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 于向华

摘要：本文以王安忆短篇小说创作为切入点，考量其小说写作的价值、能量及其审美品质，并论述其处理现实生活、经验时呈现出的小说叙事美学和个性才华。多年来，王安忆在稳定的美学趋向上，寻求叙事的变化，体现出独特的精神寄托和美学诉求。我们认为，王安忆在文本中不断重建虚构叙事的可能性，“摆渡”俗世人生的“忧伤的年代”，抵达心灵世界的真实性。这是王安忆写作的悟性和形而上智性，也是当代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一种坚实的走向。

关键词：王安忆;短篇小说;叙事;物理;神界

一

当代作家中，可以说王安忆的长篇、中短篇小说都好。她对不同文体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良好的审美感觉。四十余年来，王安忆的短篇小说写作，始终体现出一种洞烛幽微、举重若轻、深耕细作的能力。从1980年发表短篇小说《雨，沙沙沙》迄今，王安忆在写作十余部长篇小说的同时，还写出七八十个中、短篇小说。她擅于在短篇小说的叙事空间里，将城市或乡村生活的细节、世道人心、凡俗人生的褶皱和波澜，在叙事文本里舒展开来，情节、细部枝蔓横生、意味深远。这让我们在她的文本里，深刻地感受到短篇小说文体所特有的细腻、精致、沉郁和悠远。她的叙述语言与存在世界之间，蕴藏着神秘而绵密的质地和品质，直抵人心深处。王安忆在我们以为的“世俗”的空间里，面对结结实实的存在，发掘人心的幽暗和光泽，将生活的源头活水演绎成一种心理、精神和灵魂的境界。特别是，王安忆对短篇小说理论的思考用心颇深，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可能与她近些年一直在复旦大学为学生开设小说课有关，她在盘点中外大师写作技艺的同时，在做理论的考量;另一方面，她在不同时间段进行短篇小说创作时，结合自身的写作实践，不断地深入探求、反思叙事的堂奥。我们能体会到王安忆对短篇小说的青睐和偏爱。王安忆在《短篇小说的物理》①一篇文字里，对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卡佛、卡尔维诺等国外经典短篇大师的作品进行了详尽分析。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当代作家对西方经典短篇小说“物理”的体会之深、之切。这也照见出王安忆对于短篇小说文体精神性品质的理解，以及向短篇小说大师致敬的虔诚之意。在王安忆的写作中，短篇小说文体更能够聚焦生活和人性，更具有叙述的爆发力和紧适度，它可能让叙述在瞬间生成“核动力”般的震撼力、冲击力。当然，这也与王安忆的语言能力好，趣味不俗密切相关。

王安忆在她的《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中，曾经谈及“小说的定义”：“小说是什么？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②小说肯定不是现实，它是源于作家对他所处的现实和生活的不满意，试图在文本世界里重构一个有异于现实、存在的世界。那么，什么是“人类的神界”？如何从“个人的心灵世界”走向“神界”？而其中蕴藏着作家写作怎样的隐秘和机杼，定然不是能够肆意而武断地进行描述或妄下结论的。这里的“神界”，是作家通过文本打开世界的一个途径，它能体现出叙事主体的格局和信念，也是作家借以建立自己的诗学世界的文化态度。对于短篇小说来讲，这种“物理”，就是靠近生活，寻找生命的意义。“物”在这里具有巨大的包容性、结构性和延展性，这个结构里，甚至包括了文化记忆和历史积淀，而叙述成为一种对存在、现实和人性状态的重新发掘和整合。因此，王安忆有关小说价值、小说意义、小说写作诸多问题的思考，让我们更加意识到她在写作中，在面对生活时，处理经验与文本关系的过程中，体现出的文学叙事伦理和审美意识的扩张性。

