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钦 王燕妮

红色电影是一种以历史故事和人物事迹有机串联起的影视资料，它集中反映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不畏艰难、勇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和平发展年代中华民族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人民富裕百折不挠、勇于突破的改革创新精神。自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经典红色电影大量涌现。长期以来，红色电影在增进历史认知认同、加深情感共鸣共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将红色电影融入高校“四史”教育可能、可行、可为，具体来说，可从两者的同属、同向、同促三方面深入分析。

一、何以可能：红色电影与高校“四史”教育同属

红色电影与高校“四史”教育同属，主要表现在述人、叙事、明志等方面具有同质性、同构性和同一性，从而使二者的融合成为可能。

（一）红色电影同高校“四史”教育述人具有同质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四史”教育首要的是发现人，即挖掘具体历史情境下的人物故事，将其与特定历史阶段相链接，通过个人的小举动反映时代的大发展，以此综合提升教育实效。高校“四史”教育正是从人这个主体入手的，通过呈现“四史”人物饱满的理想主义气质、丰富的爱国主义情感、崇高的大无畏精神，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和熏陶。在呈现的过程中，对象的选择和方法的选用极为关键，前者需要科学区分正面历史人物和反面历史人物，注意人物事迹的代表性和鲜明性，生动呈现人物或褒或贬的个性特点，对受众思想产生影响；后者注重讲解的代入感、真切感和认同感，通过“四史”人物故事的讲述，再现那段峥嵘的岁月，重塑那些可亲可敬的人，拉近人们和历史的心理距离，增强大学生对于历史发展的认知认同。

作为一种影视类型，红色电影在呈现人、塑造人、发展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人们更立体和全面认知历史人物极为关键。人物是电影的组成关键，一部电影的人物主要分为主角、配角、反派等，红色电影中的主角一般是正面历史人物，表现的是一代代共产党员或人民群众的优良风貌，配角主要是烘托主角，推动剧情发展，反派则是反面历史人物，表现的是落后阶级或者对立阶级的对立抵抗。通过不同角色的演绎和推进，人们可以感受、对比和思考，这样就更进一步升华了观影感受。许多红色电影在人物塑造方面表现得颇为出色，以《建党伟业》为例，该电影记述了从1911年到1921年十年间中国的巨变，塑造了正面历史人物如李大钊、毛泽东等，反面人物如袁世凯、张勋等，他们代表不同的阶级，为不同的目标而奋斗；电影通过不同人物之间的较量和交锋，使受众领略建党前的社会状况和阶级情况，进一步感知建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值得一提的是，红色电影在塑造人物时，多侧重对集体主义的表达和人民大众作用的着墨，这就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英雄主义的倾向，也就彰显了中国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特色，表现了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中国精神。

（二）红色电影同高校“四史”教育叙事具有同构性

图1.电影《建党伟业》剧照

目下，由于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一些革命历史被恶意肢解和切割，变得零碎不堪。因此，“四史”教育的关键是要完整呈现历史发展，客观讲好历史故事，引导人们正视历史，促进“四史”教育的完整性和真实性。高校“四史”教育也是从这个主线入手，通过还原“四史”发展的过程、再现“四史”发生的场景、讲述“四史”发展的故事，对大学生进行引导和规范。在追溯还原的过程中，叙事方式和叙事思路值得关注，前者就要合理利用宏观叙事和微观叙事的方法，把握好宏观和微观的界限与区分，做到宏观但不概括，微观但不片面，通过宏大的视野和入微的分析，全面分析历史，客观展示历史，构建历史真相；后者要正确认识历史真相与现实标准的差距，将历史问题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避免用今天的眼光对历史事实进行评论。

