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智 杨定玉 陈亦桥

摘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社区教育作为有效帮扶途径之一，不但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脱贫长效机制的建立、搬迁地区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更有助于搬迁移民尽快适应新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在搬迁后“稳得住、能致富”。国家与地方出台的相关文件、我国历史上的社区教育经验以及移民自身的学习需求，为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提供了政策基础、实践基础和动力基础。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兼具城镇与农村特征，故需从城乡融合视角制定其社区教育发展路径：一是以“稳秩序升内涵”为宗旨，确立社区教育的发展定位与目标;二是以“广服务融生活”为目标，构建社区教育的内容与载体;三是以“多形式活方法”为理念，组织与实施社区教育活动;四是以“成合力升效率”为指向，保障社区教育的运行与效率。总之，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应当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理念，注重将其与产业发展和社区治理相结合。

关键词：社区教育;易地扶贫搬迁;搬迁移民;城乡融合;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95（2021）01-0056-10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21.01.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法治保障研究”（BMA170030）。

作者简介：杨智，博士，教授，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科学学院（贵州贵阳 550018）。杨定玉，博士，教授，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贵州贵阳 550018）。陈亦桥，博士研究生，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18）。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先后经历了小规模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整村推进式扶贫、精准式扶贫五个阶段”（燕连福等，2019），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20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张军扩，2020），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的解决。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重要的扶贫措施，其对减贫、脱贫的贡献较大。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易地扶贫搬迁960多万贫困人口，同步新建了约3.5万个安置社区，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转入以“后续扶持”为中心的新阶段，发展目标从“搬得出”转向“稳得住、能致富”（陈劲松，2020）。尽管中央与地方都在努力为扶贫搬迁移民提供生产、生活、医疗、教育等一系列保障，但对于集中丧失传统土地资本、技术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移民而言，其心理难免产生惶恐与不安（冯伟林等，2016）。因此除提供基础设施、物资保障与就业扶持外，还需充分发挥社区教育的“智”力与“志”力帮扶功能，促进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对新环境的适应，增强其“造血”能力。易地扶贫搬迁与城乡融合密不可分，前者是在贫困地区落实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的重要路径，后者可视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内涵提升的指导理念。因此，从城乡融合的视角审视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对于实现移民社区的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核心概念解析

1.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指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挖掘并有机融合城市与乡村的积极要素，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共生、共建和共享（唐惠敏，2019），目的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华社，2019）。

“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判断。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尽管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在国家与地方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已有所缓解，但其仍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二是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尤其体现在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上，而城乡融合发展有助于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化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三是新型城镇化战略已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60%（郭泽涵，2020），《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华社，2020）。新型城镇化可视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举措，其本质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而形成新型城镇，因此新型城镇化与易地扶贫搬迁具有内在的同一性。

基于对城乡融合含义、背景的探讨，笔者认为城乡融合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在融合理念上，要充分尊重城市与乡村的主体地位，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协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在融合目标上，要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寻求共同增长点，实现城乡互哺互利;在融合内容上，主要包括在基础设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全面融合;在融合方式上，主要是引带与互补，“引带”指融合过程中重视挖掘各自的优点，以优良引带弱差，“互补”指融合过程中城乡优势互补;在融合保障上，主要是结合实际，使城乡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共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2.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

易地扶贫搬迁最早始于“三西”（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区域性扶贫开发项目，该项目在1983年至1992年的十年间，“以开发型扶贫移民模式成功地实现了农村45万人口迁移和100多万亩新灌区开发”（张强，1994），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与自主移民“插花式”迁入新社区不同，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指贫困居民在政策推动或引导下主动、被动或半被动地集中迁入新居住地，所形成的兼具城镇与农村特征，却又异于城镇与农村的城乡融合型社区（林莉，2020）。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的城镇特征表现在社区面貌与基础设施上，而农村特征主要表现在文化、习俗与认知等精神层面上。

