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蜀献王朱椿作为朱元璋的第十一个儿子，是明朝第一代藩王中唯一历洪武、建文、永乐三朝而无事的。新近从日本找回珍贵的《献园睿制集》，记录了其与十位兄长的关系，并可以推导朱椿在“靖难之役”中的立场，以及他为什么是建文帝和永乐帝竞相拉拢的对象。方孝孺是朱元璋钦定的“后备干部”，朱椿将其从汉中教授的任上礼聘到蜀府作“世子傅”，这一方面起到提升蜀中文化的实际作用;另一方面也暗含拉拢未来朝廷重臣的政治投机。从双方的诗文往来看，二人相处愉快。通过梳理朱椿所历三朝的过程，可以看到他既承认建文帝的正统地位，也承认朱棣的“家长”身份，在“靖难之役”过程中不持立场，并被朝廷时时监控;使其真心拥护的是最终掌权者。以此推论，建文帝逃蜀的传说不成立;而朱椿以极大的贤名，仅获谥号“献”，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蜀献王;方孝孺;建文帝;永乐帝

明代建文朝的主旋律是“靖难之役”，主角是建文帝朱允炆（1377—1402）和燕王朱棣（1360—1424）。建文朝初期，由于朱允炆是“侄儿皇帝”身份，第一代藩王的境况发生了大逆转，从之前被朱元璋寄予“藩屏社稷”厚望的中坚力量，变成威胁皇权的祸根。率先被建文帝以种种理由“削藩”的，就有周王、代王、湘王、齐王、岷王。除朱棣打出“靖难”旗帜奋起反抗外，其他藩王更多是在战战兢兢中观望。由于建文朝的文献在朱棣上台后被大量篡改和销毁，其间的细节已经很难再复原。论述中仅见宋立杰撰《微妙的平衡：论蜀献王朱椿与明成祖的关系》，其中尚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根据新近从日本找回的蜀献王朱椿（1370—1423）所撰《献园睿制集》（里面保留了朱椿与兄长们交往的信件）以及朱椿曾聘请建文朝的重臣方孝孺入蜀任“世子傅”四年，还迎接了一部《初刻南藏》等事实，可以勾勒出建文朝前后藩王们心态的变迁;而从蜀献王前后的表现来推断，所谓建文帝逃蜀避难的传说是站不住脚的。

一、蜀献王在兄弟中脱颖而出

蜀献王朱椿是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的第十一个儿子，母亲郭惠妃。朱椿是第二批受封藩王中的领衔之人。他留下的《献园睿制集》记录了其与皇子们交往的大量信件以及诗文。按照明朝《皇明祖训》中的“嫡长继承”和“兄终弟及”制度安排，朱椿的十位兄长都是其需要尊重的有优先继承权的“家长”。除太子朱标（1355—1392）外，朱椿还与秦愍王朱樉（1356—1395）、晋恭王朱棡（1358—1398）、周定王朱（1361—1425）特别交好;但与燕王朱棣的交往记载缺失。朱椿曾游历过长江边的楚昭王朱桢（1364—1424）处和潭王朱梓（1369—1390）处，以及北方的周、晋、秦三府，与齐恭王朱榑（1364—1428）有礼物来往，还祭过鲁荒王朱檀（1370—1390）;唯赵王朱杞（1369—1370）早逝，没有交集。从《献园睿制集》所载书信和祭文的内容看，朱椿与兄长们的交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关系特别好，受到对方很多照顾，对其嘱托也是有求必应;二是藩国之间求购或交换地方特产，如楠木床、藥物等;三是交换或赠送书籍等礼物。

朱标作为太子，对众兄弟多有关爱，且处事公允，有仁爱之心，在藩王中威信颇高。蓝玉为常遇春的妻弟，而常遇春是太子朱标的岳父，所以蓝玉同时是太子妃舅父和朱椿的岳父。其在去“中都阅武”（1385—1388年）之时，朱标也曾远送。[1]后在凤阳期间，朱椿以弟弟兼臣子的身份给朱标写了大量表笺，其中这段比较有代表性：“敬惟东朝主鬯，德盛位尊，惇叙彝伦，下抚冲稚。白粲出太仓之粟，宝楮分内帑之金，建茗吴盐，荣颁腆贶。某心怀报称，永固藩维，亿万斯年，乂安宗社。”朱标私下馈赠礼物，让朱椿很是感动。由于蜀王府迟迟未能完工，在凤阳住三年后，朱椿又回京城住了两年（1388—1389年），其间与朱标及朱允炆多有交集。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去世后，谥“懿文太子”。接着秦愍王朱樉过世，朱椿感叹“睠予兄弟之间，自懿文而次，惟吾兄最长，壬申之夏，懿文薨逝，甫及三载而今春，不幸吾兄复弃诸弟，其悲痛之情又为何如耶？”[2]“元良（太子）继体兮，兄次而长，夙夜谨度兮，式刑四方。”[3]晋恭王朱棡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先于朱元璋过世。随着最有实力的三位兄长相继过世，朱椿对皇嫡孙兼侄儿朱允炆继位是认可并有所心理准备的。

