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明　刘雪

【摘要】民国时期，我国报业进入持续发展的阶段，并且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原因，媒体问题的应急管理也呈现出新的特征。研究此阶段媒体问题应急管理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梳理相关研究脉络，丰富和完善该领域的研究。

【关键词】民国时期；媒体问题；应急；管理特点

辛亥革命之后，处于历史大变革期间的媒体，同样面临着需要随时做好应对时局变化的准备。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发生，这个事件在改写中国历史的同时，也为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媒体的发展也考验着媒体应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一、媒体抗争与应急管理

外部环境的特殊，可能影响到媒体的新闻业务。媒体若无力与外部力量抗衡，以“开天窗”的特殊方式暗示某个非常重要而敏感的新闻被删除，民国时期的报业“开天窗”的案例不在少数。并且，由于社会动荡，行政权力加大对进步媒体报道事务的干涉，一批报纸受到打压，生存环境持续遭到破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报业危机。其中，以“癸丑报灾”最为典型。1912年，报纸报人被警告传讯、打砸搜查、封门停业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至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仅剩139家。此外，大批报人受迫害，新闻记者中至少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1913年正逢农历癸丑年，当时新闻出版人将这一年报纸遭受的浩劫称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癸丑报灾”。[1]

媒介生态的持续恶化，让新闻业同行认识到，新闻业是个社会共同体，每家媒体都是共同体的成员。一家媒体的报道权被干涉，这样的悲剧也可能在自己身上重演。所以，涉事媒体在尽量依法维权的同时，新闻界同行也会伸出援助之手，帮涉事媒体奔走呼号，通过舆论进行声援。例如，1913年6月12日，原浙江《自由报》总经理许畏三当上浙江省检察厅厅长后，因《汉民日报》在报道和评论“九花娘聚赌案”“共和春殴斗案”等丑闻时涉及他，派法警拘捕该报主编邵飘萍。邵飘萍不仅不逃，而且从容面对审讯。当月15日《申报》刊登庭讯实况。26日，浙江杭县地方审判厅驳回许畏三以检察长名义提起的公诉。《申报》评论批评许畏三……媒体人的傲骨在遭遇无妄之灾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股权之争与应急管理

对于独资的媒体来说，媒体的所有权归出资人所有。媒体所有权的转让，其他人有看法但无权干涉。但是，创办媒体的投资规模大，为规避风险，多数媒体的出资人并非仅仅一人。多方出资创办媒体，符合现代企业的要求。只是在遇到股权转移时，有时也会产生内部矛盾。这类股权之争的矛盾，迫使媒体所有出资人、员工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维护媒体的正常运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对媒体的股权纠纷和媒体的反应有所记载。

1927年后，国民党加大对上海租界中国人报纸的新闻检查。《新闻报》因在美国注册，幸免于检查，但风波仍然不断，福开森急转让其股权。《申报》老板史量才购得福开森的股权，实际上控制了《新闻报》。福开森转让股权背着《新闻报》其他股东、职工，甚至背着汪氏兄弟，他不希望横生枝节引起麻烦，史量才也不愿意将此事张扬出去，以免搞得社会过于瞩目。经过双方妥协，终以70万元的代价达成初步协议。1929年1月中旬，根据让股草约的协定，史量才委派董显光为《新闻报》新任监督，前去接收馆务，引起《新闻报》上下波动，成为股权风波爆发的导火线。[2]1月13日，《新闻报》打破常规，在第一版广告中登出《本馆同人紧要宣言》，把股权之争的矛盾公开化。由此，一场媒体股权的应急管理在《新闻报》其他股东、员工和史量才之间同步展开：

1月16日，《新闻报》接着发表《本报全体同人第二次宣言》，第一次公开点了史量才的名。《新闻报》从上到下，从经理、助理汪氏兄弟到下面职工，一齐卷入收回股权运动，这并不是偶然的，主要的原因是汪氏兄弟和职工都担心史量才购下《新闻报》会引发人事变动，危及他们的切身利益。从1月26日起，一些商业团体和商店、同行公会纷纷来电来函，声援《新闻报》收回股权……受到压力最大的是史量才。一次普通的报纸股权转让引发了如此激烈的反响，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双方经过多次协商，于2月初大体达成了协议。1929年2月2日，《新闻报》刊登出最后一次《本报全体同人启事》，宣告了股权转让风波的结束。[3]

