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峰 杨慧珊

作者简介：杨开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循证治理与公共绩效研究中心主任;杨慧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改革路径与治理效果”（编号：71633004）。

摘要：公共服务动机是国际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但是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都是使用美国学者开发的量表，其文化适配性往往受到质疑。本研究采用经典的量表开发方法，通过访谈和扎根理论分析，归纳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建立中国化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研究发现，西方常用量表的四个维度在中国情境下依然存在，但是表现形式有一定差异;同时，我们发现了社会名声和道德坚持两个新的维度，它们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前环境紧密相关。本研究是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中国化的初步尝试，为未来更有文化适配性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公共服务动机;中国化;扎根理论;量表开发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1）06-0062-015

一、引言

公共服务动机是个人对公共组织重要或特有目标做出敏感反应的心理倾向，是一种能够体现公共部门属性的个体特征。自1990年由美国学者James Perry提出以来，它已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大热点，随着公共管理的内在公共性和公共价值日益成为理论和实践关注的重心，公务人员做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公共服务动机的强弱关乎国家治理实践的价值取向。在我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提升公务人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跨文化研究一直是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已有四十多个国家开展了基于本国情境的实证研究①，但其中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对Perry量表的验证和调整上，适合当地文化背景的原创性量表开发仍然较少②。因此，公共服务动机在不同文化和体制背景下的特定显现机制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具体来说，可以是不同环境（包括组织、文化和历史等）下人们的不同动机和倾向性。文化差异问题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关键要素 。事实上，自公共服务动机概念出现以来，对其跨文化解释力的争论就层出不穷，文化差异不仅会影响公共服务动机的水平，也有可能影响公共服务动机的内在结构，进而影响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测量的信度和效度。Perry量表虽然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工具，但是学者们也不断发现其结构上的局限性。

在中国的公共服务动机相关研究中，测量量表多直接引进Perry的四维度量表。然而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下，西方量表很可能存在解释力不强的情况。中国在文化背景上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异，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与外延必然受到影响。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一直有着“仁德”“乐善好施”等利他性价值规范，但封建统治时期官民之间缺乏平等关系，更多强调“统治”而非“服务”。当代中国政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宗旨，但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公务人员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也受纵向层级的规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揭示公务人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任务，而仅通过西方量表的引进可能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公共服务动机不仅存在结构和维度上的差异，而且量表语言的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如Perry量表“制定政策的吸引力”维度中的“政治是肮脏的”表述，在中国文化情境里可能难以得到准确测量，因为在中国甚至东亚文化较为委婉的表达习惯中，一般不倾向于如此直接地对一项事物表达十分消极的态度，因此这就要求测量量表有更符合中国情境的表达。

自公共服务动机概念及其研究引进中国以来，国内学者对公共服务动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逐渐从概念引进和验证发展到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前因、后果及中介机制等进行系统研究，包括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绩效、工作投入、满意度等变量的关系，这对指导中国公务人员的人事管理实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如何激励公务人员提高绩效、如何运用公共服务动机抑制腐败等。但目前这类研究主要基于西方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不一定能充分反映公共服务动机在中国情境下的实际情况，适合中国情境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开发因而具有广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与跨文化测量

關于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动机的对比研究由来已久。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起源于对“经济人”假设运用于公共部门的反思和批评。长期以来，在经济人假设和自利动机的影响下，高薪和地位等外在激励被认为是激励员工的最主要方式，而Rainey发现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物质报酬的偏好明显低于私人部门，公务人员比企业管理者更看重为大众做有意义的事情，这种区别被认为是源于公务人员内在的“公共服务道德”。Perry等人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这种非物质的内在激励称之为公共服务动机，并阐释了它背后的三种潜在基础：理性动机、规范动机以及情感动机。根据这三类动机基础，Perry等人开发了包含政策制定吸引力、公共利益承诺、同情心、自我牺牲四个维度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

