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对中世纪教会史研究而言，中世纪主教档案是一个极为基本且极具价值的史料来源，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20世纪，以地方档案协会为主的档案出版机构对中世纪主教档案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出版，促进了这些档案在教会史领域中的研究和使用。在这一过程中，受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演进的影响，西方学者们对中世纪主教档案的使用经历了从制度史研究范式逐步到社会史研究路径的转变。随着研究重心的变化，人们对主教档案的解读不断深入，其史料价值也不断得到挖掘。

关键词：中世纪；英格兰；主教档案；地方档案协会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4.004

中世纪英格兰主教档案主要是指13世纪后英格兰各主教区文书官员对主教在教区管理过程中发布的令状、往来信件及其它形式文书进行整理、摘录所形成的一系列文件汇编。1对中世纪教会史研究而言，中世纪主教档案是一个极为基本且极具价值的史料来源，它们跨越数个世纪为后来的研究者打开一扇了解和认识中世纪社会的窗口。因此，了解和认识中世纪主教档案的形成、后世的编订与出版及其在研究中的使用具有重要意义。鉴于国内至今鲜有对此类档案的系统介绍，本文以13世纪林肯主教档案为例梳理了中世纪主教档案的形成与出版过程，并对西方史学界在不同时段对中世纪主教档案的研究和使用做了简要介绍，以期增进国内相关领域研究者对此类档案的了解和使用。

一、中世纪主教档案的形成及演化

在诺曼征服（1066年）之前，英格兰主教基本采用口頭的方式发布通知、命令等管理信息。1到1066-1214年之间，文字形式的主教文书开始为大多数主教所采用，2这些书写在羊皮纸上的文字可以说是最早形式的主教文书。不过，由于主教在当时的权威极为有限，其对主教区的管理和控制较弱，所以并不经常以主教的名义发布有关令状；其次，由于羊皮在当时较为稀有，这些文书一般只在裁决部分纠纷或有争议的事务时才被采用，而且文书发放以后通常由接收者保管，主教及文书管理机构并不设立副本或进行登记。由于形式较为简单且欠缺后期管理，这一时期的主教文书存在诸多问题，甚至出现了伪造的情况。3这种情况到韦尔斯的休（Hugh of Wells，1209-1235年在职）任林肯主教区主教时出现了明显改观，4主教文书逐渐走向常态化和规范化并开始在主教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1214年，在王室政府中书省（Chancery）服务多年的韦尔斯的休返回林肯主教区重任主教之职，期间他将在中书省习得的档案编订经验运用到了林肯主教文书的编写与管理之中。5首先，休对教士任命状、确认书6等文书的格式进行了规范。除了为开头、结尾部分设置了较为固定的格式，休要求文书上要统一标注准确的发布时间和见证人（witness）等信息，此外还要求必须在上面加印主教印章。以主教1222年颁发给罗杰·安德鲁的教士任命状为例（如下），“Omnibus Cristi fidelibus ad quos presens scriptum pervenerit， Hugo Dei gratia Lincoln episcopus salute in domino”通常为文书的开头，意为“蒙上帝恩典，林肯主教休向本文件所及之所有虔诚基督徒致以问候。”文书的结尾则记录了见证人、起草人、颁布的时间、地点等信息。“Hiis testibus”意为文书见证人，“Datper manum”意为文书起草人，“apud Thamtertiononas Februarii pontificatus nostril anno tertiodecimo”为文件颁布的地点和时间。

其次，为了避免伪造主教文书情况的发生与方便日后的查询和使用，休要求文书管理机构对所有发出去的原始主教文书要进行备份登记。可以说，也正是这一举措直接促成了中世纪主教档案的生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原始的主教文书与进行备份的档案无论在内容还是形

