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君

成渝經济区在两次历史巨变中，都显示出极为强烈的互补效应，对整个巴蜀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带动作用。

在唐宋时期，当成都以稳定的地域经济优势，与扬州并列为全国两大都会时，渝州（今重庆）以水陆交通便利，支撑着长江上游新兴市镇的经济交流。迨入19世纪下半叶，《烟台条约续增专款》签订后，重庆对外开放，成为西南地区交通、商贸、金融枢纽时，成都紧随其后，成为重庆经济腾飞的坚强后盾，同舟共济，直至八年全民族抗战，赢得最后胜利。

一、唐宋时期，成渝经济因沿江经济带形成互补效应

唐宋时期，在历史上形成的若干巴蜀对外通道中，以川陕干道为陆路通道，与以长江上游航道构成的水上交通网罗互相配合，形成通往西北和东南各地的两大交通运输干线。这两条交通动脉的交汇点，西在成都，东在渝州，遂成四川盆地商贸交通之东西枢纽。

（一）北路的陆路贸易

川陕干道称为“北路”，是当时成都与长安、汴梁（今开封）等中原城市进行政治和经济联系的主要通道，也是成都与中原和西北地区进行客旅往来和通商贸易的重要交通线。入唐以后，陇右及河西诸州的商旅“莫不取给于蜀”[1]。关中商人则“贩盐于巴渠之境”[2]。据学者考证：香药、仙茅生西域，从武城（今甘肃武山县），取道成州（今甘肃成县）或阶州（今甘肃武都县）运来成都。珍珠、蛤蚧从西域入玉门、阳关，南至大积石山，顺岷江河谷进入成都。[3]蜀商亦贩运大量川货北上贸易，“蜀民为商者，行及太原，北上五台山。”[4]吐蕃赞普因得到川东所产昌明茶而夸耀于唐使。[5]五代地方政权割据一方，成都与中原交通陷于困难。由于行旅稀少，虎患抬头，“商旅聚徒而行，屡有遭搏噬者”[6]。

两宋时期，川陕干道再次成为成都与外省贸易的陆路枢纽。“成都府之北部，当京蜀之孔道，车马往来之冲”[7]。川陕道上，“岁贡纲运，使命商旅，昼夜相继”，沿途“庐舍骈接，犬豕纵横;虎豹群盗，悉皆屏迹”[8]。北路交通贸易的恢复，给川陕干道带来了蓬勃生机。经北宋王朝多次对蜀道北段进行维修，路途比过去易行得多。蜀道南段成都至凤州大驿路，已改为“自金牛入青阳驿至兴州”，经凤州而达凤翔。[9]北宋以后，此路成为成都与西北贸易和官府纲运的重要交通线。

唐宋时期，成都经川陕北路与西北地区贸易的主要商品有茶叶、蜀锦、瓷器、布帛、药材、蜀笺纸、蜀版书等，如西川茶叶经由北路的销售数额很大，崔致远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出用北路商茶税利作为军费。“况旧谓西川富强，皆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叶，瞻彼军储”[10]。西川食盐不足，唐王朝曾明令河中两池盐入川贸易，以弥补川盐供应短缺，[11]西北池盐因此大量输川。直至北宋初，成都食盐奇缺，仍准阶州文州青白盐、解州池盐、峡路井盐等输川贸易，“勿收算”[12]。唐宋成都瓷器，由于质地优异，已作为宝货输往外省。唐代邛窑所产三彩人物水澄，为西域少妇形象。这显然是适应蜀瓷远销西北及中亚而特意设计的。前蜀王建报后梁信物，也有成都青羊宫所产秘色青瓷碗。[13]

宋代成都和东西川所出产的各种丝织品，“负于陆则经青泥、大散、羊肠九折之坂……日输月积，以衣被于天下。”[14]青泥指青泥岭，大散即大散关，都在由四川北越秦岭的陈仓道上，可见这条道路的重要。宋王朝在四川至陕、甘沿途设置水陆茶递铺，把四川所产的茶叶搬运凤州以至熙河路出卖，总计水陆运每年达5—6万驮之多。[15]随着茶马贸易的繁盛，运销商货规模日益增多，使这条交通线更为繁忙了。

除了上述对外主要路线外，成都与川中各属也有大道可通。由成都东南经灵泉县，越龙泉山达于四川盆地中部的大道上，“聚落市镇，相为映带”[16]，而且“商贾轮蹄，往来憧憧不减大郡。”[17]可见四川盆地内部以成都为中心的商业交通的频繁和发达。

