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斌慧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清代浙东学派虽以史学名家，但小说成就不可忽视。本文拟就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黄式三、黄以周对小说的思考，探讨清代浙东学派小说之嬗变。

一、从文言到白话：清代浙东学派小说意识形态之嬗变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小说实属晚出。先秦时期，《庄子·外物》云：“饰小说以干县令”[1]812，提出了“小说”一词，但并非文体，实指琐屑之言。魏晋时期，志人志怪小说产生，小说逐渐与杂传野史分离。唐代时期，传奇深刻影响了后代小说。宋代民间说话艺术兴起，勾栏瓦舍繁盛。明清时期，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蔚为大观。“语言的出现是对世界的一种替代，一种交换。话语的本身即代表某一集团或群体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其内蕴的权力运作体现出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从文言/白话到白话/文言，这二项对立的倒置就象征着权力的更替和意识形态的变革。”[2]19

黄宗羲作为浙东学者的杰出代表，尤其关注文言小说。首先，黄宗羲对文言小说家及作品多有思考和评论。如《思旧录》记载王猷定“其文如《汤琵琶传》、《李一足传》、《寒碧琴记》，亦近日之琤琤者。但余与之言，多附会不实，是其大疵也”[3]395。《汤琵琶传》《李一足传》作为文言小说精品，被《虞初新志》收录。黄宗羲肯定王猷定其文铮铮，但亦指出其言多附会不实，可窥见黄宗羲对文学虚构持审慎态度。又如《柳敬亭传》云：“偶见梅邨集中张南垣、柳敬亭二传，张言其艺而合于道，柳言其参宁南军事，比之鲁仲连之排难解纷，此等处皆失轻重，亦如弇州志刻工章文，与伯虎、征明比拟不伦，皆是倒却文章架子，余因改二传。”[4]589《张南垣传》《柳敬亭传》为吴伟业文言小说佳品，收录至《虞初新志》。黄宗羲亦作同题文，有意思的是，其文却被《虞初新志》摒弃在外。为何如此？我们可以聚焦《柳敬亭传》的结尾。黄宗羲表明自己曾见过吴伟业所作之二传，他推翻重做的理由在于吴伟业之作“倒却文章架子”。将吴伟业与黄宗羲同题《柳敬亭传》比较，开首即迥异。吴伟业之作颇具传奇色彩，先言其“年十五，犷悍无赖，名已在捕中”[5]19，言明少年柳敬亭之性情。再言其因偶然而得稗官一册，私下揣摩，轰动市人。后言其过江，经柳树下，抚树而叹，易以柳姓，颇得《世说新语》中桓温叹柳之神韵。开篇一段，一波三折，极具小说风韵。黄宗羲之作开篇即云：“余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自此以来，其姓名不可得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4]587黄宗羲站在史家立场，梳理宋代以来的演史小说者，指出近年之说书人，柳生可谓翘楚。在接下来的文字中，黄宗羲保留了吴伟业对柳敬亭性格“犷悍无赖”的评价，但却删去了柳敬亭折柳而叹一节。从中我们可以感知，黄宗羲对于吴伟业作品的不满，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黄宗羲站在正统文人的立场，认为柳生一介说书艺人，本琐琐不足道，吴伟业却将之比拟为鲁仲连，实属不伦。二是黄宗羲在文章改写中，感觉到了小说与传记的博弈，努力树立传记文学范式，并将之纳入史学传统的范畴。其次，黄宗羲本人的小说作品皆为文言小说。查阅《说海》，《虞初支志》收录黄宗羲小说《两异人传》；查阅《旧小说》，收录黄宗羲小说《万里寻兄记》，皆是文言小说佳作。最后，翻检《黄宗羲全集》，黄宗羲大量引用文言小说作品，涉及《夷坚志》《神异记》《高僧传》《说郛》《癸辛杂识》《幽明录》《山海经》《搜神记》《稽神录》《闻奇缘》《骖鸾录》《云溪友议》《北梦琐言》等。如《台雁笔记》记载“瀑布山”，引用晋代王浮所著志怪小说集《神异记》，虞洪获大茗之事为瀑布山增添了神话色彩。