负载乡村传统文化习俗的村民迁入近似城镇的新建移民社区，其对新环境的适应以及在新环境下的发展是社区建设必须考虑的问题。具体而言，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在新社区中会面临以下“冲突”：一是人际伦理冲突。乡村人际关系依托的是血缘伦理与亲缘伦理，新社区人际关系的维持则需要依靠法律与制度。二是居住空间冲突。搬迁移民适应了空间自由、宽敞但设施设备相对简陋的乡村环境，而在新社区生活则需适应居住空间偏小、行动受限但布局合理的城镇环境。三是生活来源冲突。搬迁移民原本以务农为主务工为辅，而在新社区中的生活来源则是以务工为主。四是文化习俗冲突。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变使得搬迁移民所负载的乡村传统文化丧失存续基础，因而需要建立新的文化以适应新的环境。可见，由于传统人际伦理、居住空间、生活来源与文化习俗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中失去了生发土壤，这就需要依托移民自身开展社区重构，以保证他们能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事实上，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的硬件建设相对完善，因而要让移民尽快适应新环境并创造幸福生活重在软件建设，如心理疏导、就业创业、人际交往、休闲娱乐、教育培训等，社区教育可在上述范畴中发挥重要作用。

3.社区教育

对“社区”概念的系统论述可追溯至18世纪80年代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的《社区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一书，费孝通先生将书中的“Community”译为“社区”，此后“社区”一词在我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依据滕尼斯的解释，社区与社会的区别在于社区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则应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与人工制品（斐迪南·滕尼斯，1999）。社区类似于相互帮扶的熟人社会，其成员联系紧密并共同致力于社区建设。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属于重组的半熟人社区或陌生人社区，具有一定的“社会”特性，其初衷是建成居民间相互熟悉且相互扶持的社区共同体，进而实现物质生活富足、精神生活充盈、心理归宿感强的目标。社区教育作为社区建设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建设过程中承担着智力助推、“志”力培养、心理与文化调适及重建等功能。

社区教育具有开放性、生活性、随境性、实用性与碎片化等特征。开放性指社区教育向全体社区居民开放，具体表现为教育内容、教育形式与学习空间上的开放。生活性指社区教育服务并融于居民的生产生活实际。随境性指社区教育既可在专门的教学环境中进行，也可以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随机发生。实用性指社区教育以满足居民的真实需求为导向，致力于解决居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碎片化指社区居民可利用零碎的时间学习碎片化的知识。

二、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价值

价值是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关系，因此关于价值的探讨首先需明确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是乡村振兴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形式，也是推动移民社区问题解决、提升移民幸福指数的动力源，还关乎终身教育理念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中的实现。在此意义上看，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终身教育与社区移民属于价值主体，社区教育作为价值客体，其本质属性是满足上述价值主体的相关教育需求。下文主要从主客关系的视角讨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价值。

1.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需要社区教育

就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战略的关系而言，脱贫攻坚战略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和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做好与脱贫攻坚的政策衔接、机制整合工作（高强，2020）。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是落实脱贫攻坚战略的结果，其发展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脱贫攻坚战略向乡村振兴战略的转向反映出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教育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价值已得到验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要继续发挥教育精准扶智的功能，在关注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同时，也应当重视激发农民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文燕银等，2020）。社区教育作为我国重要的社会教育形式（邵晓枫等，2020），发挥其推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发展的功能，既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之需，也是有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之需。

就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而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分类推进乡村发展（包括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与搬迁撤并类村庄）（新华社，2018），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可视为经搬迁撤并而形成的融合城镇和乡村元素的新型社区。盡管其硬件设施接近城镇水平，但移民尚未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因此需要通过社区教育提升其综合素养，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落到实处（杨智等，2018）。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需要社区教育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开发式扶贫的一种类型，其初衷是拔除“穷根”以实现长效的脱贫。易地扶贫搬迁解决了居住环境差的问题，也通过就业帮扶、产业助推等形式暂时解决了移民的生活困难。但同时，移民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承担生活“兜底”功能的土地，这使得移民原有的农业生产技能在新社区中无法施展。如果失去政策的支持，移民极易陷入二次贫困。由于没有土地作为最后保障，二次贫困的严重程度可能会超过首次贫困。为防止移民返贫，需建立长效的移民脱贫机制。就目前而言，脱贫长效机制建立的路径主要有二：一是发展稳定的产业保就业;二是破除思想贫困障碍，提升移民自身的“造血”能力。这两者都与社区教育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产业需要工人掌握相应的知识与技能，移民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思想贫困障碍的破除以及“造血”能力的获得也需要教育。在此意义上，社区教育本身就属于脱贫长效机制的构成要素，或者说社区教育本身就是脱贫长效机制的类型之一，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手段。