无疑，在当代作家中，王安忆是一位具有自己清晰、执著的小说理念和写作伦理的作家。她愿意享受写作给她带来的快乐，也愿意承受寫作本身的寂寞。她说：“写作真的是蛮寂寞的，但是由性格选择的，因为你不是一个积极参与的人，你很害怕生活，那么你就只能过一种假想的生活、虚拟的生活。很多事情看不懂，而很可能的，你的想象距离事实越来越远。很多问题看不懂，这就需要我们想象了，看不懂需要想象。”③这样，我们似乎就能够理解王安忆为什么倡导或恪守一种“工匠精神”。工匠需要依据应有的材料制造产品，并且需要“手艺”，这个“手艺”是指技术层面的东西，而生活经验是另外一回事，处理经验并使之成为文本的内容则是另外一回事。而当作家经验或者材料枯竭时，想象力是否也会随之枯竭？像许多当代作家一样，王安忆持续写作了四十余年，为什么没有停滞下来，不断有自己新的写作路径？这与一个作家的想象力、虚构能力有关，也与作家对现实的颠覆性地重构世界的信念有关。

这时，我们可能不禁会问：苏童的“经验”从哪里来？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妻妾成群》《红粉》《园艺》《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等，毫无疑问都完全是想象力的产物。莫言的“经验”从哪里来？他的“红高粱米家族”和《生死疲劳》《檀香刑》等，这些“抗日”“抗德”和《生死疲劳》里1940年代末的生活，都是莫言所未曾经验的，都是虚构的。这些，几乎都与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一样的情形。《长恨歌》这部小说完全是作家虚构的，但它给我们的感觉则是很“实”的，而且，我们还会强烈地感受到它是作家“怀旧”上海1920年代或1930、1940年代的生活。这些经验恐怕更多是来自现实的激情，他们都渴望将历史、存在的可能性变为“有我之境”，企图将存在的、现实的经验升华为精神性命意。小说叙述的目的，最终要将人们引向何处？更多的、包括前面提及的这些杰出的当代作家，他们写作大量的小说文本，无非都是想从现实的情境走进灵魂的情境，惟此，才是人类精神生活最高级的层面。因此，在这里，作家克服掉自己的“寂寞”，以“工匠精神”重构现实，既需要摆脱职业化可能形成的“固化”“僵化”状态，又要以某种个性化的方式从生活向内心撤退，用自己的符号世界来整理、安排人和事物，并在自觉的状态里完成文学的审美思辨。籍此，以文学文本将人类的精神、灵魂带入高尚、至尊的“神界”。那么，作家叙事的审美逻辑起点在哪里？作家审视生活、存在和人性的精神维度在哪里？具体说，文学叙事如何选择进入生活、存在世界的视角？我曾经提出“视角，是小说的政治学”的看法。就是说，对于作家而言，只有选择一条进入灵魂世界的通道，才能将所谓“个人经验”转化、升华为叙述文本的终极目标。实际上，书写生活和人性的丰富性，开掘出人性真实的、气正道大的“神性”，无论作家的“材料”来自何处，经过作家精神过滤和整合的经验呈现，必然都是对一个时代人类状况所作出的哲性反思。这是一种来自心灵的对“物”“象”“事”感悟后所发出的声音，作家渴望将这种声音传播、发散出去，飘向另一个心灵深处。

无疑，这一点上，王安忆与作家阿来亦有相似之处。阿来的写作，总是在寻找着一种声音，或者，在等待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仿佛一种天籁之音。同时阿来也在努力地制造一种声音，其中，凝聚着非常大的灵魂的力量，它或许是那种能够扭转命运和宿命的神奇之力。阿来曾经引用佛经的一句话，来坦言自己的写作梦想：“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历史感和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行间”④。也许，正是因为声音聚集着叙事者的血液与情感，就会平实而强大。我们可以断定，一篇好的小说的诞生，一定是一部获得某种神示的诗篇。这其间，作家将生活经验、情感经验诉诸文本的时候，必然会选择属于自己的途径和方式。这时，我想到贾平凹写作长篇小说《山本》时所采取的“佛眼”叙事视角。在论及他的《山本》时，我曾谈道：“在叙事学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极其具有‘民间性、‘佛性、‘佛心、‘佛眼的‘超级叙事者。正是这个‘超越性视角，决定了这部作品的形态和生命力。这样，我们就会深刻地感受到《山本》最大的突破，就是解决了自己叙事伦理的问题。也就是在写作中，尽可能地沿着事物自身发展变化的路径和可能性去呈现，不再去对历史和现实做出肆意主观、武断的判断。天、地、人的自然状态，俗世、乱世中人的生死歌哭，也获得了超越主观预期或先行定位的判断，并且非常自然地呈现出来。……以往，诸如历史究竟该如何呈现？文学究竟应该表现怎样的人性？这样的问题，经常困扰、束缚我们的想象空间和审美判断，而‘超越性视角则可以让叙述走上一条更符合审美规律的道路。”⑤而余华小说创作秉持的叙事伦理“对一切善和恶的一视同仁”，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以及大量中短篇小说叙事中，皆有一贯性的体现。在我看来，同样可以理解为作家叙事姿态和“超验视角”对作家自身、现实本身的超越。以上所述，是否可以视为中国当代作家，试图在文本世界里“开拓人类神界”所作出的努力和实践？

