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历史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变迁，社会的跨阶层流动也在通道开放之下成为了可能，相较于畸形的强化阶层代际传承以巩固阶级利益的古代社会，现当代的圈层流动显然较为流畅而开放。尽管各个不同社会阶层在资源、机会等方面仍然处于不均衡的状态，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进程的变动之后，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社会的流动以及阶层边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固化圈层之间的交流是单薄的，公共权力的扩张压力、贫富分化的累积驱动之下，社会中下层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被压缩，自然也不会有人关注到圈层上部的生存状态。

然而，尽管资源等划定了确切的边界，但传递社会经验的共识却永远不会错误，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将对群体浪潮中的个体性读解来作为思想上的迂回提升。作为历史转型时期站在风口浪尖的一群人，即便他们在今天已然被贴上生意人、富人的标签，其身份话语之下千姿百态的人生相却仍然值得重述。在自我认定的教条之下，社会身份这一概念成为了冲突与误解的根源，因此，由客观视角，或者说是时代视角下的个体解读与阐释的各自特质反而能够成为破除固化圈层的反思。

哲贵作为温州籍作家，就做到了以故乡之深沉，来书写时代之热烈。非虚构性的书写意味着细节优于概括，写作者必须在真实处境的追逐之下凝视生动的细节趋向，而非整体性的共同目标，哲贵在《金乡》中，就书写了他所瞥见的灵魂的徘徊与个体的忧虑，尽管他曾担忧于故乡会成为其书写的沉重负累，从另一层面来说，仅仅以个体经验书写的故事的确有太多矇昧的虚假，但幸运的是，哲贵仍然辩证而统一地认识了金乡、认识了温州、也借助这隔绝的潜在美学生成了大一统的浮动生活图景。

一.经济视角下的真实处境追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在任何意识形态和任何国家都适用。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多数的经济利益调和也能够带来人类思维活动的进化，在生存状态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对于个体的追求才能够被推动。很显然，如果要谈论金乡，那么就必然绕不开经济上的发展与改革。

正如温州人在大部分国人心中的印象就是会赚钱、会做生意一样，金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承载着历史转型的标签，哲贵的笔下，大部分金乡人也都是以生意人、富人的形象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为作品划分了一个固有的边界，但也凸显了一个固定圈层之下的惊鸿一瞥。

尤其以历史转型时期来说，温州金乡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注定了其在时代下的割裂性，现代国家的目标是明确的，生产消费型的社会经济也将会催生标签式、扁平化的人物，隐匿磨平了差异，被牵连的个体即只能成为历史浪潮中的变形。

事实上，非虚构性写作由于其对于细节刻画的重视乃至整体宏观的方向指明，往往会习惯于从关联中来寻找相应的表达，读者们也往往能够借助这种运作的原则来获得相对的理解。因此，就《金乡》来说，哲贵在作品中所书写的金乡人物乃至金乡风物，实际上就是对金乡力量的解读，而在书写这些人物时所展现的细节思考，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在金乡力量前提下的个体观察。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在孤立的境况中思考，因此，无论是潜在的还是显而易见的关联都可以成为对大众处境的真实启迪。

从研制电动汽车的温州第一能人叶文贵来说，他的发达史和时代的调控是分不开的，而很显然，其传奇化的人生经历和创造能力也是成功的要素，作为电动汽车的创造者，一个希望成为中国私人制造汽车第一人的人，他身上带有强烈的悲壮因子，而后续记录中，作者对他身上展现的平常人的一面，也更加确切而深刻。

“叶文贵充满了自信呢，从黑龙江七台河农场开始，他对中国市场的判断和把握，和对技术的改造和运用，从来没有失败过。他相信自己能造出汽车来，能成为中国私人制造汽车第一人。”

在他人生的最后，尽管他仍然是常人眼里中的成功而富裕的商人，但他失去了雄起的决心，在英雄老去的颓唐中走向人生的终点。当然，哲贵也毫不规避其在家庭生活上的挫败，很显然，儿子叶茂光的生活轨迹也给了叶文贵极大的打击。在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中，家庭永远是追求的第一要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即便叶文贵在事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经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无法消弭他在儿子身上的挫败。