从文集看，朱椿与秦愍王朱樉关系最好。朱椿写给朱樉的信，以及祭文各五封（篇），涉及方方面面。朱椿跟第二任秦王朱尚炳（1380—1412）回忆，早在“中都阅武”期间，朱樉就开始关照他，“忆昨权驻中都，尝荷先兄友于之爱，往还甚厚。之国以来，伦谊弥笃，聘问之礼，蔼乎其情。”[4]此后来往更加密切：“之国以来，伦谊弥笃，聘问之礼，蔼乎其情。”[5]朱樉除了一般性的财物馈赠以外，还送了4000头种羊，“令往秦府赶孳生羊四千只，恩至渥也。用是特差千户孙荣等诣大藩请拨，诚以此处地土所生山羊为多，望拨北羊之可以孳生者，依数发至，则他日用之不乏，皆吾兄之赐也，其敢忘耶？”[6]他关心蜀府的收入，“闻命之初，遣人亲诣贵竹，葺庐舍以安其居止，辟土田以积其糇粮，凡百为备，不烦吾兄之过虑也，其详来使自能言之。”[7]朱樉甚至在蜀世子出生不久就谈及婚配问题。二人除在京城见面外，朱椿还借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进京朝觐之机，[8]有意从北方绕道返回蜀中，中途游历周、晋、秦三藩国，其时对与朱樉之会记载最多。“予自京还，道出大藩，吾兄命驾而迎，出郭而饯，友爱之情，溢于辞色之表，欣感何限。”[9]“信宿之会，远送于郊，眷眷不已，情谊之厚，中心藏之，而未尝忘也。”[10]后来祭秦王妃时还提到，“癸酉之春，朝于京师，奉命而旋，载驰载驱，历周及晋，达于大府，命驾出郊，慰我心苦，式燕且喜，其乐怡怡”[11]。朱椿出于对朱樉的感激，凡是秦府要的东西，无不尽力收集，并一再谦称能力有限，东西不够好，“以织锦之匠非曩时之高手，而神骏之马、犀利之刀又非土地之所产，今于厩枥之间、库藏之内择其可者而献焉”[12]。正是发觉名声在外的“蜀锦”品质不高，才有下文提及向楚府要纺织高手的请求。这种藩府之间种羊和技术工匠的交换，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效果。

朱椿与驻守北方要塞的三哥晋恭王朱棡也联系颇多。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四月，朱椿就国的第一年，给朱棡写了一封贺信：“昨闻吾兄钦承父皇威命，北讨遗孽，弟以山川悠远，不获祖饯为慊。近得书，知大军于四月初十日至孥温海子，驻扎伪官太尉乃尔不花、丞相、知院等相率归。欵闻之不胜喜跃，夫不战而屈人兵，虽父皇高策之所致，亦吾兄慰抚之有方也。”[13]信中的乃儿不花是元朝太尉，《明史》载其在洪武二十三年被燕王朱棣收服，从此归顺明朝。此处，朱椿应该也写信给了当时的燕王朱棣，可惜文集之中可能因为避讳，与朱棣的交往完全不见。但另外又有一疑点，即《献园睿制集》卷十六中有一句“华联棣萼辉相映”[14]，未避讳，很是奇怪。这里保留了晋王的部分功劳，当为正史作有益的补充。朱棡喜欢蜀中所出楠木，派人“华以厚礼”，要求帮忙做一张床;紧接着颍国公傅友德（？—1394）也要求给其女婿、晋世子再打一张床。朱椿对此是竭尽所能，“所用之床，材木已具，早晚完备，专当令人送至，幸毋谓其迟迟也。间吾侄婚期在迩，颍国公令人将抵此，欲造床一张，今已扑斵，待其人至，始附去，乞知之。”[15]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椿借朝京返程之机，游历三府，其中最远的就是晋府，可见关系不一般。可惜朱棡于洪武三十一年过世，《献园睿制集》还载有祭文一则。

