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翰

沿着小昌为我们铺设好的叙事路径，我一口气读完了这篇小说。尽管在这种类似于“迷宫式”的叙事中有着不乏枝蔓丛生的细节，但好在叙述者“我”始终贯穿于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也就是说，读者只要紧跟住了“我”的步伐，读完它并非难事。但读完之后，至于要明白小昌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又确乎是一件十分犯难的事情。除了更多地知道小说中的“我”（一个得罪了顶头上司被驱逐出大学讲堂而成了一名无为的图书管理员）那幽暗的人性被扒得体无完肤之外，由此所引出的系列灰色人生的点滴倏然间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一种强大的虚无感顿时升腾起来，令人沮丧不堪。

小昌很钟情于博尔赫斯，所以他才会在小说创作中义无反顾地渗透着博氏的理论。应该说，此篇小说最堪为代表他那“迷宫式”叙事表达的实践范本。为了更好地丰富这种深藏于文本内里褶皱中的小说意味，小昌在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来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又恰好地借助于各种诸如通电话、发信息、插入回忆片段、他人转述、梦境展现等形式来推动叙事进程，这便把完整的故事解构成了一个个话语的“迷宫”，呈示出片段化的叙事特征，进而让读者穿行于作者为我们构筑的小说日常之中。

小说《埋伏》中，人物之间各种关系显得微妙又复杂，呈现出一种网状结构模式。小说通过“我”与表弟万五父子在“我”家相处的几天里，紧紧围绕着万五出狱后为打听妻子慧慧的下落，不断对“我”进行多次问询的叙写，情节上安排了“我”与女学生“小鹌鹑”等人在KTV包厢喝酒唱歌，“我”与万五潜入“我”的仇人家里泄愤砸东西进行报复，“我”带万五儿子魁儿一起去餐厅吃饭与“小鹌鹑”不期而遇，以及万五找到慧慧之后一起来到“我”家领走魁儿这样四个相对集中的故事内容，同时小说的情节又随着“我”对慧慧深藏多年的情欲被揭秘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这种在时空的穿梭中出现的众多交错与分岔的叙事，充分地挖掘出了各色人等不能直视的“人性”。当“我”与万五趁一个月黑之夜潜入仇人家里，却偶然间发现处在大洋彼岸的妻子早已出轨于仇人的一幕，这种看似荒谬的卡夫卡式的艺术处理，更为小说揭开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

很好地把控着叙事节奏，以平衡的方式逐渐推进故事情节，应是小昌在此篇小说中力求表现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篇小说相对匀称的故事结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小说叙事的平衡性，然这种有意为“蓄势”而制造的平衡，更多地还是体现在情节设置的重复与延宕上。或许这与小昌读大学时学习动力工程专业有关，长期地接触机器零件，故而自然形成了一种精密、细致的小说叙事美学风格特征。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这种“伏笔千里”的照应安排，让各要素之间出现了犹如建筑学上的“榫卯”结构，前后紧密呼应、严丝合缝，收到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如处处贯穿的“万五的眼睛”，时时出现的“枯井”，以及反复呈现的“割耳朵”等，显得虚幻而不真实，一切预示着人物那不确定命运的迷惘走向。

小说亦随处闪耀着戏剧化情景处理的艺术光芒，如在包厢里，出现了我模仿猪八戒背媳妇的情节架构，这无疑是小昌不乏奇特想象的精彩之举：

“我背着小鹌鹑，在饭桌周围转了一圈。她的胸脯紧紧贴着我的后背，能感到她小小的乳。我不想放她下来，就想那样一直背下去。”

你看，短短的两行文字，小说的趣味由此被激发，这一神助之笔，顺利地照应了后面揭秘的“我”在初见慧慧时，萌发的青春激情的爱欲。“青春是什么？一场梦。爱情是什么？那场梦的内容。”（克尔凯郭尔语）是的，那场梦的内容，终将与“我”这一生如影随行的爱欲表现处处对应，小昌就是由此一笔延宕开去，让我对“小鹌鹑”（可以说是慧慧的化身）产生着“混乱的想象”，甚而在包厢里对“小鹌鹑”进行性的挑逗，均缘于此，读来真正耐人寻味;小说中另外又安排了一处看似荒诞实则极具艺术化的处理情节：酒后亢奋的万五拿着一把菜刀，让我扮演那个被他抢劫过的收粮人。我想，此刻的万五肯定像极了福克纳笔下那个挥舞镰刀的沃许，情节上的这种对经典的戏仿让小昌小说充满了戏谑的味道，着实增添了不少生动的意蕴。

当小说行进到最后，出现了一幕幕急遽“反转”的情节。这位曾经的玩伴，小时候一向听“我”话的表弟万五认定“我”是“合谋者”之后展开了强劲攻势，他主动找到“小鹌鹑”：

“先掉下枯井的那个人是我，万五为了救我，才跳下去的，那个吓破胆的人是我，不是他，他一直在安慰我。”

这让“小鹌鹑”认为“我”是个懦夫，说完就转身走了。紧接着，万五带着慧慧来到“我”家，竟然“将她连拉带拽，扯进另一个房间里”，干起了床笫之事，彻底让“我”体会到了这“破碎的爱与欲”，小说的情节终于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至此，写与被写已经完全成为了一种悖论，最终使“我”不得不以重写万五的小说来结束全篇。

如果说小说《埋伏》在叙事情节处理上有着较为出色表现的话，那么小昌同样以其出彩的人物描写进一步塑造出了相关人物形象。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心理还是神情表现都显得较为虚幻，我们根本看不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如小说中的“我”思绪始终飘忽不定，行事往往前后矛盾，有时胆大得惊人（如在仇人家实施报复时的极度野蛮）;而有时却又胆小如鼠（连扮演举刀抢劫都显得“无所适从”）。又如面对万五不断询问慧慧的下落，开始“我”一口咬定不知道，因为一来伙同慧慧的私奔者德兴曾是“我”的救命恩人;二来慧慧为此事曾求助过“我”，这让“我”为能得到慧慧有着自己的小算盘。然在故事行进的过程中却逐渐出现了动摇，直到后来万五领着儿子，并让魁儿跪在“我”面前逼迫“我”说出慧慧下落的时候，“我”的心理防线又全面崩塌，终于告诉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小说正是让“我”时时处处感觉生活在周围的人对“我”的算计、怀疑、嘲笑、奚落、指责、误解，甚至于羞辱的包围之中而日渐变得丰盈厚实的。

小說中，出现了一系列如对“手”“胎记”“刀”“监狱”“象棋”“梦境”“门”等含有象征隐喻的意象描写，这些碎片化的梦幻之物，它们更多的是在探寻现代人的精神迷失与价值思考。同样，与之相呼应的还有小昌不忘在行文中适当穿插地表现“夕阳”“暗夜”“雪花”等环境，而这些环境更多的是以落寞的、灰色的、冰凉的色彩作基调，象征着隐遁在人性暗河中不断翻滚的那不可捉摸的灰色人生。正因为如此，小说完成了类似于高更的“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对生命意义的追问。

小昌的小说语言颇具艺术性，显得成熟老到、简而有味，同时亦具有强烈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是以放大特定意象的想象生发来得以完成的，如那夸张、变形了的“手”，那“梧桐叶”般的“胎记”等。这些自由绵延于小说现实主义温床上的意象，又力图以“梦境”的形式，始终闪烁在小说虚拟的纵深处，最终通向了现代主义那充满着“无限才智与想象力”的“小径分叉的花园”之中。总之，这种叙述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逆转，使小昌小说《埋伏》在揭示人性幽暗的同时，也形成了难能可贵的圆融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