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静 刘金林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当前，我国已进入各民族跨区域流动的活跃期，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向东部和内地城市流动。切实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城市民族工作的重点和关键任务。在基于语言的交际工具、文化载体以及人力资本属性三个层面论证语言治理融入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必要性的基础上，着重结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语言治理的成功实践，从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普及、社区干部“双语”能力的培育、社区“多语和谐”语言环境的营造等三个方面提出语言治理融入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治理的思路和举措。

[关键词]语言治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国家通用语言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11-0028-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项目“基于语言经济学视角的少数民族地区推普的精准扶贫效应评估及完善路径研究”（19YJA790054）、国家社科重大专项“‘五个认同视域下西南民族地区各民族有序参与基层治理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路径研究”（20VMZ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静（1988-），

女，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刘金林（1979-），男，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广西民族大学社科处处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经济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南宁530003

改革開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也逐渐形成，资本、技术、信息以及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自由流动。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发展以及最为深刻的变迁，人口和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是其中最主要的变化之一。尤其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脱贫攻坚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实施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不仅极大推动了东中部汉族人口向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大规模流动，而且直接改变了原有民族间的空间居住格局，打破了传统的同一民族“聚族而居”的状态，带动少数民族以经商务工等主要形式涌入市场经济活跃的东中部城镇地区，使得少数民族人口散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双向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各族群众之间的经济、社会交往，促进了东中西部地区文化以及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一方面有效弥补了城市产业快速发展导致的劳动力不足，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促进了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但另一方面增加了城市公共设施的负担，加重了城市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各民族在语言、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也给城市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带来了较大的挑战。而随着城市社会的民族结构越来越多元，各民族间居住、就学、经济和文化活动等相互嵌入程度越来越深，如何切实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城市民族工作的重点和关键任务。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要求“推进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积极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开展各族群众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形成密不可分的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1];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2]。这些要求和指示为新时代创新城市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方向和指导。

一、语言治理融入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必要性

语言治理①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语言事务、语言组织和语言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事务有效处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与“元制度”、文化的载体与人力资本，语言相通不仅是促进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居民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前提，而且是提升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各族居民文化认同，推动各族居民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因此，语言治理融入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是推进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各族居民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构建嵌入式社区环境的基本保障。

（一）作为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相通是促进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前提

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3]。但索绪尔也指出，“语言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和符号本身的形式是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即尽管语言具有很大的持续性，但也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②[4]。因此，从本质上来讲，语言是人们之间沟通交流的最主要表达方式，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5]只有充分沟通，彼此了解、相互理解、互相认同，各族群众才会互帮互助，成为朋友。对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语言的自由沟通交流是他们真正融入当地生活的前提，也是实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起点。与汉族流动人口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可能在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只有通过习得普通话，才能与其他民族成员无障碍交流，顺利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从而获得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据调查，城市流动人口中新疆籍的大多数维吾尔族同胞由于不会讲普通话，语言交流障碍表现较为突出，导致他们在城市日常生活和就业过程中信息来源闭塞，家族成员是他们了解外界唯一的窗口，也是他们依靠的主要对象，烧烤餐饮业是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主流生活③[6]。同时，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活跃期，各民族嵌入式社区将成为城市社区的主流形式，语言不通也将成为社区工作人员的主要障碍。一般在语言沟通毫无障碍的情况下，做好社区管理、矛盾纠纷的调节等需要充分的沟通交流[7]。如果社区干部不懂得少数民族语言，要想做好社区的服务工作，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语言障碍已经成为新时期加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治理的基础性制约因素。坚定不移地加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普通话推广力度，以及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少数民族语言技能，已成为促进社区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环境的关键和重要前提。