朱椿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游历周府后，第二年五哥朱就来索要“良马鹁鸽”，而这两样恰好并非蜀中特产，朱椿操办起来颇为费神。“此间之马皆番商博易茶布者，非有西北名骥之比，岂足以充大藩内厩之列哉？至于鹁鸽之奇特者，又非土地所产，不足以备燕闲之娱也。搜罗弥月，仅得其可者，虽非追风之逸足，抟霄之异翮，聊以塞尊命之万一尔。”[16]不过，朱并非玩物丧志之人，其曾被短期迁往云南，路过蜀府时与朱椿还曾见面。他后来组织编著有《救荒本草》《保生余录》《袖珍方》和《普济方》等作品，对我国西南边陲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长江航道是朱椿从蜀中往返京城使用最多的路径，沿途免不了与沿岸诸府过往甚密。长江沿岸是富庶之地，文化繁荣，能工巧匠众多，以贤能著称的朱椿多有所求。如跟楚昭王朱桢索要织工，“（楚国）工师献技，凡所制作，至精至好，诸藩之所取法者也……专望吾兄推其有余，周其未足，则五色眩耀，充然于筐篚之间，而波及于蜀者，皆楚之余也。則其和乐且孺之情，不啻捐金指廪，交游之好，谨当对扬王休，使四方闻之以为美谈，顾不伟欤？”[17]从后世的结果看，朱椿的这个请求得到满足。蜀中丝织业颇为发展，不仅让蜀绵盛况得到部分重现，还可以向皇帝献彩币。[18]朱椿跟潭王朱梓年龄相仿，“年少时气味之相与，出处之相亲，文学之相切磨，未尝朝夕离。”[19]朱椿就国时，朱梓就派人主动示好，并馈赠大量物品。朱椿也不客气，大胆地提出：“凡图籍书史有可以教我者，毋惜示下”[20]。他本来还准备请朱梓帮忙造船，大概到成都后发现此处造船业尚可，又告之“而造舟之请则可辍也。”这种以意气相投为基础的密切往来，因为朱梓很快被废而没能继续下去。

朱椿与同在齐鲁大地上的齐王朱榑和鲁王朱檀交往的记载不多，仅见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朱椿应朱榑之请，为其“送药品若干”[21]。而朱檀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过世，虽无交往细节的陈述，但留下四篇祭文，[22]仅次于祭秦王的，可以想见兄弟之情甚笃。

综上所述，朱椿与兄长们的交往记录，是在明朝礼制框架内的。朱椿对岁数越大的越是敬畏;因为他们被安排在北方边疆，拥有军政大权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时按照“兄终弟及”的规制还有继位的优先权。朱椿与他们礼尚往来，在发展地方经济和享用生活用品上相互取长补短，对各藩府的生活和地方经济有有益的补充。随着太子朱标、二哥朱樉、三哥朱棡、八哥朱梓、九哥朱杞和十哥朱檀先于父皇朱元璋过世，四哥朱棣凭借其身份、卓越的领导才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带兵打仗的辉煌战绩，成为皇室成员中最有权势的“家长”，其综合实力为其他藩王望尘莫及。建文帝登基后，实行“削藩”政策，先将朱椿的五哥朱、六哥朱桢、七哥朱榑，以及十二弟朱柏，或关押、或削减护卫。在建文朝，由于诸位兄长各自的境况，使得还不满三十岁的朱椿很意外地脱颖而出，成为明朝第一代藩王中影响力仅次于朱棣的存在。其弟弟们中，虽然也不乏有谋逆之心的，奈何综合实力有限，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

二、蜀献王聘方孝孺入蜀

朱椿是一位很有头脑的藩王。他15岁出阁后，虽然由于蜀王府没有建成而暂时无法就国，但如其在写与秦王兄的信中所言，到凤阳开府后，就陆续派人入蜀圈占良田沃土，为长久经营封地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因蜀国所在位置具有较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朝廷对蜀王自然也尤为看重，给予其极大的权力。与其他边塞藩王不同之处，朱椿在重视经济和边防的同时，还特别重视文教，其标志性事件就是聘请方孝孺入蜀。

方孝孺（1357—1402）是明初大儒，是被朱元璋称作“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1310—1381）最看重的弟子，但其仕途比较坎坷。《明史·方孝孺传》说：“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洪武十五年，以吴沉、揭枢荐，召见。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后为仇家所连，逮至京。太祖见其名，释之。二十五年，又以荐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除汉中教授，日与诸生讲学不倦。蜀献王闻其贤，聘为世子师。每见陈说道德，王尊以殊礼，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方孝孺作为朱元璋钦定留给继任者的“后备干部”，在建文帝召其入京任职之前，其在蜀中有几年比较愉快的任职经历。