《新闻报》股权事件是我国新闻史上典型的媒体应急管理案例。该事件持续时间长，争斗程度激烈，由内向外逐渐透明，社会反响热烈，影响范围广泛。这个事件的可贵之处在于涉事双方以比较理性的方式，用各自的智慧和经验，维护各自的权益。

三、媒体业务与应急管理

（一）稿荒应急

媒体以内容为王，而内容的供给主要来自记者和编辑的生产。对于纸媒来说，副刊又是报纸杂志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固定连续出版物，副刊作品更多来自社外作者的供稿。战事较多的年代，社外作者能静心从事文艺创作也有不小的困难。这样，媒体管理者就需要考虑稿荒的应急管理问题。1926年10月，邹韬奋担任《生活》周刊主编，接办《生活》周刊后，由于人手不够，他只好用六七个笔名轮流撰写各式各样的文章。与此同时，他还得向社外作者约稿，以应对稿件不足的局面。茅盾在回忆起与邹韬奋的来往时说道，由于时间紧迫，一个星期之内就得创作出一篇小说。不得不承认编辑与作者之间面临着同样的时间焦虑。然而这毕竟是非常态下的应急处理，保证稿件的充足供应才是解决之道。

（二）应对审查

民国时期，不同党派的意识形态差异，必然体现在媒体业务方面。从广义的焦点说，媒体管理既包括媒体内部的管理，也包括来自行政管理部门和新闻业的行业组织的管理或指导。狭义的媒体管理指媒体内部的自主管理。这种管理，也可以称作媒体自治。来自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的管理或指导，有强制性也有非强制性的。强制性行政管理（指导），有时会与媒体具体的新闻理念存在冲突。当这种冲突发生时，对于法制不够健全的社会而言，媒体管理者很难借助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客观上说，新闻的时效性也不允许媒体管理者就某个具体的新闻报道走司法途径维权。如何既表达媒体的无奈又不延误媒体的出版，考验着媒体管理者的智慧。比如，遇到紧急情况，媒体可能采取“开天窗”的方式坚持自己的立场。民国时期的《西安晚报》，仅1939年前两个月，开“天窗”就达4次之多。[4]

新闻出版的事前审查，给新闻媒体带来了诸多压力。媒体要应对新闻审查可能出现的后果，不得不制订几种预案。每一种预案，毫无例外都属于媒体应急管理的内容。媒体应急管理的经验来自新闻实践。例如，抗战期间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编辑部就总结出了以下一些应急管理的策略：什么时机送审，不易通过的词句能以什么方式“重见天日”，违检、“开天窗”哪一种斗争形式符合当下的形势……[5]

《新华日报》的经验虽然可贵，但是应对情况比较被动。“1945年8月，民主派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回到重庆后，写作了《延安归来》一书，详细介绍了他本人到延安访问的所见所闻。明知道该书会被中华民国书籍检查官删改，为了保持作者的自由表述，决定不送中华民国检查。紧接着重庆的各大报刊和书店都发表声明，《东方杂志》等16家杂志社不再送交中华民国检查。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新闻界‘拒检运动。”[6]9月，重庆出版界发起的拒检运动扩展到成都、昆明等地，并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最终，迫使国民党管理部门通过了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和办法。媒体合理采取的应急措施，为媒体争得了免受新闻审查的权利。

（三）战时应急

战争不但增加了物资采购的难度，也增加了报纸、杂志发行方面的难度。相较于互联网已经普及的今天，纸媒可以通过自己的网站及时发布电子版新闻，而抗战期间的中国媒体则没有这方面的便利。如何规避报刊发行方面的问题，需要媒体管理者寻求应急之策。“为了抗战的应急需要，成舍我专门提出用特殊方法创办一个足供五千万人阅读的全国报纸来推进‘报纸下乡宣传抗战。具体而言，就是在重要都市设立总社，以县团为单位设立分社，总社将所有报纸内容编排好，以短波无线电报传送给各分社，然后由各分社按照总社指示用吉士得速印机印刷，并在当地发行。”[7]

成舍我发明的“全国报”，以连锁报纸的形式改变报纸在一地印刷的传统，不但缩短了报纸运输的时间，也避免因战火纷飞造成的交通道路中断而影响报纸的正常发行。报纸多地同时印刷，报纸开办外地专版，这样的做法被不少大报所采用。