除却经济发展下个人与时代的互相成就，小说的经济视角也不止于此，在叶文贵一节的补记中，哲贵讲述了当前的电动汽车政策。正如他所谈到的“时间可以掩盖一切，却无法抹去这段距离。这或许便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更是这个时代与叶文贵之间的距离。”诚然，经济视角下的个体是被裹挟的，但也正是这一渗透到人类灵魂深处的经济本能，能够帮助社会进化，合理的经济结构之下，个体才能与时代实现双赢。

在他人生的最后，叶文贵的悲剧属性也展现的更为淋漓，尽管他一手将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业提前了二十八年，仍然逃脱不了最后近乎倾家荡产乃至于全面溃败的命运，时代与个体的勾连也在此显露无疑，政策所引导的市场经济是迷人而危险的，因而，叶文贵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一个坚实的中国初期。不断在失败，也不断在前行。

除了对温州第一能人的刻画，

《金乡》也书写了另一位上市公司老总苏维锋的故事，在哲贵的书写中，苏维锋是一个冷静且透彻的人，在他的生意场上，他总是强调任何事情都應当从小做起，小说也在此引入了他与时代的发展连接：

“可是，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苏维锋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他多次对我说自己力量微弱。这话至少有两个含义：一，相对于当下中国，苏维锋和他的纵横通信公司，只不过是沧海艺术，无论是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总量。只有真正拥有力量的人才懂得自己的弱小;二，纵横通信公司上市之前，苏维锋便开始做慈善，他做慈善，可能有宿命的因素，更大的可能是，他感到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渺小，改变这个世界的无力，所以，他发愿去做力所能及的事，一件一件地做，一点一点地落到实处。”

苏维锋在生意人中完全可以说是伟大的，他功成名就，也没有忘记哺育社会中下层，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党中央曾强调过的“先富带动后富”，于他而言，企业是安身之本，是生活的动力，而同样的，儿子的病痛也带给他更多向世界不平衡抗争的决心。

在金乡，慈善风气是悠久而浓厚的，很显然，也正是在这种标杆式的乡土情怀下，才生长出了不断改造世界也推进基础民生的无穷力量。金乡的慈善因子所催生出的商人情怀与我们所认识到的商人有着极大的不同，在金乡，商人只是身份，而他们背后的召唤与温暖才是我们所看重的金乡精神。

金乡的四十年，就是中国发展的四十年，回望金乡的人情风物，实际上也是在梳理中国四十年的变革与新生，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撬动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概念，而在差异性的个体身上，这些交织的启悟正在不断地开启崭新的累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社会利益正在逐渐地趋于固化，而曾经的这些强势阶层也更需要被重新打捞，来对他们进行演化轨迹上的复盘。

一方面来说，只有将这些个体都归置于时代的经济浪潮之下，才能够有效地分析当前圈层的更远，对他们的精神图谱进行更为细致的描绘;而另一方面，在裹挟的社会流动发展中，也只有将每个蜕变的精英都加以分析整合，才能集中体现政治的要义。

很显然，哲贵并不避讳金乡这一特定圈层的标签性，他所书写的人物也大多都是生意人，但相较于简单的平面书写，他仍然能够在冷静平淡的笔调中察觉到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中国的意识形态和近四十年的发展进程都是极具特色的，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國经济进程的主题。因而，个人的事业成长也与时代的扶持成正比，他们的创业乃至生产经济也反哺于时代，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群体浪潮中裹挟的城市文脉焦虑

在金乡的经济地位之外，不能够忽略的是，其有着六百多年的历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古城，而他的民风民俗，也带有古朴纯良的一面。因而，哲贵对于金乡的书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历史地域在时代革新下的讨论与标记。