近四十余年来，王安忆笔耕不辍，始终保持着极为稳定的创作量。在持续地、极好地保持长篇小说创作状态的同时，还写作出许多高水准的短篇小说佳作。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短篇小说写作，更见作家整合生活、经验和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个人功力。尤其可以审视作家迅疾地捕捉时代变化和人性嬗变的机敏和智慧。以下的论述，也是我们从王安忆近年短篇小说写作的实践出发，来进一步阐发王安忆小说写作追求“神性”价值的深远意义。

二

王安忆在经历过自己漫长的、追梦和梦醒的“雨，沙沙沙”时代、“三恋时代”、“纪实与虚构”和“長恨歌时代”以及“启蒙时代”之后，她在21世纪写下的一批短篇小说，无疑已经抵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发廊情话》《天仙配》《酒徒》《厨房》《姊妹行》等，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短篇小说。在这里，我们无意梳理王安忆小说创作的整体发展轨迹，而主要试图通过王安忆短篇小说写作所表现出的“扭转”生活的能力，感受和判断王安忆如何透过俗世生活的纹理，想象、重构、发掘存在世界和人性，以及作为一位杰出作家，其写作主体的能动性，穿越现实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要勘察王安忆发掘理想人格、品行或触及人的“神性”所作出的努力。实际上，短篇小说对作家想象力有极高的要求。在一个文学式微的时代，短篇小说何为？这种文体既是对作家的精神、叙事伦理考量，也是一个时代文学品位何如的标志。

可以说，《雨，沙沙沙》是王安忆第一篇写成人的小说，它意味着王安忆正式步入小说写作，正因为写了这一篇，她仿佛一下子打开了一个渠道，源源不断地写下去。之所以“能够一下子顺畅起来，则是因为‘雯雯这个人物是与我个人的经验有关，这是一个幸运的开头，给感性以空间。好在，那时候小说的纪律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松懈，所以，感性又不是无度地扩张，不会太任性，还是在一个制约里，这于我的发展是很有益的”⑥。王安忆格外珍爱这篇小说，因为，她在描述一个女孩儿雯雯刚刚步入“红尘”时的细微体验，由此也“开启”她自己解读世界的情感与理性之门。我重读这篇小说的时候，特别注意到王安忆的叙事视角和写作主体“站位”。包括后来的“雯雯系列”小说，叙事与王安忆的个人经验是对应的，这个时候，作家王安忆对个人经验的依赖性主导着她的整个写作。当然，这也是王安忆接近写作良好状态的开始。像现在一样，那时的王安忆，除了写作的诉求之外，没有任何俗世的功利心，能够从容抵御文场的种种诱惑。正是这一点，使得写作的行为本身就变得简单起来，因此，铸就她专心“深耕”生活的决心。