（二）成渝地区的水上商贸、交通

由成都府河乘船东下，由岷江入长江，经渝州、入三峡到长江中下游的水道，历来就是四川地区对外物资运输的主要通道。刘禹锡《竹枝词》（九首之一）说：“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欲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18]王建《江陵即事》诗说：“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19]宋代的这条水道交通线，自成都“顺流而下，委输之利，通西蜀之宝货，传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挂则动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里，为富国之资，助经邦之略。”[20]可见这条水路交通的繁荣。以长江上游水道与长江三峡水路勾连形成的水上通道，是巴蜀地区与中原和长江流域地区交通运输的主要路线。宋代“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自嘉州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咸平（公元998—1003年）中，定岁运六十六万匹，分为十纲。”[21]四川布帛、奇货、茶叶、药材等产品，通过它们运出，其他地区的各种产品也由此输入。夔州地当荆楚货运要冲，恰在渝州下游，“利走四方，吴蜀之货，咸萃于此。”[22]

成都南郊的流江两岸，万里桥至合江亭一带，由于是成都买舟东下三峡的水运码头，更是繁荣。唐代这里就已是“门泊东吴万里船”[23]。宋代又在合江亭设立船官，以管理来往船只。吕大防《合江亭记》说合江亭：“为船官治事之所，俯而观水，沧波修阔，渺然数里之远……商舟渔艇，错落游衍。”[24]范成大也说他离别成都时，“泊舟小东郭合江亭下……蜀人入吴者，皆自此登舟。”[25]由此可见，宋代成都的航运业是比较兴盛的，沿江商船、渔舟错落穿行，水上交通繁忙。

唐宋时期，成都与外省的水路贸易，主要是以岷江、沱江、嘉陵江为依托，长江为主渠道的水上交通贸易航道。这条贸易路线，以成都地区为起点，以长江中下游各地区为贸易辐射区，形成较为广泛的通商贸易关系。成都物产丰富，其商品通过长江运道，顺流而下，与各地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生活在盛唐时期的陈子昂曾上书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之宝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26]江浙等省，又以成都急需商品溯江而上，满足了成都地区的需求。“水程通海货，地利杂吴风”[27]，就是对这种贸易关系的生动的描述。

根據唐宋时期的记载，巫峡、黔南、荆州、襄阳、金陵、广州等地，均有商人远至成都贸易。唐人李贻孙记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位于长江岸边的云安，成为成都与东南地区货物汇聚地，“商贾之踪，鱼盐之利，蜀都之奇货，南国之金锡而杂聚焉。”[28]唐咸通（公元860—874年）中，巫峡商人尔朱，“每岁贾于荆益”[29];唐代黔南采药者黄万祐“每二三十年，一出成都卖药”[30];唐代荆襄商船贾于蜀;[31]金陵商人西上贸易，入蜀经商;[32]广州商人段工曹因作估客，“时寄锦官城”[33]。

前后蜀时，西川卫前将军李思益参与下江商人贸易，与“江货场勾当”[34]。蜀国东邻南平（地当荆州、江陵一带），“西通于蜀，利其供军财货。”[35]蜀中杜敬安鹤面佛像，擅长水墨丹青，“蜀偏霸时，江、吴商贾入蜀，多请其画，将归本道”[36]。由此可见，江南商人对杜敬安画作的重视。“蜀广政初，荆、湖商贾入蜀，竞请（阮）惟德画川样美人卷簇，将归本道，以为奇物。”[37]唐末五代时，成都市场广销香药或称海药，当时李珣著有《海药本草》，曾记其详。据时人辑录该书今存的124种海药，绝大部分是从欧亚各国输入的。它输入成都的多种路线中，经岭南、南汉、楚、南平入川，必然借助长江水路西上。[38]

两宋时，成都通往东南各地区的水上贸易更为发达。成都等地区输送中央政府的财帛，主要通过长江运道，再由湖北荆州等口岸转运汴梁。[39]成都与东南各地的大宗商品贸易，亦畅行于长江水道，往来船舶极多，自成都顺流而下，千里江面，动辄逾万艘。[40]

宋代成都茶叶、蜀锦、布帛、药材、各种土产，都有商人经水路运往全国各地。一些豪商巨贾，或与官府勾结，利用官船押运货物，以私冒公，“影带布帛”，或绕道“私路”，借以偷漏税收，牟取暴利。[41]在宋代，由商而官，弃官经商，或亦官亦商、官商合一的现象比较普遍。南宋中期，成都“士大夫之贪黩者，为之巨艘西下，船舻相衔，捆载客货，安然如山”。他们还利用官僚的免税特权，出售名分、索取商人重金，影庇商人。商人聚集夔门打听某官出蜀日期，“争为奔趋”;官僚得以“要索重价，一舟所获，几数千缗。经由场务，曲为复护免税，怀刺纳谒，恳嘱干饶”。这种现象，“往时不过蜀人之赴举者为之，既而蜀士之游宦江湖、召赴中都者，或未免循习。其后东南士大夫仕于蜀者，归途亦多效之。而把挥持节者抑有甚焉”[42]。由于这种偷税之风盛行，致使“沿江场务，所至萧条，较之往年所收，十不及四五”[43]。豪商大贾和官僚则在这种相互勾结利用中互惠互利，大发其财。

