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亦中

我们有必要在大背景上梳理电影教育在中国跨世纪发展的进程，以明确中国高校电影教育再出发的时空坐标。

初创时期

夏衍先生曾提出中国电影“先天不足”的论断，电影教育薄弱当属题中应有之义。但这并不意味空白，事实上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每一时期在电影教育领域均留下了零星记载。

1924年8月10日，《申报》报导，“本埠新闸路赓庆里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自7月10日起开始授课《影戏概论》，计分十章，共两万言，由教授周剑云、汪煦昌撰稿，分八期授完，内容渊博详尽，多未经人道之语。该校学员极多，日本、菲律宾、南洋群岛之处亦有报名纳费者。”从字里行间揣测，这所拥有简陋校舍（位于旧上海里弄)的电影学校兼具面授及函授功能，其办学人员及师资主要来自明星公司，具有速成训练班性质，急用先学，同中国早期电影业畸形繁荣，电影专业人才尤其编导供不应求的局面是匹配的，视其为中国电影教育的开篇当不为过。

30年代初，中国有两所正规大学开始引进电影教育。一所是上海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教育学院，一所是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这两所院校的主事者均致力于开拓新兴学科。1930年，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发起成立“电影教育委员会”，推动电化教育的开展。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邰爽秋更明确主张，“创设电教讲座系仿美国各大学先例，盖大学为最高学府，对于此种教育园地新兴之学术，自不可不及早设置，以应需要。”可见，这两位院长的见解与当时国际潮流是接轨的。随即，学校引进一批涉及理工农医各科的外国教学影片，供修读相关课程的大学生观摩，使课堂授课方式在黑板、粉笔、书面讲义之外开始“触电”。更难能可贵的是，大夏、金陵两校还添置设备器材，尝试摄制16mm科教短片，如《科学养鸡法》《火柴》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包括这两所院校在内的一批“流亡大学”西迁。在艰难的条件下，电化教育仍未中止，师生所到之处还承担启蒙之责，使僻居大西南的少数民族同胞第一次接触“电影”这一新事物。

解放战争时期，由延安电影团骨干受命组建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曾接连举办四期电影训练班，不失时机为人民电影事业培训电影摄制、电影放映的专业干部。新中国诞生后，主管部门从军队和地方抽调2000多名青年在南京集中，于1950年6月举办规模空前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放映训练班”，加紧培训从事电影放映的技术人员。这一系列举措当属职业技术教育层次，在此基础上，不少省市自50年代中期陆续开办省级电影中专学校，历届毕业生基本上被所在省市的电影发行放映行业所吸纳。

1956年，北京电影学院成立，这在中国电影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北京广播学院也于1959年建立。这两所院校数十年来已为我国影视战线培训了大批专业人才，在影视教育领域当之无愧确立了“国家队”地位。然而，在相当长时间里，新中国电影、电视类高等教育仅仅在这两所直属文化部与广播电影电视部先后领导的专业学府内开展；对于受国家教委（教育部）管辖的全国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而言，在更大范围内普及电影教育的势头是从80年代初才开始起步的。

转折时期

80年代之前，在我国普通高校文科教学体系中，电影课程根本排不上号。当时还存在着偏见，认为电影人才培养统归北京电影学院等专业院校，而在普通高校开设电影课程有“越界”之嫌。诚如荒煤先生在为青年教师周晓明所著《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写序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根本不提电影文学，有的著作把夏衍列为戏剧作家，也提到他写了不少杂文，但只字不提他是一个重要的电影剧作家。”

图1.《申报》1924年08月10日第19版刊登《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近况》一文截图

我国高校长期同电影绝缘的局面，终于在80年代初出现了突破。当时，地处东西南北中的几所大学，如四川大学、华东师大、复旦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安徽大学等，不约而同由中文系教师自发开设了名目不同的电影选修课，如《电影艺术概论》《电影文学》《电影鉴赏》等，既适应新时期中国电影事业振兴发展，又满足了新一代大学生对电影艺术强烈的求知欲。首批执教电影课的师资主要出自文艺理论、写作、现代文学等教研室，他们起初各自为战，校际间缺乏交流。1983年暑期，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资料馆、北京电影学院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第一期全国高校电影课教师进修班”，电影界与教育部多位领导到会发表鼓舞士气的讲话。时任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罗艺军更是全力推动，他凝练提出的“电影进入大学课堂”这一战略性口号，很快成为一种共识。在这个大型进修班上，“中国高等院校电影学会”应运而生，从此各校同仁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齐心协力推进我国高校的电影教育，完成了由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折。高校电影学会创会会长沈嵩生认为，“成千上万名大学生在课堂里接受电影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教育，这对于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的艺术素质，增强他们的审美能力，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欧美电影大国从50年代起在大学广设电影课程相比，我们差不多落后了三十年。不过，按照电影学科从无到有，在高等学府真正站稳脚跟的过程来考察，中外同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电影作为一门从“杂耍”脱胎而来的新兴艺术，为争得相应的学术地位与学术尊严，在世界各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美国始建于1959年的“美国电影理论学会”(SCS)，会员系各大学从事电影教育的教师，当初创建者坚持要把学会命名为“电影学家学会”，目的是借助这个“充满学术界人士感觉”的字眼来提高执教电影课程的教师的地位。由此可见，在50年代末，电影学科仍未理直气壮地在美国高等学府占据一席之地，印证了新生事物总是在克服各种传统阻力的状态下得以发展起来的。

