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雷，钟静芙

(湘潭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一、引言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目标。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四五规划也强调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但我国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尚未完全实现高质量发展。2020年我国人均GDP已达10 500美元，仍略低于10 926美元的全球人均GDP(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从该角度看，中国仍是发展中大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是较长期的战略目标。[1]

高质量发展虽热度颇高，但仍存在一些误读。一是将结果当路径，误将“高质量”作为经济发展标准、准则而非目的。二是将高质量和速度简单对立，忽视各地发展存在的异质性。三是将高质量发展仅定位于人力、技术和设备等要素层面，忽视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四是过分夸大高质量发展的适用范围，降低了高质量发展的严肃性。

如何才能系统科学地理解高质量发展？首先，借助理论的支撑，充分展示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性，挖掘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其次，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明确高质量发展的可实施性、可实现性和历史必然性。最后，实现理论和历史的统一，构建可验证的分析框架。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侧重从实际应用角度论述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类是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经典理论出发，阐述高质量发展内涵。这些研究促进了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解，为形成系统的高质量发展理论创造了条件。要利用现有理论，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推动理论的创新和发展。[2]38-85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尝试系统阐述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内涵。二是尝试从高质量发展内涵中抽象出一个包含目标、战略、资源配置和社会建设等四个方面的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三是从历史角度说明高质量发展理论及其扩展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四是建议通过优化战略、提高执政水平、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完善社会建设等，逐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述评相关文献；第三部分阐释高质量发展内涵；第四部分构建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第五部分从历史角度说明高质量发展必然性；第六部分论述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

二、文献述评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首先，高质量发展主要指经济范畴，将其放大到所有维度未必恰当；其次，报告并未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更多体现的是发展阶段论。即由此前的高速度阶段转向高质量阶段，并未说明速度和质量是相反或者相互替代的关系。高质量发展成为一个看似简单却不容易把握的概念，是对经济学的挑战。[3]5-18

(一)经典经济增长模型忽略了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本质

在Harrod[4]14-33和Domar[5]137-147的增长模型中，资本产出比和资本积累率决定了经济增长。资本积累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6]56-71，206,[7]30-46，但该增长模式受制于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规律。内生增长模型则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8]65-94,[9]3-42。高质量发展虽然也具有推进科技创新、提升人力资本的内涵[10]3-25,[11]66-74，86,[12]3-21，但不能由此推断其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实践。一是要素特征并非增长来源而是增长本身，制度才是经济增长更为根本的原因[13]5-25。高质量的要素特征是高质量增长的结果而非路径。二是虽然Cass[14]233-240证明最优增长路径可在竞争市场中实现，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说明这在现实中是难以走通的(2)新增长理论也关注政府和政治的作用。Barro[15]103-125把政府的公共支出纳入内生增长模型中。Hibbs[16]426-462也强调了增长的政治支持。Acemoglu & Robinson[17]115-131也强调政治权力对制度演变的重要作用。这些研究说明了单纯依靠市场寻找最优内生增长路径是存在缺陷的，政府或政治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质量发展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强调与这些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吻合的。。

(二)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未涵盖高质量发展的“人本”目标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依靠禀赋来发展，才能让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实现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不断跃迁。[18]5-15其创新之处在于强调了有为政府以及战略产业的可行性。林毅夫[19]729-752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经验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高度一致，既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又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但高质量发展并非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实例，战略产业和有为政府理论也尚存争议[20],[21]114-126。一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十分复杂，存在区域异质性和阶段波动性(3)张维迎[20]对基于禀赋的优势有更为鲜明的阐述：禀赋优势更多是基于个人而非国家。成功国家的例子很多是跟我们对某个国家禀赋的基本认识冲突的。一个国家既有多种禀赋优势又有可能在非禀赋优势上具有竞争优势，企业家的创新才是更为可靠的解释变量。但张维迎的观点也存在问题：一是企业家是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而然就有很多，而且非常具有创新力；二是这个依靠企业家的过程是不是非常缓慢？就像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22]53中说的：固然，经验告诉我们，风力会把种子从该地方带到那个地方，因此荒芜原野会变成稠密森林；但要培植森林就等着风力作用，让它在若干世纪的过程中来完成这样的转变，世上岂有这样愚蠢的办法吗？。二是有为政府非常理想化(4)此处所谓的有为政府能够提供充分的公共产品和制度安排，这些特征更像新古典经济学中那个外生的、为市场守夜的政府。，且无明确路径来实现理性决策及摆脱政府部门的利益。三是新结构经济学尚未考虑不平等问题，注重发挥比较优势，而高质量发展却强调协调和共享，这两个理念可能存在冲突。用新结构经济学解读高质量发展，就会将其带入一个按照比较优势不断结构跃迁的机械模型(5)按照禀赋基础进行发展，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纬度已经决定该国家的最终出路，这是一条既定的路线，无非是你可以利用有为政府在这条路上跑得快一点。但现实是国家的发展没有一条既定路线，也没有最终归宿。因此，这种看似有为的战略其本质是无为的——宿命无法改变。。