与此同时，频繁的商品流通和水陆路长途贸易，增加了货币的使用量和流通频率，催生了信用票据、纸质货币的产生。由于水上贸易的空前兴盛，沿江要津，因其地利因素，发展为商业繁荣的城市。夔州地处长江要隘，是东西水上贸易必经口岸，为当时川东交通和贸易中心;渝州挟三巴之重，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二江之商贩，舟楫旁午”[44]，得以迅速发展;泸州是沱江与长江会合处，成为“商贾辐辏，五方杂处”的重镇;嘉州地处岷江隘口，当荆蜀渝泸要道，是成都与东南地区水路贸易的集结地之一，商业、造船业因之兴旺。

宋代四川沿江的州城，虽然仍是地区行政中枢，但城市的商业性、娱乐性的日益增强，逐渐改变着城市的基本面貌;经济活动的突飞猛进、相应的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行使，使行政职能在发生变化。绝大部分州城都设立商税务，征收商税。在城市商业发展中，处于水陆交通枢纽位置的州城在这种变化里显得十分突出。

1.梓州：唐代为剑南东道治所，商贸繁盛。宋代梓州仍是四川的大都会，梓州路治所，“南控泸叙，西扼绵茂，江山形胜，水陆之冲，为剑外一都会，与成都相对”[45]。唐代兴起的梓州药市，原为九月一日至八日而散，宋代则增加三日，到十一日而罢。[46]熙宁十年（1077年）梓州州城商税为55000贯，在四川州城的商税收入中，仅次于成都府路的商税收入。故政和年间（1111—1117年）升梓州为潼川府。

2.遂州：地处川中涪江中游，平川沃野，人物富庶，盛产甘蔗和糖霜，是中国最早制作冰糖之地。上游龙州、绵州各县山区，均为药材产地，尤以附子、麦冬等产量较高，历代产销不衰;绵州更以生丝和丝织品绫、锦等成为远近畅销商品，遂州也自然成为中转口岸。熙宁十年，遂州的商税额达48000贯，因其商业发达，北宋和南宋时期，梓州（潼川府）路转运司曾一度设治所于此，主办一路财政事宜。政和五年（1115年）亦由州升为遂宁府，领小溪、蓬溪、长江等五县。

3.果州：地处嘉陵江中游，当水陆往来之冲，盛产柑橘、绢帛，每年供应河东、泸南绫绢数十万匹，故“其民喜商贾而怠穑事”。其政治地位虽亚于潼川府和遂宁府，经济地位却毫不逊色，是“士民所聚则过之”的川东北重镇，“繁盛冠东川”，当时已是众所周知;“蜀人唤作小成都”[47]。熙宁十年，果州城商税额为32000贯，已发展成川东北的商业、贸易中心。

4.嘉州：嘉州是岷江进入长江的交汇口岸，宋代成为长江水上贸易的重要城镇。岷江是成都通往长江中下游荆襄、江淮等商贸城市的交通干线，沿江彭山、眉山、嘉定成为重要枢纽城市，下行的蜀麻、茶叶、药材等商品，上行的吴盐、海货，都是成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贸易的必经口岸。嘉州地当三江汇合处，水势凶猛，来往舟楫失事者多。唐开元初年，才由海通和尚在三江口倡修大佛，以镇水势。因工程浩大，延续百年之久，到唐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才最终告竣。[48]