Perry四维度量表被各国学者广泛使用，既包括文化背景接近的欧洲及其他西方国家，也包括亚洲和南美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差异带来的量表与情境失配问题逐渐显现。例如在亚洲国家中，学者们虽然普遍验证了公共服务动机的存在，但也发现其结构和维度可能与美国存在差异。Kim发现，政策制定吸引这一维度在韩国未能得到印证，可能的原因是在韩国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下，人们认为公共服务动机主要还是以利他性成分为主，以个人效用为基础的理性动机不应包含在内。刘帮成发现，同情心维度在中国未能得到印证，但他认为这并不代表中国公务人员缺乏同情心，而可能是因为这些情感在层级制中被压抑了，行政人员更少受个体的情感驱使。即使在文化背景与美国差异相对较小的欧洲国家，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也受到质疑，例如在Vandenabeele关于比利时的研究中，公共利益承诺和自我牺牲两个维度就未能得到印证;在Huston关于欧洲福利国家的研究中，不同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导致不同的公共服务动机结构和内容。

基于此，有些学者认为在不同国家测量公共服务动机时，应充分考虑文化和国情的差异，对Perry量表进行调整，对量表维度和具体指标进行适当删减或融合;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开发国际化的通用量表，从而更好地比较公共服务动机的跨文化差异，并通过不同国家的实证检验增强量表的信度。Kim等学者就为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国际化作出了贡献，他们认为Perry的四维度结构在跨文化研究中仍具有合理性，尤其是自我牺牲维度，代表着公共服务动机利他性和亲社会的最基本属性，但是为了使量表在不同文化和国情中更具包容性，他们将政策制定吸引调整为公共参与吸引，将公共利益承诺调整为公共价值承诺，并在同情心维度中强调理解他人需要和愿意为他人承受痛苦。他们收集和分析了12个国家的数据，发现调整后的量表在跨文化比较中比Perry的原始量表更具有概念和结构上的合理性。

不过，很多学者都认为，国际化的统一量表存在难以解决的缺陷，因为语言和文化的極大不同，在引入量表时不仅要考虑语义的准确性和恰当性，更要考虑量表背后隐含的理论和价值取向是否与本国文化传统一致。文化差异是目前公共服务动机测量面临的一大问题，而基于自身文化传统进行原创性量表开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也有相关研究在公共服务动机测量的本土化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但仍主要是对现有量表进行调整，运用归纳式、扎根式方法进行原创量表开发仍处在探索阶段。相较于对西方量表进行直接应用或微调，情境化归纳式的研究可以不受现存理论的影响，最大程度还原本土情境中研究对象的概念和结构，从而形成更贴合中国情境的测量量表。近年来，公共服务动机学界也出现了打破量表单一性的呼吁，量表的多样性可以帮助拓展概念的领域和实践中的适配性。因此，采用归纳式的方法进行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开发不仅有益于中国的相关实践，也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公共服务动机这一重要概念。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经典的原创量表开发方式，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收集本土情境下与公共服务动机相关的描述，并对描述进行分类、整合与筛选，基于扎根分析结果归纳形成中国公共服务动机的初步量表;第二阶段是量表验证与模型调整，发放问卷、收集数据，然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等工具对量表结构进行验证和分析，并根据检验结果对量表进行调整，最终获得适合中国情境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

（一）质性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是基于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目前国内量表开发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学和心理学领域，如组织公平、组织公民行为量表的中国化等，在归纳性研究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示范。不过，其中较大部分研究都是通过开放式问卷来收集对研究概念的描述，在问卷中对概念的定义一般都是基于西方文献。这种做法有益于减少受访者对概念理解的偏差，但是可能因为对西方概念的过度依赖而限制受访者的思维，降低研究结果与国内真实环境的相关程度。因此，为更准确地把握公共服务动机在中国的含义与结构，本研究采用一对一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公共服务动机的相关描述，受访者不会被告知公共服务动机的具体定义，而是根据个人经历自由回答。

我们抽取了20名中国人民大学在职MPA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为了减少非代表性访谈可能带来的偏误，我们对访谈对象所来自的地区、部门、层级以及工作年限进行了策略性的选取。20名访谈对象来自15个不同省份，覆盖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其中在政府部门工作的10人，在事业单位工作的7人，在非营利组织工作的3人，覆盖基层到中央不同层级，较大程度上保证测量内容的完整性。他们在公共部门的平均工作年限达6.4年，对公共部门的实际工作有较深了解。

在访谈开始前，我们首先向受访者确保访谈内容的保密性，在收集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后，受访者会被询问两个问题：（1）在您的工作中是不是会遇到有些人存在较高的为公共服务动机，而有些人则相对较低？（2）您是怎么看出来（某些人具有较高的公共服务动机）的呢？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若在提问过程中受访者有所疑问（如询问什么是“公共”？什么是“动机”？），笔者会进行反问（如您认为“公共”或“动机”是什么呢？您的看法是什么呢？），避免引导性的语言。每位受访者的平均访谈时间约为两小时。