(三)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需吸收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了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23]54-72从方法论看，马克思的分析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二是社会矛盾变化决定生产变化。[3]5-18,[23]54-72，[24]4-73高质量发展已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义。第一，以人民为中心。十九大报告表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既要物质增加，更要人的发展，后者常被其他学派所忽略(6)在这方面有必要提到Sen[25]3-50的观点：经济增长只是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只是满足人们更高需求的一种方法。若过度关注手段本身，则很可能忽略最终目标。。第二，矛盾转变与生产决定。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决定了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26]4-17因此，发展必须从注重量转变到注重质，重视提供使用价值的供给侧[3]5-18。但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并未全面涉及高质量发展，如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赶超。高质量发展是社会矛盾演变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主动采取的战略调整(7)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当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主动进行模式转换调整的结果。因此，我们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时，不应忽略党的领导作用。，兼具规律性和战略性。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义并扩展其解释边界，才能更好地解读高质量发展内涵。

从上述分析来看，高质量发展可能既有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子，也有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本质。但仅从某一学派的理论出发，难以科学地解读高质量发展这一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内涵。[2]38-45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较为不同的研究，如张军扩等[27]1-7认识到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和系统性，但未能形成理论，也没有进行历史分析。因此，本文试图深入挖掘其理论本义，寻找其历史逻辑，科学解读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三、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解读

(一)高质量发展是阶段性战略调整

虽然很多经济学理论否认战略的有效性[20]，但不应忽略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有规划的[28]2-10，231。高质量发展的提出正是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十九大报告清晰地呈现了该战略部署是如何系统提出的。第一，我国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这是战略转换的前提与原因。主要矛盾变化，历史任务调整，要求我们主动寻找新办法、新出路。第二，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要求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已由高速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要主动“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高质量发展就是引领新常态的具体表现。第三，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三步走”，既是宏伟蓝图，更是具体阶段目标。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要构建现代经济体系，从各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战略目标。因此，高质量发展本身是一个阶段性发展战略，具有明显的战略性[27]1-7。

(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是实现资源更有效配置

高质量发展所提出的高质量供给体系、新动能等供给侧内容，是高质量发展的结果、目标，而非实现路径。否则，难以回答：当资源向这些方面主动倾斜时，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吗(8)考察高质量发展的不同工作重点时应注重系统性，可避免走很多弯路。比如：如果单从供给侧改革来看，我们要加大力度淘汰落后产能。但从市场公平竞争、保护产权来看，这种简单的去产能和提升资源有效配置又是冲突的。系统来看，去产能应该通过加强市场竞争来淘汰落后产能。这两种方式去产能的量不一样、所淘汰的企业也不一样。？更科学的解释是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促进资源更有效配置。第一，供给侧改革改变的是资源错配模式。供给侧改革的本义在于改变过去依靠政府引导的过度投资模式，扩大优质增量改革，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将资源配置转向由市场决定的有效路径。第二，大力支持创新，这是对市场配置资源失灵的有效补充。市场经济在支撑科技创新活动，特别是具有更大外部性的基础研究方面，存在产出不足的问题。在新发展阶段，提高创新速度和质量更加重要，这就需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大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倡导创新文化和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第三，制度改革与创新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途径[2]38-45。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要“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这些表述的核心是通过制度改革实现资源的更有效配置。以上三点是相互补充的整体，必须统一理解，不能单方面解读。

(三)高质量发展超越了单纯经济视角的资源有效配置

高质量发展既强调资源有效配置，又注重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部分资源向中西部和农村流动，这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可能与资源有效配置冲突，但更符合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具有工具性质，服从于发展的根本目的。第一，高质量发展是协调发展而非单一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要求重视 “三农”问题，坚持农村优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全国各区域、城市农村充分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第二，高质量发展要让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受益。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教育质量、就业质量、社会保障水平等都将不断提高。第三，高质量发展对资源有效配置的超越是有限度的。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仍是硬道理。可以说，高质量发展不仅要重视单纯的资源有效配置，也要兼顾各方面社会民生，是市场有效和社会有效的有机结合。