作为一种影视类型，红色电影在艺术化再现、加工历史事件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对于人们更直观和更形象的认知历史极为重要。剧情是电影发生的核心，一部电影的剧情结构主要分为开始、高潮、结束等。开始也就是交代背景、原由、发展脉络，为故事的展开奠定基础；高潮也就是阐述故事发展引发的最激烈的效果（或后果），它是整部电影最激动人心的部分，结束也就是呈现故事发展的方向、效果和结局，引人思考。红色电影就是围绕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某一重大事件，对其开始、高潮、结束等进行客观演绎，使人们在观影的同时，认知历史。许多红色电影在极大程度上还原了经典历史事件，以《开国大典》为例，该片再现了开国大典这一历史片段，彰显了新中国成立时的社会面貌，其中，解放战争的胜利、建国工作的筹备就绪是时代背景和开端，毛泽东同志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是高潮，对于未来的展望和发展是结尾，整部影片一气呵成，给人以无限回味。值得关注的是，红色电影在讲述历史事件时，极为注意事件的连贯性和整体性，不会泛泛而谈，也不会片面展示，而是宏观的设立背景，微观的塑造人物，以此推动剧情的发展，规避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

（三）红色电影同高校“四史”教育明志具有同一性

历史发展是客观的，它是社会存在，不受人的意志所左右，而有关于历史的记忆和精神则是相对主观的，它是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正确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四史”教育的灵魂是要传达好历史精神。高校“四史”教育也是从这个主旨入手，通过升华和传播“四史”人物和事件之中的昂扬精神，将这些精神与校园文化和规范相结合，真正实现文化育人、化人。在凝练讲述过程中，明志方式和明志类型值得关注，前者需要交叉使用直接彰显和侧面表露的方法。在明志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传达，也要学会巧妙融合，实现精神的穿插，推动精神传播从生硬刻意到巧妙融合；后者需要正确认识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差别，传统精神让人敬仰，但是在今日，很多精神的内涵已然发生变化，如果只是粗浅的流于表面，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必须充实其现代化内涵。这些在部分高校的“四史”教育实践中均有呈现。

作为一种影视类型，红色电影在凝练、呈现、发扬精神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人们精神的养成和实践极为关键。精神是电影内在的灵魂，一部电影传达的精神主要分为两类，即立足主流、主旋律的思想表达和立足社会现实、人性观点等的价值表达。前一类电影多是向人们传达某一社会的主流价值，引导人们了解内化社会主流价值，而后一类电影则多是对现实的关照和对人性更深层次的思索，它传达的价值观可能并不主流，但是却能给人以思考。很多时候，两种内涵类型的电影相互交融，不可断然分裂。许多红色电影在明志方面做得很巧妙，以《邓小平》为例，该片通过对小平同志最后20年光辉历程的呈现，展现了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等，以诗化的手段表现了一代伟人的英雄主义情怀、爱国情操和民族自尊心，给人以诸多的思考和启发。值得回味的是，红色电影在明志时通常是采用的侧面表露的方法，即通过对人和事的渲染为精神的表达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二、何以可行：红色电影与高校“四史”教育同向