5.利州：地处四川北部交通孔道。其陆路北达秦陕，南过剑门而入两川;水路沿嘉陵江下行至阆州、果州而达夔峡，上行而到兴州、凤州，实为舟车咽喉之地。虽然土地贫瘠，城廓矮小低下，居室简陋，但是仍然发展成剑外一大都会，商业贸易相当发达。利州道上，“岁贡纲运，使命商贾，昼夜相继，庐舍骈接，犬豕纵横，虎豹群盗，悉皆屏迹。”[49]熙宁十年利州城商税额43000贯，仅次于成都、梓州、遂州，居四川商税收入第四位。商税的数额，反映了当地商品的销售量，因为商税是按商品的价值或数量来征税的。时人称利州“为小益，对成都之为大益也”[50]，足见利州在经济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6.渝州：宋代以渝州为代表的巴渝城市比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这是长江上游和中下游贸易快速发展，直接促进巴渝经济的结果，也是伴随着汉族居民的迁入和僚人等少数民族的汉化快速推进区域经济进步而出现的城市化进程。巴渝经济进步包括农业的进步、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活跃、人口的增加等几个方面。巴渝地区山区和丘陵区的开发，对山区、丘陵区农业梯田、塘堰工程的建设，改善了农业的落后局面。川东一带沿岸台地，地暖早熟，不少农田种植了早稻和中稻。五月半早稻已熟，便可食新;直到八月，中晚水稻才完成收割，因而“民食稻鱼，凶年不忧，俗无愁苦”[51]。

工矿业中渝州、昌州、合州纺织、井盐、瓷器以及綦江铁矿业均得到快速发展，南平军、合州均设置铸铁监。[52]宋代巴渝地区城市发展的一个首要标志，是巴渝商业比前代有所发展，并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商税收入的具体记载，巴渝地区同邻近各州相比，税额处于中等水平。熙宁十年（1077年），渝州、合州、涪州商税额都超过了3万贯，南平军因新置不久，商业尚不发达，仅3000余贯。巴渝地区商税总额达到126826贯，这个数字虽然低于成都府（其时商税总额为171631贯），但高于杭州府（82000余贯）。从户均商税看，巴渝五州军户均商税为0.946贯;而川峡四路户均商税为0.768贯，全国户均商税为0.481贯。巴渝五州军户均商税不仅高于川峡四路户均商税，而且几近全国户均商税的两倍。商税收入主要集中在州城，部分县虽也设税务，但商税收入大都偏低。交通条件是影响商税收入的重要因素。合州、渝州都在长江沿岸，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均比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而非交通要冲的昌州高出不少。江津县亦因水运方便，税额高于其他各县，说明水陆交通要道对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对城市发展起着促进作用。[53]

渝州地处长江、嘉陵江汇合处，巴蜀各地运往东京汴梁、江淮和东南临安（今杭州）的货物或官物，都由长江干流或嘉陵江经渝州等沿江城市东下，“商贾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沿溯而上下者，又不知几”[54]。渝州已成为四川东部的交通枢纽和商业贸易中心之一。合州是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汇之处，农副业都相当发达，又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已发展成为嘉陵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成为商业性城市。北宋早期，在昌州3县各场镇设有38个税务;熙宁十年，因税额过少，省并后仅在县城置务。这表明除县所在之场镇外，其余场镇商业贸易仍然是初步的。渝州成为成都与川东民族地区的转运口岸，西去成都，出铜梁、过普州（今安岳县）、简州，道路虽然难行，但“商贾之往来冠盖之，东西行者日不知其几”[55]。官府在铜梁设置“劝农官”“酒税官”，专“提私茶盐矾，兼催纲就权”[56]。前述夔州路市镇数据，证实渝州地区商品经济的较快发展。有些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地区，场镇市场很少，甚至还有个别空白地区。[57]地区发展不平衡显而易见。

二、重庆开埠，带动成都城市经济转型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使重庆成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外商可在宜昌、重庆间雇佣华船或自备华船往来运货，享受子口税待遇。[58]根据这一专条，英、法、美、日、德等国先后在重庆设立领事馆。光绪十七年，清政府正式勘定重庆南岸王家沱为商埠地址，[59]在重庆设立海关。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Hart）任命英人霍伯森（H·E·Hobson）为重庆税务司，全面管理重庆进出口贸易。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使重庆府同沿海城市一样，成为全面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规定新开通口岸任凭日本轮船自由行驶，允许“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造;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或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60]。《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只承认开重庆为商埠，并未承认外轮可以进出川江;而《马关条约》却为国际资本取得了外轮直航重庆的权利，使四川与国际市场建立了直接联系。值得注意的是，《马关条约》规定：通商口岸准许外国商民自由贸易，开设工厂，“从事商业工艺制作”。其“为贸易、侨居、工业和制造业开辟了四个新的通商口岸;轮船在长江上游从宜昌到重庆的航行权，保证在内地设立批发和通商口岸、从事工业的权利。根据最惠国待遇，英国人民可以享受这一切特权”[61]。从此，清廷制止外资深入内地的防御战略宣告彻底破产，外商从政治和法律上获得了在四川投资的保证。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重庆海关又增设万县的通商口岸。实际上，整个川东地区已纳入了对外开放的范围。[62]

