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显钊

高三刚开学时，班里有一个从深圳转学回来的女同学，叫杨宝丽。她是白沙镇人，白沙是合浦县客家人主要聚居的四个乡镇之一。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她并不是客家人，她的母方言是一种我们之前从未听过的军话。这是我第一次听闻“军话”之名，经过向她询问，我才知道这就是高一时班里山口、沙田两镇同学所称的“官话”。她表示：“官话”是讹称，“军话”才是正称。后来，姜世军老师告诉我们，永安军话就是明代卫所制度在合浦的见证，这时我便对其源流产生一定兴趣。大学本科时，我曾试图以此申请大学生创新项目，但没有成功。直至读研究生时，在广西师范大学范玉春教授的带领下，我才对永安军话进行了一次简单的调查。

方言学界对合浦军话的关注也有一些年头了，目前可见的最早一次调查报告出自1994年的新编《合浦县志》，题为《山口军话声韵调》。新编《合浦县志》的方言部分因为当时没有署名，多被学界误以为出自非专业人士之手。据曾参与这版《合浦县志》编纂的刘仁培先生回忆，山口军话这部分内容是广西民族大学王宗孟教授写的。王老师下去调查时，他也随同前往，不过，这次调查不是在村子里进行的，王老师把发音合作人叫到山口镇上。因此，调查的方言点到底是不是永安村，刘先生记不清了。到了2004年，暨南大学的陈晓锦教授对沙田镇海战村军话进行了调查，成果发表在澳门的刊物上。2005年，深圳大学的丘学强副教授对永安军话进行了调查，他的研究成果是目前永安军话调查成果中内容最为丰富的，其著作《军话研究》成为我们这次永安之行的重要参考。

本次考察时间为2018年7月16日-18日。

16日下午，考察小组到达山口镇。山口镇位于合浦县东南，与广东省湛江市的高桥镇接壤。山口镇上通行白话，这也是合浦县目前唯一说白话的乡镇。学界尚无对山口白话的调查报告，而山口白话是否属于粤语钦廉片，还有待研究。从语感上看，山口白话和北海市区白话、南康白话差别明显，我觉得它和临近的湛江市区白话比较接近，而本地人也认为山口白话偏向广东话。

这可能与山口白话的成因有关。本人经过初步研究后认为，北海市的白话就成因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广府商人移居本地带来的，这些地方都能找到广府商人在此经商的历史记载，如市区白话、南康白话;二是作为“通语”确立的，广府商人在这些地方经商的历史记载较少，但本地的方言使用情况复杂，需要“通语”，如山口白话、福成白话。山口镇辖下各村的方言情况复杂，有军话、客家话、海边话、黎话等。山口镇又位于两广交界处，是广东商人进入合浦的必经之路，本地居民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常需要与广东商人打交道，镇上便设有两广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在两广处于强势地位的广府话自然成了最佳选择。这是永安村外方言使用的大环境。

17日上午，考察小组到达永安村。村支书帮忙找来村中年纪较长的黄乃明（73岁）、苏善霖（81岁）两位先生，小组成员在村委会会议室对其进行访谈。长期从事移民史研究的范玉春老师在访谈中注意到方言问题，她就本地军话的分布范围等问题向两位老先生询问。两位老先生回答的合浦县军话分布范围与丘老师的《军话研究》所述基本一致，比较大的分歧在他们认为海战村不说军话，沙田镇只有对达村一带的部分居民说军话。这显然是基于语感判断的，并不一定准确，合浦军话的实际分布范围还有待后续补充调查。

另外，两位老先生都表示，他们记忆以来的永安村经济结构便是以水稻种植业为主，村民缺乏渔业的传统。即便有从事渔业的，亦是半渔半耕，并没有家口随船，生老病死都在船上的情形。这意味着，北海市文史工作者范翔宇将永安军话视为家话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学界公认的北海家话有两种：一是海城区外沙一带船民说的方言，外沙家是清代迁徙至此的;二是银海区侨港镇越南归侨说的方言，侨港家是1979年越南“排华”事件的难民。像乾江说廉州话的渔民和涠洲的客家人，都不应被视为家。这种将北海市的渔民均贴上“家”标签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只是为助力旅游开发。

17日下午，我承担起永安军话的调查任务。调查地点在永安村的游客中心，对象为游客中心的两个保安。据村支书介绍，他们均符合我所说的发音合作人条件。我跟他们的交谈是以白话进行的，即我用白话念某字，他们告诉我这个字在永安军话中的读音。因为时间有限，加上我之前从未涉足闽方言调查，经验不足，对永安军话的语音调查没有使用《方言调查字表》，而是使用《方言声韵调例字表》，词汇方面则调查一些日常生活用语，语法方面仅涉及代词问题。调查完成后，我将之与丘老师的研究成果进行比对。

军话的源头是官话，这点学界已有共识，今日的永安军话也确实可以看到北方方言影响的痕迹。从语音上看，中古遇摄合口一等字模韵部分浊声母字今读韵母为u，且声母不送气。止摄开口三等字脂韵的一些字今读韵母为  ，如四、肆、死、字等。山摄开口一等寒韵见、晓两组字，今读韵母一般为an。这些特征均与普通话同，而與粤、客、闽方言异。从词汇上看，永安军话的第二人称单数为你，读音为ni，调值为31，系动词为是，表示“我和你”的“和”说“跟”，表示“看”的动作说“看”，“衣服”表达为“衣裳”，形容黑不说“乌”而说“黑”。这些都与北方方言接近，而少见于粤、客、闽方言的特点。

