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竞

2020年1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于年初岁尾两次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专题研究和审定川渝城市群双城双核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这是党中央对内陆地区发展的重大战略谋划。笔者认为，应在川渝城市群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中，从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的维度，重新给城市画像，梳理整合零碎的研究，赋予城市崭新的、完整的、更加清晰的形象。关于“成都学”的雏形思考，缘于笔者在2014年会见广州市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赴川调研时的交流座谈。当时“广州学”的研究雏形初成，后来得知“武汉学”的研究也崭露头角。国内城市学的蓬勃发展，使我深受启发。我在2020年11月初赴广东汕头、潮州调研时了解到，早在20世纪90年代“潮州学”已在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的倡导下，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论题，形成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成果。多年来，特别是2017年7月20日起我专职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以来，就在多种场合呼吁开启“成都学”的研究，但声音很小，关注不够，效果不大。这里借此机会，我再次呼吁：川渝，尤其是成渝公共政策、社会治理、文化旅游、参事文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请高度重视城市学的研究工作;请开启构建“重庆学”“成都学”编纂框架体系、理论支撑、主要内容、完成时限等编撰系统工程。

一、何为城市学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城市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过程中，人们开始重视城市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并以城市为对象展开相应的研究，城市学由此产生。它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城市产生、运行和发展的综合性学科，是一个以现实问题和客观需求为导向的学科集群，是多种学科交叉、集成研究的产物。

（一）城市学的理论支撑

一是要包含奠基的基本理论，如城市变迁、区域发展、社会空间、产业布局、城市更新、城市设计等基本理论。二是要包含各门具体的专业学科，如管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建筑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关的学科。三是要包含学科建设的基础文献。这方面需要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和文献的甄别，将城市的历史研究文献和现实研究材料、国内文献和国际文献进行整合和汇编，使之成为城市学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源。

（二）城市学的基本框架

一是要建立城市学的纵向坐标和横向坐标。所谓横向坐标，就是对城市当下的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内容的研究;所谓纵向坐标，就是深入研究城市的历史、建筑演变、艺术与音乐传统以及城市文化及其精神。由此而确立城市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横断面”和“纵深点”。

二是要划分城市学所涉及的不同学科层次。在这方面，既应构建城市学的主体学科，如文化学、历史学、地理学等，也应有与主体学科并行或者由主体学科衍生出来的其他学科分支，如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学等，还应有对城市学关键节点的人物、专题和具体问题的研究，前者如司马相如、扬雄、陆游、范镇、巴金等，后者如北宋“交子诞生”、清末“保路运动”等。

三是要确立城市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通过主要问题明确城市学的主流话语体系，通过次要问题界定可能延伸和扩展的范围。同时，加强与其他学科的知识对接，确立学科的开放性，推进国际化研究视界、综合性话语体系与兼容性学术标准。

（三）城市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是對城市框架及其周边区域的关系。城市和地区关系十分紧密。地区不仅指土地、地形、地盘等，还规定着人们居住的范围。不容忽视的是城市对周边的辐射和影响力，以及周边地区对城市的亲和力和支撑度。同时，城市现象从外貌方面来说可看作建筑物的集合体，但从社会现象方面来说则是人的集合体，城市只是生活的空间载体;所以需要发现人与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城市的发展关系，以及与其他社会环境条件下城市中人的不同特性，以此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构成城市研究的重要命题。

二是对历史遗存和文化符号的研究。正如生命体一样，一座城市无论历史长短，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质，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记忆，积淀和凝聚着体现自身特色的文化内涵，具有无法复制的特征和不可再生性。历史文化遗存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文化的在场者，既给城市带来厚重的历史感，也是城市个性化的展现，比如楼廊、庭阁、城构、典籍、古代建筑、古代设施等历史遗存，市树、市花、山川、河流等文化符号。城市文化的发展演变、历史文献与典籍、艺术创作等是城市研究的重头戏。