（二）作为文化的载体，增强国家通用语言认同是提升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各族居民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在于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其中，“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8]。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本身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体现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取向，并与文化之间相互制约和影响。我国多样化的民族语言、方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因此，民族语言、方言的认同有助于当地群众认可本民族或地域文化，强化地方文化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9]。作为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是我国语言生活最重要的交流和传播工具，承担着重要的国家社会生活的语言交际和信息传播功能。如果没有掌握普通话，各族居民将无法平等和充分地参与国家社会生活。只有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交流纽带，才能促进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之间交流，加深各民族之间情感，加强各民族之间联系。从该层面意义上来讲，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通用语言认同，是加强各民族文化交流，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前提，即民族语言认同必须以国家通用语言认同为前提④[10]。这一点已被诸多成功实践所证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保留着一项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热贡艺术，由于当地的大多数土族画师都可以用普通话讲授关于唐卡绘画的技巧，使该地成为会讲普通话的藏族、土族、蒙古族以及其他民族唐卡艺术爱好者的求学之地。正因为他们会讲普通话，使得他们交流无障碍，共同为继承和发扬热贡艺术而努力，让这一民族文化走的更远[11]。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发展，丰富和充实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第五次中央会议上强调“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2]。总体来说，作为56个民族沟通交流的桥梁，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增进各族群众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增强其对中华文化认同;同时作为承载着56个民族的国家通用语言，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提升各民族群众的普通话能力，是增强各族群众中华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有效途径。因此，增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国家通用语言认同，是提升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各族居民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12]。

（三）作为人力资本，提升语言技能是实现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各族居民共同富裕的有效助推器

国内外的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均证明，语言具有经济属性，语言技能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能力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劳动者在就业市场受歧视的程度，有利于劳动者拓展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好地融入社会群体，从而获得工作稳定、薪资待遇较高的岗位;劳动者个体掌握的语言数量越多及语言技能水平越高，获得更多就业岗位和更高收入的机率就越大，双语或者多语者可在就业中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13][14]，且语言的听、说、读、写四项专项技能对收入的影响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15][16]。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减贫事业为语言和贫困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尤其是精准扶贫方略以及《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实施以来，语言和扶贫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中语言技能（包括普通话、外语和方言）与劳动者就业、收入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是主要内容之一。推普可以扶贫，源于语言与教育、信息、互联网等的密切关系，认识语言的扶贫功能，为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修筑起脱贫的语言大道，为改变经济劣势和发展劣势、促进当地社会的文明进步贡献“语言之力”⑤[17]。秦广强基于北京市城八区适应性区群抽样（Adaptive Cluster Sampling，ACS）所获得的样本，着重探讨和分析了普通话技能的农民工经济收入效应和社会交往效应，以及可能的影响路径⑥[18]。陈媛媛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三套综合数据，构建基于标准的明瑟（Mincer）半对数收入方程，对普通话能力和劳动者收入关系进行了检验，其实证结果“表明普通话以及单项能力（听和说）均会对劳动者收入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⑦[19]。赵颖根据CGSS2010年的调研数据，发现“普通话能力、英语能力均与劳动者收入呈正相关关系，且两种语言的表达能力溢价显著高于听力能力的溢价”⑧[20]。卞成林、刘金林、马静等基于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八个县（市、区）农村居民多项实证研究表明，不仅“普通话技能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强农村居民就业竞争优势，进而提高进城务工农民的收入”[21]，而且“多语能力的提升能够降低劳动者收入水平处于低收入段的概率，提高其处于高收入段的概率，与劳动者收入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⑨[22][23][24][25]。如此看来，着力提升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普通话水平，以及以普通话为主的“多语多言”能力，有助于促进其城市融入，获得收入较高而又稳定的职业，进而对推动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各族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积极的作用[26][27]。

二、语言治理融入各民族嵌入式社区建设的经验：以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为例

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以下简称“社区”）成立于2001年12月，2002年1月成立党支部，2017年8月升级为党委，下设4个党支部，有党员389名。社区毗邻南宁火车站，管辖面积1.3平方公里。现居住有汉、壮、维吾尔、回、苗、瑶、满等19个民族，共4186户、13862人，其中少數民族人口（包括流动人口）约占社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近年来，社区党委紧紧围绕“民族团结促和谐、党建示范上台阶、各族群众得实惠”的目标，以服务少数民族群众为重点，着力打造“民族情深党旗红”党建品牌。先后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示范社区”“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三八红旗集体”，荣获“南宁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南宁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五比五争活动模范社区”“南宁市文明社区”等称号[28]。

（一）定期举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班，筑牢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语基础