四、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

挖掘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理论，应明确三点：第一，中国实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2]38-45；第二，高质量发展的提出和实施，带有明显“人本”特色；第三，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超越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需要接收新的现实基础以丰富其内涵，也需要吸收发达国家已有的成熟经济理论。基于此，高质量发展理论的基本框架可总结为：核心目标、战略规划、资源有效配置和有效社会这4个基本要素的有机结合。其基本逻辑是：在核心目标指引下研判主要矛盾，依据主要矛盾制定战略规划，通过战略的实施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有效运转。

(一)核心目标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是以人为本。“人本”目标具有多重作用。第一，“人本”目标是高质量发展框架基本逻辑的出发点，也是检验标准。第二，“人本”目标和现实的结合是研判主要矛盾的基础，而主要矛盾是制定战略的依据所在。第三，“人本”目标是发展战略弹性调整的准则。

(二)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虽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常被批判，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第一，战略规划可加强资源集中，加速完成阶段任务(9)战略规划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一条可选择路径。这里的战略规划和计划经济是两个概念。战略规划更多是指明国家发展的方向和任务，是指导性和方向性的，在非常低的程度上直接配置资源。但计划经济是对资源配置的全面主导。同时，经济学家对战略的抛弃或对市场的钟爱，更多考虑到了战略规划带来的负面效果。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任何一条路径都有其自身的成本和收益。如果收益够大，就可以承受更高成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单纯依靠市场会存在以下成本：一是需要更长时间或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甚至长期停滞，陷入贫困陷阱；二是制度和法制要求较高，而这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失的，以至于造成市场低效。运行市场也需要成本，甚至是发展中国家不可承受的成本。。第二，战略规划由政府或执政党制定，是各市场主体和政府行为的重要指引，可提供长期、稳定的预期。第三，战略规划具有阶段性和弹性，可根据试点情况等适时调整。第四，战略规划有助于培养企业家精神，有战略方向的市场可降低不确定性，使企业家敢于创新和投入。

(三)资源有效配置

通过战略性制度优化实现资源自动有效配置，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第一，资源有效配置可在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第二，在后发优势逐渐消退的高级阶段，资源有效配置可减弱对经济战略的依赖性。第三，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可推进战略规划由更多依赖产业政策向更多依赖制度进行转变。因此，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一是要政府和市场相互协调配合；二是要形成公平、充分和有序的竞争；三是要持续制度创新；四是要向国际市场有序开放。

(四)有效社会建设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过程中，资源配置应逐步超越单纯有效，遵循“人本”目标，形成经济、政治、生态等的良序运行，公平、正义、文明的有效社会(10)这就需要摆脱单纯的经济效率观点，转向一个人本的目标。但是，人本目标可能对效率产生影响或者对经济进行政治或道义的“绑架”，因此，人本目标常停留在短期的正义层面，无法达到更高层次。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不稳定和经济落后的一个表现。。第一，有效社会可维持各类主体有序稳定运行，保证经济的根本方向和持续性。第二，有效社会可限制特殊利益群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避免弱势群体和强势产业对经济政治走向产生过大影响。[29]150-185第三，有效社会通过完善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可逐步使各个群体普遍受益，生活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第四，有效社会通过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逐步创新法治、群体自治等治理模式，可化解各类社会冲突、提升社会治理效率，构建高效、现代的治理体系。

五、高质量发展理论与中国发展模式再回顾

高质量发展理论强调了核心目标、战略规划、资源配置和社会效率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及其有机互动。从这四个维度重新分析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史，可进一步检验高质量发展理论的科学性。有两点需说明：其一，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目标在各阶段具有统一性，因此，我们在进行阶段总结时不再对此着重分析；其二，2012年后经济发展逐步进入高质量阶段，前文对该阶段已有分析，因此，本部分不再赘述。以下部分将从战略规划、资源配置和社会效率三个维度对1978—2011年进行历史分析。

(一)1978—1992年：从双轨协调发展到双轨失衡

1.为破解发展困局，我国将战略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困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主动将发展战略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确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11)“三步走”战略未涉及产业政策，而是重点关注人民生活水平。其本质是人民福利不断提高的三步：温饱、小康和富裕。从该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制定战略是以人民为中心展开的。。计划经济的问题已凸显，“中国模式”框架尚未出现。若简单的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商品(市场)经济，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现有经济主体因不适应快速的转变而大量倒闭，但新主体又难以迅速产生，进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甚至引发更严重的新经济危机；二是社会建设和大众观念难以与商品经济匹配，快速转变可能导致社会治理失效。因此，唯一的可选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其本质是逐步放松管制，即体制外允许一些私营经济出现、体制内向国企放权、农业实施包产到户等。