访谈形成了12万字左右的记录，收集到与公共服务动机相关的描述286条，每条描述都进行了编码。首先对所有描述进行初步筛选，筛选标准为：（1）描述有清楚的涵义;（2）描述体现公共服务动机的内容。初步筛选剔除了27条不可用的描述，保留259条有效描述。由于受访者提供的描述可能存在涵义重复或者涵义不单一的情况，比如同一描述包括两到三个不同涵义，通过对涵义基本相同的描述进行合并，对涵义不单一的描述进行拆分，整合后剩下81条有效描述。随后，根据描述内容的类似性，对81条描述进行归纳和分类，最后得出公共服务动机的六大类描述。

根据分析出的六大类共81条描述，在充分反映每类描述内容的基础上，以语言表达的合意性为原则，同时参考国外量表中的相关表达，我们从每一类描述中选出代表性条目，进行量表编制。邀请来自北京高校、政府部门及非营利组织的相关专家对初步形成的量表进行了深入讨论。结合专家意见及对内容效度、文字表述以及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综合考虑，在调整相关题项后，我们得到了量表初稿。随后，将初稿交予北京市4名资深公务人员填写，并在填写结束后征求他们的意见，根据他们的反馈对几处用词进行了调整，最后形成初步的中国公共服务动机量表（见表1）。

（二）量化检测阶段

在第二阶段，我们对扎根分析获得的初步量表进行了验证。为方便与国外量表进行对比，我们采用李克特五分等级测量方式。同时，我们在问卷中将每个维度的题目拆分开来，乱序分布，防止答题者的回答受题目顺序的影响。我们将研究样本拓展到三所中国高校的在职MPA学生群体，包括两所北京高校和一所湖北高校。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共获得44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8%。在参与者中，43.5%为男性，56.5%为女性，平均工作年限为7.42年。其中，在政府工作的占50.2%，事业单位的占25.6%，企业的占14.8%，非营利组织的占9.4%。我们运用R中的Lavaan 程序包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四、质性研究结果

表1总结了扎根研究的结果，初步量表由六个维度组成，每个维度有六到七个题项，共37个题项。前四个维度与Perry量表一致，但具体题项的含义和语言表达有所不同;同时，提出了不同于西方量表的两个维度，一是社会认可与名声，二是道德坚持，它们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组织情境密切相关。本节将会结合代表性访谈记录，对量表中各个维度所包含内容的归纳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和呈现。

（一）政策制定吸引力

一般认为，公共服务动机源于理性、规范和情感三种动机，其中政策制定吸引力维度来源于理性动机。理性动机主要基于人们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Kelman认为驱使人们进行公共服务的一大动力在于有机会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而结合中国公共部门对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影响力，这种吸引力在中国情境下尤为明显。几乎我们所有的访谈对象都谈到，公共服务动机高的人都更有政治抱负，更希望参与到国家政策制定和国家体制建设中。这种吸引力首先源于个人对政治和政策的兴趣：“相较于其他人，他们（公共服务动机较强的人）会更关注国家大事、时政……很愿意去思考这些事情。”参与政策制定可能推动符合自身诉求和政治认同的政策，从而提升个人效用。“这些人更喜欢去影响，希望自己去改变社会，更想去参与决策，实现自己的主张和理念。”另一方面，参与政策制定不仅会对个人造成影响，更可能带来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使更多人從中获益。“相比当一个包工头，如果我能够融入到大的这个公共服务系统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建筑质量监察局，通过提高这个监管、检验的标准，制定相关政策去严格把关，可以去改变整个行业、大环境的话，那带来的效果和价值会更大，获益的人也会更多。”

当自身参与的政策或项目产生较大社会效益时，个体的重要性会得到明显提升，有更强烈的自我实现感，也是一种个人效用的提升。“在公共部门工作可能更容易带来大的影响，比如说参与到政策制定里面……这件事我能做其他人可能就做不到，就会彰显自身的价值，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在中国社会，如果你想要有一些成就，或者说真正实现自我价值，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或者说比较高层级的，就是在公务员这个行业，他比一般的企业老板啊什么的，可能更会产生这种社会效益，比起经济效益，有公共服务动机的人可能更看重这一方面。”

