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前

三、西部探险：把熊猫引荐给世界

1868年6月5日，戴维搭乘保护天津侨民的法国军舰前往上海。原计划要到中国西部几省和四川，因为长江洪汛无法行走，于是用了几个月时间考察江苏省镇江至江西省九江沿线。

6月16日在上海，戴维来到掌管西部各省教会经费的财务总管勒莫尼耶（Lemonnier）先生的家，后者负责给传教士提供资金。在这里，他碰到神父从前的一个学生。该学生讲，在四川藏区的穆坪有很多动植物，穆坪修道院院长阿尔纳尔（Arnal）对当地自然物产已进行了两年的研究工作。这是戴维首次听说并开始关注穆坪。

1868年6月22日，戴维同塔格利亚布先生结伴访问了徐家汇的耶稣会教堂。作为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昆虫学家的普费斯特尔（Pfister）神父和专门研究扬子江鱼类的韩伯禄（Heude）神父接待了他们。韩伯禄神父在1868年创办了徐家汇博物馆，这是中国最早的自然类博物馆。藏品以哺乳类、鸟类、爬虫类、软体动物类和植物标本为主，主要来自长江流域江苏、浙江的动植物，极具区域特色。此后，韩伯禄与戴维成为既是生物研究的竞争对手，又是学术交流的好朋友。

6月23日，戴维乘法国罗素公司的轮船离开上海，经南京、镇江，到九江下船;7月16日起在庐山和江西其他地区考察三个月。草遮不住鹰眼，戴维所到之处，都会有收获。他给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寄出12只哺乳动物、30余只鸟类动物、50～60只鱼类和爬虫类动物、42只鞘翅目昆虫、31只双翅类昆虫、60只脉翅目和直翅目昆虫，还有更多的鳞翅目昆蟲。它们加在一起共计630只动物，约200件草本植物。

1868年11月6日，戴维在汉口换乘一艘中国帆船，把考察队的30余个包裹运到船上，逆水而上去重庆。12月17日，戴维到达重庆，拜访了四川东部宗座代牧区主教德弗莱什（Desfleches）。宗座代牧区是罗马教廷当时的一个管理层次，低于教区，到20世纪时被取消。德弗莱什是一位有个性、富于传奇的主教，1840年来到四川遣使会，1856年担任现职。他在中国境内到处活动，肆意发展教友，煽动教友在当地索要宗教和行政上的权利，干预地方，以致酿成1865年酉阳教案。1869年2月，酉阳、彭水又发生了针对洋教的教案。经法方调查，也认为是主教惹的祸。我行我素的主教大人，最终被调离。戴维对这位主教很不满意，为调侃戏谑他，戴维把几种形象丑陋的昆虫用他的名字命名。在艾斯佩莱特市政厅的戴维陈列馆和《戴维神父传》中，都有这位主教的照片。遗憾的是，宝兴县一家企业为表示对戴维的纪念，误把德弗莱什的照片当成戴维，雕了一座汉白玉像立在城边，不知误导了多少游客。好在后来被撤换了。

1869年1月2日，从重庆金龙镇出发，戴维走陆路，行李走水路，经隆昌、内江、简阳，8日到达成都，进入四川西北宗座代牧区主教平雄（Pinchon）的主教府一洞桥天主堂（现光大巷天主堂）。平雄主教的另一称呼是托勒莫尼姆（Ptolemonium）主教。他曾在穆坪传教好几年。他介绍穆坪森林中有两种羚羊、一种野牛和一种白熊。这是戴维首次听到关于白熊的描述。白熊也就是戴维神父随后推向世界的大熊猫。可能是平雄主教忠于教务而疏于科研，同白熊擦肩而过，遂把科学发现白熊的荣誉不经意地留给了戴维。

因为要等待水路迟来的行李，1月14日，戴维一行10多人到成都以北一天半路程的彭县山区考察，15日到达河坝场，在这里住了三天，收获极丰。他记录说：“我在中国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碰见这么多新的稀罕动物。”戴维对无私帮助工作的何姓教友高度赞誉，觉得这几天留下了对中国最美好的回忆。

