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光

摘要：圩寨作为一种防御建筑，对于农民来说，其修建的目的就是要抵御外来侵扰。事实上，在民国时期，新蔡的圩寨并没有对农民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透过此，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新蔡社会的基本政治面貌。

关键词：圩寨；新蔡；民国时期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6.08.040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8-0127-03

乾隆六十年（1795年）新修《新蔡县志》记载新蔡县境崇祯年间就有“高楼”“姜寨”等防御性建筑。这些是否本文所要讨论的圩寨，或者说新蔡当地的圩寨是否来源于此，限于文献资料的匮乏，我们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咸同年间河南普遍存在圩寨，修筑圩寨是清政府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以对付太平军和捻军的一项重要举措”。现存的史料中关于新蔡圩寨普遍出现的记载也是此时：“咸丰十年五月十五，阜阳袁耀春率数百捻军来新蔡，杀寨长袁挺拔、袁绍等，与袁安愚据寨抗清。”“同治元年十一月，捻军与清军战于县西王小寨”。可以确定，新蔡的圩寨最迟出现于清末，并与捻军起义有重要关系。在捻军起义过程中，地方豪绅用圩寨防捻军，捻军也充分利用圩寨，将其作为自己防卫清军、与清军进行抗争的重要支撑。圩寨的存在并不是昙花一现，捻军起义失败后，圩寨没有随之彻底消失，例如涧头乡邹府寨，“同治四年，八月初六，任柱等由化庄南进围攻涧头邹府寨不克”。直至1947年11月被解放军攻克，才结束了作为防御体的历史。这些留存下来的圩寨也就成了民国时期新蔡圩寨的直接来源或模仿对象。

一、圩寨的特征

正如马克思所说：“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只能是事实。如果仅仅局限于新蔡县域内圩寨的出现，对其圩寨的具体特征不加了解，无异于纸上谈兵，对圩寨的研究也只能流于浅显。

新蔡圩寨的特征可分为两类：外部分布特征和内部构造特征。

新蔡当地的圩寨存在一个奇特的现象：既有以“围”命名的，又有带“寨”“楼”字的。围子一般分布在汝河及大洪河两岸方圆数里之内，以今顿岗、宋岗、关津、河坞等乡镇较为明显。寨子等分布较广泛，以汝河以北广大地区为主，但都分布在较大水域附近——这与“圩”的本义和新蔡的自然环境有关。再者，小洪河边也有围子，汝河和大洪河南岸也存在寨子，所以“围”和“寨”“楼”等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实质上并无差异。“虽然‘寨字在华北广为使用，但‘圩字更具有地方特色”。新蔡县域内寨类防御建筑的称谓不同，体现了新蔡作为广义上的淮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独特性。

不同的圩寨，其构造不可能完全一样，但一般含有寨沟、寨墙、寨门。寨沟即寨外四周起保护圩寨作用的壕沟。新蔡常年降水较多，再加上河道长期淤积导致洪涝频发，寨沟往往被挖得又宽又深，同时这样既可以防洪防匪，又可以通过挖深壕沟来取土建“围子”，一举多得，因此，新蔡的圩寨都有寨沟。寨沟又分单壕沟和双壕沟，单的一圈环绕，双寨沟双层嵌套。寨墙即寨的围墙，是圩寨作为防御体最重要的部分。一旦失去寨墙，寨的防御性能就会大大降低。寨墙有土墙和砖墙之别，高低之分。土墙成本低，建造简单，但不坚固，还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定期修补。有的寨墙可达4米，还有的则没有寨墙。按数量，寨门分为单寨门和双寨门，甚至有四寨门。按使用特点，寨门又分为固定门和活动门即吊桥，在此不再赘述。下面笔者试举化庄乡刘寨一例，进行详细分析：

化庄乡刘寨位于化庄街西2.5里处，民国时期是刘姓地主的圩寨，东北西南走向。圩寨宽近100米，最长处近110米。分外围和内部两部分。外围由外围土埂和外濠组成，内部由内寨和内濠组成。外围土埂整体呈“口”字形，东北部有缺失，圩寨内部呈严整的“工”字形，圩寨外及外围土埂与圩寨内部之间双寨沟环绕，但东北部仅是单寨沟。外层寨沟相对较窄，最宽处不过4米；内层壕阔沟深，特别是内南壕沟，至少宽5米。所有壕沟坡度都较陡，几乎垂直。刘寨还充分利用当地的地理环境，其北外寨沟就是天然的大港——马楼沟。外围土埂不筑圩墙，仅种植一些荆棘植物。圩寨内部沿内壕沟筑有高达2米的圩墙，圩墙四角各有一个土炮，墙外种有大量芦苇（根据刘寨村村民刘天仁的回忆。1994年时，他曾经将刘寨的剩余寨墙推倒）。同时，内部地面特意用土垫过，明显高于地平面。寨内东北部为刘姓地主的住宅，其他部分为一般农民居住区，外围土埂不住人。

二、圩寨的作用

同其他地区一样，新蔡人建造圩寨的最初目的就是防御，保护寨内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民国时期特别是民国前期，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是匪患。匪祸不断，甚者聚众上万，在县滋扰数年，小的“杆子”就更是不计其数。当有土匪来扰时，一般人的反应会是逃，但是，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逃能逃到哪呢？相近的圩寨就成了相对最好的去处。土匪知道圩寨寨固沟深，寨内人多，就不敢轻举妄动，面对大的圩寨，一般会“先礼后兵”：先给寨主下一个单子，上面写着自己想要的东西，同意就息武，不同意就攻寨。如果土匪提出的条件还可以承受，寨主就会同意，这样农民的安全就可以得到保障，修筑圩寨的最初目的就能达到——正如贝思飞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中所说：“对于大多数参加者来说，从事土匪活动是对超出通常能够忍受的贫困水平的反常环境作出的反应。”“大多数加入土匪的人都是迫不得已。对于那些‘偶尔为之者来说，这是一种暂时解脱危机的手段，当条件改善以后，其中大多数人都会重返家园。”这也是匪、农、地主三方都愿意看到的结果。