全祖望亦关注文言小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祖望的小说创作皆为文言小说。《虞初续新志》收录全祖望小说《明辽督熊襄愍公轶事略》《舟山宫井碑文》；《虞初广志》收录全祖望小说《梅花岭记》《明锦衣徐公墓柱铭》。二是全祖望亦大量引用文言小说，涉及《古今注》《海物异名记》《宾退录》《山海经》《癸辛杂志》《越绝书外传》《吴越春秋》《太平寰宇记》《异苑》《西京杂记》《说苑》《池北偶谈》《齐东野语》《闻见漫录》《行营杂录》《挥尘录》《北梦琐言》《琅琊漫钞》《搜神记》《风俗通》《容斋随笔》《分甘余话》《万历野获编》《南部新书》《穆天子传》《南村辍耕录》《世说新语》等。如《鲒酱赋》云：“《海物异名记》所云‘蛎奴’，则蟹之附于蛎者，予在海上亲见之。”[6]84全祖望此篇记鄞县(今鄞州区)贡品鲒酱，引用《海物异名记》中蛎奴的记载，使得文章博洽有趣。三是全祖望之作时由文言小说起兴，雅致新奇。如《石镜舞山鸡赋》序言云：“予向疑刘敬叔《异苑》山鸡事，以为特因罽宾孤鸾舞镜一案而少变之。况魏公子仓舒之言，不见陈《志》与裴《注》，又似因巨象一案而附会之。然即令果如所言，亦甚不吉，非体物家所乐道也。及读唐诗有‘石镜舞山鸡’之句，始为恍然。”[6]784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记载，山鸡爱其羽毛，映水而舞。公子苍舒将之置于镜前，山鸡自舞而死。全祖望疑惑山鸡舞镜之事，以为附会，后读唐诗，得以释然。有趣的是，此番疑惑到释然，全祖望选择感发的文体是赋而非小说，体现其文学创作“雅”之追求。

相比于黄宗羲、全祖望对文言小说的关注，章学诚将眼光投注于白话小说。值得说明的是，黄宗羲、全祖望皆有对白话经典《水浒传》的关注。如黄宗羲《诸硕庵六十寿序》云：“无几何，好事者以《东林点将录》之目弹射时人，余与硕庵皆不能免。”[7]64晚明时期，宦官专权，魏忠贤亲信王绍徽仿照《水浒传》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座次，编《东林点将录》一卷。黄宗羲之父黄尊素被列为“天空星急先锋”，可推测黄宗羲对《水浒传》并不陌生。又如黄宗羲《杂咏》云：“方沈温韩闵蔡唐，魔君降下岂寻常？”小字批注“徐神翁对蔡京之言”[7]302诗中“魔君”一词正是徐神翁对蔡京之语，亦可见黄宗羲对水浒故事的熟悉。再如全祖望《钱尚书牧斋手迹跋》云：“牧斋跌荡乃至于此，宜其有‘浪子燕青’之诮。”[8]1427《东林点将录》将钱谦益封为“浪子燕青”。全祖望感慨钱谦益与柳如是之事，引入此封号，讥刺钱谦益风流跌荡。同时，章学诚亦关注文言小说。《虞初支志》收录章学诚文言小说《书孝丰知县李梦登事》。《笔记小说大观》收录章学诚《妇学》。《章学诚遗书》亦广涉《癸辛杂议》《风俗通》《世说新语》《山海经》《列女传》《续说郛》《池北偶谈》等。然而，章学诚将视野拓展至白话小说，涉及《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琵琶记》《金瓶梅》等。如《乙卯劄记》云：“稗史讥王圻续文献通考载琵琶记、水浒传。此亦别有一说。未可轻议。但余见续通考止有水浒传。未见琵琶记也。又云。通考载罗贯中为水浒传。三世子弟皆哑。余见续通考题水浒传为罗贯著。不名贯中。三世子弟皆哑并无其文。岂刻本有互异耶。抑稗史之误识耶。”[9]80章学诚将《稗史》《续文献通考》《通考》对勘，一方面指出《续文献通考》只载《水浒传》，未见《琵琶记》，另一方面疑惑《水浒传》作者究竟名罗贯中，或是罗贯？可见章学诚对白话小说的深入思考。

从文言到白话，清代浙东学派的小说研究状况不仅是语言的变更，而且是意识形态的嬗变。文言小说以文言叙事，体制接近于传记，反映文士的观念与审美，易与诗文史传相通。黄宗羲对文言小说的改写，全祖望以文言小说起兴，皆可见浙东学者对待小说审慎、雅化的一面。章学诚在关注文言小说的同时，亦将视野拓展至白话小说，既体现了雅俗同赏、兼容并包的胸怀，又展现了清代浙东学派小说研究深化的轨迹。