3.搬迁地区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社区教育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提出社区教育发展要“以促进全民终身学习、形成学习型社会为目标”，“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社区教育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办学网络”（教育部，2016）。社区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温颖，2018），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地区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也需要充分发挥社区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终身教育强调宏观层面的终身学习理念，而社区教育注重微观层面上的终身学习实践，因此社区教育有助于终身教育理念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中的落实。二是终身教育是从时间维度而言的，社区教育是从空间维度而言的，因此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可视为终身教育在特定时空维度上的表现形态。三是终身教育与社区教育同是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地区学习型社会构建的路径，都致力于提升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技能，二者相互融通与支撑，难以剥离。

4.移民对新社区的适应需要社区教育

易地扶贫搬迁解决因生存条件恶劣而导致的贫困问题，然而移民进入安置社区后又面临着对新环境的适应与自身发展上的障碍。一方面，思想上的保守与惰性可能使其不愿意接受新观念与新事物;另一方面，发展能力上的不足也会成为其探索与创造新生活的障碍。社区教育作为“志”力与智力提升的手段，有助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更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更好地探索和创造新生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区教育可激发移民自力更生战胜贫困的勇气，树立应对困难挫折的信心，进而消除思想上的贫困。二是社区教育可使移民掌握新的生产生活知识和技能，进而避免能力上的贫困。三是社区教育还能通过环境营造、文化建设等方式重构移民的生活样态，提升移民的心理归宿感与精神获得感，进而消除精神与文化上的贫困。

三、发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基础

看待事物发展主要包括内发论、外铄论与内外协同论三种观点：内发论认为事物发展的动力源自事物自身的内在需求;外铄论认为事物发展源自外力的推动;内外协同论认为事物发展既有内在力量的推动，也有外在力量支持。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主要对象是成年移民，其主要社会家庭责任是“养家糊口”而非学习，加之移民群体大多存在思想贫困与技能贫困，因此能自觉主动参与学习的移民并不多见。在此意义上，发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既需要外力的助推，也需要充分发挥移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发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具有较好的基础，其体现在政策、实践与内在动力三个方面。

1.具备有力的政策基础

社区教育的经济社会依附性及对资源投入的要求使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难以受到重视，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社区教育价值逐渐彰显，也获得了政策上的大力支持。近年来，国家与地方陆续出台的相关文件，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礎。教育部于1998年发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开展社区教育的实验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全民素质”（教育部，1998）。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提出要“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教育部，2010）。上述两个文件将社区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构成要素，为发展社区教育提供了宏观层面的政策依据。此后，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不断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并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社区教育县乡村三级办学网络（教育部，2016）。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新华社，2017）。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作为针对移民的继续教育，是面向学习型社会建设目标的实践举措，有益于提升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国民素质，具备良好的政策基础。此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重视发挥社区教育作用，做好家庭教育，传承良好家风家训”（新华社，2018）。201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要“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新华社，2019）。社区教育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市民化”（或“准市民化”）具有积极作用。上述政策文件均为针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开展社区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2.具备坚实的实践基础

实践基础指社区教育的实践历史与现实基础。我国开展社区教育的历史悠久，可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提供丰富参考。古代的庠、序、校、书院与社学，近代的平民教育实验、民众教育实验、乡村建设实验、乡村改进实验与生活教育实验都具有社区教育属性（杨东，2012）。1949年以来的冬学、夜校与业余学校以及传统乡村的宗族教育、民俗教育等也属于社区教育的范畴。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始于1985年天津市与上海市的厂校挂钩模式与社会支教基金会（厉以贤，2003）。1986年上海市真如中学成立了“社会教育委员会”，继而上海市闸北区于1989年成立了区级“社区教育委员会”，社区教育开始在全区乃至上海市陆续开展（常楠静，2012）。但这期间的社区教育主要指青少年校外教育。社区教育被纳入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范畴始于《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计划提出“开展社区教育的实验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全民素质”（教育部，1998）。截至2016年，教育部已遴选设立了 249 个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叶忠海，2020），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为乡村发展做出贡献的扫盲班、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民夜校以及2007年起实施的“农家书屋”工程也可作为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借鉴。除全国范围内的社区教育实践外，近年来各地结合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实际需求开展了各种类型的社区教育工作，涵盖感恩教育、政策法规、亲职教育、就业创业培训等，也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3.具有深层的动力基础

