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男 刘云洁 向安玲 关娟娟

【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世界格局也在战争与和平当中不断演变。本研究以《泰晤士报》为切口，通过对关键年份涉华报道的文本抽样，以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百年发展的形象建构进行梳理，探究百年间《泰晤士报》涉华报道的种种演变。随着中国国力提升、大国间相对实力的变化，《泰晤士报》涉华报道视角也随之发生变化，由资本主义先发者的俯视姿态逐渐可以正视中国的国家实力，报道倾向也发生从怀疑到称赞再到质疑的变化，关注焦点呈现从政治议题到经济议题再到政治议题的变化，同时意识形态问题逐渐被搁置后又再度被提起。

【关 键 词】《泰晤士报》;中国形象;中国共产党;涉华报道;百年中国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成就传奇的百年间，不少国际媒体观察解读中国的视角也正在发生转变。为更系统分析国际社会对中国百年发展的关注焦点和态度演变，给中国媒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实践提供切入点，本文选择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从1921年至2021年的涉华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

诞生于1785年的《泰晤士报》一直被视为英国第一大主流报纸。作为一张综合型日报，《泰晤士报》关注的领域包括政治、科学、文学、艺术等，尤其侧重英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报道，因而使许多学者将其视为研究英国历史乃至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重要资料。

本文在《泰晤士报》电子报纸数据库①和官方网站的报纸数据索引② 中搜索主要关键词“China”“Chinese”“Beijing”，在确定关键年份1921年、1949年、1971年、1972年、1979年、2001年、2008年、2010年、2017年、2020年，采集这些关键年份的数据。在各关键年份的抽样数据中，人工筛选相关度最高的100篇文章进行文本分析，内容分析涉及的样本文章总数为1016篇（包含2021年的16篇）。

一、涉华报道基本特征

（一）涉华报道百年增长超7倍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China和Indo-China③在1921年的西方话语体系中还未完全分离，因而在使用停用词筛选之前，1921年涉华报道频数虚高，达到3099篇。经停用词筛选后，得出1921年涉华报道942篇。这也从另一层面反映出，中国在1921年国际地位相对较低，作为远东一个处于军阀混战且尚未同西方产生真正意义上联结的国家，是被边缘化的。2008年是中国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中华民族多难兴邦，在国际金融危机、汶川地震、南方雪灾的不利形势中逆流而上，通过北京奥运会这场承载着中国强国梦的盛会向世界呈现中国的全新形象。《泰晤士报》也通过高频的涉华新闻报道为世界描绘了当时中国高速发展的进步形象。2020年，中国在各领域的成就与实力早已让世界不得不密切关注，当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疫情防控合作，使得疫情时代的中国故事又一次被世界高频关注。

（二）关注焦点随中国国力变化

百年间，《泰晤士报》涉华报道关注焦点以政治、经济为主。改革开放前，世界两极格局冷战思维的余波中，《泰晤士报》更为关注意识形态相关的政治议题，泛政治化讨论居多;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经济议题逐渐成为《泰晤士报》关注的焦点。科学技术、社会民生、环境生态和文艺体育等议题一百年来一直为《泰晤士报》所持续关注。进入2017年后，涉华政治报道占比稳步提升，与此同时，涉华经济报道占比有逐渐走低趋势。

（三）报道倾向在反映本国利益中摇摆

本次研究将《泰晤士报》报道的立场倾向进行人工分类编码，并将倾向依据不同程度分为五大类情绪，即好、乐、客观记录、忧和恶①，根据样本统计，得出每年的报道立场倾向变化。

根据统计，整体来看，《泰晤士报》对于中国的报道以客观记录为主，但同时出于本国利益和大国力量博弈的考量，《泰晤士报》涉华报道立场倾向会在忧与乐这两个情绪间摇摆，在2017年及以后的关键年份中，《泰晤士报》涉华报道先是呈现逐渐向“好”的趋势，而从2020年开始，向“好”趋势又逐渐收窄。