近代四川被迫对外开放地位的确立，使外商受到极大鼓舞。他们纷纷入川建立洋行、公司，选择项目，准备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获得最大的投资效益。但在现实中，他们又面对这样一些棘手的实际问题。

（一）交通运输问题

四川与外界的交通极其困难。陆路早有蜀道难之称。川江水道受三峡险滩阻障，历来只能行驶载货量有限的小型木船，给大规模的中外经济交流造成很大不便。自宜昌开埠后，外商“屡探峡江险阻”[63]，以英商立德（Archibald J·Little）为代表的外国商人和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政府，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探测川江行轮的可能性，并特制各种江轮、炮艇，上航重庆，试图开辟入川贸易投资的航路，但未取得预期成效。[64]

川江轮运问题无法解决，外商在长时期内只好依赖川江的传统运输工具——木船。外商自备木船或租用木船，悬挂外国旗，同样享受子口税优待。但是，木船载重量很少，损失率高（在川江险灘报损率为10%），运输周期长（从上海运货至重庆需3～6个月）。这给外商扩大对四川的通商投资活动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重庆海关税务司华特森认为：“资本家们在四川省的进一步开拓，必须与四川以外的世界互相携手，共同努力改善交通工具。”[65]

（二）市场问题

外商在宜昌开埠之初，对四川7000万人口的消费潜力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他们把打开四川市场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第三阶段，“重要程度仅次于1842年和1858年的条约”[66]。外商甚至把四川看作“仅次于上海、天津和汉口的第四位销售中心”[67]。在经历了进口贸易的最初增长以后，江货的销售出现了平缓曲折之势，销数“不如预期之好”。重庆开埠之后，外商发现，光绪十八年—二十七年（1892—1901年）10年间洋货入川总值不如预期的理想：光绪十八年—二十一年洋货入川总值呈现负增长。光绪二十二年、光绪二十三年虽比前段有明显增长，但光绪二十四年又出现下降态势;至光绪二十五年虽有迅速增长，光绪二十六年、光绪二十七年却有显著下降。[68]

出现这种曲线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外商过高估计四川市场的需求，因而陷入增长—过多进口—滞销的循环圈，10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11.6%。从绝对增长数看，四川进口贸易出现两位数的增长率似乎是十分可观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四川外贸起步晚、基数低的实际状况，这样的增长形势并非佳绩。与全国洋货进口总值比，其数额几乎微乎其微。以光绪二十年（1894年）为例，四川进口洋货总值在全国进口洋货总值16200万海关两中只占3%。[69]至20世纪初，四川进出口贸易额最高年份也没有达到全国进出口贸易总值的5%。[70]这与四川人口占全国总人口10%以上的情况极不相称。

四川进口洋货总值远远低于全国水平的原因何在？外商在通商投资活动中发现：除了交通困难外，主要原因是四川居民消费水平太低，一般居民基本生活资料主要仰仗于自给性生产，需要由市场提供的商品非常稀少。比如光绪十八年—光绪二十七年外国棉织品在四川市场呈现滞销趋势：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川进口棉织品总数为735109匹，而10年之后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进口数反而降为643366匹。外商发现，四川居民对棉织品的消费情况是：“英国布匹主要是川省各大城市少数居民才使用，几乎只有中产阶级购买，……至于广大农村人口则继续穿着保暖耐用的土布。”[71]

这些土布都是农民自己生产的，他们“把棉花买来，在家庭里织成布匹自己使用，或者在村庄里出卖，或者借行商销到远地。”[72]四川居民对于非买不可的生活必需品，消费率也保持极低的水平。比如，外商观察四川居民的火柴消费情况：“他在早晨用火柴生火（当他不能从邻居借来一块燃着的木柴时），此后一根纸捻或灶火就供应了他的许多次需要。”[73]在这样低微的消费水平下，外商在四川的任何投入都受到低下的市场购买力的制约。

（三）投资环境的特殊性

外商经过周密考察，认定四川是一个自然条件良好、资源十分丰富的省区。华特生的重庆海关报告说明：“四川发现的矿产包括金、银、铜、铁、水银、煤炭和石油，而输出的主要物品则为鸦片、麻类、白蜡、蚕丝和250余种药材。主要制造品是丝绸、刺绣、金漆家具用品、西藏羊毛毯和山羊皮、草席、草帽辫、篾器、蜜饯果品和酒类。”[74]