在政策制定吸引力维度下，我们归纳出六道问题。与Perry 量表相同，这六道题目都是基于理性动机。但是Perry的题项更侧重询问被试是否对政治、政治家或政治现象感兴趣，缺乏直接反映政策制定吸引力的、更有针对性的描述，无法覆盖本研究归纳出的所有描述。Kim根据韩国情境调整后的量表，在这一维度上有三个题项，它们与本研究归纳出的三类描述非常相近，所以我们参考了Kim的三道问题（PSM4、PSM30、PSM34）。同时，为减少可能存在的社会期待效应，我们加入了Perry量表中的一道反向题目（PSM27）。由于许多访谈对象倾向用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表达来描述政策制定吸引力，例如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我们加入了表现这一文化独特性的题项（PSM19）。

（二）公共利益承诺

公共利益承诺属于规范动机范畴，源于人们为了遵守社会规范所做的努力。对公共利益的承诺表现为一种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强烈意愿和渴望，并被认为是符合社会总体价值的一种规范。在中国情境下这种规范也是广泛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许多访谈对象都谈到公共服务动机高的人更有家国情怀、心系天下等，甚至会直接用“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与儒家思想等相关的表述来形容，虽然在语言表达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同样是对公共利益的承诺，并且这种价值观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时间推移潜移默化为中国人普遍认可的行为规范。“心系天下，有这种利公利民的情怀，为大众服务的价值观。”“他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呢，会想去实现一些对社会呀或者是对公共啊有一些帮助的地方，对社会作出贡献，让自己的工作更有意义和价值。”

因此，在归纳描述时，除了直接根据访谈资料得出题项，我们还在具体的题项中采用了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表达，例如将以上两种描述归纳为“能够利公利民的服务对我来说很有意义”（PSM36）。

同时，与公共服务相关的社会规范并不只限于对公共利益的承诺，在Perry量表中，公民责任和社会公平同样是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和规范。在传统民主和公共服务的研究中，公民责任一直被认为是公共服务伦理的特有表现，社会公平则是新公共行政与传统行政区分的重要维度。这两个价值规范在中国同样存在，公共服务动机强的人通常也会对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更加敏感，但与西方情境中的公民责任不完全相同，主要受到集体主义传统影响，强调个人与集体、个人努力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主动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去，而不是独善其身，自己是社会和国家的一分子，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国家或社会整体的进程。”“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投入到国家的公共事务里面，觉得可以对社会和人民产生一些利好的影响。”

社会公平规范方面，中国一直都有“不患寡而患不均”、追求公平平等的传统，但是访谈中更多人将公平与弱势群体联系在一起（使更多弱势的人群摆脱困境，实现社会的公平），更体现关注弱者的同情心，因此我们将这类表述归入到第三个维度同情心中。

另一方面，公共利益承诺也可以通过与私人利益的对比体现出来，许多访谈对象认为公共利益很多时候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公共服务动机强的人往往不追求物质享受，而追求理想、追求公共价值实现。“公共部门中能安下心来真真正正干下去，或者是想通过这个去实现自己理想的人，只要有就应该是还是真心地想干点儿什么的，为了实现一些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地位或者经济利益。”“对公共服务动机高的人来说，公共价值的吸引力要大于物质的吸引力。”

（三）同情心

同情心维度来源于情感动机，表现为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激发人们行为的情感反应。Frederickson 和Hart 认为，公务人员的核心动机应该是一种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精神，具体表现为对同一政治国界里所有公民的仁爱，认为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应该受到保护，是对政治体制的热爱与爱护他人的结合。Perry量表中的同情心维度设置了多道与此相关的题项。但是在中国，这种与政治体制相关的同情心并不明显，更多还是一种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时的情感反应，同时注重帮助他人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和内在成就感。“我们单位（镇政府）也会有人来上访，很多人对这种事可能麻木了，但是我看到这些人还是会觉得他们很可怜，还是会有一种同情心，希望可以帮他们做点什么。”“更希望做一个能够帮助他人的工作，而不是完全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样的，有精神上的满足感。”“他们会更发自内心地帮助他人，觉得从中可以彰显自己的价值，获得愉悦感和成就感。”