式上都存在着一定差异。从内容上看，休任主教时期的文书官员往往仅对原始文书的关键内容进行备份和登记，篇幅相对简练。形式上，与发放出去的单张羊皮文书不同，这些原始文书的备份一般登记在羊皮的正反两面，当可用空间不足时在原有的羊皮接缝上新的羊皮，这样随着记录内容的增多羊皮的面积会越来越大，当大到一定程度另启新张，7同时将已写满的羊皮卷起保存，如此便形成了最早的羊皮卷式的主教卷档档案。此举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件的分散和丢失。对于已经成卷的档案则由档案官员放于主教座堂内加以保管。现存的韦尔斯的休时期所编订的主教卷档有14部，其中用羊皮最多的是第10卷1214-1218年休在各执事长辖区的教士任命记录，该卷档由13张羊皮缝制而成，其它的也大都在6张左右。8

主教韦尔斯的休为主教档案制定的一系列标准对后世主教们的档案编订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模板。韦尔斯的休之后的历任林肯主教，包括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 1235-1253任主教）、莱克星顿的亨利（Henry of Lexington，1253-1258年在职）、1理查德·格雷夫森德（Richard Gravesend，1258-1279年在职）大都仿效休编订了各自的主教档案。直到奥利弗·萨顿（Oliver Sutton，1280-1299年在职）担任林肯主教时，在其文书管理员约翰·斯科尔比（John Scalby，1281-1299年担任主教奥利弗·萨顿的文书管理员）的一系列创新举措下，主教档案的编订和管理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2

斯科尔比对主教档案的改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扩大了主教档案收录的范围。斯科尔比在档案中增设了主教备忘录（memoranda）。在备忘录中，斯科尔比将主教的有关信件、对空缺堂区教士3的任命、主教座堂官员及教士团圣俸的分配、教士的神品晋升记录、王室令状、证明信等4都进行了记录。并且，在内容上，斯科尔比时期主教档案的内容比此前的记录更为细致和详尽。以教士任命记录信息为例，普遍增加了任命教士的缘由（在修会作为主持人的堂区中）、教士的收入分配、教士调迁的原因和具体去处等内容。

其次，规范了编订形式。斯科尔比依据文书涉及的不同内容及地区采用了分类、分册（volume）

编订的方式，改变了之前不做分类的记载传统。5

在斯科尔比的安排下，奥利弗·萨顿任林肯主教时期出现了各自成册（在形式已类似于现代的书籍）的教士任命记录（按执事长辖区划分）、教士神品晋升（ordinations）记录、主教备忘录等不同类别的主教档案。此外，随着档案的不断增多，为了便于查找斯科尔比还发明了多种检索方式。比如，在档案每页的边缘部分用大写黑体字标明其中所涉及内容的关键词，像文书发放的执事长辖区或堂区的名字等；或者利用某一符号代表一种类型的内容，如用一个头戴毡帽的学者头像代表与大学有关的事务等，6这些检索方式有效提高了查找档案的效率。

最后，完善档案保管方式。斯科尔比根据档案的重要性、使用频率等特点采用了分类分地存放的做法。比如，主教使用频率较高的档案，如教士的任职记录、神职晋升记录等一般由跟随主教巡视的文书管理人员随身携带；7对于使用频繁不高的档案，斯科尔比则往往将其将其存放在主教的庄园和林肯主教座堂的库房（treasury）中。一般来说，那些存放于主教庄园的档案一般与当地的事务有关，存放于林肯主教座堂的档案通常为重要但在主教日常管理中不常使用的文档。1284年后，斯科尔比又将其管理下的主教档案依照不同的主题和日期进行了分类整理，进一步提高了主教文书的使用效率。在斯科尔比的推动下，奥利弗·萨顿时期的主教档案已发展到极为完善而规范的程度，这些内容详细、保管得当的文字记录逐渐成为主教日常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林肯主教區的影响和带动下，英格兰的其它教区也陆续开启了本教区的档案编订与管理工作。自1214年韦尔斯的休开始编订林肯主教档案后，1216年约克主教沃尔特·德·格雷（Walter de Gray，1216-1255年在职）也编订了该教区的主教档案。而其它主教区则大多于13世纪后半叶开启了各自的档案编订工作。比如考文垂和利奇菲尔德、埃克塞特、罗切斯特的主教档案于13世纪50年代开始编订，巴斯和韦尔斯、诺维奇、温切斯特、伍斯特主教档案开始于60年代，坎特伯雷、赫特福德、索尔兹伯里始于70年代，余下的卡莱尔、切奇斯特、达勒姆、伦敦的主教档案则出现于较晚的80年代。1总的说来，到13世纪末，几乎所有的英格兰主教区都开启了各自的主教档案编订工作，而主教档案的编订和普及也成为13世纪英格兰教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2