但是，四川在采矿和制造加工业方面生产力水平不高，生產技术落后，设备陈旧，普遍采用简单协作方式维持效率低下的生产。比如煤矿开采，四川近代煤窑“采掘皆用旧法，无用机械者。矿区隧道深恒至数里，采者篝灯而入，作劳其间。”[75]挖匠采好之炭，即由拖匠伏地蛇行，拖负300余斤的炭篓，艰难出洞。又如冶铁业，近代四川中小冶铁作坊遍布全川，但冶铁方法原始。丰都县山区铁厂每厂用工40～50名，“每日出矿十石或七八担不等”，“烧矿炼铁概用木炭。”[76]

以传统技术著称的巴蜀缫丝业于19世纪80年代仍在继续增长，缫丝作坊超过2000家，分布于成都、嘉定、顺庆、重庆等地。大部分生丝均由家庭生产。“成都大部分地区，每家居民都以纺、织、绣为业。在乡间，甚至在冬天，缫丝、洗涤及漂白生丝都是很重要的工作”[77]。但是，四川生丝质量不高，在柔软和光泽方面，比不上浙江生丝。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川丝无法进入国际市场。70年代初，由于国际生丝原料短缺，川丝开始出口，同治十年（1871年）有6000包川丝从上海输往国外。此后，生丝一直作为四川重要出口商品，销往海外市场。但是，由于质量不合国际标准，川丝大多作为废丝出售，以低贱的价格招徕主顾。[78]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必然对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产生负效应，不能达到外商预期的经营目标。这是外商在四川投资中必然会遇到的现实问题。

近代长江对外开放以来，进出口贸易成倍增加，极大刺激了重庆加工出口业的增长。例如重庆的山货业便起了巨大的变化。开埠前的山货原由药材字号附带经营，并未独立成帮;间有经营牛皮渣滓加工的胶帮附带运销牛羊皮出省，也有经销洋货的广帮贩运生猪鬃回广东加工后出口，均属小本经营，品种不多，数量有限。19世纪90年代初山货出口品种和数量急剧上升，由原来的猪鬃、牛羊皮等数种迅速增加到30余种。到清末民初，除已有洋行10余家外，重庆专营山货的字号已经发展到10余家，中路商20至30家，行栈10余家。[79]

19世纪末，重庆已成为洋货输入西南的转口地。如进口洋布从重庆再远销到上游各地大中城市，如成都、嘉定、叙府、绵州、顺庆等地，并初步向云贵浸销。以经营洋布为业的重庆布匹字号随之大为发展，广货铺也应运而生，大小水客经常云集重庆。一般字号的资本额大多增至3000两左右，而聚兴祥字号已达万两。布匹字号也由汉口进货改为上海进货，独资经营者也逐渐增多。光绪（1875—1908年）中重庆布匹业约有60家左右，甲午（1894年）战后各种洋布充斥市场，重庆作为洋布西南转运枢纽的作用也更为突出。那些获得大利的各州县水客，转而在重庆开设字号，光、宣年间（1875—1911年）布匹业已增至90家左右。布匹商在资金周转上较以前活泛得多，资本额一般增至6000两左右。[80]

重庆系川东中心城市，也具有集散市场的性质。省内及陕甘、滇黔、西藏等省区大宗土产，如粮食、药材、山货、井盐、蔗糖、桐油、生丝、川纸、木材等等，均将重庆作为重要的集散地。另外，湘、鄂、赣、粤等省药材行销西南各省者皆以重庆为分配地。清末重庆有20多家药行、60多家药栈、100多家字号、200多家铺户，有关药材从业人员2000多人。[81]上游所产桐油也大量汇集重庆出口。进入重庆之桐油大体可分为川北、川江上游和川江下游三区。川北的阆中、江油、南充、盐亭等地的桐油依靠巴河、渠江、涪江运输之便，先汇于嘉陵江口之合州，再进入重庆市场。川江上游的井研、荣县、乐山等州县通过赤水河、綦江河、永宁河、岷江、沱江等为运道，汇于宜宾、泸州、江津，再转入重庆市场。川江下游的南川、酉阳、秀山等州县借乌江集中于涪州，再运至重庆。同时，重庆也成为大批洋货入川的集散口岸。[82]

重庆开埠后，借助其地利因素，迅速成为西南进出口贸易中心。成都僻处川西腹地，必须通过重庆口岸与国际市场联系。有关商务调察报告说：“每年在一定的季节里，商人从僻远和辽远的城镇如成都、保宁府、潼川府、遂宁县、嘉定府、叙州府、绵州、合州及其他重要地方，有的由陆路，有的由水路来到重庆，运来他们的土产——鸦片、药材、生丝等等，并运回土货。”从事进出口贸易的重庆商人与上海和重庆的外国洋行建立了长期合同关系，负责向长江上游推销洋货和向洋行提供国际市场需要的土货。例如，“重庆洋布进口贸易全部操在27家商号之手，他们都直接派有代理人常驻上海。”[83]这些商号把洋布从上海运回重庆后，首先批发给广货商人，广货商人随即转手批发给全城大小布庄、布店;布庄、布店除零售外，再将洋布转售外埠大小水客，由水客将洋布运销成都、嘉定、叙府、绵州、顺庆等地。成都进出口贸易实际上只是重庆进出口贸易的一部分。