访谈中，与这一维度相关的高频词还有 “热心肠” 。许多访谈对象认为公共服务动机高的人待人处事会更加热心，愿意主动帮助别人，分享或传授自己的经验，体现在社区中的热心邻里事务，也体现在日常工作中同事之间的 “以老带新” 、热心帮忙。“我们单位里就有这样的人，他已经工作很多年了，是省劳模，但还是很愿意和我们这些年轻的同事交心谈心，倾其所有把他的经验和建议告诉我们。”“之前我在村里有工作过半个月，我对村里的情况都不是很了解，然后有那种村民小组长，有几个阿姨她们就特别热心，带我去了解情况，很乐意去带年轻人。”

在中国情境下，同情心还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这与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密不可分。按照论语等儒家经典的阐释，“仁爱”可以被理解为人类的同情心，仁者爱人，就是待人以诚，互相理解，以爱己之心爱人，并学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不把自己所不希望的东西加诸别人，从而形成互相体谅、互相尊重的良性循环。“今天我多帮助这些老人，也许哪天我的爷爷奶奶在外面的时候也会有人帮助他们，就是传统的那句话说的 ‘爱吾老以及人之老 吧。”“其实对来办事的人热心一些，多服务一些，有时候也是一种换位思考吧，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有可能要去办手续，接触其他部门的人，接受他人的服务，如果别人给我耍脸色我也会很不开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我觉得他很善于去体会别人的情绪，设身处地去想，察觉别人的需求，从而能够更好解决冲突，做好服务。”

（四）自我牺牲

自我牺牲与公共服务的本质相关，意味着愿意为公共利益而放弃外在的、有形的报偿，追求服务公共、服务他人带来的内在价值回报，并愿意为此牺牲个人利益。Perry认为美国总统肯尼迪所说的 “别只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是典型的自我牺牲动机的表现。Kim在韩国情境下认为自我牺牲代表公共服务动机利他性、亲社会的最基本属性。在中国，自我牺牲也一直被认为是更愿意为公共利益献身的人所具有的特质。许多访谈对象在描述公共服务动机高的人时都会用“甘于奉献”去形容，奉献精神就是中国情境下自我牺牲动机的最典型代表。“公共部门需要的是一个比较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有理想其实就是有公共服务的这种动机，不完全考虑个人利益，更有奉献精神……有一些为公共服务的情怀在里面，希望可以为社会带来一些改变。”

同时，这部分人有较强的责任感，愿意更多付出，甚至承担风险，表现为舍小家顾大家、深明大义、在危难面前不顾个人安危等，体现出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得失之上的价值追求。“这些人有比较强的一种社会责任感，因为这（为公共利益服务）并不能让他们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他们愿意牺牲掉一部分的利益来为公共服务事业做一点贡献。”“比如说接警，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忙啊或者怎么样的就不愿意去接这个警，但他都会第一时间去，因为有时候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情况会发生成什么样嘛，但是他还是会愿意去，愿意去承担一些风险……愿意牺牲掉自己的一些东西，去完成这个工作，很有责任心。”

另一方面，感恩之心和回馈社会的因素也与自我牺牲相关，公共服务动机高的人倾向于认为付出比索取更加重要。“不能只是一味地索取，更要去付出和回报，通过付出帮助更多的人，回馈社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可能是由于利他性价值在公共服务中的普适性，我们在中国情境下归纳出的与本维度相关的描述与Perry量表中的描述基本一致。根据中文表达习惯对语言进行微调后，本研究沿用了Perry量表中本维度的五道问题，并根据“奉献精神”这一在中国情境下常用的表达，设置了一道相关题目（PSM5）。

（五）社会认可与名声

社会认可与名声是本研究发现的新维度之一。从理性动机层面看，它与个体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有关。个人效用的提升不仅来源于物质需求的满足，也源于精神层面的满足，个人价值的实现是最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情境下，个人价值的实现路径可能有所不同。中国有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个人在自我评价时可能更强调集体的评判。跨文化研究表明，在西方文化中，个体自我评价时更关注个人的能力;在中国文化中，个体更关注集体或社会对自己的积极性评价，也就是一种社会认可。许多访谈对象谈到，公共服务动机高的人会更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认可。“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公共服务动机较高的人）更注重人际交往，特别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口碑这方面，希望得到社会认可。”

来自社会和大众对个人的看法和评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人的名声。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社会认可和个人名声所带来的荣誉感，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领域，“青史流芳” “传世之名”可以说是对一个人的最高肯定。在这样的文化影响下，拥有一个好名声是很多人做出更有利于公共行为的一大动力。“其实为了他人，为了公共利益，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包括儒家，他也是为了名誉嘛，包括古代的官员，他也是为了有一个传世之名，流芳百世嘛。做一个好官，背后还是有一个支撑自己的东西。”“他们（公共服务动机较高的人）可能到了一个层次就是，图名不图利，更看重通过多做公益去树立自己的形象。”

