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宣

内容摘要：广西壮族作家凡一平的短篇小说《寻枪记》经导演陆川改编成电影《寻枪！》，从小说文本改编成影视文本，其中展现不多的民族性出现缺失，其根源在于作者在重构自己文化身份的时候，抛弃了抒写壮民族风情的边缘文化身份写作。在全球化背景和多元文化语境下，凡一平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应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壮民族文化身份并为之发声。

关键词：《寻枪记》 电影改编 民族性 缺失

2002年，广西壮族作家凡一平的短篇小说《寻枪记》经导演陆川改编成电影《寻枪！》，这部作为导演处女作的电影创造了当年国产电影的最高票房。电影的成功不仅让导演陆川声名大噪，也为小说作者凡一平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客观地说，电影的名气比小说及其作者大得多，很多人也是因为电影才去关注小说及其作者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好故事，但从小说文本改编成影视文本，其中展现不多的民族性出现缺失，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一.民族性缺失的表现

杰·瓦格纳在《改变的三种方式》中介绍了美国电影改编的三种流行方式：第一种是“移植式”，即“直接在银幕上再现一部小说，其中极少明显的改动”[1]。第二种是“注释式”，“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变动”[2]，甚至转移作品重点。第三种是“近似式”，“与原著有相当大的距离，以便构成另一部艺术作品”[3]。很显然，从《寻枪记》到《寻枪！》的改编方式属于第三种。除了“寻枪”这一故事的主要线索没变，故事的情节和结局遭到了“面目全非”的删改，“在主题指向和艺术建构上呈现出由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变动迹象”[4]小说文本中的壮民族文化符号，呈现在电影银幕上时，也遭遇了删除或置换。

1.深层背景被删除。小说《寻枪记》中，马本山（电影中的马山）和何树强是一起参加过法卡山收复战的战友。法卡山位于广西凭祥上石镇与越南交界的地方，它不是一座山，而是连片的山脉。1980年1月，越南方面利用有利地形，在法卡山向中国开枪炮击，我方对法卡山地区的越军采取行动，将越军赶出了法卡山。法卡山收复战，是广西边防部队继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后又一次大规模的、付出了不小代价的战斗。因此，法卡山不仅地理位置特殊，对广西来说，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小说中，何树强在法卡山收复战中“踩中敌方埋设的一颗地雷，战争给他留下了一条性命，却要走了他男人的根。他痛不欲生或生不如死地回到镇上，在人们的同情、耻笑和遗忘中苦难地活着”。由此可见，凡一平将法卡山收复战作为故事的深层背景，是为了揭示造成何树强苦难人生的根源是战争，战争直接导致了他失去男根并因此心理扭曲，偷枪并将作风不正的文化站干部李小萌杀了。电影《寻枪！》对战争这一深层背景避而不谈，也没有提及法卡山，偷枪并杀人的也变成了小说中没有的、虚构的人物——街头卖羊肉粉的结巴刘。杀人的原因也与战争无关，而是因为结巴刘的家人喝了周小刚（小说中的周长江）开办的假酒厂生产的假酒死亡，结巴刘本意是要杀周小刚，却误杀了李小萌。对于这样的改变，小说原著作者凡一平表示无法认同，觉得自己曾经费力设下的“扣儿”的冲击力被减弱了，寻枪的震撼力受到削弱。

2.故事背景被置换。小说《寻枪记》展现了一幅具有批判和讽刺意味的广西边陲小镇现实生活场景：在三镇交界的地方秘密進行着假货生产，公权力参与灰色犯罪，各种欲望释放出来，一个丢枪的警察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伤害，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焦虑地四处奔走寻找，“这种小镇生活中有藏污纳垢部分，又潜藏着无限的生机活力，有潜在的暴力犯罪因子，又有着坚定的制衡因素”[5]。电影《寻枪！》将故事的背景搬到了贵州的青岩古镇，影片中拾级而上的台阶、弯曲复杂的小巷，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也为影片营造曲折、封闭、压抑的主观叙事环境加分不少。影片语言相应地采用贵州方言，有论者称，影片采用贵州方言，多有讽刺之音，笔者不甚认同。地方方言的使用一方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小镇背影，另一方面，赋予了影片浓厚的地域性色彩。从《寻枪记》到《寻枪！》故事背景由广西边陲小镇换成贵州古镇，“民族性”被置换。