“忧”的报道倾向主要在1949年、1979年和2010年突出体现。本研究对以上年份呈现为“忧”的涉华报道进行遍历，发现以上年份中《泰晤士报》涉华报道里的“忧”分别指向以下议题：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新中国接下来的道路如何走”这一问题，以不同的话语策略渗透在当年的涉华报道中;1979年，中国初启改革开放，《泰晤士报》在组织中国议题时，一定程度还带有对十年动乱的“忧虑”余温;2010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时《泰晤士报》倾向于“忧”的涉华报道主要指向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泰晤士报》倾向于“乐”的涉華报道主要在1972年、2001年和2008年。其中，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西方世界对刚刚回归到世界舞台的中国表现出友好姿态，因而报道立场倾向于“乐”。2001年，“乐”的议题指向中美两国双边贸易持续向好，有所突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年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体育等多方面都取得里程碑式的发展，如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而在2008年，中国以奥运为发展契机，《泰晤士报》的视线也逐渐深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多元化的中国发展逐渐被世界看到。

在2017年，《泰晤士报》涉华报道呈现向“好”的倾向，即赞扬、喜爱、尊敬等。其中，向“好”议题指向中国在各方面从高速发展转型为高质量发展，并在各领域获得世界领先优势;而2020年以来，向“好”趋势收窄，向“好”议题集中于中国引领科技发展潮流，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全球抗疫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百年中国关键词画像

本研究根据各关键年份《泰晤士报》涉华报道的报道倾向和主要报道内容，截取在部分文章中出现典型关键词作为各年份《泰晤士报》涉华报道关键词，以构成百年中国的关键词画像，如图4所示。

同时本研究通过词频分析与文本梳理，对各关键年份中《泰晤士报》涉华报道的具体议题进行挖掘（见图5），探究《泰晤士报》视角下中国形象在百年间如何变化。

（一）词频分析——《泰晤士报》涉华报道关注焦点的变化

为更清晰地呈现《泰晤士报》在各关键年份关注的焦点，本文梳理了各关键年份高频词前五名，如表2所示。

整体来看，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各关键年份的《泰晤士报》涉华报道中某些议题被持续关注，同时也有部分议题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

首先，美国（United States、American、Nixon、Bush、Trump）在《泰晤士报》涉华报道中被反复提及，可见中美关系是《泰晤士报》持续关注的焦点。其次，随着时间推移，1972—1979年，经济议题（trade、economic）逐渐代替政治议题（government、beat）成為《泰晤士报》涉华报道关注的焦点。最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在《泰晤士报》报道中也可以窥见一斑，1921年的《泰晤士报》用“远东”形容中国（far east），而进入21世纪后，涉华报道中则多次出现international、global、world等词，可见中国已逐步从一个远东国家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二）文本分析——《泰晤士报》视角下中国形象的百年演变

结合以上研究发现，本研究试图进一步通过文本分析对《泰晤士报》涉华报道中各关键年份的中国形象进行还原。

1.1921年关键词：被压迫（Oppressed）

1921年的中国，一直被国内外各股复杂势力撕裂，各方出于自己的利益“型塑”着这个远东古国。此刻，中国是被凝视的、无声的、遥远的“他者”。

当年《泰晤士报》以西方列强“居高临下”的视角，出于本国对外贸易的期待，多次在报道中表达他们认为中国应该“保持和平的对外开放”姿态，这样更有利于英国的商业利益。例如，《泰晤士报》记者认为当时中国的内战是“庸俗的政治冲突”①;而由于“中国人民艰苦勤劳的工作习惯和丰富的自然资源”②，又认为当时的中国是充满希望的国家;《泰晤士报》在有关太平洋会议③的报道中，记录了各国出于各自利益以强者姿态安排着中国的未来——美、日、英认为，“这些问题（太平洋会议议题）中最重要的是恢复所有国家在中国发展商业的‘门户开放’和平等机会”。④在《泰晤士报》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她的大门要向全世界特别是英国敞开。然而，《泰晤士报》并未报道中国作为参会国的意见。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由于这一事件的秘密性，《泰晤士报》没有报道。简而言之，当时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是失声的、被凝视的角色。