刚到社区时，回族或维吾尔族男性大多蓄长胡子，女性蒙着面，生活习惯也与当地人不同，不常洗澡，较粗犷，倒地就能睡，而且他们不会说普通话，沟通较困难，当地的居民对他们都心存芥蒂，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们。由于不会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导致矛盾、误解乃至打架现象时有发生，给社区居民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众多困扰。为了消除居民交流的语言隔阂和障碍，社区与广西民族大学合作，联合打造“双语志愿服务实践基地”，由中华中路社区提供场地，广西民族大学委派教师和大学生志愿者到社区教普通话不好的民族地区居民学习普通话，学写规范字。2005年12月，社区开办了第一期汉语培训班，并坚持每年联动相关单位举办汉语、书法等课程培训班。社区志愿者自愿利用闲暇时间与流动人口中的少数民族交流，鼓励先来的少数民族加入到志愿者行列、以带动后来者学习汉语，形成了多方共同参与助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做法及良好氛围。通过提升普通话技能，不断筑牢社区居民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语基础，使得社区内的居民之间交流更加顺畅和密切，也使得各族居民理加理解和包容彼此的民族文化，大大增强了各族居民的族际认同，促进了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帮互助和团结协作[29]。

（二）激励社区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提升社区干部“双语”乃至“多语”能力

社区干部袁用提到，新疆籍务工人员买吐送·玉送刚来南宁的时候，在市区人流量大的马路边摆摊设点卖新疆羊肉串，但是因为不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无法跟顾客交流，生意很惨淡，居住的环境也很差，不是睡在社区楼道中、就是睡在屋檐下和房顶上。为了更好地跟他沟通，了解他的需求，解决他的困难，帮他改善生活环境，社区工作人员主动学习维语，帮他找房子，还教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随着他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不断提升，能和社区居民、顾客正常交流交往后，他的生活和经济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不仅在南宁开起了烤馕店，月收入达5千元，成为同乡中的“富豪”，还计划在南宁买房，全家定居南宁。社区谢华娟书记为了不断提高自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学习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慢慢与维族、回族同胞相识、相知、相融，大大降低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发生重大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为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群众语言通的人才作用，社区坚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原则，组建一支关心民族工作、热心社区服务的民族工作信息队伍，及时反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热点、难点问题并给予办理和答复。自队伍建立以来，多次协调社区党委帮助少数民族居民解决工作、生活方面的问题，真正使少数民族居民反映的问题事事有着落、件件有落实。因此，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居民刚进城之初，尚未掌握国家通用语言之前，采用开展培训班、吸引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等方式，着力培养社区干部的“双语能力”，即“普通话+民族语言（或方言）”，是确保社区民族团结、和谐稳定的基本条件。

（三）以“双语”或者“多语”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方针，着力增强各族居民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

作为19个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区，各民族文化在中华中路社区深度交融。站在社区大门，壮族文化赫然入目，社区选取广西古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遗物铜鼓作为民族文化元素，巧妙地设计在门面上，让社区内其他民族首先感受壮族文化的精髓，了解壮族文化的发展历史。走进社区大院，一条民族文化宣传长廊展示了社区举办的各种民族活动，既有壮族“三月三”歌圩、穆斯林古尔邦节，又有苗族吃新节、瑶族盘王节，19个民族的文化风情在这里交相辉映。民族文化介绍除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外，还包括相应的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的“民族之家”，内设民族学习室、民族团结柱、民族书屋等功能区，添置电脑、桌椅、图书等设备，定期举办政策宣讲会，邀请高校双语宣讲员向各族居民宣讲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最新讲话精神。为了使理念深入人心，社区工作人员不仅将宣传标语和口号翻译成壮语、维语、满语、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还通过印发多语漫画，生动介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要求。社区印发的《民族之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服务指南》，详细列出了办理计生证、暂住证，以及公民民族成分变更等各项业务所需材料、承办单位的地址与电话，还节选了一些宪法中相关的少数民族政策。为方便尚未能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回族、维吾尔族等居民，谢华娟书记组织专人举办讲解会，用双语一字一句地讲解服务指南。在向社区各族居民宣传一些重要通知或最新政策时，谢华娟书记请人将其翻译成维吾尔语版本以供维吾尔族同胞传阅。社区在建设过程中，始终注重从语言层面拉近各民族的距离，坚持用双语或者多语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方针，以增强各族群众的跨文化认同及中华文化认同，提升各族群众的政治认同。[30]

三、语言治理融入各民族嵌入式社区建设的路径分析

（一）坚定不移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推广力度，消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语言障碍

作为一个中国人，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消除社区内各民族之间沟通隔阂和障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和基础，而且有利于提高个人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各民族群众解决就业、融入社会提供更多的机会。普通话推广与提升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职业技能培训等相联动，社区各族群众在学习职业技能的同时提升普通话水平，在学习普通话的同时提高职业技能，充分实现普通话水平提升与专业技能学习的协同效应，最大限度提升其就業竞争力，是新时期在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推广普通话的理想路径。