红色电影同高校“四史”教育同向，主要表现在目标、方法、功能等方面具有互通性、互补性、互动性，从而使二者的融合成为可行。

（一）红色电影与高校“四史”教育的目标具有互通性

红色电影与高校“四史”教育在目标上具有互通性，具体表现在思想层面、情感层面和行动层面的互通互融。一是思想层面目标的互通，红色电影和高校“四史”教育共同致力于人们，特别是大学生思想认识的提升和政治觉悟的提高，这是前提和基础。具体来说，就是要引导人们，特别是大学生正确把握“三个规律”，科学理解“四个认识”。高校“四史”教育通过对相关历史的深入讲述和探讨，使大学生理解历史的流变，感悟历史的发展，锤炼他们对于历史规律的把握能力，增进对于现实发展的理解。而红色电影作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和价值观弘扬的重要“软武器”，一经制作和播放，就会无意识地向人们传达主流思想和价值，这些主流的传达在极大程度上端正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使人们在观影过程中实现思想升华。二是情感层面目标的互通，红色电影和高校“四史”教育共同致力于人们，特别是大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濡染、浸润和提升，这是核心和关键。具体来说，就是要端正人们，特别是大学生的“三观”，增强他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高校“四史”教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哲学指导，通过对历史的科学分析和比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增强对于历史发展的自豪感和自强感，并在此基础上观照现实，提高他们对于现实情况的分析能力。而红色电影通过艺术化的表现、形象生动的演绎，缩短了人们与历史的距离，更有助于激起人们对于历史的情感共鸣，实现态度和价值观的变化。三是行动层面目标的互通，红色电影和高校“四史”教育共同致力于人们，特别是大学生行为践履的落实与落地，这是落脚和根本。具体来说，就是要引导人们，特别是大学生落实好“三个带头”，围绕“四个伟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思想境界和工作实效。高校“四史”教育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引导学生将所学与所行结合起来，使学生通过“四史”的学习和实践，提升对现实的认知能力和对问题的解决能力，增强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能力和底气。而红色电影则通过对一代代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历程呈现，着重彰显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面貌，以此激励现代人努力奋斗，为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砥砺前行。

（二）红色电影与高校“四史”教育的方法具有互补性

红色电影与高校“四史”教育在方法上具有互补性，具体表现在显性与隐性、灌输与启发、线上与线下的互补互促。一是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互补，这是显性彰显与隐性嵌入的有机统一。显性教育是通过有意识的、直接的、外显的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自觉受到影响的有形的教育方式，它具有目标明确、条件可控、效率显著等特点。隐性教育是通过无意识的、间接的、内隐的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的教育方式，它具有作用的无意识性、影响的间接性、方式的内隐性等特点。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在红色电影和高校“四史”教育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各有侧重的彰显和运用，其中，高校“四史”教育较为突出显性教育方式的运用，红色电影则侧重隐性教育方式的使用。高校“四史”教育就是通过直接的、系统的教育和引导，利用课堂教学或者课外活动，开宗明义讲解“四史”，使学生学习和理解“四史”，达成思想上的认知，增进教育实效。红色电影则是将“四史”元素巧妙渗透进电影情节和人物设定之中，通过电影的演绎和呈现，间接含蓄呈现“四史”元素，带领学生感悟“四史”和认可“四史”，达成情感上的认同，提升教育艺术。二是灌输式教育与启发式教育的互补，这是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有机统一。灌输式教育是由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的向受教育者进行理论教育和思想教育，引导受教育者树立正确“三观”的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强调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启发式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学习规律，采用多种方式，启发受教育者的思维，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种方法强调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灌输式教育和启发式教育在红色电影和高校“四史”教育中都有呈现，但是侧重不同：高校“四史”教育看中理论的疏导，灌输式方法运用较多，而红色电影则关注含蓄传达，启发式方法较为常见。高校“四史”教育就是教师通过直截了当的讲解和传达，使学生认知“四史”和了解“四史”，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权威地位不容置疑，学生往往很少能提出与主题不相干或相反的言论。红色电影则通过形象化的演绎，使历史生动化，受众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有无限思考和启发。三是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的互补，这是传统方式和现代方式的有机统一。线下教育以课堂内外的教育教学实践为基础，侧重面对面的引导和启发，看中即时的交流和反馈，是传统式的教学方法。线上教育借助线上平台和媒介开展“不见面的教育”，具有时空分离和资源丰富的特点，是现代化的教学方式。线下教育和线上教育在高校“四史”教育和红色电影中都有运用，但是形式和侧重不尽相同。高校“四史”教育侧重面对面的线下教育，这种教育方式迄今为止仍运用较多。而红色电影本身就是一种线上教育的形式，但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和推广使用。高校“四史”教育通过系列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近距离、直接性地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教育，强调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红色电影则是借助现代化的手段，通过线上媒介和平台，实现教育资源的广泛化和生动化传播，它强调的是教育的便捷性和现代性。