2.1949年关键词：质疑（Questioning）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眼中逐渐成为不可逆转又不愿接受的事实。在《泰晤士报》涉华报道中，一方面表达了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为共产主义中国的未来表达了担忧，主要对以下三个问题提出疑虑。

首先是大城市管理问题。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积累了现代化发展的话语权力，对于中国共产党一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从延安到西柏坡再进京“赶考”，西方提出的第一个疑虑是城市管理。《泰晤士报》指出：“很明显，共产党人在管理大城市方面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当前国内税收很高、生意不好，在许多方面，经济状况正在恶化。”⑤其次是经济发展问题。《泰晤士报》的报道指出，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共产主义别无选择。共产主义将如何发展，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将如何对共产主义作出反应，仍无法预测。根据当时的迹象，“无法判定中国的发展进程将与东欧国家的发展进程有何不同”。从长远来看，“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败，可能主要取决于共产党人解决长期经济问题，特别是增加生产、农业和工业问题的成功程度”。⑥第三则涉及外交。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世界密切关注这个远东大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泰晤士报》的报道认为，所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地区的相关报道都提及共产党领导人在国家内部事务中表现出了强烈民族主义的政策部署，特别是在“英语使用”的问题上，“所有与政府机构和商业公司的通信必须用中文书写。”①在这种撕裂的态度中，《泰晤士报》涉华报道字里行间呈现出对中国共产主义道路的质疑。

3.1971年关键词：复出（Come Back）

《泰晤士报》在报道1971年的中国时用了“从寒冷中走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恢复和发展的时期。这一年《泰晤士报》涉华报道中近八成文章聚焦于中国的对外交往新进展。这一年，《泰晤士报》作为英国媒体主要将视角聚焦在中美关系的改善议题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上，对这两个议题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建交事件虽有所提及但未进行大篇幅报道。然而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报道分析也依旧聚焦在经济贸易方面，例如对中美关系解冻的报道中，着重报道了尼克松总统发布了一长串美国战略商品清单，“从粮食到道路建设的相关器械——现在可以自由出口到中国”。②同时，所有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也得到了授权。在报道南美国家对中国合法性的承认时，也指出“智利在圣地亚哥宣布，将绕过伦敦金属交易所，直接向中国出售铜”。③

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又时刻与两个议题密切联系：“台湾议题”和所谓“中国崛起威胁论”。例如，《泰晤士报》在报道伊朗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时还要另附一句“但没有提及台湾”④。中国回归国际舞台，在当时的《泰晤士报》看来，“北京正试图按照中国被视为世界中心的古老传统，将自己确立为世界主导力量”。⑤

4. 1972年关键词：自信（Confident）

1972年，《泰晤士报》的报道已开始关注来自中国的声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泰晤士报》转载了北京主要期刊的新年头条文章：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军队全部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文章写道：“我们坚决反对所谓的‘一中一台’‘台独运动’等阴谋。所有美国武装部队必须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中国人民决心解放台湾。我们坚定地相信那一天终将到来。”⑥

其次，《泰晤士报》在中美关系复苏的议题中从曾经的主要报道美国态度到开始着重报道中国行动。当年1月1日北京将1916年由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建造的绿瓷砖“反帝医院”的牌匾换成了“首都医院”，《泰晤士报》认为，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

最后，中国在国际组织与会议上的声明表态也开始被《泰晤士报》报道。如《泰晤士报》重点报道了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当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记者提及中国领导人非常关心从工业化国家“吸取教训”，避免他们的环境错误。①