一是坚持普通话培训与提升居民信息获取能力相结合。借助手机、电视等网络技术，通过手机APP等工具，强化居民普通话学习的同时，加强居民对手机、电视、网络等多媒体的使用，扩宽劳动者就业信息、职业能力培训信息等来源渠道，拓展个体的发展空间及掌握社会招聘信息的途径，增强社区各族居民的个体就业技能与素质，引导和推动其就业创业。

二是坚持普通话学习与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将普通话学习贯穿于社区居民职业技能培训之中，所有的技能培训教材必须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教师必须掌握并熟练使用标准的普通话，且在教学的过程中必须使用普通话，以实现社区居民普通话学习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协同效应，在学习职业技能的同时提升普通话水平，在学习普通话的同时提高职业技能，打牢社区各族居民的语言和技能保障。

三是推动实施“小手拉大手，共学普通话”的推普进家庭活动。推广普通话，学校是基础和重要阵地，学校的师生更是推广普通话的主力军。幼儿到少年这一时期是人的语言习惯和语言能力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普通话学习的关键时期。推广普通话是各级各类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随着普通话在幼儿园及小学推广力度的日趋加大，普通话学习已渗透到德智体美和社会实践的各种教育教学过程中，普通话已成为校园语言和基本的教学用语，大多数幼儿园尤其是小学的在校生均具备熟练的普通话交流能力。家庭语言环境对家庭成员语言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因此，应充分发挥青少年在普通话推广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开展“小手拉大手，共学普通话”的推普进家庭活动，主动带动家人在家庭生活中使用普通话，帮助家庭中长辈自觉养成讲普通话的习惯，营造良好的讲好普通话的家庭氛围，提升家庭中老年人的普通话交流能力。

（二）着力增强社区干部双语能力，提升基层干部语言服务水平

社区干部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是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壁垒作用和群众自治功能的实施者与推动者。在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中，社区干部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既是社区建设的一员，为社区自治献言献策;又是社区治理承上启下的桥梁，对内听取收集社区居民的意见建议，对外连通政府各部门，反馈民情民意，宣传落实政策措施;同时还是各民族流动人口落脚社区的引路人和导航者。将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打造成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生活乐园，首要的是使各族群众留得下。而各族群众能否在社区留得下，语言沟通很关键。社区干部作为直接对接社区居民第一负责人，双方语言沟通顺畅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族群众能否在社区留得下。因此，要着力增强社区干部双语能力，提升基层干部语言服务水平，以社区干部的语言能力打通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中各族群众能否留得下的第一关。

首先，着力培育社区干部双语能力。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傅懋勣、孙宏开等学者提出，民族地区干部要培育双语能力⑩[31][32]。在面向社区干部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要培育社区干部的民族语言能力。在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中，多民族共居是其最大的特点。多民族带来的语言交流困境，要求社区干部具备一定的民族语言能力，尤其是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掌握不太好的民族中，社区干部的民族语言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是加强对现有社区干部的民族语言能力培训。根据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具体情况，对存在语言交流障碍的一种或多种民族语种，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可与民族类院校合作搭建校社培训平台，利用民族类院校师生的民族语言优势，按需定期对社区干部进行民族语言能力培训;也可利用线上教学资源，包括教学视频、学习手册等，采取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相结合方式，提高社区干部的民族语言能力。二是积极引进一批具备双语能力的高校毕业生，弥补现有社区干部双语能力的不足。由当地组织部统筹，大力引进一批既具有熟練的普通话交流能力，又懂得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的高校毕业生。一方面弥补现有社区干部双语能力的不足，满足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语言沟通需要;另一方面引进的双语干部可通过现场教学、日常交流等方式培育社区本土干部的双语能力，走出一条社区干部双语能力的帮扶和培育之路。三是吸收双语能力较好的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各族群众是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现成语料库，吸收双语能力较好的各族群众参与社区管理工作，壮大社区干部队伍，是提升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语言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不同民族的居民与居民之间，不同民族的居民与社区干部之间，都需要双语能力较好的各族群众架起语言交流的桥梁。这样即可缓解社区双语干部数量不足的困境，也可充分发挥民族语言优势，由语言互通的各族群众自行对接，通过营造自我熟悉的语言环境，妥善解决社区事务的同时，增进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居民间的归属感，让各族群众留得下、稳得住、融得进，以各族群众间的语言互通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三）营造“多语和谐”的语言环境，传承和保护中华文化及各民族文化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重要表现形式，不同的语言对应的是多元的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多种语言反映出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组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2]。在坚定不移加大国家语言推广力度，消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语言障碍的同时，要在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中营造“多语和谐”的语言环境，传承和保护中华文化及各民族文化，在维护中华文化“根深干壮”的基础上，通过“多语和谐”促进各民族文化枝繁叶茂。