朱椿以爱好文史、喜欢结交文人著称，曾被朱元璋称作“蜀秀才”。蜀府官员描述其长期“前后左右皆文行礼法之士，朝夕相与讲明”[23]。朱椿就国两三年后，便在身边聚集起一批水平较高的文人群体。[24]为此，他还颇为得意地命人作画描绘，并作《设醴图序》记录：“暇日命戈绘而为图，以自勉焉。其横经劝讲者，左长史长沙陈南宾也;授简摛词者，贵州教授芒文缜也;兀坐校书者，纪善潞郡张安伯也;诵蓼义之诗者，奉祠太原胡端甫也;倦书而隐几者，典宝陵川和景曾也;临池染翰者，进士舒城祝渊也。若夫铺张盛美，不忘规谏。”这种聚集理学通达之士讲经论道的场景，为献王家法之一，被后世许多蜀王所延续。画中的领军人物是业已年迈的陈南宾（1319—1398），但“贵州教授芒文缜”很快被才情卓越的汉中教授方孝孺取代。明朝四川唯一的状元杨慎（1488—1559）认为藩府官僚多平庸之人，朱椿享有文名，跟宋濂师徒关系密切，即“自其未之分封日，则宋景濂为之傅;及其就邸，则方孝孺授其书”。朱椿在皇宫受训时，即使用宋濂为皇子们编写的教材。蜀府开府后，获知“宋公殁后，门生故吏多散在四方，天台方某亦荐之朝，仕于汉中”，于是先后将宋濂的弟子方孝孺、王绅（1360—1400）、郑楷以及宋濂的儿子宋璲（1344—1380）等召至蜀府效力。其中郑楷晚年在蜀府以左长史致仕，而方孝孺和王绅由于能力出众，都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被召入京为建文帝所用。

方孝孺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受聘入蜀，此时蜀王世子朱悦燫（1388—1409）尚且年幼。但方孝孺非常投入，见到世子后，立即根据其资质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他先作《九箴》，其序有：“臣以迂陋，过承睿知。兹者考文，还自京师，敬奉教令，侍世子殿下讲学，伏观世子殿下天性高明，学业超卓，顾臣何能有裨万一。窃惟古人忠爱乎君者，必有箴戒之辞。臣无似，敢取圣贤之意，作箴九首以献。讲读之暇，倘赐览观，或可为懋德之一助，臣不任惶恐之至。”[25]。《九箴》具体包括《敬天》《守训》《本孝》《正学》《推仁》《谨礼》《崇俭》《无逸》《虑远》。从诗名即可知其思路正统且层次分明。之后为了获得朱椿对其教学计划的支持，他又作《侍世子奉献蜀王十首》，其序有：“臣谬以疏庸，获侍世子殿下砚席。切睹歧嶷之姿，英伟之识，度越于人万万，诚宗社之庆。欲述鄙言，陈民事、人情、物理之概，少孝忠恳，以广聪明，恨未果为。先作绝句十首以进，伏惟益懋典学，以副下情，不胜至愿。”[26]朱悦燫当时年幼，后来又过世较早且无文集遗存，导致无法得知其本人对“方先生”的看法。但从《献园睿制集》看，朱椿是非常首肯并大力支持他的，还给其布置了许多非教学任务。实际上方孝孺这位“世子傅”主要是跟朱椿本人交流。清朝钱谦益编《列朝诗集》，在朱椿名下收录了《送希直先生还汉中》《赐方教授诗（三首）》《送胡志高赴汉中兼柬方希直》《读基命录》等而在国内传世。与之相比，《献园睿制集》收录更加丰富，在上述几首的基础上，总共汇集不下十六处相关诗文，[27]大大丰富了蜀献王与方孝孺之间的交往细节，让后人足以窥知双方的相互影响。

《方正学先生年谱》对方孝孺入蜀三年是这样记载的：“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先生年三十八，蜀献王闻先生贤，聘为世子师，尊以殊礼，不名先生。每见蜀王，必以仁义道德之言陈于前，王喜甚，恒曰‘方先生，古之贤者也”。朱椿与方孝孺相处的第一年非常愉快，待其回汉中履职时，写信以寄相思之情。“予以眇躬，藩卫宗社之重，亦必慎柬贤良，以备顾问。尔懿文清节，有东汉之风，尚志立言，为当代之重，秘阁阅书，燕闲赐对，经帷进读，道德坐论。矧乃郡庠之责，学课之繁，别既数月，良非得已，忠言嘉谋，予所饥渴，竭乃心力，副予眷待，遣书指不多及。”“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先生年三十九，自汉中又抵蜀，蜀王颜其读书之庐曰‘正学。蜀王从先生请，恤宋太史遗孤有加，《帝王基命录》成”。[28]关于“正学”，朱椿记载为“希直以文行著于时，予爱之、重之，尝赐其号曰‘正学，盖以表其学之正也。”关于《帝王基命录》，朱椿有《读基命录》：“武皇称汲黯，近古社稷臣。卓乎天地间，百世有余芬。宋公廊庙姿，志虑殊精纯。由来慕前烈，愿学在斯人。虽处江湖远，拟欲践臣邻。苟非尧舜道，肯向黼扆陈。尝笑贾太傅，前席对鬼神。著述累万言，所言皆归仁。为君观此书，四海属经纶。为臣观此书，有术能致君。圣贤友多闻，我亦忝嘉宾。持此以赠我，读之至夜分。抚卷再三叹，良可騑典坟。”朱椿自然知道方孝孺志向高远，曾写诗安慰：“四十虽闻不动心，平生富贵岂能淫。屡蒙论荐来天禄，自负文章入翰林。”