二、中世纪主教档案的重新编订及出版

中世纪主教档案本身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然而，从原始、分散的羊皮档案到现今历史学家桌案上摆放的重要文献，20世纪的中世纪主教档案在载体形式上又经历了一次“涅槃”。在这一过程中，以地方档案协会3为主的档案出版机构发挥了关键作用。

以林肯主教档案为例，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Canterbury and York Society）4最先对林肯教区的主教档案进行了整理出版。1907-1914年，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相继出版了由W. P. W.菲尔莫尔（W. P. W. Phillmore）主编的三卷本《林肯主教韦尔斯的休主教卷档，1209-1235年》，5此乃20世纪出版的第一批中世纪主教档案。它的问世拉开了20世纪英国中世纪英格兰主教档案重新编定与出版的大幕。这三卷本档案主要是韦尔斯的休于1219年编订的主教档案，以及其他年份他在部分执事长辖区（不包括林肯执事长辖区）设立代理主持人薪俸的记录，在语言上这版档案与原始档案保持了一致，全部为拉丁文。1913年，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又出版了由F. N.戴维斯（F. N. Davis）编订的单卷本《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特斯特卷档》。61925年，该协会又出版了戴维斯主编的《林肯主教理查德·格雷夫森德卷档 1258-1279年》。与菲尔莫尔编订的主教档案相比，戴维斯版主教档案将部分拉丁文档案（如教士任命记录等）翻译成了英文；对于一些冗长复杂的内容，戴维斯在保留拉丁文文本的同时，又用英文对档案的主要内容用作了简要说明。此后，为了提高档案的使用效率，戴维斯之后出版编订的主教档案一般均采用了将拉丁文翻译成英文的做法。

除了出版13世纪的林肯主教档案外，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于1913年出版了当时林肯档案协会总主编C. W.福斯特（Charles Wilmer Foster）编订的《林肯主教汤姆斯·库伯主教档案》，7又于1984年和2009年出版了尼古拉斯·本内特（Nicholas Bennett）编订的两卷本《林肯主教理查德·弗莱明主教档案汇编》。8除了上述主教档案外，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还于1915至1927年间出版了A.H.汤普森（A. H. Thompson）编订的3卷本《林肯主教区的修会巡视记录》，11997年出版了A. K.麦克哈丁编订的《王室颁赐林肯主教约翰·白金汉的令状1363-1398》。2

在坎特伯雷和约克档案协会的带动和影响下，林肯档案协会（Lincoln Record Society）正式开启了出版中世纪林肯主教档案的工作。1910年林肯档案协会成立，其主要创始人林肯主教座堂教士C. W.福斯特任第一任总主编。在福斯特的带领下，林肯档案协会对之前由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已出版的林肯主教档案进行了再版和修订。1913-1914年，林肯档案协会再版了菲尔莫尔编订的《林肯主教韦尔斯的休主教卷档，1209-1235年》，1914、1925年分别再版了戴维斯编订的《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特斯特卷档》和《林肯主教理查德·格雷夫森德卷档 1258-1279年》。2015年，林肯档案协会以“林肯档案协会新凯瑟琳·梅杰中世纪档案系列”的名义出版了林肯大学中世纪史教授、著名的档案编订专家菲利帕·霍斯金（Philippa Hoskin）编订的《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主教卷档1235-1253年》，3该书是对1913年戴维斯编订的《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特斯特卷档》的修订。除了对戴维斯版本中出现的错误人名、地名进行了更正，霍斯金在比对主教韦尔斯的休、查德·格雷夫森德以及亨利·莱克星顿三人主教档案的基础上，还对主教格罗斯泰斯特发布的2000余条教士任命记录作了逐条解读。