另一方面，这一维度也可以从规范动机层面去理解。一个人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可，意味着他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符合主流价值观。这些规范的形成与许多文化传统有关，比如中国自古以来的清官文化，认为从政为官就应当两袖清风、刚正不阿，久而久之形成大众认可的社会规范，这么做被认为是一件正确的事，师出有名。“有些人（公共服务动机高的人）就认为这么做是应该的，你是人民的父母官，你就应该为人民服务，在其位谋其政，怎么说呢，认为这是一种行为规范吧。”

同时，这种来自于社会认可的驱动是具有普遍性的，在私营部门也会有所表現，例如通过更多的公益行为去获得社会认可。“很多企业家，他们就会在协会，政府性质的，去寻求一份头衔，借助这个平台，捐赠教育啊什么的，他们的动机就是想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认可，不想让人觉得他就是一个企业，就知道赚钱，说白了就是社会的认知问题，整个社会就是觉得政府的认可更崇高一些，他们通过这个平台实现他们的价值。”

不可否认的是，追求社会认可和个人名声同样存在于西方的文化情境，但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下，这种动机可能更为明显。正如梁漱溟所说，“在中国似乎没有个人观念; 一个中国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然在西洋，则正好相反了”。尤其在对个人价值的评判方面，我国的传统文化更强调在家庭、社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实现自我价值，因而在中国情境下探讨公共服务动机的这一维度是很有必要的。

（六）道德坚持

道德坚持是本研究发现的另一个新维度，源于人们对基本的是非善恶与个人品德的坚持。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面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尤其是公共部门工作者，除了作为普通公民之外，他们还需要扮演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除了法律和监督等外在约束，源自于内在的道德和价值层面的坚持可能对处理好公私、义利的冲突更有帮助。许多访谈对象提到，公共服务动机越高的人越坚持自己的原则，越不易受外界的诱惑和干扰。“这些人（公共服务动机较高的人）在价值观念方面可能还有那种，是非对错的观点特别鲜明，坚持自己的观点，就算要忍受别人的冷眼，他都会为正确的事情去坚持。”“我当时干过环评，风气不太好，标准很浮动，谁给你钱你就听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好。后来我辞职了，不太符合我的价值观。有一部人觉得人要有准则，坚守自己的标准，不因为钱而转移。不管在哪个行业都应该有基本的善恶标准，不因为钱或其他东西而改变，公正客观，这样才有意义。”

道德坚持与目前中国公共部门的组织环境有关，由于受长期的官僚作风、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部门存在着“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不良风气，而这些风气造成的“大染缸”效应使很多人都随波逐流，甚至滋生腐败等严重的问题。这样的组织环境下，公共服务动机高的人更能坚守自我，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改变风气。“假如我在政务中心去办事，门难进脸难看，有些人可能遇到这些事之后会更加消极，对别的来办事的人变本加厉，而他们这些（公共服务动机较高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就会觉得我们何不认真一点把这个事儿做好，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一些不良的风气吧。”“可能在工作中多去做，多去服务，也许个人的力量比较小，但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事方式，让咱们整个公共部门可以更民主，更廉洁高效。”

道德堅持的形成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自古以来有为政以德，清正廉洁的传统，从事公共领域相关的工作对个人品德有更高要求。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公务人员个人品德的“政审”，到公务员德能勤绩廉、以德为先的考核标准，都体现了对品德的要求。“这些人可能更看重品德吧，认为做事应该以德服人，才能真正取得效果，那种德治的思想。”

道德坚持并不仅限于公共部门，传统文化中包含的是非善恶观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社会规范，在普通人身上也会有所体现。公共服务动机强的人可能受这种规范和传统的影响较大，不仅对自己，也希望身边的人能坚持正确的事情。“有一些很朴实的人，她可能不懂大道理，但是基本的是非善恶就坚持得特别好，怎么说呢，就像我母亲那种，真的要说的话就是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有家庭的这种传承嘛，家风这种，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农村的家庭都一本菜根谭，就是像传家宝那种，希望整个家族都有一些基本的品德。”