在多数审美观念中，美感往往是趋于保守的，而人们对于个人私域的眷恋也尤为深刻，因而哲贵在作品《金乡》中多次提到这种变革的时代焦虑与格局恐慌。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讲，中国常常利用意象元素来给予主题上的思考，哲贵也就利用了这种组合，来解释内在的时代要义。个人的涓涓细流所渗透过的是时代沙漏下的拐点，而被裹挟前行的人们只能在焦虑与失落中寻觅故乡。

事实上，我们也应该承认，随着社会进步，我们的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的同时，大多数人失落了对于时代乃至土地的亲近和认知，金乡是虚拟又真实的，虚拟在于，其身上所负载的多数标签都只是群体性的大观，在个体身上很难得以显现;当然它也是真实的，崭新的时代姿态下，它六百多年所勾连的文化血脉仍然深厚而悠远。

《金乡》虽然是一部非虚构性作品，但仍然以一种细节化观摩的方式来表达哲贵个人的时代反思，他不断地通过当地生活的人物和风物来凸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区别与思考，一方面，时代由历史哺育，在经济发展中也仍然保持着金乡所独有的特征，慈善布施、顽强拼搏都是金乡人成功背后的精神。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无论是金乡、还是金乡人，时代对他们的改变都远远比其自身主动的变革来的更加剧烈，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试水者，他们几乎是半推半就地被推上历史舞台成为所谓的经济弄潮儿，如叶文贵等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带来了经济体的革新，甚至于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他们在这样的历史成就之下，个体姿态的生存环境被忽略了，同样被忽略的还有金乡作为一个历史古城的文化渊源。

关于故乡的重建，绕不开诗人北岛的《城门开》[1]，阔别十三年重返北京的北岛在面目全非的现代化进程面前失落了方向，转而希望借助文字的力量追念那个古老的北京，完成对故土的重建，他的窥探与抗拒是血淋淋的。诚然，哲贵所书写的金乡并不像北岛笔下的北京那样人仰马翻，北岛对都市文明是感到悲哀的，但就哲贵来说，则是在自述中自我排解真实的过往，同时也思考对于个体和历史、国家的关系，这一反思实际上是精神层面的找寻，而非故乡的重建。

因此，同样的，哲贵在《金乡》中所书写的人物风貌所凸显的思考也是对现状的焦虑显现，在写到“天下第一盔”第七代传人夏法允时，哲贵所突出的细节就是这样一个民间传统手艺人身上完整而独立的人格魅力和不妥协的傲气，与此同时，也展现了对于其在当前时代下的剥离和格格不入：

“我知道夏法允是在说气话，对于他来说，夏益锦盔头是他人生“头等大事”，这个世界上，如果要找出一个最爱夏益锦盔头的人，必定是夏法允。所以，他当然是最希望夏益锦盔头有更好的传承，更好的发展。他肯定也明白，镇里这个计划，对夏益锦盔头的未来必将起到推动作用，他之所以说这样的气话，一方面说明他对夏益锦盔头的爱，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他对夏益锦盔头未来的焦虑。我觉得，这种焦虑是夏法允的，也是金乡镇的，也是我们的，如果往更大的范围说，整个中国都处于这种焦虑之中。”

哲贵显然不仅仅聚焦于夏法允这一个传统手艺人，正如他自己所谈到的，对金乡的书写实际上也是对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的回望，因而，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启了对于当前时代的拷问。传统手艺在当前时代的留存或消弭一直以来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温州这座城市的商业性被强调的同时，其文化渊源也被忽视了，哲贵所探寻的就是这样一种自我的变迁，在时代洪流中，人们所展示的生存姿态都是被席卷的，夏法允的困惑也是时代的摇摆，颠沛流离之下，现实与时代的关系无法被准确读解，作为写作者似乎也只能够在大环境中呈现个体的找寻，以探求整体的情感倾向。