可以说，《发廊情话》这篇小说，描述的是一个纯粹的世俗世界。“发廊”“小姐”“客人”构成一个奇异的、特殊的世界。在这个“杂乱”的所在，王安忆绵密的文笔，细微和敏锐的感觉，都发挥到极致，她对一个发廊空间的工笔细绘，使整篇小说像是一席浮动的油彩，传神而逼真。我们能够感受到发廊内部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呼吸到发廊内的独特气味和浓浓的个性化气息。同时，我们还在王安忆的叙述中，能够体会到的一种从容、不拘泥的情境抒写。她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就把上海一个嘈杂小街上的人心世相讲透了。她的文笔，是通过每一位“客人”的声音、语气、神情和细微的动作一点点氤氲开来的，似乎是温吞的，根底却老辣无比。她无需任何铺展，只在人物的衣着或一个微小的动作上，就窥视到了他们各自的来路和个人历史，洞悉出他们与这座城市的来龙去脉、独特关联。这个短篇小说的题目，虽然叫《发廊情话》，但是，我们却从中看到大上海的市井、市民的“风俗史”“生活史”的当代现实情境。在看似随意的“发廊闲谈”中，我们对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增加了更为精微的理解。在那个发廊中，我们不仅仅看到那个苏北的理发师傅，安徽的洗头姑娘，还有那个有故事的淮海路“气质”女性的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讲，王安忆一直在做这座城市的“心灵考古”工作。进一步说，王安忆的小说叙事美学，绝不依赖于什么具有强烈的爆破性的情节，去呈现某种叙述的力量，而是采取绵密和看似随意的点染、浸入、渗透，挥发出叙事艺术那种绵长、耐人寻味的劲道和气度。叙述上，文字呈现的情境，既没有书斋气，又能适度地释放出民间的市井味，款款然，幽幽然。这是一篇“四两拨千斤”的小说，“大上海”“小世界”都是人性伸张的背景，每个人的命运、遭际都在自我“讲述”中，渐渐浮出水面。在这里，理发、洗头、聒噪、闲聊、“饮食男女”，在“发廊”这个具有时代象征意味的场域，“大世界”和“小人生”的存在之痒，在这样一个人生的“喧嚣之地”，发酵出复杂的、枝蔓横生的“故事”。无论怎样考量王安忆这篇小说的写作意图，它的魅力都产生于一种真实的在场。人性的狭窄、逼仄，大上海街巷里的经典“味道”，在这里都尽显无遗。

我认为，《酒徒》是王安忆最重要的短篇之一。最初读《酒徒》的时候，我就格外惊诧：王安忆何以能将“酒局”“酒场”“酒徒”这样最极端的俗世情境写得如此精彩、精到，可谓是荡气回肠，令人震撼。应该说，我难以想象王安忆是怎样将“酒”的功课做得如此深透和谨严，又如此“专业”地理解酒、酒局、酒徒的俗世涵义。在一个物欲和俗世道德观念笼罩的环境里，如何呈现一个嗜酒却具有高度自控能力的、有涵养、有气度的“酒徒”，具有相当大的难度。酒徒，本来是一个充满揶揄成分的词语，它是与“俗”划等号的。可是，在王安忆的笔下，这位不俗的酒徒，在这酒里酒外竟然成就了一个俗人、一个平凡之人的人生乐趣和生命尊严。我的理解是，酒徒，是一个具有致敬意味的、原本没有丝毫贬义的词语。酒徒，截然不同于“酒鬼”“醉鬼”之类，它似乎更接近“天徒”的理念。现在看来，我们是不能真的仅仅以“酒徒”之名看待这个人物形象。确切地说，“他”是一个奇特的“饮者”。虽然，通篇王安忆没有给他一个名字，只取第三人称“他”作为这位被叙述者的名分。在这里，那句“惟有饮者留其名”的千古绝句，似乎与之有意无意地构成某种反讽。显然，王安忆书写的并不是醉鬼或酒鬼，而是要写出了俗世间一位真正的“饮者”。这个“饮者”与酒这种神奇的事物的默契，令人钦羡不已，两者相生相伴，浑然一体，端起酒杯斟酒时那经典的生死一“线”，以及“然后将酒杯轻轻一撂，两手相互抹了抹袖子，完了”，引申出无尽的深意。他永远是酒场的灵魂和“定海神针”，他深知酒道之深浅，但从不逢场作戏，而是尽享酒之魅力，尽享美酒人生，正可谓端起酒杯，就是拿起人生，放下酒杯，不能豪饮时，更懂得怎样悄然离场。既不黯然，也不神伤。有他在，酒的“场域”里必然获得生机、活力和神奇的呈现。这不仅彰显出这个所谓“酒徒”的凡俗与不俗，也多少让我们意识到、感知到他不可思议、超凡脱俗的神性。对于“他”，仿佛“酒界”就是“神界”。