二、从以文考释到以史通文：清代浙东学派小说研究视域之嬗变

清代浙东学派长于史学。梁启超评价“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10]24清代浙东学者以史家身份关注小说，亦使其小说创作与研究浸染浓郁的史学底色。

钱大昕《史记志疑序》云：“史家以不虚美、不隐恶为良，美恶不揜，各从其实”[11]369。在小说创作方面，清代浙东学者整体展现出“征实”的倾向。黄宗羲小说《万里寻兄记》《两异人传》，全祖望小说《梅花岭记》《明锦衣徐公墓柱铭》《明辽督熊襄愍公轶事略》《舟山宫井碑文》，章学诚小说《书孝丰知县李梦登事》，小说主人公或为家人乡友，或为前朝英烈，或为本朝廉吏，皆班班可考，征实可信。

在小说态度方面，清代浙东学者颇轻视小说，但程度略有不同。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云：“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3]13晚年黄宗羲整理文集，主张文须经世，小说与时文、词曲皆属烧毁之列。如章学诚《信摭》云：“今馆阁之书，下至稗官小说，无所不有。”[12]370章学诚将小说置于馆阁之书最末位置，可见小说地位之低下。但章学诚亦敏锐体察到小说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如《史考释例》云：“《续文献通考》载元人《水浒演义》，未为无意，而通人鄙之，以此诸家著录多不收稗乘也。今亦取其前人所著录而差近雅驯者，分为琐语、异闻两目，以示不废刍荛之意。”[12]617针对通人讥讽《水浒演义》被录入《续文献通考》，章学诚认为应该正视小说的崛起。另外，章学诚还将小说之雅驯者分为琐语、异闻两目，不废刍荛。

在小说研究方面，黄宗羲、全祖望、黄式三、黄以周皆以文考释，博雅渊懿。“史学重考证，纠谬发覆，能启释千古不解之疑窦，而擘绩补苴之余，繁琐饾饤，史学因之以萎靡。”[13]2史学重考证。考证是一把双刃剑，好处可解千古疑窦，坏处则易繁琐萎靡。另外，史家尚史学，史学包含历史学识、典章制度、风俗地理，甚至各种杂学。黄宗羲、全祖望、黄式三、黄以周在面对小说时，史家之渊雅与小说之驳杂碰撞，他们更多地将小说当作材料与积累，以文考释，浸润着博洽多闻、明理求真的史学底色。

黄宗羲对小说的运用多为以文考释，涉及历史、地理等，主要集中在《台雁笔记》《四明山志》《匡庐游录》中。如《台雁笔记》“唐仲友”条云：“小说乃云：‘拘严蕊锻炼仲友之狱，蕊抵死不招。将释放之，蕊作此词以谢。’好事者之附会也！”[7]504唐仲友曾知台州。朱熹弹劾唐仲友之事，被《二刻拍案惊奇》敷衍为“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黄宗羲考证《卜算子·不是爱风尘》实为唐仲友亲戚高宣教所作，并非严蕊作品，小说乃是附会。又如《四明山志》“茭湖山”条“后之刻《说郛》者，则曰‘湖鱼洞在姚州西’，上下皆脱一字。夫茭湖为山名，鱼澄为洞名，漏脱不成文义。”[14]331黄宗羲举《说郛》“湖鱼洞在姚州西”，指出上下皆脱一字，致使文义不通，实地考察，真实可信，纠正小说之误。

全祖望亦喜用小说考据，涉及历史、地理诸方面。如《跋贾太傅新书》云：“考应仲远《风俗通》，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有宠于帝，太傅与之同列，独不为礼，恨而挤之，因渐见疏。然则长沙之出，殆非尽大臣之过也。此系太傅立朝大节，太史公及交其孙，乃不为之表章，可谓疏漏。史称邓通不过自谨其身，绝无他能，观于仲远所言，亦可畏矣。”[8]1369全祖望考证小说《风俗通》中贾谊遭邓通排挤出朝一事。他认为贾谊贬长沙，应为多方合谋的结果，不一定是邓通进谗言于文帝。然而，《风俗通》有此记载，亦足令当政者警醒，展示出史家的冷静与深思。又如《水经渐江水篇跋二》云：“今之为黟志者，莫不以率山、率水装点地望，而不知其非也。……若以为‘率’，他书所无，乐史《太平寰宇记》始列其目，而《九域志》仍不及焉。”[8]1401唐人卢潘引《汉志》，却改“蛮”为“率”。后人遂在为黟志时，多用率山率水装点地望。全祖望广引《汉志》《山经》《太平寰宇记》《九域志》，多本对勘，纠正卢潘之误。