法国人马尼爱于光绪年间考察了成都商业贸易状况后认为：成都“为长江上流尽头之埠，……此中商务之盛，一望可知，货物充牣，民户殷繁。自甘肃至云南，自岷江至西藏，其间数千里内，林总者流，咸来懋迁取给”。他在成都所见“洋货甚稀，各物皆中国自制。而细考之下，似有来自欧洲者，但大半挂日本牌记。出口货有丝绸、布匹两项，物既粗劣，价反加昂，惟耐久经用，行销故广。不特销于四川，即毗邻各省，亦争相购致也。销路之远，可至广西、云南，乃至北圻各埠。” 四川各属所产草帽、药材等土货，积聚成都后，“能在各通商口岸觅得西国主顾，装船后运赴汉口，以达上海。”如法国某洋行将草帽“发行欧洲，发约数千包也”;各种草药“尤以成都为荟萃处。凡药肆所售药料，皆来自四川装运。”[84]

成都的进出口贸易市场在20世纪初确已形成，傅崇榘《成都通览》明确记述了成都客商中与进出口贸易有密切联系的商帮，如 “出口货帮”“棉纱帮”“匹头帮”“布帮”“苏货帮”“倾销帮”“药材帮”“绸缎帮”“皮货帮”“皮革帮”“丝帮”“书籍帮”“麻帮”“玻璃帮”“颜色帮”。大宗洋纱、洋布销售成都市场，质地良好、价格低廉。成都郊县行销棉花、棉纱、洋货、匹头，郫县“每年约值银三十余万两”。他也记述了专门经销洋货的成都商号，如“公泰字号”（西东大街）、“从仁祥号”（科甲巷）、“光裕厚号”（总府街）、“正大裕号”（暑袜街）、“马裕隆号”（西东大街）、“章洪源号”（东大街）、“大有征号”（总府街）、“元利生号”（西东大街）。这些商号经营的洋货种类繁多，有钟表、灯具、瓷器、玻璃、洋酒、洋烟、化妆品、卫生用品、染料、洋药、时装、皮具、眼镜、文具、金属用品等数百种商品。经营本地商品的成都商家，根据重庆洋行买办的需求收购土货。其收购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和药材、土特产品，如猪鬃、鸭毛、赤金、人发、牛骨、牛皮、生丝、草帽、兔皮、破布、火麻、茶叶、五倍子、大黄、川芎等。[85]

根据本世纪初的资料统计：成都地区成都、华阳、双流、温江、新繁（今属新都）、金堂、新都、郫县、灌县、彭县、崇宁（今属郫县）、崇庆、新津、邛州（含今邛崃、蒲江、大邑县）等16县常年流通的商品共计251种，其中123种为本地生产，128种由外地输入。本地生产的商品中，行销上海、北京、广东、外洋部分有：猪鬃、鸭毛、烟土、赤金、麝香、五倍子、牛骨、牛羊皮、兔皮、皮渣、人发、生丝、草帽、巴缎、破布、火麻、白木耳等20种，占本地流通商品1/6弱。外地输入的商品中，属于洋货部分的主要有：洋纱、洋布、洋油，以及各种洋广雜货。由此可见，近代成都商业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贸易关系十分薄弱，成都商品市场流通的主要商品仍然是传统消费品。外商直接贸易投资的事例不多，真正获得成效的商业经营业绩更加有限。

综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欧美国际资本向成渝地区传统商贸市场进行了长时期的冲击，由于强势文化的优势，取得了以重庆为开放口岸的战略据点。90年代，随着重庆商埠的对外开放，外商逐步控制了川江航道，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和欧美商人又取得在华设厂的特权，推动了外商对华投资的热潮。外商入川投资，除由洋行、公司独资经营部分土产加工企业外，还相继与四川官方和私人签署了第一批开发矿产资源的投资协议和合同。由于20世纪初四川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和辛亥革命中清王朝的覆灭，上述外商投资协议合同的多半未能付诸实施。但在重庆开埠的历史进程中，成渝两大经济区仍共同担负了经济转型期的时代重任，继续起着经济社会开放的互补作用。