《酒徒》让你感觉整个短篇小说，仿佛都被晶莹剔透、圆融的酒体滋润过，醇厚、美妙、神奇的香气在字里行间发散出来，立刻让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在这个短篇文本中，王安忆任由叙述按着“自己的节律”一味地前行，人酒一体，物我两忘。小说写出了人生的内敛与张扬，以及自我、人性把持的“度”。“他”与那个年轻的后来者的相遇，拓展了对“酒徒”心迹剖露的敏感度和强度，使叙述极具穿透性。王安忆把“酒局”写成了一场戏，一盘棋，一个战场，一次生命之旅，风云际会，波诡云谲。其间的规则、秩序、章法、心理、情绪和随机变化，就像一场梦幻或宿命的体验。我们说，王安忆讲究短篇小说的“物理”层面，也许就是叙述在人与物之间建立起一个可以摆渡的、自由而自在的、充满“灵性”的空间。可以说，王安忆借“酒”和“酒局”写出了一种生命状态和存在方式。或者可以说，她写出了“一个人明白的一生”，以及丝丝缕缕浸透出来的、渐行渐远的、逝去的惆怅，也写出了两代人之间的心理、精神和灵魂的安放方式，那“斟酒”的颤动，似乎在揭示人与物之间、人与时间、人与现实之间潜在的平衡和失衡。

这篇小说最大的特色，就是王安忆有条不紊、从容不迫的叙事节奏，与小说故事、叙述或情节推进的节奏产生了和谐、“共振”，也是近年来人们喜欢讲的所谓叙述的“及物”形态。在这里，王安忆显然找到了一个日常的外部形式，或者说，发掘到一个能够与想表达的内在东西非常和谐的“物质外壳”。这个“物质性”的东西，就是俗世里的、能支撑起作家灵魂高蹈起来的信念。所以，王安忆并不满足对于“人间烟火气”的俗世层面做精确的表达，她最终还是要将叙述推向理性的哲思。对此，若干年前曾有学者指出王安忆叙事上的审美“偏离”，质疑其小说表现的具体感性与哲学思考的抽象思想，在创作中生成的“理性化倾向”。认为王安忆自觉的“哲学”走向，特别是价值判断，与叙事、语言、文字的“太精、太细、太密以及过度专注细部的精雕细琢，没有给文本留出足够的想象空间。并从写实的角度，指出王安忆在作品中“执著或局限于日常生活的范围”“日常生活的乌托邦成为小说整体结构形态之封闭性的基础和内涵”⑦。在这里，我们恐怕还是要回到“小说是什么”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讨论作家小说理念、审美方式的差异性。长久以来，小说叙事的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形象思维中蕴籍的“理性元素”等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外作家的写作。实际上，王安忆确是一位擅于“控制”自我、感性和写作激情的作家，她的写作实践已说明“日常性”“感性”和理性之间，并不构成悖论关系。其实，最需要作家自觉把握的原则，可能就是如何在文本中找到人的世俗性通向崇高“神性”的途径。这也应和王安忆写作的诉求：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人类的神界。所以，作家的写作，充盈着这种理性的“暗示”和引导，就显得十分必要和必须。

从上面谈及的两个短篇，我们多少已经能够体悟到王安忆小说的细部或叙事空间状态。王安忆的叙述，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显示其文本的张力的。王安忆以她特有的轻盈的、珍视日常生活和平凡人生的目光，审视和呈现变动不羁时代的跌宕人生和命运。

虽然，王安忆与四十余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一道成长起来，涉过不同时期和阶段的“潮涌”，但是，王安忆始终不是一个文学的“弄潮儿”。对于王安忆，想“归类”的文学史，都难以将其划入任何门类之中，也无法贴上某种标签。这就使得她拥有更大的自由度，没有负担和顾虑，也不受什么“方法”的限制、拘束，更多的时候都是处于很自我的写作探索状态。“别人都说我几十年来有过很多变化，其实我说我从一而终，我没有什么变化，我就是一个写实者，一直写实。对于写实的作者来说，可能对亲近身边那些活跃的生动的表象是感兴趣的”⑧。我们注意到了，王安忆感兴趣的是“那些活跃的生动的表象”，而她的所谓“写实”则是要奋力超越表象的。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王安忆并不避讳自己对现实或“材料”充分的依赖，贴住现实、存在来写，貌似有些“笨拙”，没用“巧力”或表现出轻盈的能力，但是，这样直接处理材料和经验，裁剪生活，生活的日常性、凡俗性被凸显，经由作家的“转化”、“化解”，也容易被處理成“不日常”的形态。而这种文本呈现出的民间社会的“非日常性”，就是文学最想企及的东西。那么，直接主宰作家选择的动力，那完全是作家内心想让现实飞扬起来的气质。