（三）红色电影与高校“四史”教育的功能具有互动性

红色电影与高校“四史”教育在功能上具有互动性，具体表现在教育与审美、凝聚与激励、调节与转化的互动互进。一是教育功能与审美功能的互动，两者同频共振，共同实现教育艺术的提升。教育功能是指教育活动和系统对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和作用，是高校“四史”教育和红色电影的“天生力”；审美功能是指个体在对事物有基本认知的基础上，对事物发展的精神内涵的领悟，以及由此产生的感人、动人的情感体验，是高校“四史”教育和红色电影的“后天力”。高校“四史”教育和红色电影通过对历史的呈现和演绎，影响和引导人的身心发展，实现完善人、发展人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和端正人们关于是非善恶的观点，提升鉴别能力。在具体的实践中，一方面教育功能是审美功能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教育功能的涵养，审美功能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得到深入的发展；另一方面，审美功能是教育功能的拓展和延伸，缺乏审美功能的浸润，教育就变成枯燥无味的说教，无法入心入神。二是凝聚功能和激励功能的互动，两者同融共进，共同推动教育功能的发挥。凝聚功能是指教育活动对于个人和集体的粘合力，其中包含群体对个体的吸引力，也包含个体对群体的向心力，是高校“四史”教育和红色电影内含的“粘合剂”；激励功能是指教育活动对于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鼓励作用，它可以激励个体为社会发展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分为物质激励和情感激励，是高校“四史”教育和红色电影内在的“催化剂”。高校“四史”教育与红色电影通过对历史发展的呈现、对人物面貌的塑造，建构起社会发展的基本吸引力，提高人们对于社会的认同感，与此同时，通过物质和情感等多种方式，激励人们为了推动社会发展付出长期持续的努力。在具体实践中，一方面凝聚功能是激励功能的前置条件，没有对于社会的认同力和向心力，就无法自愿自主的为社会发展做出持久努力和奉献；另一方面激励功能是凝聚功能的促进力，良好的激励方式可以增进人们对于社会和社会发展的认同，增强人们共同奋斗的信心，反促凝聚力的提升。三是调节功能与转化功能的互动，两者同向发力，共同促进教育作用的完善。调节功能是指教育活动对于社会个体行为的规范力，即通过对社会规范的呈现，引导人们改变自身言行以符合社会需要，是高校“四史”教育和红色电影包含的“软力量”；转化功能是指教育活动对于理论的转化力，即通过对理论的讲述，使人们在领悟理论的同时，自觉将其转化为物质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是高校“四史”教育和红色电影蕴含的“推动力”。高校“四史”教育和红色电影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深入讲解和艺术化再现，呈现历史事件中的社会公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在这个过程中，引导人们将这些规范转化为行动力，促进习惯的养成。具体的实践，一方面调节功能是转化功能的必要条件，没有对于言行举止的合宜规范，转化就不能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转化功能是调节功能的关键环节，只有更多良善的规范转化为行动力，社会调节能力才能得到提升。

三、何以可为：红色电影与高校“四史”教育同促

基于对红色电影融入高校“四史”教育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分析，我们可借助红色电影，多途径、多模式、多主体地开展高校“四史”教育，将“四史”教育切实落地。