在《泰晤士报》视角下，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②

5.1979年关键词： 连接（Link）

《泰晤士報》视角下，1979年的中国真正与世界各国产生更为密切的联系，中国的主动对外开放与良好的国际环境，使中国与世界在外交与贸易方面的往来越来越紧密。

外交方面：1979年，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泰晤士报》记者的眼中，“共产主义中国的旗帜在华盛顿升起了”。③《泰晤士报》将邓小平形容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对西方实行新的开放政策的主要推动力，更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繁荣的主要原因。④

贸易方面：《泰晤士报》侧重以西方习惯的“个人”叙事来呈现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如报道荣毅仁成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会主席时着重描写荣为中国富豪之一、“63岁的前上海纺织厂老板荣毅仁宣布其国际合资企业在相关合同签订仪式中开业”⑤等叙事。

《泰晤士报》在对中国国庆30周年庆祝活动的报道中，以身体的隐喻表达感受到了“中国正稳步走向世界”⑥。此时，西方记者的视角逐渐从俯视变为平视，但同时又蕴含着中国曾是“闭关锁国的远东古国”这一东方主义历史前提。

6.2001年关键词：新篇章（New Pages）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泰晤士报》记者的叙事框架里，中国对世界的开放依旧与中国金融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这一年，“中国制造”的商品深入外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中美双边贸易是《泰晤士报》关注的重点，并多次引用美国统计数据证明中美贸易取得长足发展。

当年《泰晤士报》着重报道的中国金融贸易事件包括：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达成战略联盟、中国银行上市、中国与欧洲的贸易统计和中美贸易发展等议题。

在其他方面的涉华报道中，《泰晤士报》也以“金融贸易+X”的框架进行报道，如在报道国际奥委会选择北京作为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时，文章中记载“其支持者认为，选择中国将促进该国加快其社会和经济改革。”①在这一时期的《泰晤士报》报道中，中国由于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成功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也逐渐加深，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高速发展的全新阶段。

7.2008年关键词：转折（U-Turn）

《泰晤士报》多次用这个词语（U-Turn）呈现2008年的中国，并在报道中表示：“彼时（注：指2008年前）的中国和今天（注：指2008年）的中国几乎是两个不同的国家。”② 由于当年中国发生一系列突发事件，这一年的《泰晤士报》对中国的报道与以往相比主题聚焦更加多元化，视角也逐渐从国家层面深入中国民众生活层面，但“经济贸易优先”的选择性报道依旧存在。

在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泰晤士报》对中国的全国哀悼日活动进行了长篇报道。《泰晤士报》评论称：“这是中国第一次哀悼普通公民;上一次全国哀悼是1976年为毛泽东逝世举行的。”③与此同时，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泰晤士报》多次用数据报道了中国经济逆势崛起的发展状况，“（中国）GDP总量达4.2万亿美元，正式超越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此外，当年《泰晤士报》关注的经济议题已经不局限于中国国际都市的发展，还包括：中国北方港口的繁荣、中国高铁的发展等。

这一转变，一方面将中国经济发展从曾经的“低价格、高产量”转变为“高质量、高科技”标签;另一方面也代表西方记者对中国的观察逐渐深入、多元。正如《泰晤士报》评论所言：“在北京看来，中国确实有一个伟大的故事要讲，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前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成为全球增长的引擎。”④

8.2010年关键词：超越（Overtake）

2010年，《泰晤士报》依旧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聚焦，还屡次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放在各领域世界强国的序列里进行排名比较，如：“在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之后，现在已经对日本进行了全面超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预期提前了18个月。”“（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国（2008年）”“最大的汽车生产国（2009年）”“最大的出口国（2010年）”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0年）”。该报对中国何时超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作出了各种预测，同时，又不断提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质量问题、平衡问题、环境问题等。

