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有春

2020年8月11日第五十三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为了隆重表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弘扬他们忠诚、担当、奉献的崇高品质，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决定，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女）“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在9月8日举行的授勋表彰大会上，大会颁奖词中盛赞钟南山为“国士”。9月8日晚，钟南山院士连夜从北京返回广东广州医科大学，受到了学校师生员工们的夹道欢迎，欢迎人群高喊并打出横幅：“南山风骨，国士无双！”以此表达对钟南山院士的敬意与祝贺。早在全国与新冠肺炎疫情抗争的始初阶段，在“武汉保卫战”打响的时刻，国内就有人称钟南山院士为“国士”，体现了国人对抗疫英雄的崇敬心情。

称钟南山为“国士”，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传承与弘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作为一个阶层，经历了一个词义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大的过程。“士”最早代表的是有知识、有文化、有作为的少部分人，他们是比卿大夫低一阶的贵族成员，是最早协助天下共主及后来的“天子”掌管刑狱断讼、主政一方的人。《尚书·周书·多士》篇，是周公在辅佐周成王时，于周成王七年三月准备迁都成周洛邑时，“迁殷顽民”前，对原来的殷商旧臣进行的训话，体现了我国早在殷商时期就注重对前朝旧臣择优任用的传统。《诗经·大雅·文王》有“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句，说明“多士”们对于统治阶级政权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到了春秋末期，“士”阶层逐渐扩大起来，“士族”“士大夫”阶层仅次于公卿阶层，他们要为诸侯国国君乃至周天子效力，他们仍然是统治阶级中最低一层官员，有的以俸禄为生，有的有食田。《国语·晋语四》中有“士食田”一说，经济收入、生活来源有保障。

到了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政治集团为了自身利益和势力拓展而“养士”的风气，“战国四公子”——楚国的春申君黄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齐国的孟尝君田文，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地内养士，当然也包括混饭吃的“食客”。正因为如此，“士”的成分也变得复杂起来，有的是著书立说的儒士、学士，有的是纵横论辩的策士，有的是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的是会“望气”的阴阳历算方士，其中也不乏“鸡鸣狗盗”之徒。

战国后期，尤其是秦汉时期，“士”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是专指脱离生产劳动、以读书仕官谋生的人。“士农工商”即指古代的“四民”：读书的、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

“士”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象形文字，由它组成的词汇十分丰富，并且以褒义居多，诸如：志士、烈士、壮士、勇士、将士、战士、博士、硕士、学士，不一而足，后来由于女性的社会角色不断增加，出现了男士、女士等统称。在众多“士”中，不为人们常道的是“国士”与“天下士”两种类型，因为这是两种规格最高的对“士”的礼赞。

我们先说“国士”。北宋黄庭坚在《书幽芳亭》中曾对“国士”有过解释：“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 统观史乘，在古人眼里，至少有三种人可以称得上是“国士”。

第一，指一国中最有本领、最可信赖的人。据《左传·成公十六年》，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国在分析楚国的军事力量时，“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这里的“国士”即指参加一线奋勇厮杀、本领超常的将士们。

又据《战国策·赵一》，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晋国的智伯（亦作“知伯”）被赵襄子杀死，其头颅被赵襄子制作成饮酒器来使用。晋国有一个名叫豫让的人一心要杀死赵襄子，为智伯报仇，因为智伯生前对他特别好，史书上用“智伯寵之”来表达。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那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传世之声，就是豫让当时发出来的。豫让要当一名刺客。他经过变姓埋名、自刑变性、入宫涂厕、漆身为厉、灭须去眉、吞炭为哑等残酷的易容、易貌、易声等“自残”手段，想接近赵襄子，出其不意杀死他，但都被赵襄子一次次识破而不能得手。这天，豫让知道赵襄子外出，必经一座桥，就事先躲到了桥下，伺机刺杀赵襄子。谁知赵襄子的马走到桥边时就惊叫起来，赵襄子猜测，豫让一定藏在桥下，就让人把他请出来，问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暗杀他：“智伯已死，子独何为报仇之深也？”豫让回答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这里的“国士”即指才能、名声覆盖一国的人。

第二，指一国中最勇敢、最有谋略的人。《墨子·公孟篇》中有：“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也。今子非国士也，岂能成学又成射哉！”《荀子·子道篇》中有：“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非无力也，势不可也。”清代学者王先谦“集解”释为：“国士，一国勇力之士。”另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萧何在向刘邦夸赞韩信时说道：“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明代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中也有“今以将军与荆州刘表俱有国士之风，故来相请耳”语。

