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进

巴蜀文化同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一体化正在推进。我是在重庆生活的成都人，从成都的两所名校川西实验小学和成都七中毕业后，到重庆念大学，此后就一直留在重庆了。所以，双城经济圈对于我特别亲切。

经济与文化密不可分。其实，在文化和文学上，巴蜀从古至今就是一体化的区域概念。上个世纪90年代行政区划的变化，并不能从文化上把巴（重庆）和蜀（四川）截然分开。川菜、川剧、“川普”、川妹子、川江号子都既属于四川，也属于重庆。重庆两所高校至今也没有改名，仍然叫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文化一源论”曾经是学术界的共识：黄河流域从来都被认作是中国文化的唯一摇篮。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证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其实是多元的。黄河流域在古代是九州之中，起到的是重要的凝聚作用，长江流域（尤其是巴蜀地区）、珠江流域、燕辽地区、江浙地区都是中国文化的起源地。

巴蜀文化是由巴文化和蜀文化组成的同源文化，很自然，巴文化和蜀文化就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同质性。最相似的就是，不管成都还是重庆，它的文化既不是典型的东部文化，也不是典型的西部文化。我在讲学中总是开玩笑说：“巴蜀文化都不是东西。”

巴蜀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建立在“山高皇帝远”的蛮夷之地的文化。地处偏远，和文化权威、文化新潮若即若离，较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带来自由的创造空间和纯净的心理空间;它的边缘性引导出文化的自在性，总能洋溢一分一寸的年轻，放飞自己的文化风格。

东部文化的前沿性、时尚性，以及同时夹杂而来的浅薄和玄怪，在巴蜀文化这里影响不大。在四川盆地里自娱自乐的巴蜀文化不太追风赶潮，过分先锋的东西在这里市场总是有限，寿命总是短暂。

西部文化的边缘性，以及夹杂而来的抱残守缺，在巴蜀文化这里影响同样也不大。巴蜀文化对于外地、外国的东西比较少见但不多怪，并不排斥和歧视。相反，巴蜀文化往往喜欢把玩甚至敬畏异质的“洋”东西，并且从中吸取需要的养分。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向度，就构成巴蜀文化的守常求变的基本品格：稳健的先锋;或者，先锋的稳健。川菜，在稳定的麻辣口味中，又增添着异域的成分，不断推出新派川菜;方言，在保持风趣幽默的西南官话中，又不断纳入新的词汇;川剧在融汇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和民间灯戏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又不停地在唱腔、舞美、灯光等诸多方面吸纳其他剧种的元素。

双城文化难分家

在文化领域，四川人、重庆人是交错的。拿作家来说吧，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苏东坡、杨慎、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流沙河、杨牧、张新泉、吉狄马加、阿来的确是四川人，但是马识途却是重庆人。我为《梁平诗歌研究》写序，题目是《梁平：三面手与双城记》，所谓“双城记”就是说梁平是“蓉漂”的重庆崽儿，序言的第一句就是：“梁平人生的地理坐标和我恰好相反，他从重庆去到成都，而我这个成都人却在重庆讨生活。”梁平有部诗集《巴蜀二重奏》，他新近推出的诗集《时间笔记》就是“双城记”的诗歌版。在重庆，吴芳吉、何其芳、方敬、杨吉甫、沙鸥、余薇野、李元胜的确是道地的重庆人，但是邹绛、梁上泉、穆仁、傅天琳却是四川人。重庆近几十年有一部影响较大的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也是四川武胜人。

成都和重庆在文学上是不分你我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邀诗人流沙河从成都到西南师范大学搞讲座。听众坐满礼堂，可能有一两千人吧。可是开讲不久，人就呼啦啦地走了一半。我后来对流沙河说：“别太得意，很多人其实是好奇，哪是想听你讲诗，是来看你的模样的。所以我为新诗研究所想出了一个创收的好主意，把你关在铁笼里，卖门票，不就有经费了吗？”流沙河哈哈大笑。

最近去世的成都诗人木斧多次到重庆，来新诗研究所开会。他对我说，谁发表我的诗时在我的姓名前加“（回族）”，我马上把诗撤回，意思是他不靠少数民族身份获得照顾。他最后一次准备来重庆是2014年，已经83岁了，带着新诗研究所的“第五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的邀请书独自上了火车，坐定以后，才发现把开会时间看错了，要下个月才开会，于是又赶紧下车。

成都的《星星》是新中国创刊最早的诗刊，在诗坛享有威望，不少重庆诗人就是《星星》培养出来的。我担任过多年《星星》编委，虽是挂名，也引以为荣。《星星》创刊40年的时候，重庆已经直辖，但是编辑部仍特邀我为《星星》的《四十年诗选》写了长篇评论：《不惑风采：〈星星〉及其〈四十年诗选〉》。

巴出将蜀出相

在文化上，成都和重慶很难完全划开。但是也有区别。在饮食文化上，成渝都喜欢麻辣，其实成更喜欢麻，而渝更喜欢辣;成爱好喝花茶，渝流行喝沱茶。在语言上，成渝虽然都属西南官话，成都话更软，语句更长，女孩说话更嗲;重庆话更硬，语句更短，更直接。有些词语也不同，比如，成都说“加油”，重庆说“雄起”;成都说“不客气”，重庆说“不存在”;成都说“丢人现眼”，重庆话说“脏班子”。成都和重庆的餐厅名称也有区别，一隐一直：成都著名面庄的名字有“拜居奇味面”“佑佑面”“舒君面”等;而重庆就直接浅白得多，什么“眼镜面”“胖妹面”“老太婆摊摊面”之类。

《华阳国志》说“巴出将，蜀出相”，从根本上道出了四川文化和重庆文化的细微区别。

四川和重庆文化同源，这个区域也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之一。但是，四川文化有文的品格，柔的品格;重庆文化有武的品格，刚的品格。

《山海经》说“西南有巴国”，重庆在远古是巴国。巴国多为穷山恶水，陡山险川。爬坡上坎，逢山开洞，遇江架桥，造就了巴人负重自强、尚武敢为的文化性格。巴人主要靠狩猎生存，和野猪老虎之类搏斗，所以巴人讲义气，耿直“干躁”。

巴地民风彪悍，巴军能征善战，自古如此。周伐殷，以巴人为冲锋之兵;秦依仗蜀之财富与巴师之劲勇扫荡六合;西汉刘邦用七姓巴人还定三秦;东汉也依仗巴人驱杀西羌，从而解除了西羌对王朝的严重威胁。巴人之善战，被羌人号为“神兵”。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同样被巴人长久阻于合州防线，连号称“上帝之鞭”的大汗蒙哥也死于钓鱼城下。渝籍四川诗人赵晓梦就有一部长诗《钓鱼城》，吟咏这“上帝折鞭处”的故事，吉狄马加和我都为诗集写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