其次，林肯档案协会组织有关人员对此前未曾出版过的主教档案进行了编订和出版。1948

年，在第二任总主编凯瑟琳·梅杰（Kathleen Major）

的主持下，林肯档案协会出版了由R.M.T.希尔

（R. M. T. Hill）编订的《林肯主教奥利弗·萨顿主教卷档及档案汇编》。该档案一共分为8卷，从1948年开始一直到1986年才全部出版完毕。这八卷档案根据内容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教任命堂区教士的记录，第二类为1290-1299年林肯主教的备忘录，4第三类是1290-1299年的教士神品晋升记录。52000年，时任林肯档案协会总主编的大卫·史密斯（David M. Smith）收集了主教韦尔斯的休所发布的诸多原始令状，在此基础上编订了《林肯主教韦尔斯的休令状集1209-1235年》。6由于部分主教档案内容的丢失，史密斯编定的《林肯主教韦尔斯的休令状集1209-1235年》在内容上与菲尔莫尔编订的《林肯主教韦尔斯的休主教卷档，1209-1235年》形成了互补。1999-2009年，林肯档案协会的尼古拉斯·本内特又编订了三卷本的《亨利·伯格什档案汇编1320-1342年》，7其中主要收录了教士任命记录、主教备忘录等内容。

除了出版上述主教档案外，林肯档案协会还出版了与主教档案关系密切的其它类型的档案。比如，1914-1929年，该协会出版了由A. H. 汉密尔顿（A. Hamilton Thompson）编订的三卷本《林肯主教区主教对修会的巡视：来源于林肯主教理查德·弗莱明和威廉·格雷档案汇编中的令状和其它档案1420-1436年》、81954年出版了由W.霍兹曼（W. Holtzmann）编订的《与12世纪林肯主教区有关的教宗谕令》、91992年出版了由A. K.麦克哈丁（A. K. McHardy）编订的《林肯主教区的税收普查 1377-1381年》，1以及在2013与2016年出版的尼古拉斯·本内特编订的《林肯郡堂区教士1214-1968年，一种传记式档案》等。2这些档案一方面与已出版的主教档案共同构成了研究中世纪林肯主教区的重要史料群，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又可成为相互印证，互为考证的依据。

值得关注的是，中世纪林肯主教档案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受到重视并顺利出版，很大程度上与地方组织编订者较高的专业素养与一批学者对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的热爱分不开。以林肯档案协会第一任总主编福斯特为例，他在担任总主编之前曾是林肯主教座堂的教士团成员，对林肯主教座堂图书馆（Cathedral Library）的馆藏档案极为熟悉，而深厚的拉丁文功底也使其具备了整理和編订中世纪主教档案的能力。而之后的历任总主编凯瑟琳·梅杰、多萝西·欧文、大卫·斯密斯、尼古拉斯·本内特则均为中世纪教会史领域的知名专家或学者。作为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们对史料有着天生的敏感，也更能够认识到中世纪主教档案的重要价值。此外，20世纪的林肯地区以地方档案协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热心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的学术圈，集合了当时林肯郡历史学家、档案学家、考古学家等各类知名专家。这些成员对本地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并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挖掘地方文化遗产，于是编订和出版林肯主教档案便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中世纪林肯主教档案的编订出版只是20世纪英格兰主教档案出版浪潮中的一个缩影。除了中世纪林肯主教档案现已全部出版外，其他教区的主教档案也相继得以出版。以前文提及的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为例，从1907年到2016年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就先后出版了16册赫特福德主教档案、37卷约克大主教档案、7卷埃克斯特主教档案、5卷卡莱尔主教主教档案等。到20世纪末，1214年之后保存至今的中世纪主教档案大部分也完成出版，这些由后世学者重新编订的档案现已成为中世纪教会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史料。

