皇泽寺佛教造像断代问题提供了依据。《延昌三年造像记》和《刘约造像记》文字清晰可辨，为研究南北朝魏碑楷书风格的嬗变提供了参考例证。

1 《延昌三年造像记》的基本情况

北魏鲜卑族拓跋氏统一北方后，于天兴元年（398）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佛教造像开始兴盛，439年，北魏灭北凉，俘掠凉州僧徒三千人，宗族吏民三万户迁至平城，①云冈石窟就是在此背景下于兴安二年（453）开始开凿，孝文帝时进入鼎盛时期。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北魏朝廷也把崇尚佛教之举从平城带到洛阳，开窟造像、兴建寺庙之风更加盛行，龙门石窟的大规模开凿就是在民间已有窟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洛阳时代的开窟造像风气风靡各地，造像题记因造像风气的盛行而大量出现，其中以龙门题记为最多。②地处剑门蜀道要冲的广元，造像风气自然受到北方造像尤其是龙门造像的影响。《延昌三年造像》距离迁都洛阳刚好20年，距离北魏占领广元刚好9年，深受龙门造像风格影响。

《延昌三年造像记》（图1）共8行，82字，根据《广元新发现的佛教造像》一文对其内容进行了斷句，③题记曰：“延昌三年，太岁在甲午，四月/廿日，梁、秦显明寺比丘惠楞与/平都寺比丘僧政等，觉世非常，/敬造释迦文佛石像一丘，各/为亡者。现在眷属、/诸师、同/学、龙华三会，愿登初首，诸/劝助者并润动众生，普同/此愿，得道如佛。”

题记指明造像时间为延昌三年（514），即北魏宣武帝元恪第四个年号，宣武帝在位16年，年号依次为景明、正始、永平、延昌，于延昌四年（515）病逝。关于太岁，古人把木星叫作岁星，岁星绕太阳一周大约要十二年，战国时为了运用方便，又虚构了一个跟岁星运行方向相反的假岁星来纪年，这个假岁星也叫太岁。④太岁也是道教太岁神的简称，太岁神对应着六十甲子，每年一个当值太岁，“太岁在甲午”意为“岁在甲午”，干支纪年法甲午年，延昌三年为甲午年。题记准确记录了造像时间为四月二十日，应为造像完工当日。“梁秦”指梁州和秦州，本属南朝宋辖区，梁秦二州在延昌三年系北魏所辖，同为一刺史管辖，治所在南郑（今汉中南郑区）。比丘即为出家男众，梁州显明寺比丘惠楞与秦州平都寺比丘僧政等，意为此造像是出家人集资所造。广元因其战略地位的重要，位于南北朝双方统治者争夺的焦点之上，战争带来的是人民群众苦难的加重，使得造像主惠楞、僧政等喊出了“觉世非常”的哀怨，以期向往早日进入佛教天国的“净土”。造像发愿祈福，是北朝造像的突出现象，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美好希望。

2 《刘约造像记》的基本情况

《刘约造像记》（图2）分上下两段，上段10行，共47字，文曰：“大都督晋寿/郡守田文约/温州人也/大都督前宋/熙郡守小剑/防主昌虑县/开国子尉迟/通司州汲郡/人也兴安/县令刘约。”①下段16行，从残缺断裂处看，每行应有三个人名，皆为参与造像的人名，题记残存30个人名，其中5人只能辨识姓氏，另有5人残存姓氏笔画，可知是人名第一字，残缺部分可能还有16至17个人名。《刘约造像记》所列造像者加上首行的田文约、尉迟通、刘约，人数应为50人左右。

北朝后期权臣当道，政权分割，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把对现实生活的无助转嫁于宗教情感需求，佛教造像之风较之前期更盛，据《历代三宝记》记载，北周北齐时的僧尼数量达300余万，寺庙四万余座，其中北周有僧尼100万余人，寺庙一万余座。②北周时期这种大规模的佛教活动较之北朝前期更甚。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民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个人的力量难以进行佛事活动，因此，由僧尼与佛教信徒组成的佛教团体产生。这种团体的名称以邑、邑义、法义等名目较为多见，也有的称为邑会、义会、会、菩萨因缘等，这类佛教团体称为佛教结社，简称为佛社。③北周的佛社称为邑的最多，邑中组织成员的成分较为复杂，既有出家的和尚，也有世俗的官吏，而下层的劳动人民占大多数，可是权力往往操纵在僧侣、官吏手中。④合邑造像在北齐、北周是普遍现象，一直到周武帝灭佛（574）前都处于鼎盛时期。《刘约造像记》因残缺未出现邑义、邑会、法义、邑子等字样，也无年款，但从所列诸多人名可以肯定属合邑造像。根据题记内容辨识，应为当时广元军政长官田文约，以及尉迟通、刘约等组织的佛事活动，参与者共计50人，这在北周时期属普遍现象，参与人数50人已属于较小的佛社组织了。《刘约造像记》虽无造像描述，但造像目的与大多数造像无异，是通过供奉佛像以求得到佛的保佑。

