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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督察问责机制困局与消弭径路*

2021-03-26王灿发

王灿发,周 鹏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主观层面,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客观领域,环保成效也非常明显,而此间环保督察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环保督察不同于环保领域内的监督执法,不仅体现为权力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还可以“将督察视为作为委托人的上级政府为改善委托—代理难题而对作为代理人的下级政府采用的一种治理工具。”[1]72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实现了党依照党规领导环境保护事业、政府依法开展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人民依法监督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机统一,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用中国的思维和方法解决中国自己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法治形式。”[2]26而问责权是环保督察机构履行职责的一项重要权力,是一项旨在治官治权的民主控权机制,具有压力传输直接、治理效果明显以及直接回应民众诉求的诸多优势,这些优势使其在现有的治理体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当前,环保督察问责的制度实践面临着问责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责规范的权威性以及体系化建设等一系列难题,笔者将聚焦于此展开深入探讨,以期通过法治化进路来消弭环保督察问责的实践与理论困境。

一、环保督察问责的逻辑廓清

我国环保督察制度经历了从“督企”到“督政”,再到“党政同责”的变迁,也存在由“督查”到“督察”的转型。[3]176在该制度适用初期,“作为一项生态环境监管制度的创新举措,区域环保督查制度意在解决地方各自为政、环境违法行为跨域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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