而另一重聚焦则被放置在了风物上，作为历史渊源的显现，金乡的市井气息正是浮现在这诸多风物之上，也滋养了独属于金乡的风土人情。前面我们提到过，人们的审美思想往往是保守的，对于故乡的眷恋也是倾向于这种过往的追寻，而在金乡，鲤河的被填埋则直接地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历史隐痛。对于当地人而言，经济发展的确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就个体生活而言，他们是身不由己的、是被吞没的、无助的。

“然而，我有时也会想，如果让金乡人再做一次选择，他们还会为了经济的发展而选择填埋鲤河吗？我想，这将会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设问，因为，只要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经济发展可以有多种形式和途径，而鲤河对于每一个金乡人来讲只有一条。可是，我更大的疑问是，如果历史的车轮再一次碾压过来， 作为个体的金乡人何尝有选择的余地？从这个角度来讲，鲤河的消亡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多么令人悲伤。”

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这是一种怎样悲观而尖锐的痛苦。《金乡》中不仅仅书写了最初的一批商人，也同样对他们的祖辈乃至后代进行了浮光掠影式的描绘，在这样的描绘中，我们能够看到，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即便承载着所谓“富二代”的光环，但在家产之外，也仍然不愿意回到企业，而是更希望拥有自己的生活。

從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又何尝不是故土的异乡人，对于父辈人来说，他们的故乡在逐渐远去，在时代浪潮的击打下堙灭成为同质化的现代都市;而对于那些二代，他们也无法在现代化进程猛烈的金乡获得太多原有的文脉滋养。故乡在面临消亡，城市在走向焦虑，旧有经验的可传递性无法被简单累积成为真实的智慧，千姿百态的话语形式之下，代际关系的错位也就是历史潮流的割裂。这种割裂是极具差异性的，哲贵也就在《金乡》中借助这种冲突的交织来谋求启迪和忠告，并且帮助人们认清当下的处境。这一代人对于国家的意义是重大的，但芸芸众生的百态中，他们被吞没的光尘也是清晰的，当历史成就与个人残局产生冲突的实验之下，他们的突围值得加以反思。

三.地域书写格局的永恒两难

仅仅依照对本人生活的自述以及故乡的精神立场描绘显然容易陷入经验式写作的龃龉，哲贵擅长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去描摹日常生活状态，也习惯于书写富人，或者说温州商人的精神生活来表达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交织感受，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视角是辩证的、是深切而热烈的。

一方面，他所展示的富人生活与普通人所标签化的商人是完全不同的，哲贵对于金乡人、金乡经济体的书写是融入的，在《金乡》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他与那些老总、生意人们共同交流和生活的日常，很显然，无论他写作与否，这些东西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对金乡的书写和观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他在相处背后的另一种目的而已。就这一层面而言，哲贵在他的地域书写中完全实现了以个体的情绪倾向来探讨群体浪潮下的流动，由于非虚构性写作的限制性，他所撬动的也只有细节部分，来对历史变迁和政策庞杂加以勾连。

而在另一方面，哲贵对于这种自述式书写的情感也是复杂的，尽管哲贵在前言和诸多访谈中一再强调，自己会以客观视角来展现金乡的生命姿态，并借此去回望梳理中国四十多年来的发展进程，但纵观作品本身，《金乡》仍然在幽微的状况中表露出了一种主观建构的矛盾引擎。尽管他对于商人们乃至经济体的书写具有革新性，以一种更加平等的姿态来展示他们的审美追求以及精神立场，但故土所牵连的地域书写中不可避免的温软与钝感仍然极为明显。即便他在凌厉的个体化展示中试图勾连起某种时代的阵痛，那种拧巴的诗意空间描绘和流失也无可避免。

哲贵身处于这种境况之中，他所反应的经济视角下的乡镇样本——金乡，几乎也可以看作是对自我的另一种探寻。事实上，这也是每一位写作土壤固化后的作家宿命，在确认了这种显著的标记之后，他们只能够不断地向内坍塌，借以打碎自我的虚拟幻境。地缘性书写的生命土壤对于作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够帮助作家创造专属于他自己的生命形式，却也将最深处的自我人格囚于公共空间。