第一，在社区内部营造“多语和谐”的语言氛围。要实现“多语和谐”，首先要让居民知道“多语”，了解“多语”的相关情况，感受“多语”的魅力;在此基础上，要鼓励“多语”使用，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无缝切换。一方面，定期举办各民族语言文字展示活动。根据社区居民的民族构成，展示相应的民族语言文字，内容包括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历史、书写规范、音符音标、语法构成等，并从社区居民里挑选相应的民族代表负责内容讲解，使社区居民切身感受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历史性、完整性和独特性。另一方面，打造“跟我学语言”系列公益培训课堂。包括“跟我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跟我学民族语言”以及“跟我学方言”等，以学多语促进多语使用，在多语使用传承和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的同时，在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营造多语学习和使用的条件和氛围，构建“多语和谐”的语言生活。

第二，打造“大手牵小手”的语言传承与保护的家庭模式。“大手”既是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人，也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者;“小手”既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小教师，又是民族由于语言文化的继承人。尤其是在多民族家庭中，民族语言文化较为丰富，“大手牵小手”的语言传承保护模式使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民族文化在“小手”间继承，“小手”长为“大手”后，又将民族文化传承给“小手”，以实现民族文化的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因此，“小手拉大手”的普通话进家庭活动，主要目的在于普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弘扬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大手牵小手”的家庭模式，主旨则在于保持语言的多样性，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

注释：

①作者认为语言治理主体、语言治理体系、语言治理内容是语言治理的主要组成部分。详见王春辉：《语言治理简论》[EB/OL].http：//ex.cssn.cn/yyx/yc/202005/t20200520_5131923.shtml.

②语言接触是导致语言不断变化的重要原因。语言接触指不同语言或同一种语言内的不同方言之间的经常交往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导致语言接触的主要原因是贸易、文化交流、移民杂居。语言的接触会表现为相互的影响，使双方或多方语言都发生一些变化。语言借用是语言接触过程必然产生的一种语言现象，即一种种语言或方言（即受语言）采用另一种语言或方言（源语言，Source Language）的某些语言成分或用法的一个过程。

③换言之，语言不通也是维吾尔族居民流动呈家族式流动的主要原因。

④作者认为在多语社会或国家，通常是通用语言承担较多社会交际工具功能，而少数民族语言承担较多文化认同功能，二者互相补充又互相不可替代。民族语言认同应以国家通用语言认同作为前提，国家通用语言认同应以充分尊重民族语言认同为前提。

⑤作者认为普通话改善了中国语言碎片化的状况，架起了政令畅通、信息联通的语言大道，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打破“费希曼-普尔假说”的重要力量。

⑥作者的研究结论表明，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普通话熟练的农民工能够获得高于不熟练者21%～40%的月收入。但从交际工具来看，普通话熟练并未对农民工社会交际网络和生活空间的拓展带来显著影响。因此，语言在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作用值得商榷。

⑦作者的研究结论还证明了，普通话对服务业人员、城镇劳动者、南方、跨方言流动人口等劳动者的收入影响比较显著，而对非服务行业、农村劳动者、北方、方言区内人口等劳动者收入不显著。

⑧基于所构建的模型，作者对语言能力影响劳动收入的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较好的语言能力有助于节约搜寻工作时间，提高了就业的机会成本进而增加劳动者收入。

⑨作者的实证结论表明，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农村居民普通话技能、多语能力的劳动者收入效应，以及普通话技能的劳动力转移效应还呈年龄、性别的异性。

⑩作者提出，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应学习掌握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到汉族或其他民族地区工作的少数民族同志，也需要不断掌握汉语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双语掌握得不好，不能很快地使群众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会使工作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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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9-30 责任编辑：王 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