人的行为受到心理因素与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因此，个体的学习行为取决于外在学习环境与内在学习需求的共同作用（王秋生，1994）。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政策基础和实践基础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撑，但现实中移民的心理因素同样会影响其参与社区教育的程度。事实上，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具有接受社区教育的内在动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接受社区教育能为其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具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如果社区教育能够满足移民提升经济收入的需要，就能激发其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二是接受社区教育能帮助其解决实际问题。例如，笔者在贵州省龙里县某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调查时发现，职校组织的电梯安装工培训能帮助在外从事电梯安装工作的移民解决从业资格问题，因而此类移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很高。三是接受社区教育能满足其精神需求。例如，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大多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存在人际交往上的不适，希望拓展自己的交际圈以消除孤独感，社区教育可为其提供人际交往的平台。总体而言，移民自身具有学习的内在动力，而对其内在学习动力的激发则需在学习活动与学习需求间找到契合点。

四、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发展路径

之所以要以“城乡融合”视角探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发展，是因为当搬迁移民从原文化场域迁入新文化场域，从传统农业社区迁入新型城镇化社区时，只有将移民所承载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与认识方式同新社区的生产生活场景融合考量，才能真正帮助其解决在迁入新社区后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四个维度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发展路径进行设计。

1.稳秩序升内涵：社区教育定位与目标的确立宗旨

“稳秩序”是指针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属于新建社区的特点，应注重社区教育在维持社区稳定和良性运行上发挥作用。“升内涵”指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既要以促进社区内涵提升为导向，也要注重提升社区教育自身内涵，以保证社区教育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稳秩序升内涵”应当被作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定位与目标的确立宗旨。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定位主要包括视角定位、对象定位与功能定位。视角定位即为城乡融合，其决定着发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方向，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社区教育促进移民从乡村居民身份向兼具城镇与乡村特点的融合性身份转变。二是通过社区教育促进移民承载的乡村文化基因与城市文化元素有机融合。三是通过社区教育促使移民将乡村生产生活习俗和城市生产生活习俗有机融合。对象定位指社区教育要以社区所有居民为教育对象，并以成人为主要教育对象。由于青少年仍处于成长期，对新事物的接受与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且处于接受学校教育的阶段，因此社区教育仅承担青少年校外教育任务。功能定位指社区教育要面向移民生计重建、社区建设和社会融合等问题的解决（郭占锋等，2020），既要服务于社区的生产与经济发展，也要服务于社区的精神文明与内涵建设，这也是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需承担的历史使命。

易地扶貧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目标主要包括体系性目标与功能性目标两类。社区教育的体系性目标指建立健全社区教育体系，使得社区教育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体系性目标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专门的社区教育组织机构。专门的社区教育组织机构既有助于推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规范运行，也有助于提升其专业性。二是组建相对稳定的专兼结合、政技结合、内外结合的社区教育管理人员与教师队伍。专兼结合指社区教育师资队伍既包括专职教师也包括兼职教师，但以兼职教师为主。政技结合指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既需要相当比例的专业技术人员，也需要考虑一定比例的行政管理人员。内外结合是指应充分挖掘移民社区内部的潜在师资资源，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备社区外的专业师资。三是结合社区实际开设常态化与临时性相结合的课程。常态化课程是为满足移民常规需要所开设的课程，是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基础性课程。除此之外，还应当根据移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阶段性需要开设适当的临时性课程。四是通过社区教育活动营造积极主动的终身学习氛围。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区教育活动是营造终身学习氛围的关键，应当通过社区教育活动帮助移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进而营造“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氛围。五是建立符合移民社区特点的社区教育评价体系。面向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区教育评价需综合借鉴城市与乡村社区教育评价经验，形成政府引领、学校主导和社会参与的个性化社区教育评价体系。六是建立稳定的社区教育资源供给渠道。稳定的资源供给是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保障，因此要依据移民社区的实际需要，探索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社区教育资源供给渠道。

社区教育的功能性目标主要包括育人目标与社区发展目标两类（杨智，2019）。育人目标包括“留住”移民与“发展”移民。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留住”移民，因此需要从文化适应、心理认同与就业培训等层面入手，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教育活动，以留住移民并为其安居乐业提供支撑。“发展”移民是将其留下后，甚至是在将其“留住”的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因此，面向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区教育需要以“发展”移民为导向，从职业技能水平发展、生产生活实际问题解决以及幸福生活指数提升出发，实现移民的“乐居”。社区发展目标是指社区教育应当服务于社区的整体发展目标，即通过社区教育提升移民的综合素养以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因此，面向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区教育不但需要注重对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也需要重视对主人翁精神与社区责任感的培育，从而引领移民积极参与新家园建设。