当然，尽管哲贵并未真的做到全然以客观视角书写金乡，但他也仍然化解了原有的圈层敌对，用灵活多变的感情来取代了原本僵死的标签。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自述性质的第三视角观照给哲贵带来

的是立场上的转变，如果说历史上的经验主体在大部分时候都是以收集者形象出现，那么哲贵所做的就是借助自我的生活经历为器皿，承载了一整个时代的转型姿态乃至于革新变局。在这部作品中，他的主体性放置是有趣的，一方面，“我”无处不在，每一个人物和风物的书写都带有强烈的“我”的影子，但另一方面，他也做到了“我”的通感化，也就是说，他并未将自己的个性化凸显，而是将个人经验束之高阁，仅仅以一个收集者的姿态来对严肃的书写样本加以纯粹的消解。

而在哲贵的自述中，也表达了对个体屏障拆除过后的自我再塑以及审美扩充：“从这个意义上，我应该感谢金乡，金乡让我认识到中国之大和中国之小，在金乡，大和小是辩证而统一的。是金乡，让我认识到历史和现实的相互促进，以及历史如何有效地照应着现实，现实又如何传承着历史。是金乡，让我认识到人如何深入而开阔地生活在时代之中，更深切而热烈地生活在土地之上，如蚯蚓一样耕耘和发光。是金乡，让我认识到人类如何在现实和理想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并为此坚持不懈。是金乡，让我认识到可能被蒙蔽的自己，让我懂得如何认识生活，并及时纠正生活态度。作为一个作家，金乡对我的意义更在于，她让我尝试着以一种新的姿态去书写，书写自己，以及自己与历史、现实和时代的关系。”

同样是感受和解读，地缘性的审美经验引入的实际上是一种悬置的生命力，就哲贵的金乡记忆来说，繁杂的人物和历史文脉所构建的风土人情给予了他剖析的勇气，诚然，文字从来不是透明的，人们很难以写作来透视现实，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字能够在存在空间意外重新开辟体验空间来给予读者以背离的可能。金乡的实体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割裂也显现了这样一种特定个体的追逐。更多的时候，作家们限于自我的精神疲乏乃至格局恐慌，难以对个人体系进行真切的梳理，但哲贵却在两难的困惑中逐渐完成了对标签化的驱逐。在故乡这一根性意象之中，它所对接的是无限制的生成与无依据的找寻，一系列的推拉之下，才能真正与故土的生命渊源产生永恒的和解。

“年轻时，总觉得故乡太小，温州太小，小到装不下自己的肉身。故乡如一副枷锁，是阻碍身体和灵魂翱翔的沉重包裹和累赘。人到中年，才慢慢发现故乡之大，才发觉温州之深厚，这种大与厚，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文化血脉和精神意义上的。我不是宿命论者，但是，不管承认与否，一个人的生养之地，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宽度和高度。”这种思想上的缝合与个体性主体视阈的侵入所拆解的是人主动的激情，由此产生的是强健的、执拗的生命篇章。对时代的怀想和对故土的磨砺本身，都是对于现代时间概念以及所谓进步的叛逆。

很显然，所谓“生活在别处”的生活感悟是微妙的，无论是童年回忆还是故乡图景，都是个人记忆，而作家则需要逃逸出这种碎片化的流动生成，转而在极致的未知之中挖掘边界的缝隙，也许这一代作家们所需要考量的是，如何在静态的思乡以及追忆历史旨归中，将浓烈的情感转化为既怀揣故土，又了无羁绊的深层焦虑。

注 释

[1]北岛：《城门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冯祉艾，生于1995年。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作品散见于《文艺评论》《百家评论》《名作欣赏》《青年作家》《湖南文学》《文艺报》等报刊。现供职于《湘江文艺》杂志社。

哲贵，浙江温州人，七零后代表作家，已出版小说《猛虎图》《金属心》《信河街传奇》《某某人》《我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非虚构作品《金乡》等。曾获《十月》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郁达夫短篇小说奖、首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奖等。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