3.淳朴民风被消解。小说文本中，何树强失了男根回到小镇后，马山帮他开了家店名具有激励意味的“自强”摩托车修理店，“修理店开张后，门前冷落，马山几乎拜见了西门镇所有的摩托车主，动员和奉劝他们一旦摩托车坏了，就拿到‘自强摩托车修理店去修，以至于人人认为‘自强其实是马山开的店。”马山把何树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并为此奔前忙后，这些都体现了壮族人民善良、团结互助的淳朴民风。影片《寻枪！》中，马山和何树强的战友关系没有提及，更没有‘自强摩托车修理店，给何树强的镜头也不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喋喋不休却没有建设性意义地帮马山分析枪的下落，再就是与另一朋友一起在小巷将跟踪马山的周小刚暴打一顿。从小说文本到影视文本，战友关系变成了普通朋友关系，影片的冲击力减弱，小说中团结、互助的壮民族淳朴民风被消解。

二.民族性缺失的原因分析

1.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全面的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使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遭遇根本性的颠覆，社会文化语境也从原来的一元文化语境被多元文化语境所取代。对于凡一平来说，1992年也是他的人生和文学创作的转折点。这一年，他从生活了几十年的桂西北小县城都安调到广西首府南宁，社会文化语境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对他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他曾描述过这种感觉，“现在，我站在中等城市口琴似的楼层上，我从居住的局促的窗孔探望城市的璀璨的灯火、蜂拥的车辆和斑斓的人流， 我的心如鼓足气但矛盾着的皮球， 我不知道我能否真正投入到城市生活里去”（《城市与我》）。社会文化语境由原来的一元文化语境被多元文化语境所取代，凡一平的价值观也面临着冲击和重构，反映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一个直观的表现是他放弃了长达十年的诗歌创作，小说创作的题材也从乡村向城市转变。

2.作者创作主题的改变

“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故乡、家园，就有什么样的文化身份，而有什么样的文化身份就会创作出什么样的‘被叙述的故乡”[6]，凡一平也不例外。从1982年开始发表处女作到1992年调到南宁，这一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主要展现传统少数民族农村文化，作品中注重自然景观的描写和底层人物的刻画，这与他当时的边缘文化身份是匹配的。

有些作家在个人生活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仍能坚持原来的创作方向，但对于关注社会现实、关照社会边缘人群的凡一平来说，身份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创作主题的改变。凡一平从故乡都安调到南宁，对他而言，这不仅是社会文化语境和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其文化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在脱离了边缘文化身份，在城市中重构文化身份的过程中产生了身份焦虑。在一些文章中，凡一平坦诚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使他不知所措，并产生了“我是谁”的身份焦虑，反映在作品中则是塑造了一些“身份焦虑”的边缘人群。如《寻枪记》中的马山，表面上寻的是枪，实际上寻找的是自己。因为枪对于警察而言，是身份的象征，马山丢的不仅仅是枪，而是他自己。再如1993年发表的《随风咏叹》，里面的主人公童贯本来是体制内电影院的职员，但因为一次书法事件导致了职业危机，为了筹集资金办自己的书法展，童贯假称体验生活找了一份看厕所的差事，当他坐在厕所门口时“她们鄙夷的目光烧着我，我像一捆重大的木炭，在料峭的春寒中寂静地焚烧。”这段心理描写将主人公因身份改变导致的身份焦虑展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在文学创作中，凡一平还主动向汉民族主流文化靠拢，这一时期的作品如《跪下》、《变性人手记》、《顺口溜》等，无论是题材、人物，还是语言和主题等，基本没有体现壮民族文化和作者少数民族身份的内容，与他之前注重自然景观描写和底层人物刻画的创作主题相距甚远。