不过，现在的永安军话是一种闽方言成分较多的军话，这可能与明代洪武年间朝廷征发福建丁壮充实包括永安守御千户所在内的沿海卫所有关。从语音上看，永安军话无轻唇音声母f，中古非、敷、奉母字的今音声母或是重唇音p、ph，或是喉擦音h。知组声母部分字在永安军话今读声母为t或th，匣母部分字在永安军话中今口语音声母为k或零声母，云母部分字永安军话今读声母为h，上述语音特点都与闽方言相近。

18日上午，按照事先的分工，我继续关注方言，随机与过往村民进行交谈，并向游客中心的导游咨询村中的情况。永安村是一个很大的村，这是因为它是明代永安守御千户所的所在地之一，当时筑有永安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一度被设立为“永安公社”。时至今日，城墙基本不存，但村民的自我认同中还有“城内人”“城外人”之分。不过，村民对于祖先的历史记忆基本为祖上自福建迁徙至此，而且时间往往只能追溯到清代。考察小组其他成员的调查报告表明，目前永安村各姓祠堂能与崇祯《廉州府志》军户记载对得上号的只有来自河南项城的于义，而“直隶”军户早已不见踪影。因此，我对于永安村居民以正月十四为“小年”的习俗是受“直隶”军户影响而来的观点持保留态度。离永安不远的合浦县城就是以正月十五为“小年”，这与南京完全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永安的情况不大可能是一种变体，应该另有来源。

这就不难理解，一些附会的说法为何得以流行。如《合浦县地名志》称永安得名于建村时人们渴望永久安宁的美好愿望，全然不知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朝廷出于防备倭寇的军事需要，将永安守御千户所由石康县安仁里（今合浦县石康镇）迁至合浦县海岸乡这一历史事件。而《走马文化北海》一书称永安军话源自清代在此驻守的福建籍官兵。完全没有历史依据的是村中一些文物（如大士阁）保护碑上写的宋代便有永安村的说法。永安之名自然是缘于永安守御千户所，此前则称海岸乡。乍看之下，似乎海岸乡就是永安村的旧名，海岸乡的历史就是永安村的历史。可问题是古代海岸乡涵盖的地域较大，并不单指今天的永安村，且海岸乡的历史仍是模糊不清，宋代便有的说法于史无征。至于大士阁的建筑风格保留宋元遗风，则更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现代也有不少仿古建筑，总不能说这些都是古代建的吧。

永安村的民系较为单一，据带队的女导游介绍，村民基本都是说军话的。村中一些店铺虽打着“客家”的招牌售卖食品，但其实都是本地人在运营。另外，因为永安军话的流通范围较窄，所以村民一般都会说附近其他村的方言，如客家话、海边话等。不过，本地人日常与外界的主要沟通方言还是白话。出乎我意料的是，永安村居民说的白话与山口镇上存在差异，从语感上来看，更接近对岸的南康白话。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山口镇那种偏向广东话的口音是后起的，这反映历史层次的叠加;二是南康镇曾为珠场巡检司的驻地，永安城的官兵常要在两地间换防，他们的白话受南康白话的影响更大。

在走访时，村里有居民对我表示：“军话”就是官话，这是讹读的结果。然而，其他村民对他的这一说法不以为然，因为永安军话中“军”“官”二字读音并不相近。不过，这种说法的存在可能解释了永安军话为何没有随着卫所制的消亡而消亡的原因，系由对“军”或“官”的想象带来对自己方言的自豪感。同时，明代朝廷普遍会在卫所设立卫学。崇祯《廉州府志》提到了永安社学，永安社学正是位于永安城内，由海北分巡道佥事林锦所建，服务于军户子弟的教育。这种教育机构的设立，同样有利于语言的巩固。另外，山口镇复杂的方言格局导致本地缺少一种强势方言，白话只是山口镇上的“通语”，辖下各村则继续说各自的方言，这或许也为永安军话的长期流传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18日的调查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在村中偶遇一名从广西师范大学毕业的女生。她热心地带我们参观她家附近的一口古井，并向我们详细介绍她所知道的历史信息。这口井距离海边不远，站在那里，我看到对岸有一个村庄。她告诉我，那是同样说军话的沙尾村，隶属白沙镇，两个村子间常有婚姻嫁娶。这就是真正的历史现场，我之前看地图时老觉得两个村之间有一段距离，隶属的镇不同又加深这一错觉。实际上，两个村之间只隔着浅浅的一片海，这就不难理解军话扩散的区域范围。只是这种扩散究竟是单纯的移民，还是和军户屯田有关，就有待学界后续研究的檢验了。

（合浦县的主要汉语方言廉州话属于粤方言这点学界并无争议，因粤方言在民间通称“白话”，故一些调查报告将其称为廉州白话。事实上，操持廉州话的居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方言是白话，合浦县居民日常语境中的白话指的是北海话、钦州话、南宁话这类与广府话较为接近的方言，即广西大学林亦教授主张的沿江白话片。基于这些考虑，本文不将廉州话作为“白话”看待）

作者单位：合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