三、中世纪主教档案的史料价值与利用

20世纪以来，在各地档案协会与有关人员的努力下，英格兰中世纪主教档案的编订和出版取得了重要成果，为研究中世纪教会的运作、主教区的制度与管理以及生活于其中的群体提供了广泛而丰富的史料。不过，从史学发展演进的轨迹来看，20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家对中世纪主教档案的使用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初到20世纪60、70年代。受传统史学范式影响，这一时期的英国学者往往利用中世纪主教档案从事教会上层“精英”人物、主教区的管理及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以马里昂·吉布斯（Marion Gibbs）和简·朗（Jane Lang）联合出版的《主教与改革（1215-1272年）：以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为特别参考》4为例，该书以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出版的13世纪林肯主教韦尔斯的休、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理查德·格雷福森德等主教的档案为基础史料，前半部分对1215至1272年间英格兰主教的人员构成、职位选举、教区管理进行了分析，后半部分对英格兰主教在落实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教规教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考察。比如，在分析主教的人员构成方面，吉布斯利用主教档案中主教的个人信息对其身份来源进行了统计，发

现这一时期的主教大都来源于修士、大学的学者、主教座堂的教士、王室政府的官员等群体；简·朗则在比对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改革教令与主教档案中主教们颁布的改革令状后认为，大多数英格兰主教由于受到现实利益的影响并没有认真落实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教令，英格兰教会在此次会议后也并未出现实质性转变。1

剑桥大学中世纪史教授克里斯托弗·罗伯特·切尼对主教档案的使用分为了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以主教档案为基础史料从宏观上探讨中世纪教会的组织制度及其治理，代表作有《从贝克特到兰顿：英格兰教会的治理 1170-1215年》。2在该书中，切尼使用了包括林肯主教韦尔斯的休在内的大量主教档案（尤其是其中有关代理主持人薪俸的记录）对堂区教堂、世袭圣俸、教堂的分割、代理主持人薪俸等制度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另一方面，切尼通过对主教档案文本书写进行了探讨。在其《英格兰主教的文书处 1100-1250年》3一书中，切尼通过对主教档案中出现的文书见证人、文书拟定人身份的考察分析了主教文书机构的制度及其人员关系，尤其是文书机构的构成、分工以及同主教的关系等。此外，切尼还利用主教档案对主教巡视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4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汤普森（Alexander Hamilton Thompson，1873-1925年）在其出版的《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教士和他们的组织》5一书中基于坎特伯雷、林肯、约克等教区的主教档案，以制度史的视角考察了中世纪晚期的教区管理以及包括堂区教士在内的不同类型的教职人员的构成。如在该书的第四章中，作者以13世

纪林肯主教档案为例对主教座堂圣俸教堂（prebendal church）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考察。汤普森在书中指出，为了保证主教座堂的正常运转以及教士团成员的正常生活，主教逐步将教区内空缺的堂区进行收回并将其分配给主教座堂教士作为其圣俸。这类性质的教堂虽然解决了上述教士的生活问题，但由于这些教士并不经常居于堂区，因此对有关堂区的信仰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6大卫·史密斯则在《林肯主教维尔斯的休的教区管理1209-1235年》7中以韦尔斯的休所颁布451封令状（acta）为依据（同时参考了菲尔摩尔编订的韦尔斯的休主教卷档）分析了林肯主教区的管理情况。书中的主要内容涉及主教私人教士和主教官员在教区管理中的分工与协作、主教和主教座堂教士团的关系、主教和大学的关系、主教对世俗教士和修士的管理等。如在涉及主教私人教士和主教官员的章节中，史密斯通过分析韦尔斯的休主教令状中出现的见证人身份、执行人等信息发现，主教的私人教士在令状中出现的频率逐渐减少，职业的的主教官员出现的次数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13世纪主教区的管理正在逐步走向规范。8

除了对主教以及教区的管理和制度进行研究外，一些学者尝试利用主教档案对英格兰教会进行综合式考察。J. R. H.摩尔曼（J. R. H. Moorman）于1945年出版的《13世纪英格兰教会生活》9以及1955年威廉·阿伯尔·潘廷（William Abel Pantin）出版的《14世纪英格兰教会》10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两书的共同特点在于都利用当时已出版的主教档案对教会的组织、制度、人员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如摩尔曼在《13世纪英格兰教会生活》中利用主教档案中教士任命记录的有关记载对不同性质的赞助人进行了考察，通过分析，作者认为，13世纪各类修会对堂区的占有导致了世俗赞助人数量的大量减少，并直接影响到了堂区教士和信徒的信仰生活。1同摩尔曼的研究类似，潘廷的《14世纪英格兰教会》所研究的内容也较为广泛，如在有关教会与国家的章节中，作者利用14世纪主教档案中教宗在英格兰任命教职（papal provision）的有关信息分析了14世纪教宗对英格兰教会事务的直接干预和影响。2

