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佑新，沈俊楠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1935年6月18日，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一、四方面军从会师到分裂这一过程中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关系，不时引起一些人的关注和研究。夏宇立在《史说长征》[1](以下简称为“夏著”)一书中认为，在张国焘分裂事件上，毛泽东应当负主要责任。夏著认为，毛泽东为了夺取军权，对张国焘设下“陷阱”进行斗争，导致张国焘进行反击，最终走上分裂道路。夏著甚至还认为，“密电”的说法是毛泽东为分裂红军和率部单独北上找的一个借口或“政治交代”。这些看法严重违背史实，必须予以澄清。

一、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责不容置辩

夏著认为，张国焘的野心不一定会闹出分裂的结局，毛泽东等人的处理失当是导致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主要原因。[1]441-443在夏著看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张国焘是“下定了决心一同北进，实行松潘战役”的，也是“按照原定方案去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的，但是由于受到中央的批评，才造成心理失衡；又恰逢噶曲河涨水，所以才将对毛泽东和中央的积怨“通过拒绝北上的方式全都爆发出来”。[1]441在夏著的修饰下，张国焘的分裂变成了一种迫于无奈的行为，这是在为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辩解和开脱，明显与史实不符。

通过对红一、四方面军从会合到分裂这一过程的梳理，可以发现，两军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张国焘与党中央在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上具有根本分歧，张国焘错误的战略方针会对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造成极大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