2.价格双轨制快速发展，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高。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壮大，中国的资源配置出现价格双轨制。一方面，效率更高的非公有制经济依靠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经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不断改革，努力提高效率。从1978年到199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超过10%，这是新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阶段之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这本质上是计划管制放松，资源配置优化的结果(12)不能忽略的是社会有效性问题。该阶段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赚钱”慢慢成为一种文化倾向，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松动。伴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的是社会有效性的降低，这种降低主要体现为刑事犯罪的大幅度增加。因此，从1980年开始邓小平就强调要搞好精神文明。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首次严打，社会秩序基本维持稳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部分要素的重新组合，而非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时期，国内企业可能放弃自主研发，更倾向于引进国外较为成熟、相对廉价的设备与产品。因此，该阶段科技创新水平可能是下降的。[30]150-180

3.寻租套利频发，社会效率遭受损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两种资源配置模式的冲突逐渐显现。计划经济按指令价格调拨，商品经济按市场价格交易。两种模式互相交叉时，若指令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则会出现套利问题。从经济逻辑来看，套利可平衡两种体系的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拥有套利权利的常为政府官员及其亲属，套利转变为利益输送，这损失了公平公正性和社会有效性，引发了社会冲突及经济的大幅减速。1989年和1990年的GDP增速腰斩，意味着双轨制失败。但这并不是因为资源配置失效而是社会治理失效(13)除去1989年和1990年因政治风波经济增速减缓外，我国GDP增长速度在1983年到1993年都是比较高的。。随后，“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共识。(14)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31]284-285

(二)1993—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

1.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一段时间内，双轨制虽然促使了中国改革的顺利推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但却引发了诸多问题并致使社会失效。因此，1990年后出现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最大的思想回潮，拒绝市场经济和自由化，回到计划经济[32]375-379。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终止了该思潮，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明确的转变。

2.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资源配置效率快速提高。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预示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角。三大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一是培育和建设了商品市场、要素市场等各类市场，价格传导的有效性大幅提升；二是国企和民企等各类市场主体迅速发展，计划经济的基础从市场主体上发生改变，但企业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三是区域竞争格局基本形成，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地方发展经济和互相竞争的动力大幅提升。总之，在该阶段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角，各类竞争越发激烈，活力和效率大幅改善，但市场主体还处于成长初期，创新、运营等方面仍较弱。

3.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社会有效性面临挑战。计划经济体制下，组织为个人提供了从工作到生活的全面社会保障，社会有效性更多体现于组织和个人的统一。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企等组织无法再提供如此充分的社保责任，社保建设滞后引发了诸多问题。第一，很多下岗工人面对社会保障从全面到缺失的落差，对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第二，大部分下岗工人年龄较大，且人力资本与市场不匹配，再就业压力大。该社会状态对经济改革形成巨大挑战，甚至影响社会稳定。第三，各类改革带来寻租空间，而法制改革的落后使得贪腐问题严重，引起人民诸多不满。为化解各类潜在的社会危机，中央提出要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增加就业岗位，缓解社会压力，为经济改革提供稳定环境。

(三)2003—201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高速发展

1.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持续深入推进发展战略。该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构架已完成，多数国企已转入市场化运作，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明显。[33]1-71同时，各经济指标明显好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此良好发展态势下，十六大报告以“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为目标，将战略明确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并从各方面强调了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5)改革开放到现在，既是一部中国高速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经济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学习自我革新的组织成长史。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还存在弱点或问题，但这种围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发展不断学习的执政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这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区别之一。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科学的、经得住历史考验的。。

2.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相结合，资源配置效率极大提升。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后，经济发展活力迸发。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2003年到2011年GDP每年增速不低于10%，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高增长阶段。合适的体制、稳定的环境和后发优势相结合，国家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该阶段效率改进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基于劳动力量多价廉的比较优势，制造业迅猛发展，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二是政府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了“基建王国”，避免了基建不足这一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约束问题[34]44-63，高水平基建在发展初期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对长远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三是在分税制和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下，区域竞争不断加强。