20世纪60、70年代之前，诸多围绕主教及教区管理与制度的研究对深化人们中世纪教会的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由于受到传统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聚焦于精英人物与制度史的研究视角使主教档案中大量其他方面的信息被当时的学者们所忽视。20世紀60、70年代以来，受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影响，西方教会史研究也出现了新的转向。传统史学研究范式逐渐式微，与此同时提倡底层思维与社会史视角的新范式受到西方史学界越来越多的推崇。随着研究视角和重心的转变，以中世纪主教档案为主的大批基础史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和利用，许多“隐藏”在主教档案中的信息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其中，作为教会“底层人物”的世俗教士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围绕这些信息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

剑桥大学玛格丽特·波克（Margaret Bowker）

在其《林肯主教区世俗教士1495-1520年》3中以林肯主教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1495-1514

年）、汤姆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1514-1515

年任主教）和威廉·阿特瓦特（William Atwater，1514-1521年在职）的主教档案汇编以及汉密尔顿·汤普森编订的《林肯主教区巡视1517-1531

年》4为主要资料来源，对生活在1495到1520年间的林肯世俗教士获得圣俸的方式以及履职情况等展开了个案研究。几乎在同一时间，彼得·西斯（Peter Heath）出版了《宗教改革前夕的英格兰堂区教士》5一书，该书利用坎特伯雷、利奇菲尔德、伦敦、诺维奇、约克、赫劳福德、林肯等教区的主教档案对1450年到宗教改革时期的英格兰堂区教士进行了总体式的考察。如在研究教士晋升问题时，西斯通过分析13-14世纪伦敦主教档案中教士交换圣俸的记录后认为，激烈的教职竞争使得部分教士使用各种方法实现职业的晋升，其中一些教士为了晋升将自己的圣俸同他人进行交换，从事此类交换的中间商（brokers）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类现象的发生。6

弗吉尼亚·戴维斯（Virginia Davis）与尼古拉斯·本内特与则另辟蹊径。通过收集查阅1361至1539年的伦敦主教档案中关于教士神品晋升的记录，戴维斯于2000年出版了《中世纪晚期的伦敦教士：以1361-1539年伦敦主教区教士神品晋升名单为依据的教士档案》，7该书以群体传记的形式了整理汇集了1361-1539年间伦敦主教上万名教士的职业升迁信息。此后，林肯档案协会现任总主编堂本内特也采用了该方法出版了相关作品。2013、2016年本内特出版了两卷本《林肯郡区教士1214-1968：一种传记式档案》，8

在该书中本内特对从13世纪韦尔斯的休到20世纪60年代主教肯尼斯·里奇斯（Kenneth Riches，1956-1974任主教）主教档案中涉及林肯郡（包括林肯和斯托两个执事长辖区）的堂区教士任职信息做了整理和归纳。结合其他史料，本内特“复原”了大部分林肯郡堂区教士的任职经历，并尽可能地为每一位教士建立了较为完善个人的信息库。

此外，随着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兴起，有学者尝试依靠主教档案对世俗教士进行更为深入的社会学分析，伯明翰大学的罗伯特·斯旺森（R. N. Swanson）便是其中之一。1989年，他出版了《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教会和社会》1一书，在有关世俗教士的章节中，作者利用包括林肯主教档案在内的多个主教区主教档案对中世纪晚期的世俗教士进行了社会史视角的研究和分析。如在分析教士辞职的有关问题时，斯旺森以坎特伯雷大主教汤姆斯·鲍彻主教档案中有关教士辞职的记录分析了教士辞职后的待遇问题。21995年，斯旺森又出版了《欧洲的宗教与虔诚1215-1515年》3一书，在涉及堂区教士的章节中，作者以分散在13-16世纪英格兰主教档案中有关堂区教士和信徒之间互动的记载，对第四次拉特兰之后到宗教改革之前的世俗教士进行了社会史层面的考察，并对世俗教士和俗人之间关系存在的张力进行了深入解读。通过分析作者认为，虽然教会对世俗教士有诸多要求，但在实际运作中，信徒主导的信仰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了教士牧灵服务的开展。