1869年2月22日，戴维和青年传教士库帕一行从成都前往穆坪。他们出城向南，经过新津、邛崃城、油榨头乡、芦山县的三汇场（现大川镇），在2月28日那一天经过6小时精疲力竭的跋涉，翻过海拔3000多米的大瓮顶，下午2点多到达穆坪天主教堂。法国神父杜格里特（Dugrite）热情地欢迎戴维。杜格里特带领几名本地神父、教授及50多名汉族学生学拉丁文、哲学、神学和历史。这是一座几十年前建的气势不凡的木结构教堂，属于四川西北部宗座代牧区主教府管辖。无论是今天还是当年，穆坪都是一个边远之地（现在成都到此两个半小时车程），属四川雅州府（治所在今雅安市）治下。当年，这里能建一座庞大的中西合璧全木结构的天主教堂，同欧式风格砖石结构的教堂迥然不同，可算奇迹。戴维在这里发现大熊猫、鸽子花树等数十个动植物新种，并把它们介绍到世界，堪称神奇。历经中国无数战乱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地震灾害的惊扰，这座教堂能完好保存至今，只能理解成是戴维和大熊猫的福荫。

3月1日，星期一，到穆坪的第二天，戴维神父就开始了工作。这里住的人都是汉族，但属土司管辖，原来的土著居民搬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这里种植着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土豆和卷心菜。学生午餐吃的大米是从邛崃背过来的。第二天行李到达，杜格里特神父特意安排了实验室以安置仪器。这些当时最先进的仪器，呈现在中国西部的深山老林，可谓一束科学的曙光。

3月11日，戴维在学生格尼·厄塞伯的陪同下去考察离教堂不远的红山顶下的河谷。红山顶是当地的最高峰。考察收获不错。在返回教堂途中，一位姓李的地主邀请他到家喝茶，在这里戴维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黑白兽皮。

在那一瞬间，戴维眼中充满了惊异与震撼。天哪，伟大的造物主居然创造出如此奇特的大型动物。它只有黑白两种颜色——黑毛如漆，白毛似雪，形成强烈的反差。在绿色的林海中那黑白色块尤为绚丽夺目。戴维像是被电光火石击中，目不转睛痴痴地望着那张兽皮。火塘中的那火苗之光，在戴维眼中跳跃闪烁。戴维凭借博物学家的直觉意识到，他发现了一个动物新种，而这个动物有着不可思议的特殊魅力。主人见戴维如此痴迷，便告诉他，这是白熊皮，附近的山上就有。神父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活兽，认为“它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种”！

3月17日早上7点，戴维带着仆人托马去考察红山顶山区。沿途的地质结构和动植物让他们着迷。愈去愈远，他们迷了三次路，晚上仍在危险的冰雪溪沟攀援。神父明白处境的危险，一再重复说：“如果今天晚上我们死不了，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死了！”结果是山里采药的一位青年农民提着马灯来救了他们。当晚，他们住在农民的小屋里。戴维在日记中记述这一天说：“这天真是糟糕透顶，但并没征服我收集自然资源的信心。在这些差点使我们迷失的可怕的山林里，生活着大量的哺乳动物，它们并不属于我。我捕捉到两个新种：一只灰松鼠和一只星鸦。”

3月23日，当地猎人带来一只幼年白熊，捕获时还是活的，为了运送方便，猎人把它杀死了。猎人以十分高昂的索价，把这只幼体白熊卖给神父。戴维证实了这种奇异动物的存在。4月1日，猎人带回一只成年雌性黑白熊，毛略带黄色。考虑到标本要很长时间才能到巴黎，他写信请求立即公布对这种熊的描述，认为这可能是科学上的一个新发现。在当年亨利·米勒-爱德华兹馆长主编的《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之新文档》第5卷第13页上发表了戴维的信：

URSUS  MELANOLEUCUS ·A·D（戴维神父提出的新种名，拉丁文，中文译为黑白熊）体甚大，我的猎人们这样说。耳短，尾甚短，体毛较短，四足掌底多毛。色泽：白色，耳、眼周、尾端并四肢褐黑;前肢的黑色交于背上成一纵向条带。

我前天刚刚得到这种熊的一只幼体并也曾见过多只成年个体的残损皮张;其色泽均相同且颜色分布无二。在欧洲标本收藏中我还从未见过这一物种，它无疑是我所知道的最为漂亮可人的动物品种;很可能它是科学上的新种！在过去20天里，我一直在雇请十几位猎人去捕捉这种不寻常的熊类的成年个体。

