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运村那次笔会上，我与王安忆初次相见，之后一直主动联系，请她赐稿。我的建议是，新写一部长篇，由它带动，出一套六卷本的《王安忆自选集》。

王安忆说有两个故事想写，一是一个白净秀气的书生的故事;二是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缘起于她早先在《新民晚报》上读到的一则几行字的小消息，说上海新中国成立前夕一次选美大赛的第三名，八十年代某天在沪上寓所被杀。

我听了忙不迭道：第二个！当然第二个！小生戏哪有旦角戏好看！她当时听了只是乐，未做决定。

一天下午，王安忆突然来到出版社。她说长篇已动手，如我所愿，写的正是“上海小姐”的故事，可以签合同了。我这才知道，她早离开上海，一直躲在北京潜心写长篇。这一天，是1993年5月21日。

几天之后，我去王安忆的临时居所签合同。合同文本的稿酬一栏空着，我征询她意见。她非常爽快地说：我们这些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正常标准就行。

当时版税制尚未流行，绝大多数出版社还以千字多少元的方式向作者付酬，作家社也如此。最终王安忆签了字的合同上，稿酬标准是千字三十元。

《长恨歌》1995年写完，当年10月出单行本。发行三万册后，又并入自选集，重新设计封面。自选集发行了三万套，之后《长恨歌》又恢复单行本封面，单独发行，截至合同到期的2004年，共发行几十万册。

至今心里一直觉得对王安忆有愧，以至今日写至此处，一股不安还直往脑门蹿——付给她的稿酬太少了。

《王安忆自选集》合同签订得太早，书出来时，出版行业已普遍实行版税制，同样是1995年出版的《莫言文集》，因为合同是当年所签，便按版税制结算稿酬。我曾向社领导打报告，申请修改合同，多付稿酬。社领导表示支持，但财务部门坚持认为，既然有合同，就该按合同办。争取多日，最后与财务达成妥协，《長恨歌》按一百五十元千字付酬，其他五卷按千字五十元付酬。我当时暗自算了一笔账，按照修改后的付酬标准，折合成版税，只相当于不到百分之三。

王安忆倒是什么都没说。1999年，《长恨歌》荣获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我借着单行本重换封面之由，报请社领导，在当年7月18日与王安忆重新签订一份版税制的出版合同，因为仍在当初合同的有效期内，所以版税标准只争取到百分之八。这是一个记忆精确的日子，因为就在那天，我三十一岁了。

《长恨歌》写完，王安忆大病一场。

那场大病过后，王安忆的创作又上了更高的台阶，在我看来，进入世界顶尖作家行列。中国现当代的作家好像有个通病，大部分人第一部成名作，也便是代表作，也便是其创作最高峰，能不断上台阶的，少而又少，王安忆是宝贵的一个。

2003年，我离开作家出版社，到上海工作。说来也巧，我在上海的合作者，是一个书商，《长恨歌》在作家社版权到期后，又转到这个书商名下。很多人不明所以，以为是我带去的选题，其实不然，这样的好事，不能掠人之美。

我在上海工作了一年半，租住的房子离王安忆家很近，每到周末，常想去拜访，却一次没有去。原因是，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有人对王安忆说，杨葵吸毒。王安忆为此再不想与我有任何来往。

（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