（四）性别差异

新闻采访的成功与否，与记者个人的业务能力有较大关系。在特殊情况下，记者个人的能力固然重要，也必须承认性别差异可能有助于某类性别的记者完成采访任务。例如1946年颇受民众关注的庐山会议，在大批记者争相抢夺新闻资源的情况下，仅有的两位女记者谢宝珠和陈香梅依靠自身性别优势以及杰出的交际手腕，常常能获取到独家消息。不仅如此，报馆当局也倾向于派遣女记者外出采访，其灵活的交际手段以及采访技巧，几乎使男记者相形见绌。

媒体管理者在安排采访任务时，事先要评估谁最适合去某个地方采访。安排女性记者去完成特殊的采访，需要考虑她们的人身安全问题。当然，个人安全也非常考验女性记者的反应能力。如果不具备相应的自我保护能力，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伤害。作为媒体管理者，应提醒记者，在完成任务之前最好有一个应急预案，以防不测。

四、解放区媒体问题应急管理

（一）战时设备应急

战争给媒体带来的现实问题不少，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媒体印刷的稳定性，需要有备用的印刷机和电台等设备。一旦遭到战火袭击，这些设备被损坏，备用设备可以立即投入使用。例如，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北，在撤离延安的当天，新华社第二线战备电台继续以“新华社陕北”电头对外发稿。[8]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李庄曾描述过我军1947年撤离延安时，轮流使用备用电台以应对蒋介石军队的追击，从而保证了新闻消息的及时发出。

（二）合并与停办

解放区的媒体数量增加，对新闻从业者的需求自然增多。记者、编辑的人数很难在短期得到改善，为让媒体有效运行，管理部门在必要时会对媒体进行合并，以保证新闻报道工作的顺利进行。例如，1946年中共中央根据《新华社、解放日报暂行管理规则》将新华社和《解放日报》进行了重大改组，实行报社合一、以通讯社为主的体制。解放区的媒体虽然各自独立，但都属于党的媒体。在一些新开办的媒体急需专业人员时，媒体管理部门通过平衡利益的方式，关停大城市某个不大重要的媒体，帮助边远地区新办媒体渡过人才危机的难关。

（三）媒体业务

最新战况的新闻价值高，这类消息自然是解放区媒体不能忽视的内容。对于广播媒体或者新华社电讯来说，可以立即播发收到的稿件内容。而报纸需要给编辑留出时间，并且印刷周期有相对固定的要求。对于重要的战况消息，比如解放军在战场上的大捷，有的报纸采取临时增出号外的形式来应对紧急情况，适应了战时环境需要，也便于消息的及时传播。

然而并非所有的战况消息都比较确定。有时，媒体尽管收到了消息，但上级要求暂缓报道，这与局势和战事的复杂性有关。一旦消息把握不准，报道与事实存在偏差，将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这样的慎重考虑也是基于确保新闻真实性的考虑。举个例子，1949年《人民日报》的北平版，本来2月1日即可正式宣告北平全面解放，考虑到时局复杂多变，还是延期了1天问世。

五、结语

民国时期，媒体遭遇的问题较为复杂、突出，从媒体抗争展现出媒体人的骨气到全体报社人员抗争股权变动表现出的团结一致，当下的媒体人应该以史为鉴，端正态度，不忘初心；从灵活应对审查到合理安排记者进行采编活动，巧妙应用已有优势，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初显端倪。民国时期，尽管动荡的战时环境不利于报纸的正常发行，但是给予媒体探索应急管理的契机，从问题入手倒逼媒体管理者摸索出一系列阶段性的应急管理方案。伴随着新媒体的高速发展以及新技术的不断更迭，现阶段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媒体管理者不得不未雨绸缪，同时要具备危机意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创新来源于传统，媒体管理研究也要认真对待历史，从历史的轨迹中寻找前进的助推力。

（基金项目：13BXW041微博语境下媒体应急管理研究）

参考文献：

[1]癸丑报灾[EB/OL].新闻数字博物馆2011年12月7日，http//ejm.ruc.edu.cn/readnews.aspx？nid=310.

[2]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460-461.

[3]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463-468.

[4]冶铁.陕西报业史上的“开天窗”现象[J].新闻知识，1995（6）：39.

[5]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691-692.

[6]田野.1945—1949年中华民国新闻传播制度研究[J].今传媒2014（12）：35.

[7]成舍我.“纸弹”亦可歼敌[C]//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编）.战时新闻工作入门，上海：生活书店，1939：90-108.

[8]贺文发.突发事件与对外报道[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刘海明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学博士；刘雪为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媒体管理硕士生）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