1985年4月，中国高校电影学会协助教育部高教司文科处起草《关于高等院校开设电影课程的情况和意见》，以“教高字008号”红头文件正式下发全国各高校。该文件明确强调，“要迅速改变我国电影教育的严重落后状况，有条件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中文系应把电影课作为重要选修课，正式列入教学计划。”此举在全国高校产生热烈反响，有助于改变以往忽视、轻视电影教育的偏见，对高等院校容纳电影这一新兴学科给予了有力的扶持，也使有志从事电影教育的教师可以“名正言顺”投入教学工作。从此，我国高校电影教育跃上全面深化拓展的新台阶，开设影视课程的大学逐渐覆盖全国，开课种类包括必修课、选修课、讲座课等，且无一例外成为所在院校的热门课程。

现在进行时

1991年10月，国家教委正式批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增设“影视教育专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普通高校设置的第一个影视类本科专业，旨在培养能胜任影视业实际工作的专门人才（包括从事影视教育）。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亦获准增设影视教育专业。由此开始形成影视专业多层次办学新格局，利用综合性大学优势，扬长补短办出一定特色。此举得以改变以往“师出一门”的状况，使更多影视人才脱颖而出。中国作为影视大国，需要为全行业源源不断输送经过正规化、系统化培养的新生力量，这一艰巨任务不是少数几所专业院校所能包揽的。就以“后第五代”导演群体来说，已冒出过黄军、徐耿等出身综合大学文科的黑马，如今新生代导演代表毕赣、李霄峰、大鹏等，也多出自地方性院校或建筑、农林等院校。据郑洞天教授考察，美国的电影教育总体上分为三个层次：既有发达的“大学电影”普及性教育遍布1000余所大学，又有设置影视专业的600余所院校，还有14所拔尖院校能授予电影博士学位。美国大学达到这个数量与比例花了将近五十年时间，而我国大学发展影视学科仅为短短二十多年，目前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内，各校纷纷设置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影视摄影与制作、播音与主持艺术、动画等十多个本科专业；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从学硕、专硕（MFA）到博士学位，以及博士后工作站一应俱全。

影视教育深入开展直接推动影视学科的建设，各校教师著书立说，理论生产力大大激活，高校的专家学者已成为中国影视艺术研究的中坚力量。1993年，在高校电影学会成立10周年之际，其发起举办首届优秀学术成果“学会奖”评选，是对影视科研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据最新统计，学会拥有2200多名会员，陆续成立了15个专业委员会，包括影视教学、实验教学、体育影视、民族影视、微电影、网络视听、影视产业管理、广播、播音主持、媒介文化、影视国际传播、纪录片、动画与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史学、影视评论，全域覆盖影视学科每一个方向。

在国家层面，电影事业的领导体制历经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宣部国家电影局的沿革。而以高校相关学院的命名来看，之前除了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一家冠名“电影”外，其余院校基本上取名“影视学院”。但近年来出现新动向，即“电影学院”相继面世——如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暨南大学珠江电影学院、山东艺术学院电影学院、海南电影学院、西北大学西安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以及厦门大学电影学院（筹）等。我们关注这个现象，不止于探讨“影视合流”还是“影视分流”，而应深入思考在“融媒体”背景下如何对“电影教育”实施新的定位。笔者的教学理念是，一方面顺应数字媒介融合大趋势，淡化电影、电视基于介质的区分，着眼于影视作品内容层面的融合；另一方面，则坚信“电影是视频之母”，要让学生熟习电影语言、掌握电影叙事手段，扎扎实实锤炼影像表意基本功。国际同行有一种共识：“电影诞生100年来，以电影方式看世界、组织时空、讲述故事、将个人体验与他人体验联系在一起，已变成电脑使用者调用一切文化数据并与之互动的基本手段。每一部DV、每一件电子视频或电子游戏都浸透电影的历史，饱含电影传统的秘密。”广义的电影，我们可理解为“长方形画框内”呈现的活动影像，包括影院大银幕、电视机荧屏、电脑界面、智能手机屏、多媒体液晶终端等，它们在室内、室外、网上、掌上，昼夜不息向受众传播视音频一体的、或虚构或纪实的、具有审美愉悦或认知价值的、免费提供或有偿收看的“一方块”内容。

高等院校智力密集，影视专业师生具备制作节目的能力，一旦转化为艺术生产力，既可开拓节目源，也为影视专业师生提供“真刀真枪”用武之地，产生相应的教学效益、社会效益乃至经济效益。2007年，上海交通大学电影电视系和上海高清公司策划数字电影《狗小的自行车》，经C C T V-6立项投拍。影片根据卢江良同名小说改编，讲述民工子弟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的遭遇，表达对边缘人群的关爱。该片在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C C T V-6播出时连续两周占据收视率首位，并荣获中国第8届数字电影“百合奖”优秀儿童片奖。上海戏剧学院的同行对此评价，“这次上海交大牵头整合各方资源，以十分专业的水准，倾力做成一部进入主流传媒空间的数字电影，这在国内普通高校应属首创，其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为更多人认知。”在纪录片领域，清华大学青影工作室独树一帜，近年参与摄制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和《我在故宫修文物》均有不俗反响。

中国高校影视教育四十年前从单门电影课起步，一步一个台阶地提升水平，扩充内涵，正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