另外，黄式三、黄以周还喜用小说考据文字、阐释义理。如黄以周《史说略》中记载：“《穆天子传》多奇字，字画好为繁重，与太史籀作大篆用意亦有不同。”[15]361以《穆天子传》考奇字，挖掘穆王以奇字宠异大臣之意。又如黄式三《读周氏〈雅谈〉、〈野语〉》云：“《雅谈》中斥宋崇性理卑文艺，而引水心叶氏所谓‘洛学兴而文字坏’以为至言，盖指语录耳。志在明道，必将修辞，辞不能修，何诩明道？”[16]299此处引用周密《雅谈》斥责宋儒之言，指出辞与道并重，但不可以俚陋之语录为诚朴，赞同周氏之批评。

相比于黄宗羲、全祖望、黄式三、黄以周将小说作为博物之资，以文考释，章学诚则正视小说，以史通文，推进了清代浙东学派小说研究。章学诚之史学成就，正如杜维运评价“章氏则上窥中国学术之源流，明尚书春秋之条贯，而推为史学之大原……其所富有之经世思想，为当时学者所丝毫不曾介然于怀者也……中国史学界言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者，以章氏为巨擘，方之欧美史家，亦略无逊色焉。”[13]7章学诚治史，考镜源流，以史经世，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章学诚将治史经验运用于小说研究，使之打上了鲜明的史学烙印。

章学诚站在史家的立场，对小说的来源、分类、功能、特点予以探索，研究更加深入。关于小说的来源。《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小说出于史官之流。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立言有本》云：“史乘而有稗官小说，专门著述而有语录说部，辞章泛应而有猥滥文集，皆末流之弊也。”[12]56章学诚谈到小说来源，亦将之与史学结合，认为小说实为史之支流。

关于小说的分类与功能。《章氏遗书外编·和州志二》云：“然稗官采于太史，则亦风谣之不可废者。传奇之体亦有二：无词曲者即小说之末流，是演义之属也。宋元以来始创其体，或取正史之事，或本小说之言，敷衍其文，大率不出男女离合，间或纪述战争，叙次朝政，善善恶恶，若有益于风教，匹夫贩妇之所观感兴起者，刘氏所谓采于刍荛者矣。”[12]559此篇强调小说出于史乘。章学诚进一步将传奇细化为无词曲的演义与有词曲的戏曲。他还梳理宋元话本至明清变为演义小说，或写男女之情，或谈历史掌故，感发百姓，教化大众，功不可没，注重小说的经世之效。

关于小说的特点，章学诚尤其重视小说的虚构特征。中国史学发达，强烈的历史观念培养了国人的尚实精神，并深刻影响古代小说。虚实关系亦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与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先唐时期，古代小说创作与理论基本尚实。宋元讲史小说则突破尚实，虚实相半。明清小说理论则对虚实关系的研究更加深入。

聚焦清代浙东学派，学者对于小说虚构的认识大有差异。黄宗羲对小说虚构持一种审慎态度。如《明文授读评语汇辑》云：“先夫子曰：宋懋澄字幼清，华亭人。其《九籥集》曲折波澜之中，加以脂粉，亦多异闻小说，然恐道听，未必皆实。”[7]172宋懋澄为明代重要文言小说家之一，其《九籥集》记载杜十娘、刘东山等事，具有重要价值。黄宗羲在肯定《九籥集》笔法曲折，多载异闻的同时，批评其文不实，对小说虚构持怀疑态度。章学诚则理性看待小说虚构。如《丙辰劄记》云：“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纪实事。西游、金瓶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9]90章学诚深入思考小说之虚构，根据题材有所区分。他认为《西游记》《金瓶梅》全凭虚构，天马行空，皆无伤也。然而，《三国演义》《列国志》等小说，源于史实，则应尊重历史，“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的写法易对读者造成困扰。章学诚对历史演义的认识，继承了浙东史学征实之传统。他对历史演义的创作要求更接近于史传，而非小说，具有一定的保守性。然而，他对非历史小说虚构的肯定，亦可窥见清代浙东学派小说理论的进步。明清时期的小说理论，尚实与尚虚观念既对立又融合。章学诚对历史演义和非历史小说的不同态度，亦是尚实与尚虚力量博弈之后的平衡。