第三，指一国中才华、才情最为出众的人。《三国志·魏书·陈登传》中刘备对许汜说：“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出生于江苏扬州高邮的秦观秦少游，也曾被当时的人们冠以“国士”美名。“东南淮海惟扬州，国士无双秦少游。欲攀天关守九虎，但有笔力回万牛。”这是北宋诗人黄庭坚在《送少章从翰林苏公余杭》诗中对秦观的高度赞誉。南宋诗人杨万里在《过高邮》诗中也有：“一州斗大君休笑，国士秦郎此故乡。”

与“国士”词义相等或略高的才德非凡之人，在古人那里，是用“天下士”三字来赞誉表达的。

在我国历代文献中，被人们称为“天下士”的有四人，一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鲁仲连，二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范雎，三是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虞翻，四是明代苏州人王鏊。

1.“鲁仲连义不帝秦”，曾是战国传布很广的美谈。据《战国策·赵三》“秦围赵之邯郸”节，齐国人鲁仲连游历到赵国，适逢秦国大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魏国求援。魏国将军晋鄙率领的魏军又不敢贸然前来救赵，只是将军队驻留在荡阴这个半道上;魏王同时派一个名叫辛垣衍的将军来到邯郸，在平原君赵胜的引领下见到了赵王，劝说赵国派遣使者到秦国去“尊秦昭王为帝”，这样秦国就可以罢兵，赵国也可以解围了。正在赵国犹豫不决的时候，鲁仲连游历到了赵国，听说情况后，对平原君赵胜说由他来把辛垣衍打发回去。辛垣衍听说鲁仲连要跟他对话，对赵胜说：“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仲连先生也。”但赵胜对他说已经替他答应了鲁仲连。就这样，辛、鲁二人见了面。双方就尊奉秦国为“帝”的利害关系进行了一场辩论，鲁仲连通过旁征博引、类比推理、层层辨析、指陈利害，最终使辛垣衍心服口服。《战国策》是这样记载的：

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

刚好，这期间魏公子无忌夺得晋鄙军权，“窃符救赵”，魏赵联手，击退秦军，赵国危机得以解除。

《战国策》中的这一部分内容，被司马迁全部吸收到《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只是将“辛垣衍”写作“新垣衍”。平原君赵胜想给鲁仲连封官，但鲁仲连辞让再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答谢，以千金为鲁仲连祝寿。鲁仲连笑着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鲁仲连为了天下太平，不图名、不图利，到外奔走游说，比起张仪、苏秦这些纵横家来，不知要高尚多少倍，所以他在当世不仅有“高士”之誉，更被人们尊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士”。

2.关于范雎，其事迹见载于《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范雎是魏国人，家里很穷，但满腹经纶，一心想游说诸侯，便投靠到魏国中大夫须贾门下。须贾奉魏昭王之命出使齐国，范雎作为跟班，也来到了齐国。以须贾为“团长”的魏国使团在齐国停留了数月，也没有被齐襄王接见。齐襄王听说魏国的使者中有一个叫范雎的人很有辩才，就让人专门赏赐黄金十斤及牛肉、酒给范雎，表示对他的欣赏，但范雎坚决“辞谢不敢受”，并且将此事及时向须贾作了报告。须贾觉得自己作为访问团“团长”，齐国不放在眼里，反而对跟班的范雎如此厚遇，心中十分恼火，史书上用“大怒”二字。须贾不但不表扬范雎，反而认为肯定是范雎出卖了魏国，把魏国的秘密暗中通报给了齐国，所以才有此丰厚的馈赠。须贾让范雎把牛肉、酒收下，把黄金退给齐国，立即打道回府。回到魏国后，须贾将此事告诉了魏国丞相魏齐。魏齐一听，也是大怒，让人鞭打棍击范雎，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牙齿打掉了许多颗。范雎开始还嗷嗷叫，后来只有呻吟声，最后只好装死。魏齐让人用苇席将范雎裹卷起来，拖到厕所，扔在一边。然后那帮人开始喝酒庆贺，喝醉了到厕所撒尿，就尿在范雎身上，他们以为范雎已经被打死了。