方孝孺在与献王交往的过程中，也是非常愉快的，如《赐汉中教授二首》中第二首明显对比其在蜀和回秦的情景大有不同：“昨日出都门，今朝少一人。才华怀吉士，燕乐忆嘉宾。乘驷欢游蜀，驱车懒入秦。新春有良会，重与细论文。”

“洪武三十年丁丑，先生年四十一，往蜀作《蜀道易序》《蜀鉴》及《蜀汉本末》《仕学规范》，皆承王命也”。因为“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29]，成为“献园以诗书礼乐化一方”政策的中坚力量。但除作文赋诗外，方孝孺对蜀献王还有更实质性的影响。例如方孝孺非常欣赏在重庆称大夏皇帝的元末义军首领明玉珍，所施行减免赋税、奖励耕织，多次开科取士，重视提拔人才的政策，评价说：“夏主幸致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历年虽不永，民至今感叹焉，不能文词，间尽其贤也。”[30]这正是希望激励朱椿父子以史为鉴，为明朝在四川巴蜀之地的政策提供许多正面影响。方孝孺入蜀讲学、写文章、树立正学之风，大大提升四川的文教水平，并与陈南宾相得益彰。二人在蜀府共事了三年，曾被朝廷选中一同做地方会考的主考官：“二十九年，四川乡试（陈南宾）应聘与汉中府学教授方希直同为主考官，所取皆名士，论者皆称焉”[31]。这二人对蜀中影响甚大，由此在蜀府形成了一个文化繁盛的小高潮。

朱椿對方孝孺充满感激之情，在《赐方教授像赞》中，对方孝孺也极尽赞美之辞：

绿鬓红颜，金精玉粹，聘束帛于山林，应纶言于殿陛。身游乎蓬岛方壶之间，道溯乎伊洛洙泗之澨。潜溪之后，学名闻九重。玄英之云孙，华间奕世。是所谓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者也。

宋濂死后，先是葬在夔州莲花峰下。从方孝孺之请，朱椿善待宋濂的后人，并妥善处理其身后事：“越三十三年，永乐癸巳十二月二十七日，蜀献王迁成都之华阳安养乡。又七十二年，成化乙巳十二月十三日，蜀惠王改葬锦城迎晖门外”[32]。当时“蜀献王殿下念公旧学，特给路费，赐葬具……复赐祭田，以供祀事”[33]。在此基础上，历任蜀王都着力经营位于成都静居寺的宋濂祠，后来又增修方孝孺祠，经过以第七任蜀王朱申鑿为代表的几代蜀王经营，逐渐成为一时名胜。从东门来往的人很容易看到并乐意参观，蜀王往成都东山祭扫先王墓园时也时常顺道拜谒。[34]其他出差到成都的官员，还要专门慕名来参观。如王樵（1521—1599）《使蜀记》就有相关记载。杨慎受邀编撰《全蜀艺文志》，就是在静居寺花了28天完成的。对于这个祠堂的总体情况，王士祯（1634—1711）是这样记载的：“过桥至静居寺，气象疏豁。入山门为明王殿，次弥勒佛、次大雄殿，皆有画壁。最后藏经阁。西出为文殊殿，即宋（濂）、方（孝孺）二公祠，有宋文宪公（濂）像。殿后文宪墓，高如连阜，其上修竹万竿，扶疏栉比，无一枝横斜附丽。”[35]宋、方过世之后，还有冯任（生卒年不详，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天启年间在成都主政）的诗《谒宋景濂先生墓》，彭华（1432—1496）的《潜溪宋先生迁葬记》《复修翰林学士承旨宋先生墓记》，彭端吾（生卒年不详，万历进士）的《祭宋学士文》，张时彻（1500—1577）的《祭宋景濂文》和《祭方孝孺文》，任渊的《正学方先生祠堂记》等祭悼之。这处由蜀府新造的“景点”，俨然成为明代成都一处文化地标式建筑。

方孝孺入蜀，还有一些隐含的东西。一方面是朱椿有拉拢未来朝廷重臣的意图，另一方面方孝孺也想实践一些理念。方孝孺在《深虑一》中论说藩封，其大意云：秦惩周之灭亡，“变封建而为郡县”，以为可以长久，不久汉高祖以匹夫而亡秦;汉惩秦之孤立，大封庶孽为诸侯，七国之乱随即发生。汉武帝、宣帝削藩，以为可以无事，卒为王莽所篡……“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治国之道，不可“肆其私谋诡计，而惟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如果“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36]。结合“深虑”其他各篇内容可见，他所说的“天心”，就是民生民意。他认为以公天下之心而行仁政才能长久，其他思虑无论如何周详，都不足以保证不会失去政权。这里显然包含对朱元璋以分封子弟来确保家天下长久之策的批评。可见方孝孺后来协助建文帝削藩，是在入蜀之前就有了一些基本政治理念的，并非仅是应对诸王强横的现实挑战。当然这并不能抹去朱椿与方孝孺二人互相欣赏、惺惺相惜的真实情谊。随着方孝孺和长史陈南宾的离任，以及建文和永乐两朝推行削藩禁藩的政策，朱椿后期的心理趋于消极和谨小慎微。这从《献园睿制集》可以看出。建文朝是明朝第一代藩王地位和心态发生巨变的时期。这些藩王，有野心勃勃的，有安分贤能的，有穷奢极欲的，有枉顾国法的。从实际效果看，蜀献王当属“安分贤能”者。