三、从趣到奇：清代浙东学派小说审美范畴之嬗变

“趣”为中国古代文论重要审美范畴之一。魏晋时期，“趣”用于人物品评。唐代，王昌龄论诗，将“趣”“理”“势”融为一体。宋代，“趣”广泛用于诗词评论。严羽以“兴趣”论诗，张炎倡导“意趣”。明清时期，“趣”成为文学审美的核心范畴。王夫之提出“理趣”，袁枚偏嗜“天趣”。

胡建次认为，趣表现为“对人的生命的自由化呈现。它是人类在‘自由自觉’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状态下所感受到的一种愉悦，是对生命自身本质力量的一种肯定，对生活本身的一种富于艺术意味的张扬”[17]30。趣源于生命本质的力量，愉悦张扬，活泼跳脱。黄宗羲对小说“趣”的追寻源于其生活中所获得小说审美之趣。他少年即爱小说，甚至晚年亦孜孜不倦。如《题宿香斋小说》云：“一幅吴骚怨恨多，珠盘谁捧出鸾坡？生生死死应消受，雨雨风风不肯磨。”[7]320此诗作于黄宗羲79岁高龄，其对小说的热爱可谓贯穿始终。

黄宗羲小说审美追求“趣”。《明文授读评语汇辑》评价徐芳《悬榻编》“小说家手段，能以趣胜，其合处不减东坡小品。”[7]159《悬榻编》六卷含论、说、序、传、题跋多种文体。黄宗羲评价其具小说家手段，以“趣”得胜。如何让小说具有趣味？首先，独具慧心，活泼隽永。生活不乏趣味，缺少的是捕捉人生之趣的慧心。黄宗羲以慧心生活作文，能捕捉常人忽视之趣。如黄宗羲《王征南墓志铭》曾更名为《王征南》，被收录至俞樾《荟蕞编》。它记载了内家拳拳师王征南与松江拳师比武一事。松江拳师先是“倨坐弹三弦，视征南麻巾缊袍若无有”[4]322。故人告诉拳师征南善拳法，拳师斜乜而问“若亦能此乎？”[4]322征南称谢不敏。拳师轩衣张眉曰：“亦可小试之乎？”[4]322征南逊谢不迭，拳师步步紧逼，不得已而应之，结局为“教师被跌。请复之，再跌而流血破面，教师乃下拜，贽以二缣”[4]322。此段大类《水浒传》之《林冲棒打洪教头》。松江拳师本欲羞人，却终辱己，愿望与结局的反差令人忍俊不禁。慧心独具的黄宗羲不仅关注到这一戏剧过程，而且对双方表情和语言亦多有关注，王征南谦逊恭谨，松江拳师咄咄逼人，使得文章具有喜剧色彩，妙趣横生。其次，描摹曲尽，善写琐事。如黄宗羲评价侯方域小说《马伶传》“朝宗此文，描写曲尽，在无关系之中写出极有关系。”[7]146赞赏《马伶传》描摹曲尽，一波三折，于闲笔琐事中见趣味。最后，声口妙肖，点染成趣。比较黄宗羲与吴伟业同题文《张南垣传》，黄作末尾一段为吴作所无。士绅请吴伟业观剧，伶人见张南垣在座，将张石匠改为李木匠，以示尊敬。吴伟业以扇却几，赞“有窍”，满堂大笑。伶人又唱朱买臣拒妻之词“切莫题起朱字”[4]587，张南垣亦以扇却几，叹“无窍”，满堂愕然。这段细节既显伶人之机变，又显张南垣之滑稽，家国大义亦暗藏其中。黄宗羲还特意提及“有窍、无窍，吴中方言也”[4]587，声口妙肖，点染成趣。