2.广服务融生活：社区教育内容与载体的建设依据

“广服务”涉及社区教育的服务范围，而“融生活”则涉及社区教育的服务深度，两者有机结合有助于提升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内涵与效率。“广服务”指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内容与载体所针对的服务对象需要具有一定的广度，尽可能将移民社区有待解决的问题和移民关注的领域都纳入社区教育的范畴。“融生活”则是指社区教育的内容与载体要紧扣移民生产生活的现实需要，并与其生产生活的实际情景尽可能融合。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向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区教育可参照传统社区教育的内容，结合移民社区自身状况进行内容选择。依照《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社区教育内容包括“公民素养、诚信教育、人文艺术、科学技术、职业技能、早期教育、运动健身、养生保健、生活休闲等”（教育部，2016）。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除参照上述领域设置教育内容外，另一方面还需要根据移民社区和移民自身的现实需要来建设以下三类内容：一是移民迁入后的适应性教育内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从传统的乡村社区迁入新建的移民社区，其必然存在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因此面向移民的社区教育需增设适应性教育内容。二是面向移民社区中老年群体的教育内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中老年人口占比较大，其子女多常年在外务工，此类人群搬迁到新建社区后常具有强烈的“无根感”，因此应当针对老年人群开设专门的社区教育内容，以应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三是面向社区人际协作能力提升的教育内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从传统的散居式乡村迁入集居式楼房，居住空间的变化会引发人际交往方式的改变，因此应为其提供面向人际协作能力提升的社区教育内容，引导移民通过有效的协作共同参与和谐社区建设。

由于社区教育需要依附于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才能达到更佳的效果，因此应当注重构建相应的社区教育载体。社区教育载体越符合受教育主体的认知特点，就越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认知方式、文化意识和生活习惯都带有浓厚的乡村印迹，多年的乡村生活使他们已习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学习。因此，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教育的载体建设需要结合移民的学习习惯，充分融合乡村与城市社区教育元素：一是深入研究移民的学习基础、学习特点与学习需求，同时结合社区教育内容的特征，确定社区教育载体建设的方向。二是对移民的传统学习方式进行加工和改造，如在其熟悉的生产生活、休闲娱乐、人生仪典、故事传说等载体中有机融入教育内容，以恰当的形式在社区教育活动中进行再现。三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创建数字化的社区教育载体，如通过抖音、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总而言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载体建设应符合移民特征和社区建设需要，结合实际情景以多样化的形式进行创设。

3.多形式活方法：社区教育组织与实施的设计理念

“多形式”指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实施要以实用为导向，结合社区自身的资源，采用多种组织形式，而不能拘泥于某种单一形式。“活方法”指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实施要根据社区建设的实际需求与移民自身的学习特点灵活采用多种方法，以保证社区教育能真正满足社区和移民发展的需求。

我国历史上的社区教育主要有三种组织形式。一是融于生产生活实际的、自觉自主的社区教育组织形式。其优势是居民在不知不觉的自然状态下获得知识与技能并解决实际问题，教育既立足于社区发展实际也能满足学习者的需求。二是融于社区管理中的社区“教化”，是自上而下的社区教育组织形式。其优势是因官方推动而易于组织，主要用于传播主流思想理念、知识与技能，如古代的“劝课农桑”就可视为官方推行的社区“教化”形式。三是现代专门的社区教育组织形式，其优势是采用适合居民学习特点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教育目的明确且效率更高。基于当前我国实施“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需充分吸纳上述三类社区教育组织形式的优点，因地制宜发挥社区教育作用。一是重视面向移民的社区教育环境创设，通过网络、专栏、广播、标语、文娱活动等形式，把社区教育融于移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让“教化”在润物细无声的状态下发生。二是重视社区学习资源库的建立，为移民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社区教育既需要提供符合移民学习特点与需求的纸质图书和线下课程，也需通过多种渠道建立网络学习资源库。三是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建立虚拟学习型社区，联通各方，凝聚远程帮扶力量，为组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文燕银等，2020）。四是重视面向移民的专业技能培养，组织并鼓励其参与现代技能培训，并通过实际效果吸引更多移民参加培训。五是将集体教育与个体教育相结合。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區教育的组织既需要采用班级授课制，发挥集体教育的成本优势，同时也要重视个别化指导，以确保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建设首先需要解决移民的适应性问题，而适应性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生产生活环境的转变，因此面向移民的社区教育需要充分考虑到这种转变，把教育融于生产生活活动之中。具体而言，面向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实施社区教育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四种：一是体验法，其实施方式是将社区教育融于当下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引导移民通过体验来适应生活环境的转变。二是宣讲法，即通过集中宣讲、媒体宣传、专栏与标语宣传等形式，促进移民的思维方式转变，从而引导其接受并认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三是培训法，即集中开展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以帮助移民更好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四是典型示范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多缘于心理障碍，其实质是对未来的恐惧与担忧。鉴于此，社区教育可通过在移民中树立优秀典型并让其现身说法，在有了效仿对象后，其他移民对于未来的担忧也会相对缓解。