五、量化验证结果

初步量表（表1）的Cronbach系数为0.92，内部一致性达标。在正态分布检验中，未发现有项目的偏度或峰度大于绝对值3或8的临界点，数据达到进行因子分析的适应性要求。随后验证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效果并不理想，CFI为0.716，TLI为0.695，RMSEA为0.080，SRMR为0.07（SBχ2（df=129）=357.694，p<0.05），未能达到可接受的模型拟合水平，初步模型未得到验证。

综合考量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的结果，我们对初步模型进行了调整。首先，与量表总分相关性较低的项目被去除（PSM21、PSM22、PSM27、PSM28），这些项目与量表总分的相关性在0.009到0.192之间，远低于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和0.3的因子载荷临界点。第二步的调整关注因子载荷较低的项目，同时结合涵义和语言表达的相似度，删去涵义有所重复且因子载荷低的7个项目（PSM2、PSM3、PSM5、PSM12、PSM14、PSM24、PSM25）。第三步调整，根据每个变量只在一个潜在维度上负荷的原则，剔除与多个维度高相关的题项（PSM1、PSM9、PSM10、PSM32）。同时，我们还采纳了一些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结果中的模型修改建议，结合题项拟合性高低的考虑，删除了PSM6、PSM29、PSM34、PSM36。上述未通过验证的题目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反向或负面表达题目。由于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和维度中，涉及的更多是符合一般社会规范的问题和表达，人们可能都倾向于作出正面的回答和选择。这一自我报告倾向也是困扰许多研究者的问题，设置反向题目或者负面表达是较常使用的解决方法。Perry的原始量表中就设置了多道反向题目，一可以避免自我报告，二可以作为检验性题目。本研究中也在初始量表中设置了反向和负面表达题目（PSM22、PSM24、PSM27、PSM28），但在验证过程中，这类题目的总体解释表现都不佳，在模型调整中均被删去。Kim在针对韩国情境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验证过程中，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他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反向命题难以充分反映答题者的真实感受。Schmitt 和 Stults在早期研究中也证明了负面表达可能会影响量表信度和效度的问题。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意如何使用这类题目。二是多维涵义题目。尽管在描述筛选过程中已经对存在多重涵义的描述进行了拆分，但是由于公共服务动机构念的特殊性，多个维度可能存在一定的交叉，以“我希望公务人员作出有益于社会整体利益的选择，即使有可能伤害到我的个人利益”（PSM10）为例，这道题项被归纳在“对公共利益的承诺”维度，但该题项也体现出了为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含义，因而与自我牺牲维度也有关，但为了保证初步模型的覆盖内容的全面性，初步量表中仍将其保留。而验证性因素分析中，这一题项的残差与自我牺牲维度的残差相关性也较高，可见该题项可能体现了多维度的涵义，不符合变量的单维原则，因此在模型调整过程中被删除。三是同维度中语义相近题项，为了充分捕捉和反应公共服务动机在中国情境下的含义，我们在初步量表中包含了大部分代表性的描述，即使部分描述的含义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别。通过参考模型修改建议，我们保留了相似项目中具有更高拟合性的项目并删除了拟合不佳的项目。

调整后的量表剩余18道题目，仍分布于六个维度，每个维度有三道题目，具体可见表2。从模型的总体拟合来看，大部分拟合指标都到了可接受的水平，CFI指数达到0.906，RMSEA指数为0.063，SRMR指数为0.049。因为CFI和RMSEA指数不受样本数和模型复杂程度影响，较为稳定，因而许多学者主张用这两个指数报告模型拟合度。模型拟合结果显示调整后的模型比初步模型对数据的解释能力更佳，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可见表2。

六、结论与讨论

（一）公共服务动机的普遍维度

本研究采用归纳式路径，尝试开发符合中国情境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在研究发现的六个维度中，政策制定吸引力、公共利益承诺、同情心和自我牺牲四个维度与广泛使用的Perry量表相似。这一发现说明以上四个维度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也说明它们所基于的理性、规范、情感动机具有较强的普遍意义，公共服务动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都受类似驱动力影响。但正如研究结果中所分析的，中西方情境下这四个维度在总体含义上虽然大致相同，但每个维度具体的行为表现和语言表达还是存在一定差异，而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