《刘约造像记》无纪年时间，但可根据题记文本进行推论。题记所指地名晋寿郡为广元。据《天平寰宇记》载：“后魏正始五年于东晋寿郡立西益州，梁大同二年改西益州为黎州。”⑤也就是说，北魏正始五年（508）广元为东晋寿郡，一度被萧梁夺回改为黎州，后西魏占领该地并相继改为西益州、利州。利州领有东晋寿郡、宋熙郡、东洛郡、新巴郡，东晋寿郡领有兴安县，兴安县即为今天的广元利州区嘉陵街道。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取代西魏，对其州、郡、县进行了频繁的改动，并设置了总管府。⑥利州总管府领晋寿、新巴、恩金、宋熙四郡，晋寿郡辖兴安、义城、益昌、晋安四县。小剑防在北魏为小剑戌，据《周书》记载：“建德三年，进爵为王，仍出为总管利始等五州、大小剑二防诸军事、利州刺史。”⑦其中，建德三年为北周武帝年号，小剑防在今剑门关北。《刘约造像记》中同时出现晋寿郡、宋熙郡、小剑防、兴安县四地名，正好与北周时期行政建制相符，根据以上地名的变易情况，再结合造像风格考察，《刘约造像》应为北周时所造。至于造像的具体时间，我们可从周武帝的灭佛时间进行逆推得出大致时间段，如《东晋南北朝的佛教结社》一文提道：“在周武帝灭佛期间（574-579年），北周统治区内再也没有发生佛社活动的材料。”⑧《刘约造像记》中出现50人左右的合邑者，应当在周武帝灭佛之前，即557年（北周立国初）至574年（灭佛前）之间。

3 广元北朝造像题记书法风格特征

《延昌三年造像记》和《刘约造像记》虽相距半个世纪，但都属于南北朝后期书法作品，同为北朝造像记，在书法风格上却存在较大差异。《延昌三年造像记》字势明显为“斜划紧结”态势，有北朝“洛阳体”楷书的特征，《刘约造像记》结构呈“平划宽结”之势，具备南朝“铭石体”隶书遗韵的方笔草率楷书态势。“斜划紧结”的“斜划”，主要是指横划斜写、左低右高，“紧结”主要是说这种斜划与竖划交接，竖划也可能写成纵向的斜画。①“平划宽结”主要是字在正方形中排列，横画斜度小，字形平正。同为北朝造像题记，同在一个地域，怎么会形成两种不同地域书风呢？如前所述，广元处于南北交汇的蜀道要冲，在南北朝对峙期间成为相互争夺的战略要地，书法风格受南朝和北朝的相互影响。

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的书法在书法史上所占据的分量举足轻重，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处于大变革时期，新书风成为主流书风，从此也有了一个“南北”的话题。②南朝书法沿袭东晋遗风，受“二王”新书风影响最大;北朝以洛阳为中心，书法仍然延续西晋的风尚，南北书风形成了“今妍”与“古质”的分野。②北朝前期的“古质”书风主要保留汉魏西晋的篆隶遗风，从出土的北魏碑志可以看到篆书题写的碑额以及隶书的碑文，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学习南朝书法的风气随着“汉化”的深入而兴盛起来。许多迹象表明，北魏书法在洛阳时期迅速走上了向南朝书法看齐、奋起直追的道路，形成了弃古趋新、舍质求文的书法风尚。③《延昌三年造像记》正是在南北大融合背景下形成的书法风格，“点画丰满，俯仰向背各有姿态;横画起笔出锋斜按，收笔下顿，左低右高的欹侧之态十分明显;撇笔和捺笔写的开张，收笔平挑，竖钩不再平挑而是上挑，同时又避开了方折笔画，结体中紧外展，横画倾斜弧度大，撇捺突出，向左右伸展，捺画收笔多重按而后抬锋，字形稳重而有动势，比如“春”“会”等字撇捺放縱，左低右高。《延昌三年造像记》不完全同于“洛阳体”的精致，在书写上也受南朝新书风的影响，主笔突出，字势开张，书写过程中用笔使转有行书笔意，比如“为”的折笔轻快圆转，不同于魏楷的方折。隶书的遗韵在《延昌三年造像记》中也未完全褪去，比如“觉”“现”“龙”的竖弯钩仍保留隶书写法而不是楷书的出钩，“学”字横画的波折，“登”“太”字的撇捺左右对称均符合隶书特点。《延昌三年造像记》没有北朝墓志碑铭章法上的界格，书写者直接在造像背屏书丹，字距紧密，有列无行，整体上开下合，第七列“者”“并”二字脱离中轴线，向右挪动，重心向左倾倒，从书写与刊刻的随意性可看出当时重造像而轻铭文，与专门的铭石碑志不同。

《刘约造像记》笔画粗细变化不大，横画平直，起笔方笔收笔尖锋，点画多为三角点，捺画收笔上挑时有保留，如“人”“大”等字，折画处少顿挫，书写一笔转过，有行书笔意，如“约”“勾”等字，但横画保留隶书笔意，比如“字”“兴”“晋”的横画，整体字势趋于平正，受南朝“草率”楷书影响。《刘约造像记》字形方正，无开张之势，结体为“宽结”式。《刘约造像记》在章法上不同于《延昌三年造像记》的随意性，排列分四段，每段之间有间隔，人名的排列如果是两字的，中间空开，头尾上下对齐，与现代文本排列相似。第一段最后的“新安县令刘约”六字字形较大，为何字形较大？第一种情况是刘约名字是后来补刻的，书写时无意识形成的大小偏差;第二种情况是刘约才是真正的合邑造像发起人，书写者有意写大其名，以体现其功德。

4 结语

《延昌三年造像记》和《刘约造像记》的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造像题记虽非南北朝书法名家所书，刻工也较粗粝，但因处于特殊地理位置，受南北书风的影响，又各有偏重，形成了同一地区出土但书法风格不同的状况。对《延昌三年造像记》和《刘约造像记》的研究考释，为研究南北朝佛教属性书法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参考依据，对充实书法史料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