4.成合力升效率：社区教育运行与保障的实践指向

“成合力升效率”指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要注重整合多方力量，形成合力保证社区教育的良性运行，提升社区教育效率。具体而言，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运行与保障应注重建立以下四类机制：

一是建立党政主导、社区自主、全员参与、社会支持的社区教育协同治理机制。党政主导是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的新型社区，其社区内部的冲突因素及有待协调的关系多于自然社区，这造成其开展社区教育的现实基础较为薄弱，因此只有在党政部门的主导和支持下才能确保社区教育的良性发展。同时，还应充分发挥社区机构参与社区教育管理的自主性，确保社区教育更“接地气”。社区教育的对象为全体社区居民，因此应注重充分调动社区中不同年龄、职业、兴趣群体的积极性。此外，还需要争取乡村精英、企业与社会团体的广泛支持。各方力量以社区建设与发展为着力点各尽所能、相互协调，这有助于形成合力推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发展（韦仁忠，2019）。

二是建立政策引领、问题导向、项目推动的社区教育运行机制。易地扶贫搬迁本就属于政策推动的扶贫措施，政策引领可确保面向移民的社区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也能够使得社区教育更具公信力。同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开展不仅要注重搜集移民自身发展面临的问题，也要从整体视角发掘移民社区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而使得社区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和移民的发展。此外，还应以社区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设计切适的教育项目，使得社区教育的目标更为明确、效果更为明显。

三是建立政府投入、自主筹集、多方帮扶、集中使用的资源保障机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的教育需求较之自然社区更为迫切，其教育基础又十分薄弱，因此更加需要政府为其开展社区教育提供资源投入上的保障（李珺等，2018）。尽管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资源保障应由政府主导，但也需要包括居民在内的社区主体自主筹集资源，这有利于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积极性并促使其更加珍惜社区教育资源。此外，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还应争取其他外部主体的支持，同时通过对资源的集中使用和科学规划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四是建立信息开放共享的监督机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在实施过程需要促进相关信息的开放和共享，让资源投入者、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者都能及时知晓资源的使用和社区教育的实施情况，并建立起相应的监督机制。一方面，监督机制的建立有利于资源的合理使用，并激发资源投入者的持续性投入;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社区居民详细了解社区教育开展情况，引导其更加积极地参与社区教育;此外，这还有助于社区教育的实施者获得相关意见和建议，以便对社区教育进行改进。

五、结语

易地扶贫搬迁通过“挪穷窝”的方式实现了居住环境上的“拔穷根”，然而要真正阻断贫困，更重要的是实现移民搬迁后的“稳得住”和“能致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新华社，2020），社区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帮扶途径和形式，有助于实现移民的“稳得住”和“能致富”。本文从城乡融合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价值和基础，进而提出了其发展路径。在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的过程中，应对以下三个方面予以特别关注：一是基于区域产业发展方向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进行规划，使得社区教育与区域产业发展目标一致，进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二是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举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助力搬迁移民“市民化”，进而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三是系统化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将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有机融合，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的机制，确保社区教育资源的稳定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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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0-12-07责任编辑 谭明杰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for Relocation Immigr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YANG Zhi， YANG Dingyu， CHEN Yiqiao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providing follow-up assistance for relocation immigr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as an effective support measure，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establishment of long-term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relocation area， but also helpful for the relocation migrants to adapt to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of the new community as soon as possible. Relevant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ie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learning needs of immigrants respectively provide a powerful policy basis， a solid practical basis and a deep dynamic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of the relocation immigr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at the communities have，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ommunit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irstly， the orientation and targe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the purpose of “stabilizing order and enhancing connotation”. Secondly， the content and carrier of community education should be constructed with the goal of “providing wide service and immersing in life”. Thirdly，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activities should be organized and implement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multi-forms and flexible approach”. Fourthly， the operation and efficiency of community education should be guaranteed with the direction of “forming resultant force and improving efficiency”. In a wor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for relocation immigr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community， industry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 Community Education; Re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mmigr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