4月4日——又一黑白熊雌性成体刚刚纳入我的收藏;它体型适中;皮毛的白色部分泛黄且黑色部分较幼体之色泽更深沉而又更光亮。

（见《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之新档案》第5卷第13页Nouvells Archives duMuseum dHistoire  Naturelle  de  Paris， Vol.5：13.）

这只黑白熊因饲养不当死在邓池沟。戴维把它的皮骨运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的大熊猫模式标本。博物学家阿尔封斯·米勒-爱德华兹（Alphonse Milne-Edwards，馆长亨利·米勒-爱德华兹之子，以后接任父职）在认真研究后认为，这种动物不是“熊属”，而是一个新属。他于1870年把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科学年报》第5卷。以后又经深入研究，他把为今天公认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由其父任主编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关于哺乳动物自然历史的研究发现》合刊（1868～1874年）上。他在这篇题 为《对中国和（中国）西藏东部动物的研究》论文中指出：“就其外貌而言，它的确与熊很相似，但其骨骼特征和牙齿的区别十分明显，而是与小熊猫和浣熊相近，这一定是一个新属，我已将它命名为Ailuropoda（猫熊属）。”论文首次附有7张熊猫头骨、足掌和全貌彩图。

1869年10月，戴维在寄给巴黎博物馆标本时，附有一份记录说明：我在成都听平雄主教说到白熊时，以为是一种白化病，但是看到皮毛后，“马上就相信这是一个有清楚区别的物种”。箱子里装有“一只成年雄性的皮毛及其全部骨头，一只青年雌性也附有骨架。在这个熊身上，也同前一头牛（指扭角羚）一样，我对它的存在，在我来到这些藏区之前，毫无所知”。

阿尔封斯·米勒—爱德华兹认定这是动物学上的一个新属，以后阴差阳错，成为今天的名称。1939年8月11日，一只猫熊从成都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运到重庆北碚平民公园展出时，说明标题横书为“猫熊”。当时参观者仍习惯传统的阅读方式，按直书从右至左读成熊猫。此称沿袭至今（但台湾地区则至今仍称为猫熊）。重庆自然博物馆馆长欧阳辉和办公室主任李华，赠我一本珍藏的《中国西部博物馆一览》的大型原始资料图册，系1947年8月北碚版，在其西康省特产部分，有三组熊猫在野外与圈舍的图片以及熊猫骨骼的图片，明确记为“中华白熊”（见该图册第87页下图注）。实际上，1949年以前，各种名称混用。雅安市社科联副主席杨铧说，上海《申报》1922年11月25日报道，“上海西人蓝球会”的一支球队名“熊猫队”，这是所见最早的中文熊猫称呼。（参見杨铧、高富华：《民国时期大熊猫中文名的演变》）重庆博物馆侯江研究员举证说，1931年的《世界杂志·世界最稀有的哺乳动物——大熊猫》、1932年的《中华杂志·科学院动物园中之猫熊》，各种名称混用，没有统一。不难看出，大熊猫进入文明社会的纪念日，应是1869年4月1日。这一天，戴维见到活体熊猫，对其进行了科学的描述。这具熊猫标本至今珍藏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四、穆坪采集：发现珙桐——鸽子花树

1869年5月4日，戴维去东部地区两周后，回来的猎人带回6只金丝猴，应该是新种。在这三个月，尽管天气恶劣，戴维还是于5月26日向巴黎寄出哺乳动物标本10件、鸟类标本30只、爬行动物和鱼标本27件，昆虫标本634只，植物标本194件。在穆坪几个月，戴维收集到23个哺乳动物新种。

6月，戴维因肠道病和发烧躺了20多天。6～7月，托马和一些猎人帮助他到夹金山的达维地区获取猎物。

7月25日，戴维再次组织去红山顶的考察。27日走到山的最高边缘，他评价说：“这条路是我这辈子跋涉过的无法比拟的最坏的路。”一周后食品、生活用品都用完了，动身回撤，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这一次考察，获得动植物标本的丰收，同时看到了可以和喜马拉雅山相媲美的大雪山（贡嘎山）。

8月30日，戴维和一些挑夫去成都，步行五天到达，带去三口箱子准备寄巴黎。他在成都被成千上万的蝙蝠吓了一跳，每天晚上这些蝙蝠像一片片作响的云向南飞去。戴维一只脚受了感染，在成都卧床12天。在成都逗留期间，戴维去到离城两天路程的龙岗，一个叫杨木坝的地方。这是教徒聚集地，靠近大雪山，离松潘界不远，鹿类和其他动物很多。9月27日，他坐轿子上路回穆坪，10月2日抵教堂。在穆坪，戴维又病了。其病中国人称为风湿性关节炎，痛得厉害时会造成短暂昏厥。