3.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初步转型，社会有效性显著改善。经济体制改革初步成功后，经济迅速发展，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开始显现。其一，市场经济体制下，弱势群体较难在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机会和收入，社会收入差距随经济发展而拉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到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由0.479持续扩大至0.491。其二，财富差距问题也逐渐凸显。以房产为例，房价在该时期不断上涨，有房者房产财富持续增值，无房者获得房产愈发困难。其三，贪腐问题长期以来未见减轻。这些问题虽加剧了人们对“不公平”的痛感，但社会基本稳定，无大规模社会冲突。这是因为个体收入普遍上涨，以及该阶段改革具有延续性、未出现大的政策转变。同时，政府进行了很多稳定社会、保障社会平稳运行的改革。如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权益和获得感(16)取消农业税是值得肯定的，但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一是当时各级财政财力有限，农村的公共支出，特别是教育支出并没有得到保障，为了保障农民收入，而对基础教育造成了重要影响，这未必合适；二是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很多是通过税收体现的，个体缴税，政府服务，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和基层政府的关系改变了。这种简单的社会治理改革，从长远来看，未必有利于建设一个高效的社会。；加快了职工、居民养老、医疗等社保体系改革，为社会个体提供更充分保障；修订《新劳动法》《个人所得税法》等法律，保护了普通劳动者权益，改善了分配关系等。这一系列措施提高了社会有效性，也促进了经济改革。

六、高质量发展的实现途径

我国面临新的现实情况和历史使命，必须用高质量发展来统筹经济社会建设。然而，当前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内容和实施路径还有待优化。基于理论分析和历史回顾，我们认为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做好以下工作尤为重要。

第一，进一步增强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的明确性和导向性。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时代使命。高质量发展是为完成该使命提出的战略，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的体现。一是要深刻明确高质量发展的人民中心观。坚决摒弃将高质量发展视为单一发展工具或方式的观点，发展和改革应围绕人本理念来调整或推进。二是要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性。高质量发展既指明了方向又结合了现实和特色，各项经济工作的推进应与高质量发展保持一致。同时，要实事求是，避免所有工作都冠以高质量发展之名，避免高质量发展成为口号。

第二，持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党的不断学习与成长是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效的前提。为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持续发展，应坚定“中国模式”的道路自信，继续坚持这一正确经验。一是深刻理解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其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明确人民真实诉求，正确把握整体发展的根本。二是深入总结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特征和规律，以此为基础推进各项试点和改革，并广泛听取各界意见、积极建设专业化干部队伍。三是加强党的学习成长到政府有效作为的转化。党的执政水平和能力将通过政府运行得以体现，党要不断进步，才能推动改革创新、建成高效政府。四是创新党的激励约束机制，不仅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自我净化，也要为真正服务人民、能力卓越的党员干部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第三，把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一是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应把握市场配置资源的实质，深化市场改革，建立开放性更高、竞争更充分、价格更敏感的有效市场。二是避免将经济成功的结果作为成功的原因。高质量发展不代表各类要素和各类企业都高级，所谓高技术含量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结果。若只追求所谓高级要素或高技术企业，而轻视普通市场竞争者，将破坏市场自由进出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17)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这可能存在一个隐患：各地将指标当作追求的绩效，这就会使得结果成为标准，抑制各类经济主体的平等发展，破坏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当前发生了多起减少所谓落后产业或要素的事件，就是这一问题的具体表现。。三是将制度改革作为完善市场运行的关键。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优化权利界定及保护，使市场竞争更公平、更充分，企业家获得更多、更快的成长，经济活力增强。四是完善法治和金融体系。发展中国家的两个短板是法治和金融滞后[35]1-68。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加大建设力度，使其成为市场高效运行的有力支撑。

第四，创新性完善社会建设。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匹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按“人本”目标发展的保障。有效统筹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超越经济有效，实现社会一般有效是发展的难点也是重点所在。一是要从完善市场资源配置角度改善收入分配。收入增长快、社会流动性高是避免社会分化和冲突的重要手段。虽然收入差距无法快速缩小，但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可增加普通劳动者的市场参与机会和就业质量，从而有效减少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二是优化创新社会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社保体系应降低居民生活质量的不确定性，医疗保障应重点解决大病和疑难杂症的负担问题，养老保障应重点提供维持老年人基本生活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三是分类推进教育改革。基础教育应强调公平性，避免因片面提倡素质教育导致教育不平等，适当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职业教育应增强特色性，适当放开职业院校办学资质，鼓励企业创办特色职业院校；高校应提高开放性，促进普通高校平等竞争，彰显内涵办学和特色发展，建立有效思想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