有论者言，民族性在影视文中的缺失是小说文本模糊民族性的结果，但从根本来说，还是归因于小说作者抛弃了抒写壮民族风情的边缘文化身份写作。凡一平是土生土长的壮族作家，但在1992年至2005年这段时间的文学创作中，他的作品已极少看到表现壮民族文化的内容，只是偶尔出现作为故事背景的壮民族文化符号，如《寻枪记》中的法卡山。从这个层面上说，从《寻枪记》到《寻枪！》中民族性被置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在创作中抛弃了以往主要表现壮民族文化的边缘文化身份写作，放弃了对“精神原乡”的坚守。

3.影片导演的选择

影片《寻枪！》对于战争这一深层背景和对广西有着特殊意义的法卡山避而不谈，偷枪并杀人的也不是马山的战友，而是虚构了一个小说中没有的人物——街头卖羊肉粉的结巴刘。影片回避与战争有关的因素也许是出于通过审查的考虑，但凡一平对于这样的改变表示不能认同，他觉得自己费力设下的“扣儿”的冲击力被减弱了，寻枪的震撼力受到削弱。尤其是有着显著广西地域特色和特殊意义的法卡山，在影片中也无迹可寻。除了《寻枪记》以外，凡一平的一些小说如《理发师》《撒谎的村庄》《顺口溜》等也被相继改编成影视剧或被购买影视版权，他也因此被誉为“备受中国当代出品人、制片人、導演青睐的小说家”[7]。但通过对其小说文本和影视文本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导演总是更迷恋凡一平小说中那些视觉性的元素，而牺牲凡一平小说已经建构的心理深度”[8]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他的作品与影视频繁联姻的辉煌下无奈的遗憾。

三.启示与思考

广西作家凡一平在文学创作中，借鉴影视艺术的叙事手法，为传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且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他还主动与影视联姻，实现了文学和影视的双赢。但在双赢的辉煌背后也有遗憾，主要表现为凡一平作为土生土长的壮族作家，在重构自己文化身份的时候，为了迎合消费市场的需求，抛弃了抒写壮民族风情的边缘文化身份写作，放弃了对“精神原乡”的坚守。在全球化背景和多元文化语境下，凡一平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应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壮民族文化身份并为之发声。2005年，凡一平出版中篇小说《撒谎的村庄》，以此为转型标志，凡一平后期的创作则转向乡土小说为主，我们可以理解为作家“重返故乡的土地情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以往的小说总是背离我成长的土地和河流，我愧对让我无愧的农村生活。而我现在的笔触调转了方向。我回来了。所以我解放了，得救了。”[9]

参考文献

[1][2][3]杰.瓦格纳，陈梅译：《改编的三种方式》，《世界电影》，1982（1）：35，36，40黄晓娟：《民族身份与作家身份的建构与交融——以作家鬼子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16（08）.

[4]赵庆超：《现代主义元素的转变与凸显——论<寻枪>电影改编的风格特征》，《时代文学（双月上半月）》，2010-04-15.

[5]项静：《灯火的彼岸：原乡叙事与新的症候——凡一平近期作品读札》，《南方文坛》，2018-05-11.

[6]刘毅：奈保尔的文化身份与叙事语言，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8.

[7]韦墨兰，凡一平：《用调侃书写沉重》，《当代生活报》，2005-09-05.

[8]黄伟林：《“身份焦虑”与“浑身是戏”——壮族小说家凡一平小说论》，《民族文学研究》，2007-02-15.

[9]舒晋瑜，凡一平：《书写我自己生活的土地》，《中华读书报》2013-9-25.

基金项目：2019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桂西北作家群作品影视改编‘影视化与‘民族性关系研究”（2019KY1478）.

（作者单位：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