范雎终于醒来了，他从裹席中发出微弱声音，向厕所守卫者求救：你如果放我出去，我将来一定会重重报答你。看守厕所的人去向魏齐请示：把苇席裹着的那个死人给扔了吧。已经喝醉了的魏齐同意了。就这样，范雎捡回了一条性命。逃出来后，范雎到处躲藏，更姓换名叫“张禄”。他后来逃到秦国，被秦昭王重用，拜为客卿，专门负责军事谋划，又被封为应侯。魏国人知道现在秦国为相的那个人很厉害，名字叫“张禄”。秦国军事日益强大，准备攻伐韩国和魏国，魏国派须贾到秦国来谈判求和。须贾与范雎，在秦国实现了戏剧性会面。范雎脱下国相服装，“敝衣闲步”来到须贾下榻之处，须贾惊奇范雎竟然还活着，又见其挨冻受饿的样子，就让他坐下来吃点东西，“取其一绨袍以赐之”，对范雎表现出怜悯同情。第二天，须贾准许见秦昭王时，才知道“张禄”就是范雎，吓得“肉袒膝行”，并通过范雎的门下人来说情向范雎请罪。范雎列数了须贾三大罪行，并在招待客人吃饭时，让须贾坐在堂下吃“豆”类粗食。双方恩怨至此了断。

到了唐代，诗人高适在《咏史》诗中写道：“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诗中的“天下士”指的就是范雎。

3.关于虞翻，其事迹载于《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翻列传》。虞翻是会稽余姚人，先任会稽太守王朗功曹，后又到孙策、孙权身边做事，官至吴国骑都尉。虞翻头脑灵活，思维敏捷，判断是非能力很强，所以在关键时刻，一次次起到重要作用。但因经常“犯颜谏诤”，加之“性不协俗”，又“数有酒失”，所以多见谤毁，得不到重用。有一次，孙权、张昭、虞翻三人在一起饮酒，话题谈到神仙问题。张昭因为年龄稍大些，加之不胜酒力，所以经常被周瑜他们戏谑，这虞翻本来就是个性格“疏直”之人，指着张昭说：“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孙权也在场，虞翻的话把孙权也带进去了。由于虞翻曾数次冒犯孙权，孙权“积怒非一”，这次实在忍不下去了，将虞翻发配到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以东）去当差。

虽然远离了政治中心，但虞翻心态很好，乐观开朗，正好有时间去积极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他一边广收门徒，讲学不倦，门徒常有数百人;一边著书立说，对《老子》《论语》《国语》进行训注。虞翻之前曾著《周易注》，其学术研究能力与水平很早就得到了孔融等文坛大佬的高度赞誉。虞翻的学术成果皆有传世。

到了明末清初，诗人方文在《访孙豹人不遇因题其壁》诗中有“虞翻天下士，知己无一人”句，对虞翻在官場仕途上的失意与寂寥进行了高度概括。

4.关于王鏊，《明史》卷一百八十一《王鏊列传》有记载。王鏊是苏州人，父亲王琬是光化县知县，王鏊16岁那年，随父亲读书，国子监诸生争相传诵其文。侍郎叶盛、提学御史陈选“奇之，称为天下士”。明成化十年（1474年）乡试，第二年会试，俱第一。廷试第三，授编修。杜门读书，远避权势，一直到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才出来做官，任皇帝身边的侍讲学士，充任讲官。针对太监引导皇帝游玩西苑一事，王鏊曾现场向皇帝讲授周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一事，反复规劝皇帝不要玩物嬉戏，“帝为之动容”。后任吏部右侍郎，为国家边境安全建言献策，被皇帝采纳。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任左侍郎，与韩文等大臣联合向皇帝提出铲除宦官刘瑾等“八党”。后迁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位至宰辅。

王鏊曾经对刘瑾迫害侮辱朝臣、先杖后逐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说：“士可杀，不可辱。今辱且杀之，吾尚何颜居此。”在刘瑾当道期间，“鏊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许之”。无力挽救时弊，又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向皇上三次递交辞呈，结果是“居家十四年”，朝廷大臣不断举荐他，他坚决不肯“出山”。七十五岁去世后，朝廷追赠太傅。他所著《性善论》一文，深得王守仁称赞，认为“王公深造，世未能尽也”。唐寅称其为“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王鏊有《震泽编》《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姑苏志》等传世。

王鏊的故居就在今天苏州吴中区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陆巷古村落中，称“惠和堂”。

通过历史上“国士”与“天下士”的简单列举，我们发现，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在生前就被人们所认可，有的人是后人给予的评价。走过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历经民主革命、走向共和，我们踏上了社会主义大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国士”式、“天下士”式人物已经纷纷涌现，尽管被国家层面予以表彰的只是凤毛麟角。时代在呼唤和造就更多的“国士”“天下士”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也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建。

作者单位：江苏省文化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