（一）红色电影融入高校“四史”教育需要多角度促进

红色电影融入高校“四史”教育可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角度入手考察和分析，多角度促进融会贯通。首先，从心理学角度看，红色电影融入高校“四史”教育必须遵循学生的思想品德发展规律，这是向内发力的过程。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求知欲强，但容易片面；情感丰富，但易表达失妥；知晓得多，实践得少等。针对此，要使红色电影较好融入高校“四史”教育，就必须要立足学生特点，在知、情、行三个方面综合发力。一要注重认知的典型性和全面性。在吸引学生求知欲的前提下，开阔他们的“四史”学习视野，推动学生在认知方面的突破；二要注重情感的适时引导和适当表达，针对红色电影中的某一教育点，有意识的启发学生情感，使学生从情感表面深入情感内在，认识“四史”背后的精神元素，并适当表达，增进认同；三要注重行为的践履和落地。红色电影如果只图一时感动，就无法达到“四史”教育的目的，因此，要有针对性的引导学生将精神和行为落地，指导他们开展课内外实践，在践行的过程中感悟历史真理的力量。其次，从社会学角度看，红色电影融入高校“四史”教育必须对接我国社会发展需要，这是向外探求的过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定不移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高校“四史”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一环，应当坚定不移坚持和推进“四个全面”，红色电影的融入只能增进这个目标，而不能削弱。因此，在将红色电影融入“四史”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关注“四个全面”，通过不同类型的红色电影，坚定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信心，助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大局，助力全面依法治国的发展进程，促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统筹部署，以此综合推动现代化大局的发展，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添砖加瓦。再者，从管理学角度看，红色电影融入高校“四史”教育必须遵循一定的管理决策流程，这是内外监控的过程。一般来说，管理的流程大致包括确定问题和目标—搜集信息—制定、分析和确定方案—实施方案—评价反馈等，将红色电影融入高校“四史”教育既是决策和调整的结果，也需要不断地进行再决策和再调整。具体来说，要增进高校“四史”教育的实效性和收获感，就必须运用多样方式进行拓展，而红色电影便是重要的手段，运用学生喜爱的红色电影开展教育可在极大程度上激发学生兴趣，增强学习动力，促进教育目标的实现，反促社会的发展。在推进过程中，两者的结合需要根据教育对象的反馈以及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调整，以促进结合的完善和完美。在整个过程中，管理决策既关注了个人的反馈和需求，也跟进了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优+”组合效应，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二）红色电影融入高校“四史”教育需要多途径融合

红色电影融入高校“四史”教育可通过课堂教学、校园活动和专题实践等方式开展，多途径推动融合。首先借助课堂教学的主渠道。课堂教学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思政课教学，另一是其他课程教学，两者各有侧重，共同发力，推动融入取得实效。就前者来说，思政课是高校开展“四史”教育的关键途径，也是“四史”的直接彰显。将红色电影在这些课程中恰如其分地融入，可以增进课堂效果。具体来说，要找准结合点、突出教育点、把握连贯点，即根据特定内容，有针对性的选取片段，挖掘教育因素，引起思考和共鸣，如通过近代史纲要讲解新中国成立时，可以播放《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前夜》片段，引导学生认识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背景，以及人们对于新生政权的渴望和欢庆。就后者来说，其他课程是高校渗透“四史”教育的重要载体，可以挖掘“四史”教育点，如不同专业的专业课程、通识课程等。在这些课程之中，往往隐藏着“四史”的脉络，必须深入挖掘。如在航空航天专业的课程中，可以播放《钱学森》，展示新中国成立初期航天事业的积贫积弱现状，以及一代代航天人的艰苦奋斗历程，使学生坚定为国奋斗信念，坚守本职专业，获得更好的发展。其次借助校园活动的主阵地。此种途径以各类“四史”教育活动为媒介，将红色电影巧妙融入其中，增加教育活动的特色和效果，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红色电影展播活动。在“四史”教育活动中开展多场次、多主题的红色电影播出活动，结合活动主题，对接学生兴趣，制定红色电影菜单，促进“四史”教育的生动化呈现。如在进行新中国史的主题教育时，可以制定“那年那人那些事”的电影菜单，设立《开国大典》《上甘岭》等经典红色电影选项，供学生选择观看和播放，启发学生思考。二是红色电影讲座活动。即是通过邀请知名的红色电影学者、评论家以及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家学者开展红色电影相关讲座，通过专家对影片中故事情节的详细解读，调动学生的听讲情绪，使他们能够深刻地体悟“四史”背后的精神操守，引导他们将“四史”学习与生活成长相融合。三是红色电影创作者交流活动。通过邀请红色电影的主创人员来分享红色电影的创作过程和精神实质，从而引导学生深入了解红色电影创作的背景，走进人物背后的故事，有助于学生把满腔爱国热情转化为学习工作的动力。再者借助专题实践的主战场。此种途径以“四史”教育为主题，通过社会实践的形式，传播和制作红色电影，提升学习教育的社会意义和实践意义，增强教育的可持续性，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红色电影的传播实践。通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深入城乡社区，针对不同对象讲解“四史”，播放与“四史”相关的红色电影，如面向年轻人播放《湄公河行动》《战狼》等电影，增强他们国家认同；同样可以播放《铁道游击队》《洪湖赤卫队》等电影，激起他们的爱国记忆。通过这些活动，凝练不同年龄阶段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使学生在组织和参与实践的过程中受到教育，增强“四史”教育的真切性。一是红色电影的制作。即通过红色微电影制作大赛，引导学生根据“四史”选题立意，立足某一历史阶段的事件，撰写红色电影剧本，并通过形象生动的表演，表现历史发展和人物特点，以此引发学生的思考。根据大赛的统筹，优秀的红色微电影还可作为教学素材，反促“四史”学习教育的进一步开展，扩大活动的影响面。