三是对城市能力和演变的研究。城市生活以居住为出发点，但城市生活的机能逐渐分化，成为规划城市社区的理论依据，其科技、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的变化，如何在时空的范畴内改变城市生活，如何成为推动城市演变的动力，这是另外一个重要领域。

四是对行政与治理的研究。城市学就其内容而言，不可回避管理这个领域。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及其现代化，直接关系到城市生活的质量、城市的竞争力乃至公共安全。这也是研究城市学的现实意义。

二、为什么要建立“成都学”“重庆学”

“重庆学”“成都学”将坚持学术性与应用型并重、专业性与实效性并举的设立思路，积极发挥理论创新、资政建言、舆论引导、服务社会的基本功能，探索创新地方学、城市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努力服务党委、政府决策，为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作贡献，为新时代城市建设与管理提供智力支持与精神支撑。

（一）盛世修志研学，促进成渝地区文化繁荣

两城号角云天响，华夏劲吹巴蜀风。2020年10月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 “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作出部署，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关键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川渝地区发展，已赋予了我们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国家战略任务。这为我们在新发展阶段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时间表”和“路线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在2020年11月10日上午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报告会上，彭清华同志以中央宣讲团成员和四川省委书记的身份，在宣讲报告中提出了“十四五”末实现“文化事业”新征程的具体目标，即是：巴蜀文化影响力持续扩大与提升。此时，正是顶层有设计、有擘划，地方有部署、有响应，部门有抓手、有项目，人员交流热络，资源共享充分的时期。抓住这个机遇期启动编撰工程，正当其时，何其幸也！

（二）顺应中心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对接城市建设的新需求

当前，成都正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揽，主动融入双循环、齐心唱好双城记，这就亟须对城市发展中的重大现实和历史问题进行梳理，以凝聚发展共识、夯实发展基础，进一步提升成都、重庆的文化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这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需求牵引。因此，顺势而为，抓紧开展“成都学”“重庆学”的研究，既符合地方学术研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又适应了当今城市研究的趋势，这也是我们启动编纂工程的内生动力。同时，作为两个“国家中心城市”，以“成都学”“重庆学”来统辖当下两地现实、历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避免再出现“桂花巷挖桂花”“泡桐巷挖泡桐”“锦城艺术宫被弃名”的非理性行为，积极服务于党政机关、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文旅界以及城市开发、城市管理、人员培训等领域，能够有效带动川渝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建设文化强省（市）提供有力支撑。

（三）借鉴与发展并举，梳理、构建学科概念体系

当今，国际竞争往往表现为城市间的竞争（最终是“以文化论输赢”），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学科不断涌现。国际上出现了“伦敦学”“东京学”“巴黎学”等学科研究，国内则有“广州学”“武汉学”“潮州学”等渐成声势。兄弟城市的实践成果自可作为借鉴，川渝专家学者也已有所准备。“成都学”可以借鉴“广州学”学科基础根植于《广州大典》的经验，充分运用《成都城坊古迹考》《中国文化地域通览·四川卷》等典籍所提供的系统历史资料，将其视为“成都学”的重要文献基础。我们还要高度重视和合理辨识当下国内外研究成都的文献资料，通过汇集、归并、辨别和整合等方法，使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学科建设上各安其位、各得其所，整合学者的共识与歧见，建立未来“成都学”的学科意识、学科取向和学科标准，提升“成都学”研究之于城市发展的资政价值和文化价值，进而彰显“成都学”的时代价值。