注释：

[1]唐·陈子昂：《上蜀川军事》，《陈子昂集》卷八。

[2]《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三《王行言》。

[3]冯汉镛：《唐代时期剑南道的交通路线考》，《文史》第14辑，1982年。

[4]唐·李蒲：《通泉县灵鹫佛宇记》，《唐全文》卷八百一十八。

[5]《唐国史补》卷下《虏帐中烹茶》。

[6][8]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十二《虎盗屏迹》。

[7]宋·蹇汝明：《钝庵记》，《宋代蜀文辑存》卷三十三。

[9]《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之三。

[10]（新罗）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三。

[11]《唐会要》卷五《盐铁》。

[12]《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下五》。

[13]陈丽琼：《试谈四川古代瓷器的发展及其工艺》，四川史学会编《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

[14]宋·吕大防：《锦官楼记》，《全蜀艺文志》卷三十四。

[15]贾大泉：《宋代四川地区的茶叶和茶政》，《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6]宋·苏恽：《灵泉县圣母堂记》，《蜀中广记》卷八十一引。

[17]宋·袁辉：《通惠桥记》，《全蜀艺文志》卷三十三中。

[18][19]《全唐诗》卷三百六十五，卷三百。

[20][40]宋·苏德祥：《新修江渎庙记》，《全蜀艺文志》卷三十七。

[21][39]《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货志》。

[22]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一《大宁监·风俗形胜》。

[23]《杜诗详注》卷十三《绝句四首》之三。

[24]清嘉庆《华阳县志》卷三十九。

[25]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26]《新唐书》卷一百七《陈子昂传》。

[27]《全唐诗》第10册《卢纶》五。

[28]唐·李贻孙：《夔州都督府记》，《全蜀艺文志》卷三十四下。

[29][30]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二引《南楚新闻》，卷八十六引《录异记》。

[31]《明伦汇·闺媛典》，《古今图书集成》。

[32]唐·张籍：《贾客乐》，《全唐诗》第4册。

[33]唐·杜甫：《送段工曹归广州诗》。

[34]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二附《李思益》。

[35]《新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高季兴传附子丛海传》。

[36][37]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中《张玄传》《阮惟德传》。

[38]范行准：《李珣及其<海药本草>的研究》，《广东中医》1958年第3卷第7、8期。

[41]《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七之十八，《宋会要·方域》十二之三。

[42][43]《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八之二十五。

[44][45][47][50][51]宋·王象之：《輿地纪胜》卷一百七十五，卷一百五十四，卷一百五十六，卷一百八十四，卷一百六十五。

[46]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百五十四。

[48]唐长寿：《嘉州山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172页。

[49]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一《虎盗屏迹》。

[52]胡道修：《唐宋巴渝地区的经济发展》，隗瀛涛主编《重庆城市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7页。

[53]贾大泉：《四川通史》第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31页。

[54]宋·冉木：《心舟亭记》，清道光《重庆府志》卷一《舆地志》。

[55]宋·度正：《南峰黄氏第一峰修路记》，《性善堂稿》卷十一。

[56]清光绪《铜梁县志》卷十六。

[57]胡昭曦、张茂泽：《两宋时期的重庆》，《重庆城市研究》第82—89页。

[58][60]黄月波：《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17页，第151页。

[59]民国《巴县志》卷十二《工业》。

[61]《英国及外国政府公报》1894～1895年，卷八十七，第799—804页。

[62]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7页。

[63]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初五《论重庆通商》，《李文忠公全集》卷二十《译署函稿》，第1页。

[64]邓少琴：《川江航运简史》，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年编，第53—65，60—61页。

[65][78]《重庆海关1892～1901年十年间调查报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79年重印本，第174页，第180—181页。

[66]（美）马士（H·B·Morse）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

[67]谢立三：《重庆洋货贸易报告书》;英·史密斯：《重庆进口贸易备忘录》，英国《蓝皮书》，1883年。

[68]《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88页。

[69][83]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91页、第1549页。

[70]《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35年3月15日，第112页。

[71][73][74]《重庆海关1892～1901年十年调查报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89页、190页，第170页，第218页。

[72]Commercial Reports，1869～1870年，汉口，第216页。

[75]民国《巴县志》卷十二《工业》。

[76]《四川官报》甲辰第14册《新闻》，第3页。

[77]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0页。

[79][80]重庆市工商联等编《重庆工商史料》第1辑，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4页，第193—194页。

[81]《四川卫生史料》总第4期，第2页。

[82]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4～259页。

[84]（法）马尼爱：《游历四川成都记》，《渝报》第9册，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

[85]分见清·傅崇榘：《成都通览》，巴蜀书社1987年版，上册第108—109页、235—240页，下册第140页、226—231页。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