“奇”是中国古代文论重要的范畴之一，运用于诗、词、古文、戏曲、小说诸领域。“奇”最早出现于《道德经》“以正治国，以奇用兵”[18]229-230。奇与正相对，用于治兵。《孙子兵法·兵势篇》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19]127，亦将奇与正结合，用于战争，继承老子观点。明清时期，“奇”更多运用于小说领域。如金圣叹评价《水浒传》“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为真正奇文。黄宗羲小说审美在追求“趣”的同时亦关注“奇”。如黄宗羲小说《两异人传》，文题即以“异人”命名。小说记载明遗民徐氏、诸士奇，前者取法《桃花源记》，携族人隐居雁荡山深处，后者东渡日本，丹心向明，事奇人奇，令人感慨。黄宗羲小说对明遗民奇人奇事的表彰深刻影响了全祖望。考察全祖望小说《明辽督熊襄愍公轶事略》《舟山宫井碑文》《梅花岭记》《明锦衣徐公墓柱铭》四篇，皆体现了对奇的审美追求。一方面，超越庸常，不避虚幻。奇与异相通，具有超越庸常、不同凡俗的形而上意义。全祖望集中笔力刻画明末忠臣义士的奇义卓行，不避虚幻。如《明辽督熊襄愍公轶事略》开篇即言《秋曹日录》记录被魏忠贤迫害之君子，“而熊襄愍公最怪”[6]487。文中记熊廷弼临刑事，“时奉有传首九边之旨，西曹郎俄录其首，则法场中空无有，但见一藤枕，大骇，相戒毋洩，亟密报魏奄，则命取熊氏子弟、家人拷问，大索，竟无所得。”[6]488熊廷弼有保辽之功，却因“封疆案”惨遭诬陷而死。此处描绘熊廷弼精通术数，临刑时隐遁而去，唯余一藤枕，在虚实交错中寄托了忠良遇害的哀思。

另一方面，崇高壮美，荡气回肠。《周易译注·系辞下传》云：“阳卦奇，阴卦耦”[20]540，阳与阴合，奇与耦对，奇范畴在产生之时即与阳刚壮美结下不解之缘。如《明锦衣徐公墓柱铭》云：“公之出也，督师力止之曰：‘军行必无后继，徒入虎口无益也。’对曰：‘信陵君欲以宾客赴秦军，岂能若秦何，亦各申其志也。五将触斗而死，以愧诸营之赋《清人》者。’至是，督师以诗哭之曰：‘呜呼！果‘见其出而不见其入’也。’”[6]162徐启睿负才任气，忠贞侠烈，明清易代时奋起抗清，后陷泥淖中被执，因拒绝投降，被清兵剜腹塞草，悬尸江门。此段载徐启睿与钱督师对话，运用《信陵君窃符救赵》《清人》《蹇叔哭师》典故，凸显了徐启睿投身国难，慷慨赴死之豪情，崇高壮美，荡气回肠。

相比于全祖望小说对明末忠臣义士奇节之表彰，章学诚对奇的关注有所转变。在题材上，章学诚将目光由忠臣义士转移至市井奇女、天命鬼神。章学诚之文多蕴小说因素，如《记大名县志轶事》《记姻缘二事》《记馆谷二事》《记侠妾服盗事》《记果报二事》《记鬼神二事》《记捕盗二事》等。如《记果报二事》其二记一武昌书吏狡黠多智，贪淫好色，横行乡里。书吏偶然入妓馆，遇一女痛哭，细询知其为父所卖。书吏为其赎身，许以佳婿。文末云：“将卒，诫子孙宜厚德种福，自述生平所为，宜得折罚……欲使汝曹知天意耳。”[12]188文章将书吏平日之恶与一时之善对比，宣扬天理轮回，报应不爽，劝人积德行善，敬畏果报。

在笔法上，章学诚在继承黄宗羲之曲折，全祖望之虚构的同时，巧设悬念，妙用巧合，给人出人意料之奇。如《记姻缘二事》其二，康熙年间，一越人为刑部钞胥，为人忠厚。后被同僚戏弄，身被枷锁，空屋呼救。小吏后被尚书所救，并给以赏赐，赐嫁爱妾，擢为同知，令人大惑不解。文末道破玄机，“尚书坐而假寐，则梦遭大狱，身罹重辟，缧绁赴刑部听勘讯”[12]314，书吏正是尚书梦中对其友善的执笔者。文章一波三折，巧设悬念，虚实相生。

要之，唐代文言小说繁荣，宋元明代白话小说争胜，清代则为中国古代小说高峰。将清代浙东学派小说置于清代小说发展史中，我们可以发现，清代浙东学者对待小说的态度整体趋向保守。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小说作品不多，而且全是文言短篇小说，古朴典雅，仍然属于雅文学范畴。清代浙东学者站在传统士大夫立场，审慎面对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的崛起。他们对于小说的体例、虚构等问题仍处于艰难探索之中。另外，清代考据学盛行，乾嘉学风以博学为尚，小说亦受影响。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续新齐谐》等皆有对学术的探讨。清代浙东学派小说研究亦受到清代实学考据之风的熏染。清代浙东学派虽以史学名家，并受时代限制，但它的小说成就仍然值得我们关注，它的艰难嬗变亦是清代小说缓慢复杂演进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