三、建文朝在蜀中的遗迹

由于朱棣对建文朝的文献资料刻意破坏，建文朝在蜀中的遗迹非常稀少;但毕竟留下一些实物，这包括大部头的《初刻献藏》和新近发掘的“蜀世子宝”。另外有几则记载比较模糊的文献史料，以及建文帝逃到崇州古寺的傳说。

王绅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入京就职时，专门写了一篇《辞蜀府书》。此文有“阙”，应该是其关于建文帝的内容被删除了;但提醒蜀献王保持之前履行藩职状态的内容还在，即“臣又见殿下遵奉朝命，常若不及。爱君忧国，形于宵旰。礼法之所囿者，跬步不行，心虑之所及者，竭力不惮。至于问安候寝之使，络绎于道;祈天祝寿之祷，靡间晨昏。此忠孝之所为致也”[37]。面对父皇和侄儿皇帝，朱椿的态度肯定不一样，类似劝戒只是文人的一厢情愿。

蜀府将礼敬密教、优待番僧作为安抚边境的另一个重点。朱椿认为“我西土杂居羌戎，勇悍善斗，虽死不厌，惟僧可化，是我蜀人奉之为甚。”[38]其中优待常乐寺法仁是经典之一。僧人法仁于元末兵乱走西藏，皈依大宝法王为徒。洪武（1368—1398年）初年，他驻锡崇州常乐寺，藏人多来拜谒。这对于稳定边疆，以及进行茶马交易都有很大影响。于是“蜀藩过江，闻风敬信”[39]，然后对其是一系列优抚政策，如捐资修建寺庙。此事上奏朝廷后，先是朱元璋赐法仁号“悟空禅师”;建文元年（1399年）朝廷又将仅有的三部《初刻南藏》（又称《洪武南藏》）之一赐予该寺。《初刻南藏》系于洪武五年（1372年）由朝廷敕令京师应天府（今南京）蒋山寺开始点校，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刻完。全藏678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鱼字，1600部，7000多卷，总重达3吨以上。因其他两套遭火焚毁，当时所赐常乐寺者遂成为保留下来的唯一印本，并迟至1934年才在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上古寺中发现，已略有残缺，并杂有部分补抄本和坊刻本在内。《初刻南藏》卷八《古尊宿语录》有一处被人挖去二字，所剩文字为“大明□□改元己卯春，佛心天子重刻大藏经板，诸宗有关传道之书，制许收入。”明初的己卯年正是建文元年，由此推测挖去的二字当为“建文”。由此亦可知永乐朝销毁有关建文帝的种种资料中，就有佛经;甚或还销毁了有关寺庙。而关于建文帝隐匿于蜀的风传，也大致根源于此。

建文帝削藩的目的在于保证皇权不受威胁，齐、周、楚、湘等藩王相继或被关押或被削减护卫，但没有对朱椿动手，反而将负有不法之事的代王送往蜀府，冀图让朱椿以德化之。[40]这一方面是朱椿自身安分贤能，另一方面就是方孝孺鼎力推荐。到万历朝修正史时，官方核心讨论点就是要给建文、景泰二帝平反。于是文人开始对前朝之事多有褒贬，其中就涉及传闻方孝孺曾向建文帝提出的一个策略，即“今天下惟蜀王不背朝廷，其地四塞。令决一死战，不利则收士幸蜀，万一可图也”[41]。但这是后朝人所写，不一定符合史实。

当“靖难之役”开始后，藩王们人人自危，朱椿自然也不例外。朱允炆是君上，表面占据地盘、财力、人才、军队的主导地位;朱棣是家长，力量相对弱小，却作殊死一搏。朱椿肯定不愿意被削藩，但现实是建文帝如果顺利解决掉朱棣，下一个对象就会是自己。他因此对建文帝有怨气，要其完全做到“不背朝廷”实在太理想化。但同时，朱椿并不会从一开始就看好朱棣;因为藩王要对付朝廷，实力差距实在太大。因此，面对皇族中拥有最高身份的两人发生争斗，朱椿与众多藩王勋贵一样，只能视其为“内斗”，而不是颠覆社稷的战争，不好选边，也不会主动选边，唯有等待最终的结果出现。建文帝在“亲亲之谊”快变成众叛亲离之际，对按兵不动的藩王中最有影响力的蜀献王也不敢再步步紧逼。