10月中旬，当地的土司因为同朝廷作对，害怕军队来攻打，让整个地区都武装起来，局势不安。戴维在病情渐缓的间歇，到附近采集动植物，又在教堂抓紧制作标本。11月19日，他利用从成都背米来的搬运工返空之际，把五个寄巴黎的箱子运走。天很冷，他担心箱子中10株漂亮的杜鹃花幼苗会冻坏。戴维在穆坪采集的植物珙桐——鸽子花树，被西方园艺界称为“北半球最漂亮的树木”，在分类地位上是中国特有单属单种植物，誉为“植物活化石”。珙桐的拉丁学名（Davidiain   volucrato）的属名即取自戴维的名字。

对11月21日的情况，戴维回忆道：“这一整天就忙着去向那些同我一起生活并有过关系的人辞行，这都是自2月底以来我在这里住过的一些地方。我觉得我爱上了这些山，而且我在离开它们时甚至感到难过，尽管我在这里生过病，有过某些不快。”1869年11月22日，戴维告别了杜格里特神父和学生们，随挑夫永远离开了这座让他身后留芳的穆坪教堂，前往成都。

戴维在穆坪一共待了8个月23天。他虽然身为传教士，但实际却是来进行科学研究和博物搜集的。在穆坪，他发现了数十个动植物新属种，使这里成为至今在全球赫赫有名的模式标本产地。当时他还不能想象今天全人类对他所发现的黑白熊的宠爱程度。现在，邓池沟的穆坪教堂成了公认的大熊猫圣殿。戴维同熊猫、同大山、同教堂永存！

12月26日，过完圣诞节，戴维从成都出发，过龙安府（治今平武县），经12天行程，前往青海湖东边一个满是树林的山谷考察。戴维后来说：“我到达那里之后，就差一点在这些荒野的山中丢掉了性命，一场严重的霍乱把我送到离坟墓仅仅两步的地方。”在这种地方考察是艰苦的，也有不少新种发现。很多是当地特有种，甚至在一个地方发现了“穆坪那样的黑白熊”。他于1870年3月底回到成都，休息了几个星期，整理藏品和笔记。

1870年6月18日，戴维经水路抵达上海。此时，南京、天津正在发生反洋教骚乱。6月21日，天津发生火烧望海楼的反洋教事件。戴维从上海乘坐去天津的轮船24日启程，到了天津不敢登岸又返回上海。事态平息后，戴维是第一个到天津的法国人，他向事件中唯一生还的法国人库特里斯先生作了调查，然后向巴黎遣使会总会长写信做了详细报告。天津教案对戴维造成了精神上的创伤。他在中华帝国生活时期，正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受到最激烈抵制的时期。

1870年7月，戴维乘船经埃及行45天后抵马赛港，这是戴维到中国8年以來第一次回国。其间正逢普法战争，7月19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戴维无法去巴黎，就到年轻时读书的意大利萨沃纳养病。9月1日色当惨败，9月4日拿破仑三世被罢黜，巴黎市政厅在特罗胥将军主持下组成共和国临时政府。

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宣布成立。法国向俾斯麦乞求停战，28日签订停战协议。从3月到5月，巴黎公社使巴黎处于革命之中，5月28日流血周结束，巴黎公社被镇压。

1871年6月20日，戴维从意大利乘火车回到巴黎塞夫尔街的遣使会总堂。此时的戴维已不是无名之辈。即使在巴黎被围困期间，《两个世界评论》杂志还发表了科学院布朗沙尔先生的一系列文章，介绍戴维在中国卓有成效的考察。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在战乱刚停的8月份，就在一个大厅中展出了戴维从中国搜集的部分藏品。不久，他回到故乡艾斯佩莱特探视亲人。9月，他回到巴黎，为《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之新档案》刊物抄写自己笔记本的内容，还为博物馆的教授们写了一篇在中国考察的回忆录《致自然历史博物馆理事教授们的报告》。他记录了观察到的110种哺乳动物，其中40种是新种;观察到的469种鸟类，其中50多种做了科学新记载，有90种左右是中国当时还没有记载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