（三）红色电影融入高校“四史”教育需要多主体参与

红色电影融入高校“四史”教育可借助教师、管理者和同辈等的力量，增强融入的合力，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发展。一是要借助教师的力量融入，包括思政课教师和其他教师，这是核心力量。思政课教师是开展红色电影与“四史”教育融入的主力军，他们是“四史”教育教学的直接开展者，也是红色电影的直接使用者，发挥好他们的作用，对于两者的融合极为关键。这需要思政课教师一方面要解放思想、积极创新，顺应“互联网+”大趋势，开展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相结合，合理合宜地运用红色电影；另一方面要注重积累、提升内在，找准切入点和教育点，运用最经典和最新颖的电影素材开展教育，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和时效性。其他教师也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挖掘红色电影的学科教育因素，实现专业教育、通识教育与“四史”教育的融合，助推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发展。二是要借助管理者的力量融入，包括学校的辅导员、班主任和其他管理者，这是关键力量。辅导员和班主任是开展红色电影与“四史”教育的骨干力量。辅导员和班主任一方面要了解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和思想政治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四史”教育，使用学生喜闻乐见的红色电影资源开展教育；另一方面要加强指导、积极跟进，也就是要对学生的活动行为进行及时的指导和实时的监控，保证内容的合宜性，以免学生受不良思想的影响，产生过激反应。其他管理者，如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要发挥好总体领导与统筹的作用，建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职能部门组织协调、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的思政工作大格局，推动红色电影与“四史”融合的落实落地。三是要借助同辈的力量融入，包括学生身边的党员、干部，也包括普通同学、前辈等，这是必要力量。党员、干部是开展红色电影与“四史”教育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四史”教育教学和活动的施行桥梁，也是红色电影的发现者和受益者，发挥好他们的作用，对于两者的融合极为必要。党员、干部一方面要带头引领、率先示范，也就是要发挥他们的先锋性和示范性，引导他们主动学“四史”，积累经典红色，不断熏陶和提升政治素养；另一方面要上传下达、促进落地，也就是要发挥他们的桥梁纽带作用，引导他们做红色电影与“四史”教育融合的促进者、执行者，配合老师工作，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推动“四史”教育的落地。学生身边的普通同学和前辈也应该发挥好濡染和引领作用，在教师的引导下，注意自身言行举止的规范性，做红色电影与“四史”教育融合的贯彻者和践行者。

【注释】

1“三个规律”，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2“四个认识”，即关于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的认知。

3“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4“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5“三个带头”，即在遵纪守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志愿服务和创新创业等方面带头引领。

6“四个伟大”，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