结语：宗室最贤仅谥“献”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靖难之役”大局已定，朱棣入主皇宫，建文帝则不知去向。同年九月，朱椿率先入朝，宣示最有影响力的藩王对朱棣夺位的支持，同时也撇清可能保护收容建文帝的猜疑。永乐帝投桃报李，赐敕称赞朱椿“天性仁孝，聪明博学，声闻昭著，军民怀服”[42]。而同期来朝的周王、秦王、肃王、辽王等诸王都没有获得此类称赞。蜀献王的嫡子朱悦燫于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癸巳受册宝封为蜀世子”[43]。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新近发掘出土由四块拼合的那枚16斤重、含金量达95%的“蜀世子宝”，显示册封之宝被依先前最高规格制作。[44]紧接着永乐元年夏四月戊午，“蜀世子悦燫来朝”[45]，即进京觐见。永乐帝又是“嘉其纯雅，论勉进学，赐白金彩币加厚”。这些表面的褒奖和赏赐，并不能掩盖永乐帝对朱椿的怀疑和监管。永乐帝为蜀世子赐婚，[46]然后派胡潆入川对建文帝的搜寻，赐“火者二十人”等，都可以看作是朝廷对蜀府的人员渗透和监视。在这种局势下，朱椿唯有做出坚定支持永乐帝的姿态，积极主动地销毁有关与建文帝的相关资料。《初刻南藏》中被挖去的“建文”二字，应该也是蜀府所为。这些都还不够，朱椿又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揭发谷王谋反案。谷王朱橞（1379—1428）是朱椿的同胞弟弟。朱椿甚至靠编造建文帝的假消息来诱惑从蜀府畏罪逃到谷府的三儿子、崇宁王朱悦燇。这更加证明建文帝入蜀的传说乃子虚乌有。朱椿很清楚朱橞完全没有造反的实力;即便真正起兵，也会很快被镇压。但朱椿这种大义灭亲的效忠之举，还是被永乐帝称赞为“贤弟此心，周公忠存王室之心也”。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朱椿过世，永乐帝辍视朝七日——这种待遇，除了对楚王以外，对其他蜀王是没有过的。之前蜀世子朱悦燫过世，永乐帝辍视朝三日，已经是仪同普通藩王了。朱椿最终获得永乐帝的评论是“盖宗室为最贤”;谥号“献”，意为“聪明睿哲”。在这里，“最贤”和“献”是有矛盾的。明代郭良翰撰《明谥纪汇编》卷十载，朝廷藩王谥号从“成、宣、端、定、昭、献、宪、肃、庄、恭、敬、简、靖、僖、和、顺、惠、安、穆、懿、思、康、隐、悼、哀、愍、殇、戾、荒、历”三十个字中选择一个字，根据其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给予一个寓含善意评价、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同一个字针对不同的藩王，有时又有不同的解释。蜀献王作为蜀府的开创者及藩王中最负盛名者，其后辈蜀王的谥号更高，如“成（第九任）、端（第十一任）、定（第五任）、昭（第八任）”。虽然各个时代有各自评价的标准，但谥号“献”，实际代表朝廷对其政治投机的一种认定，其诚意是被否定的。朱元璋过世后，藩王藩屏社稷的功用也随之瓦解。朱椿只能持明哲保身的态度，真心拥护最终的掌权者。换作建文帝成为“靖难之役”的成功者，蜀献王之号，大致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注释：

[1]（明）朱椿：《中都留别》中有“储兄驾远送，百官拜道傍。”胡开全主编《明蜀王文集五种》（一）《献园睿制集》卷十三，巴蜀书社2018年9月版，第368—369页。

[2][9]（明）朱椿：《祭兄秦愍王五》之四，《献园睿制集》卷八，第223—224页

[3]（明）朱椿：《祭兄秦愍王五》之二，《献园睿制集》卷八，第223页。

[4][5]（明）朱椿：《致贤侄秦王》，《献园睿制集》卷四。

[6]（明）朱椿：《与秦府书》，《献园睿制集》卷四，第121—122页。

[7]（明）朱椿：《复秦府书四》之四，《献园睿制集》卷四，第124—125页。

[8]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五“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酉”，“蜀王椿来朝”，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3296页。