文化差异带来不同的行为表现。以同情心为例，同情心是一种关心他人福利的无私行为。Perry量表强调了同情心在美国情境下的表现形式：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种对政治体制的热情与对他人的关爱的结合。然而我们发现，这一表现形式在中国情境下并不明显，除了与西方情境相似的乐于助人、关爱弱势群体等表现，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同情心还受儒家“仁爱”传统的影响，更强调一种推己及人、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由此归纳出的题项“生活中我总是愿意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也通过了检验。可见即使在相同的维度，不同文化背景下也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西方量表的某些维度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的原因。例如，同情心维度就在先前研究中被发现在中国情境下无法得证，一个解释是从中国长期的层级体制结构出发，但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能在于量表具体测量内容的不适应性，未能剔除中国情境下不显著的行为，也未能包含同情心在中国的独特表现。这从另一侧面说明归纳式原创量表开发的必要性。

文化差异也带来不同的语言表述习惯。这是量表在不同文化情境中运用面临的普遍问题，与文化背景不相符合的表达可能造成测量偏差。以公共利益承诺为例，为公共利益服务是中西方普遍存在的一种规范动机，但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公共利益承诺更多被表达为“利公利民”“心系天下”等，在题项中使用这些表达比直接翻译西方量表更加贴切，有利于提高测量的准确性。

（二）公共服务动机在中国情境下的新维度

除了普遍性维度外，本研究发现了两个与中国情境相关的新维度，一是社会认可与名声，二是道德坚持，前者與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传统有关，后者和儒家传统、德治思想，以及目前中国公共组织的制度与环境有关。

Perry量表中理性动机主要由政策制定吸引力这一维度来表现，而本研究发现中国情境下还存在社会认可和名声这一理性动机。理性动机强调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包括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中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中国人对个人价值的看法不仅来源于自身，更看重他人和整个集体的积极评价，即更多的社会认可和好名声，以此评判个人自我价值和自我效用的实现程度。公共服务动机高的人可能更会受追求社会认可和名声这种理性动机驱动。本研究根据这一维度的相关描述归纳出了三道问题，均通过了验证，其中， “社会认可带来的荣誉感对我非常重要”（PSM20）因子载荷为0.621， 解释能力较为突出。可见，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探讨这一维度十分必要。

现有文献对理性动机的适用度一直有所顾虑。Kim在韩国的研究没有支持政策制定吸引力这一理性动机维度，认为在韩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动机体现的更多是利他性特质，而非利己性动机。本研究发现，集体主义文化下并非不存在理性动机，而是理性动机可能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在Perry量表中，这一维度更多测量的是个人对政治和政治现象的兴趣，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实现个人价值、获得广泛社会认可可能是更加强烈的理性驱动，或者说中国人对公共政策和政治感兴趣很多时候不仅是为了个人政见得以推行，而是因为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可和好名声。可见，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相同概念在同一维度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切合社会文化情境的题项和表达方式有助于提高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和准确性。社会认可与名声这一维度印证了公共服务动机也可以源于理性或工具性的原因，单纯将公共服务的利他和理性动机对立起来不切合现实，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有混合的动机，而若能促进有意义的公共服务，动机来源其实并不重要。

另一个新维度是道德坚持，与个人对品德和基本是非善恶的坚持有关。我们发现，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越强的人越能坚守个人品德和原则，愿意为了正确的事情去斗争，即使成功的概率很小，即使可能遭受别人的冷眼。这一维度与中国传统中的德治思想，儒家传统中的“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关。孔子强调“为政以德”，孟子更强调在这个过程中要坚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一维度也与中国目前的组织环境息息相关，尤其是公共部门中，敢于与不良风气对抗，不因为大环境而改变自己的原则，成为公共服务动机高的人表现出来的关键特质。道德坚持一直是行政伦理提倡的重要原则之一，不仅在中国，在其他文化背景下也可能存在，这一维度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三）研究价值与未来发展方向

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和量化验证结合的方法，最终获得了六维度共18道问题的中国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发现了与西方量表相似的四个维度以及与中国情境相关的两个潜在新维度，并从传统文化、社会背景、组织情境等方面探讨了中西方维度中的差异与新维度出现的原因，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共服务动机测量量表的跨文化研究，同时为中国公共服务动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符合情境的测量工具。本研究所开发的量表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国情境的公共服务动机前因和后因研究，并运用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及公务人员治理能力等相关的实践领域。作为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中国化的初步尝试，本研究在数据来源与验证结构上依然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拓展数据来源、开展跨样本验证分析等也是今后相关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责任编辑：徐东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