王安忆觉得很需要解释写作中“笨拙”“巧力”“变化”这些东西。张新颖认为：“我们很容易把艺术家想象成天才，人们愿意讲这个东西是什么神来之笔啊，讲无迹可求啊;而工匠就不是这样了，如果我是一个工匠，我一定是，比如说有一定的程序，我要技术熟练。”⑨我们看到，在王安忆的小说中，语气、语感和叙述节奏，共同制造出一种内在的舒缓和从容。那么，强调作家自身心灵的力量和方向，特别是，在寻找存在世界可能性时避免个人性的丧失。张新颖在与王安忆的《谈话录》中强调：“叙述者不是强迫叙述行为去经历一次虚拟的冒险，或者硬要叙述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某种新的可能性。不，不是这样，叙述回归到平常的状态，它不需要刻意表现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⑩其实，更多的时候，小说的叙述与叙述对象，在王安忆这里是合二而一的。王安忆也始终秉持着朴素的小说观念，她认为，“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11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一定的叙事的“自觉性”和叙事姿态，还是存在于写作的整个过程之中的。

当然，王安忆没有忽略叙述中那个迥异于叙事者的“他者”的存在，“他者”是作家的创造对象，正是因为“他者”的存在，才使得自己保持对以自我覆盖生活的丰富性和可能性的高度警觉。而且，也可避免自己在写作中“匠气”的滋生。

三

王安忆从没有刻意让自己的小说“变成”寓言或隐喻，但是，故事和叙述所呈现并显示出的整体性的情境，往往会构成某种“编码”或意象，个别的、具体的“物象”“情节”“细部”，在一定层面上获得抽象的普遍的敞开，表层的、感性的与深层意蕴有机交融，使有限的场景、经验、人生体验、故事，上升到无限的精神领域或灵魂层面。一般地说，让小说文本进入到较高的精神、灵魂层面，将事物引向更高“级别”的呈现结构，必须注意和发现生活本身的逻辑与小说叙事的逻辑之间存在的隐秘关系。我认为，文学叙述本质上就是对于存在世界的“修辞”。这种“修辞”既直面生活、存在，也要直面人性的状况。因此，作家诉诸文本及其呈现的情景和本质性问题，必然是灵魂的冲突，道德的困境。而作家写作的自我超越性，就在于如何把握诸方面的关系。“我现在要求的逻辑是从现实生活摹写过来的，我们也相信和承认它是合理的，这就是一个前提”12。但是，在现实和文本之间，小说虚构的逻辑，在充分汲取现实生活的“物理”成分之后，就要建立起一个文本叙事的逻辑，而它一定是从人的日常性、有限性走向具有诗学、哲理和神性的结构之中。而叙事的尽头，或许是一种逻辑的消弭，另一种逻辑的建立。