[10]（明）朱椿：《复秦府书四》之二，《献园睿制集》卷四，第122—123页。

[11]（明）朱椿：《祭兄秦愍王嫂愍烈王妃》，《献园睿制集》卷八，第224—225页。

[12]（明）朱椿：《复秦府书四》之三，《献园睿制集》卷四，第123—124页。

[13]（明）朱椿：《与晋府书》一，《献园睿制集》卷四，第125—126页。

[14]（明）朱椿：《予与代邸别甚久，思念甚深。且闻其腰带十围，而有蚌珠之喜，犹未得亲聆其啼，看其慨叹何如。兹郭斌之回，用赋律诗一首，录寄左右，致予友爱之意云耳》，《献园睿制集》卷十六。

[15]（明）朱椿：《与晋府书》二，《献园睿制集》卷四，第126—127页。

[16]（明）朱椿：《与周府书》，《献园睿制集》卷四，第127页。

[17]（明）朱椿：《与楚府书》，《献园睿制集》卷四，第127—129页。

[18]“上之幸宣大也，蜀府使人有见之者，归以告王，王遣指挥姜杰具疏问安，兼献彩币，上嘉其诚意，赐书褒答之。”参见《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四“正德十四年（1519年）五月丙申”，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3361页。

[19][20]（明）朱椿：《与潭府书二》之二，《献园睿制集》卷四，第131—132页。

[21]（明）朱椿：《与齐府书》，《献园睿制集》卷四，第129页。

[22]（明）朱椿：《祭兄鲁王四》，《献园睿制集》卷八，第218—220页。

[23]（明）杨子荣：《〈献园睿制集〉后序》，《献园睿制集》，第483—488页。

[24]此时间推断是以《献园睿制集》《明太祖实录》《方孝孺年谱》为据。陈南宾在洪武二十二年被朝廷任命为蜀府长史，但任左长史是在洪武二十五年七月之后，到洪武二十八年九月之前。而芒文缜任贵州教授是在洪武二十六年，方孝孺入蜀是洪武二十七年，并为蜀府服务了3年。

[25]（明）方孝孺：《九箴》，（明）方孝孺著，徐光大点校《逊志斋集》卷一，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26]（明）方孝孺：《侍世子奉献蜀王十首》，《逊志斋集》卷二十四，第847页。

[27]这一方面是数量巨大，丰富了二人之间的交往，另一方面，在朝廷没有正式为方孝孺正名之前，蜀藩王府保留这些材料，还是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其为了避讳，在目录和正文中，凡是涉及方孝孺时，将“方”字全部写作“万”字。

[28]（清）孙熹：《方正学先生年谱》“年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一”，《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3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6—437頁。

[29]《明史》卷一百四十一《方孝孺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4020页。

[30]（明）杨学可：《明氏实录》，《续修四库全书》第350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631页。

[31]（清）汪森：《粤西文载》卷六十九《人物·陈南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4—185页。

[32]（清）谈迁：《枣林杂俎》第六十一条《宋濂》，中华书局2006年点校本，第23页。

[33]（明）潘璋：《大明翰林学士承旨潜溪先生宋公改葬墓志》，转引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刘雨茂、荣远大编著《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3页。

[34]（明）朱申鑿：《余谒东景山》诗序中有：余谒东景山（现考古确认在成都东门成龙大道卓锦城附近），兄王寝园，过诣宋潜溪之祠（在成都东门静居寺路附近）。见胡开全主编《明蜀王文集五种》（三）《惠园睿制集》卷六，第314—315页。

[35]（明）王士祯：《秦蜀驿程记》，转引自吴世先主编《成都城区街名通览》，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

[36]（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深虑一》，第61—62页。

[37]（明）王绅：《辞蜀府书》，《继志斋集》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82页。

[38]（明）朱椿：《大慈寺题名记》，《献园睿制集》卷十二，第342—344页。

[39]（明）释丈雪撰写有《常乐寺记》《光严寺藏经楼记》，见龙显昭主编《巴蜀佛教碑文集成》，第534—537页。

[40]（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五《封建考·皇明同姓下》，《续修四库全书》第76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1页。

[41]（清）谈迁：《国榷》卷一十二“惠宗建文四年六月庚申”，中华书局1958年标点本，第836页。

[42]《明太宗实录》卷一十二下，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酉条，第219页。

[43]《故蜀悼庄世子圹志》。此处笔者有另一种推测：册封世子应该在10岁左右进行，即蜀世子有可能在建文朝已经册封;但永乐帝为了消除掉建文朝的痕迹，令各府将前朝的金册追回，重新换为永乐朝的金册。

[44]见《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戊午”：“诏礼部铸秦、晋、今上、及周世子金宝各一，每宝用黄金十五斤”（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3058页）。按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明朝1斤合596.82克。蜀世子宝原重应该17斤多，缺少的重量当为在被张献忠部队砍成四块时产生部分碎屑并遗失掉了。

[45]《明太宗实录》卷十九“永乐元年四月戊午”，第341页。

[46]《故蜀悼庄世子圹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刘雨茂、荣远大编著《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附录二十，第1178页。

作者：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馆馆员、四川大学口述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