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猛

(同济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000)

一、问题的提出

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中美贸易摩擦、部分国家政权更迭的复杂国际背景下，全球化进程产生了诸多不可预测性。当一国的政治利益凌驾于全球的经济安全、甚至人类安全之上，那么全球化就会呈现新的趋势：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化解方案尚未形成；旧的矛盾仍在继续，新的问题又再次出现。因此，在新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犯罪本身以及规制手段也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化：

一是金融犯罪本身的异化，即从单维度银行业犯罪过度到多维度多领域的金融犯罪。其往往依托于金融领域的业务流程，在严密的规章制度与复杂的运作环节中以其职业经验作为犯罪手段，金融犯罪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行业化特征，而行业化特征极易受全球化影响，增大了金融犯罪本身异化的可能。在目前新全球化趋势下，金融活动要面对双重风险带来的异化效应：首先，对内如何完善立法才能应对新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金融投资形态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金融职业道德风险。其次，对外如何完善立法才能应对新全球化带来的不稳定性(单边主义制裁的不稳定性)所造成的外部监管压力风险。

二是规制手段的异化，即由于新全球化对金融活动产生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影响，金融犯罪的规制手段也随之发生异化。首先，针对投融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金融职业道德风险，对其刑法规制应当进行分行业、多领域的范式研究，在源头上抑制金融犯罪全球蔓延，如此才能在金融危机潜伏的全球化时期防控金融从业者的道德风险，进而有效预控金融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