在这里，我们仅以《天仙配》为例，体悟王安忆把握生活的能力，感受王安忆在短篇小说写作中，处理经验、“故事”、虚构、修辞之间关系时的分寸感、紧适度，以及文字、思想对于生活的穿透力。可以说，《天仙配》是一篇虚构力极强的文本。一部小说的品质里有无“神性”，取决于作家叙事的视野、表现的灵动和睿智与否。这里的所谓“神性”，实质上就是我们强调的面对世界的“物理”能力，或“及物性”，就是作家越出一般性审视、判断生活的边界，发掘出能将事物带入“神界”的存在的诗性。我们感到，这篇小说写出了现实和历史的双重迷茫，写出了俗世“民间性”和“迷信”的强大，也写出了人的执拗、偏狭、淳朴和无奈，以及一股来自个人的“怀旧”的力量与民间的、世俗的文化对撞。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发生在乡土世界的故事，但其中渗透了作家对历史、文化、民俗之间相互纠结的盘诘，我们在这篇小说里，也感受到王安忆在叙述中“扭转”生活的能力。很难想象，一个十八岁年轻人在家乡的意外身亡，能与一位数十年前在战争中受伤后掉队的女兵构成一种特殊的关联。历史和现实，居然因为那位樊姓“老领导”对昔日一起参加革命的恋人的一丝怀念和忧伤之情，鬼使神差般地“不期而遇”。似乎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刻意”的安排，但是，所有故事又都发生在意料之外。一个富有一定传奇性的革命小战士，在流血牺牲半个多世纪之后，被“他者”的记忆和需要所“唤醒”，继而被“冥婚”，又被“迁移”至烈士陵园。说到底，这是一个讲述“离散”和“聚合”的充满悲情的故事：一方面是革命年代的一对恋人，被战争无情地拆散，女战士李玉书牺牲，从此与男友阴阳两界，半个世纪过去，一切似乎都已经被时间淹没掉，这可以视之为“分”;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孙喜喜遭遇不幸，村长为拯救丧子的孙父孙母，按乡间习俗安排孙喜喜与李玉书冥婚，这又可视为“合”。最后，因为“樊领导”的出现，这一切又开始悲情交加，沉重不已。像一次叙事内爆，仿佛暗示着历史并没有被时间和空间所“切割”，历史和现实总是在某种契合点得以“缝合”，抑或人性深处的一次“罪与罚”的灵魂救赎。也许，我们无法猜测王安忆为何要虚构这样一个别出心裁、波澜万状的故事，但王安忆写作中流露出的“神性”气质，可谓是接近“神界”的。它指示着一种善良、一种伤悼，保持记忆，反抗遗忘的虔诚之心，以及践行文学对历史不仅是还原过去，而且是“创造过去”的审美路径。小说取名“天仙配”，意味深厚，引人深思，这种颇具“冷幽默”意味的题目，似乎在缓解叙事本身的滞重性和压抑感。

在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王安忆叙述中独特的语感，它在文字里，体现出属于一位作家生命深处的近乎内化了的个性化语言。它是一种“原生性”话语，它使作家的叙述，得以自由地穿行于有着一定历史、现实压力的语境之中。王安忆擅于“讲故事”，而且作为叙述主体的叙事人，与作家本人和叙述对象，保持着恰切的距离和介入尺度。当然，有时也会打破现实与主观感受之间的界限，在小说里构建起新的艺术上的“现实”，在叙述学上，可以理解为话语和故事界限，这也是一位作家的文本叙述能够抵达“神界”的重要因素，它体现着作家对于所描绘的整个世界的看法。那些难以言说的、暧昧的“情境”、情思、世俗智慧或现实“拷问”，都构成叙事对传统和现代性的致敬和书写。

总之，“人道”妙微精深，文道不拘一格，这就需要作家上下求索的精神，以至以小见大、“穷极物理”的写作境界。我们从王安忆的短篇小说出发，考量其写作的价值、能量及其有效性，深感她处理现实生活、经验、理性和小说叙事美学关系的个性才能。多年來，王安忆在稳定的美学趋向上，寻求叙事的变化，体现出独特的美学寄托和诉求。我们感到，王安忆在文本中，不断重建虚构叙事的可能性，摆渡俗世人生的“忧伤的年代”，抵达心灵世界的真实性。当然，这是王安忆写作的悟性和形而上的智性，也是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坚实的走向。

注释：

①王安忆：《短篇小说的物理》，《书城》2011年第6期。

②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③⑥⑨⑩12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第262页，第45页，第45页，第49页。

④阿来：《就这样日益丰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⑤张学昕、张博实：《历史、人性与自然的镜像——贾平凹的“世纪写作”论纲》，《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⑦吴俊：《瓶颈中的王安忆》，载林建法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91、597页。

⑧王安忆：《仙缘与尘缘》，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页。

11王安忆：《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1999年第5期。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自觉与新世纪中国文学写作发生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BZW154）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