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育飞

一百多年来，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中，中国人留下诸多出使日记。出使日记内容包罗万象，对域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俗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应当视作近代中国文化中体系性的文献。出使日记天然内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因而具备全球史的意义，应当视作不同文明交流的标本。审视出使日记，外交与中西文明是考察的重点，文化身份认同、文学形象学、传记研究诸多方法是手段，而呈现的研究结果却往往肢解此类文献，有流于碎片化的危险。即便试图将其纳入旅行写作“文类”的考察，也无法从整体上把握这批略显奇怪的文献。整体考察出使日记所面临的挑战，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出使日记的写作者，去思考出使日记在何种历史情境下产生的。

出使日记的撰述者有常驻公使，也有公使之外的使节或下属。通常研究认为，对使臣和使节（以下合称“使者”）而言，撰述此类日记是义务性的要求，这从郭嵩焘《使西纪程》就可看出。然而，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出使日记不全是使者职责的产物。单纯从外交事务角度考察，有可能抹杀出使日记的丰富性。出使日记大量记载使者观剧、冶游诸事，即可见其内涵非外交事务可框定。出使者直面的域外世界往往是彼地整个的文明，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意味着出使者所见所感的是彼地的“历史总和”。即使从狭窄的外交事务角度考察，写作出使日记最核心的动力仍源于中国使者对世界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