除了利用主教档案对世俗教士进行了深入研究外，也有一些学者对主教档案中的其他内容进行了探索，并由此产生了不少新颖的成果和议题。如，林肯大学的菲利帕·霍斯金在《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和基本圣俸：针对俗人推荐权复杂性的一种新解决方法》4中运用格罗斯泰斯特主教档案中教士的任命信息对基本圣俸（simple benefice）制度进行了考察，此后她又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对主教文书中出现的印章和指纹进行了相关研究；5牛津大学的伊恩·福斯特（Ian Forrest）通过对中世纪晚期林肯、赫特福德等主教档案中对异端的记载完成了《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异端审查》6一书，此后他又以13世纪赫特福德（Hereford）主教档案对13世纪英格兰主教巡视制度的转型进行了分析；7此外，迈克尔·伯格（Michael Burger）在《主教、教士及13世纪英格兰主教区的治理》中以13世纪林肯、约克、伍斯特等主教档案中有关主教官僚机构的人员信息的记载，详细地分析了主教对有关管理人员的奖罚及彼此的影响与互动。8

可以说，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家对中世纪主教档案的使用进入了新的阶段。随着研究重心的改变与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中世纪主教档案的史料价值被进一步的发现和挖掘。不过，即便如此中世纪主教档案依然犹如一个充满未知的海洋需要研究者不断地探索。对于如何更有效地挖掘和使用这些档案，或许我们可以像中世纪史大家C. R.切尼所说的那样深入理解并真诚的与它们对话，因为“中世纪主教档案就像是好孩子一样，他们从不和陌生人交流，只有你真诚的与他敞开心扉他才愿意开口说话。”9

四、结 语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出版的一系列中世纪主教档案在西方史学界特别是教会史领域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由于史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变迁，历史学家看待这些档案的视角与关注的层面也同步发生着改变，伴随着这些变化人们对主教档案解读不断深入，对中世纪教会以及生活与其中的不同群体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中世纪主教档案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就档案所记载的内容而言，由于中世纪主教档案本身就是从主教的层面出发形成的相关内容记载，这就使得许多发生在教区其它层面的事务难以在其中寻觅踪迹。比如，同普通信徒和教士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就更多的是在相对“低层次”的执事长和监理层面进行处理，一般只有在这两个层面都无法解决或当事人不满意处理结果时才会诉诸于主教层面。所以，教区内发生的大部分“层次较低”的日常琐碎事务都无法纳入主教档案的记载范围，这对许多研究来说，特别是采用底层视角的研究来说仅仅依靠中世纪主教档案来展开相关研究在史料方面往往是不够充分的；其次，为了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在对主教档案的有关内容进行研究和运用时应当辅助于其它史料进行考证与补充。以堂区赞助人权力发生争执为例，争议双方一般会将此类案件诉诸于世俗法庭以求裁决，那么，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就需要参考世俗法庭的有关档案进行补充参照；在涉及主教档案中有关修会事务的记载时，为了提高史料的可靠性应当与修会留下的相关档案1进行比对研究；同理，在涉及同教宗和王室政府往来事项的研究时，也应当注重主教档案与教宗档案及王室政府档案之间的相互佐证。最后，由于原始的中世纪主教档案均用拉丁语書写而成，为了方便阅读和使用，20世纪以来出版编订的大部分主教档案都将其中的拉丁语翻译成了英语。英语版的主教档案确实提高了研究者的使用效率，但出于可靠性考虑，在运用英文版的档案时应尽可能的比对原始拉丁语主教档案使用。

[作者杨韶杰（1983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收稿日期：2018年6月27日]

（责任编辑：王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