要考虑圩寨的普遍性保护作用，就得知道民国时期新蔡究竟出现过多少处圩寨。查看现今新蔡县地图，以“寨”“围子”“围孜”“楼”命名的村子共354个。但其中的部分圩寨可能在捻军起义后逐步消亡，“战后一段时间内，圩寨的荒废是一种普遍现象……原供防御的圩寨或者荒废，或仅作为普通聚落而存在”。至1935年底，河南省主席刘峙巡视新蔡等地，查新蔡全县有圩寨86处、碉楼7座、碉堡8座、桥头堡2座。圩寨有大有小，大的如上文提到的刘寨，11000平方米左右，除去寨沟、寨墙及寨内房屋，实际面积很小，何况小的寨子。而根据1936年的统计，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新蔡“共349293人……农占百分之九十五”，农村居民大约331828人，仅82处圩寨是难以收留为数众多的农民的。新蔡的圩寨主要针对小股土匪，对于豫西巨匪老洋人、李老末等来说，不论大小都根本不值一提，他们遇寨破寨，见圩拔圩，而且大的寨子往往树大招风。圩寨在他们面前不能起到任何实际的作用。

此外，圩寨自身相对封闭的特点决定其一旦被攻破，寨墙、寨沟就成为人们逃跑的障碍，易酿成悲剧。“1925年夏，豫西李振中（李老末——笔者按）杆众数千人来新蔡，屯驻化庄一带，因与港南村红枪会发生摩擦，攻破其寨，杀会徒并村民男女数百人”。“1927年6月19日，被国民十二军收编的豫西杆首戴明权部2000余人来新蔡，与城北何楼村红枪会发生摩擦，破其寨，焚烧一空，会徒村民惨遭杀害”。都是明证。

三、当地政治环境

通过对民国时期河南各地修筑的圩寨的统计，杜中堂认为“围寨并不是随着匪祸的肆虐而修筑的，在河南‘土匪和‘防御土匪的围寨这两个事物在时间上是错位的。或者换句话说，几乎在匪祸最为惨烈的整个1920年代，围寨都不是河南一般村镇的主要御匪方式。只是到1927年以后，才普遍修筑围寨防御土匪”。那为什么直到1935年底，新蔡修建的圩寨等农村防御性建筑在刘峙所巡视的太康、项城、沈丘、新蔡、息县等五县中最少？问题的探究应该转向对当地的政治环境分析。

伴随着全国士绅的普遍劣绅化，新蔡的乡绅素质也急剧下降。第一区区长“迭被控告”，二区区长“能力薄弱”，四区区长“学识较差，面带烟容”，五区区长“不克胜任”。这样也就不难想象1931年夏秋两季，新蔡连降暴雨，“淹没田禾不下二百顷，该约损失不可数计。登场之麦，半饱鱼腹，房屋倒塌无数，陆地昼成江河，遍野鸿嗷”之时，一些豪绅熟视无睹。灾民们走投无路，自发组织起来，强分他们的粮食。当地那些具有一定实力的乡绅，则积极发展武装，组建寨堡群，推行连庄会，挖濠固壁。尤其是陈店曹园寨寨主徐廷甫，依仗本寨坚固，组织地主武装，横加阻拦。

民国时期新蔡地区最突出的政治特征就是派系斗争。不仅县长作为“一县行政长官”，无力改变当地“党派之争，最为恶习”的局面，甚至省上派遣来的自治职员“加入派系之漩涡者势所难免”。这股不良之风迅速蔓延，特别是各种武装力量就成为各方争夺的重点。杨宜垄、余醒支等就“惯藉民团捣乱，擅夺训练专权”。更有甚者，如第二区区长杨崇良借土匪势力，“护匪殃民，结党剥削”。在上述背景下，对豪强来说，修建圩寨与豢养土匪又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说民国早期新蔡的圩寨在一定程度上还能给普通农民带来安全感，到了民国末期，圩寨则完全成为地方实力派的统治工具。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途经新蔡，新蔡县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原新蔡县罗寨保长、新蔡县“剿共东路军司令”罗瑞三，依靠邹府寨等圩寨，网罗500余人；曹英等部500余人盘踞在齐寨；赵炳章部300余人盘踞在袁寨；杨登武、胡景斋、刘洪文三支武装约3000人占据练村马寨，他们烧杀抢掠，肆无忌惮。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新蔡的被迫“失分”，折射出当地颓坏的政治环境。

四、结语

正如其他地区的防御性建筑一样，新蔡的圩寨也是特殊时期的特定产物。它们随着社会动荡而产生，又随着社会的逐渐稳定而渐渐消亡。即使说新蔡的圩寨从出现一开始就不能真正地保护农民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损害了其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对民国时期的新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河南其他地区的堡寨建筑一样，它反映了当地的“内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经济状况和风俗习惯等诸多信息，可进一步揭示整体或局部地区社会变化和治安状况”。因种种原因，圩寨已基本消亡，但要弄清新蔡及广大淮北地区的民国历史，就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圩寨，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笔者也希望借此文能为研究区域史提供更多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