（四）塑造国际文化交流的主符号，唤醒与彰显国家中心城市的美誉度、知名度

众所周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基于“只缘生在此山中”的认识效应，若我们身处川渝来谈论“重庆学”“成都学”往往会感到稀松平常;但一旦“重庆学”“成都学”走向全国，走向国际，必定会因为地域特色和巴蜀文化而深受关注，最终成为与国际交流的主流文化符号。目前，成都在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其要义之一就是梳理和继承天府历史文化传统，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培植城市文化精髓，提炼城市精神和市民意识。在我看来，“成都学”的研究不仅可以增加城市文化内涵，还可以提高国际社会对成都的关注度，增强国际影响力。可以设想，经过多年努力，“重庆学”“成都学”必将成为一门具有国际学术影响的显学，重庆、成都的城市文化价值就会充分彰显，国际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拓展。“重庆学”“成都学”研究本身将成为重庆、成都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五）开启城市学的研究征程并早出精品成果，是传承弘扬优秀巴蜀文化、推进文化事业建设的生动实践

巴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生生不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巴蜀既是一个文化整体，也在各自的发展过程有所区别，并逐渐形成了成都和重庆两大文化中心。它们既有巴蜀文化的共性，也有独特的城市文化个性。这是一个历史遗构，也是一个现代合集。对巴蜀文化形而上的规律性总结和探索，开展国际与国内、纵向与横向等多角度的比较研究，深入探讨巴蜀文化的内涵、时空范畴、时空转换，注重进行宏观性、总体性和规律性的总结，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不同层面研究本质和内涵，将为当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思想内涵和精神内核。

三、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城市学建立的理论基础、理论架构尚未完整，理论阐释比较薄弱，缺乏明晰、翔实、完整的科学理论支撑。二是四川地区部分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的决策咨询机构虽有学术力量从事对成渝现实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但处于各自为战、彼此分割的状态，研究团队相互独立、分散零碎，在研究领域和研究项目上缺乏制度化的交流平台和协同创新机制，使得研究成果既不系统，也没有形成应有的学术冲击力和社会影响力。三是研究人才匮乏，相关学者少而老，研究力量分布于不同行政区域和单位，难以形成研究合力。同时，研究人员大多是从事历史学、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的学者，对于城市学只是守夜人、关心者，亟需转化为践行者。四是文献资料积累不够，必要的整理、校验、梳理极不充分，其组织性、完整性和系统性有待于整理充实 。

四、几点建议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四川视察，明确表态支持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总书记以宽广视野、深邃思想和战略远见、使命担当对四川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治蜀兴川标注了时代方位、提出了总体要求、指明了方向路径。近年来，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成都市委、市政府坚持以新发展理念统揽城市建设，把公园城市建设作为城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现代化新天府、成为可持续发展世界城市的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明确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的战略定位。开设“成都学”研究，展现城市精神、挖掘城市特质，必将为成都实施“三步走”战略和“四大战略定位”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以政策引领学科建设。吁请省（市）党政领导同志高度重视、抓紧谋划，使之进入决策的体系和程序，争取把编撰启动工程列入两省市推进双城双核经济圈建设领导小组工作机制来研究。

二是以平台建设聚集研究编纂团队。建议在成都召开首次两省市编纂的工作会议或研讨会。同时，组建研究编纂团队，遴选、指定首席专家和行政领导。组建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成渝携手，共同谋划、共同谋篇布局、共同编写各自城市的城市学，设立编纂研究小组;但是有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导小组。第二种方式，成立一种工作机制，指定研究团队，开启研究编纂的工程。要改变传统做法，并采取定向组建和向社会公开招标方式组建研究团队。

三是以协同创新整合学术资源。通过人才资源的聚合，创新协同研究的平台和机制，建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学科，打造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具有较强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平台。建议以省（市）宣传、文旅、文物部門，参事室文史馆、方志办、档案馆等单位以及川大、川师大、西南民大、省（市）社科院等大学和研究机构等单位为班底，建设确立机制体制保障。

四是以成果转化推动学术影响力。研究编纂“成都学”“重庆学”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当下省市有关领导和部门同志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统筹安排、合力攻坚，尽快形成一批有价值、有深度、有力度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向社会推出。同时，力争用三到五年的时间，编辑出版《重庆学》《成都学》专著，并及时展开二次开发、利用，最大限度扩充成果社会价值和影响力。

作者：中共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参事室主任、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