9.2017年关键词：升级（Upgrade）

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泰晤士报》在2017年对中国的报道集中在中国制造业和科技领域的发展。但同样的，该报依旧将中国的发展放在世界领先强国的序列中进行比较，“第一”“最大”等形容词多次用来形容中国各方面发展。如飞机制造领域，《泰晤士报》的报道认为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架大型客机C919，是中国对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空客A320和波音737的回应。①在船舶制造业，报道指出中国完成了世界上第一艘深海采矿船的船体建造。②在军备方面，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下水，世界上最大的两栖飞机首飞成功，“它将成为捍卫中国对几乎整个南海主张的新资源。”③另外，《泰晤士报》也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一方面，中国企业不再局限于产品走出去，大规模的资本也陆续出海;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开始着力环境整治与可持续发展。④

10.2020—2021年关键词：新秩序（New Order）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也让西方开始反思中国的地位以及各国同中国的关系。《泰晤士报》记者曾多次报道专家对于中国何时超越美国进行预测，如今已将中国和美国视同一类。《泰晤士报》用“美国打喷嚏，世界其他国家感冒”这句话来形容如今的中国，报道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当下，中国进出口贸易遭遇波动，影响了更广泛的全球经济，也扰动了整个金融市场。⑤

与此同时，《泰晤士报》对于中国科技、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态度，似乎更接近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撕裂态度：一方面不得不接受中国在各方面领先的事实，但同时又出于西方世界阵营的议程对中国发展提出质疑。然而，与1949年不同的是，如今的质疑从曾经为中国的弱势担忧转变为对中国的“强势”感到担忧。

科技方面，中国领先世界的5G技术、嫦娥5号成功从月球取土等突破，让《泰晤士报》记者不能否认中国高精技术终将塑造人们生活的事实。①政治制度方面，面对新冠疫情，举国抗疫的“中国效率”也让《泰晤士报》记者感叹不已。② 军事方面，《泰晤士报》援引一位美国高级防务消息人士的话说：“‘9·11’事件后，我们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基本处于防御状态。（现在）一切都变了。”《泰晤士报》记者同样报道了中国积极帮助其他国家抗疫、宣布将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等。③

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与百年前的“远东古国”相比，站在2021年这个节点的中国更接近世界舞台中央。《泰晤士报》援引《环球时报》（Global Times）评论称：“中国处于顺从地位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④

三、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大国间相对实力的变化，《泰晤士报》涉华报道视角、报道倾向、关注焦点等也随之发生变化，同时意识形态问题和道路争议也不时被提起。

（一）从居高临下到正视实力，视角变化与中国国力提升并行

百年间《泰晤士报》涉华报道的视角发生显著变化，从曾经以俯视姿态将中国视为远东古国，到如今在涉华报道文章中多次将中国与世界相联系。曾经，《泰晤士报》以同情的姿态、旁观者的视角报道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人民勤勞的资源产地，因为人口众多而带来巨大的市场潜力，并在这一基础上指责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批评中国的内战。而如今，该报多次对中国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今昔对比后表示赞叹。这意味着随着中国国力提升，《泰晤士报》从过去的资本主义先发者的俯视姿态，逐渐转变为正视中国的国家实力且愿意向世界呈现中国的多元化故事。

（二）从怀疑到称赞再到质疑，很难与中美关系议题分离

本研究发现，中美关系议题一度是《泰晤士报》百年间涉华报道关注的焦点，同时报道明显倾向“乐”或“忧”的事件也多次集中在中美议题，然而在关键年份2017年及2020年，报道相对显著地涌现出新的报道倾向——称赞与欣赏，且直接指向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成就。这表明，《泰晤士报》涉华报道中对中国的好恶倾向逐渐脱离对中美关系的聚焦，进而转向对中国成就本身的关注。但是这一趋势在2020年底至2021年中样本采集期间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有形无形中又成为《泰晤士报》涉华报道的焦点议题。这一方面归结于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在各方面“围堵”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方媒体在建构中国形象时，还是受既定框架影响，将中国定义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家。

（三）从政治到经济再回到政治，国家间利益博弈才是永恒议题

本研究发现，在内容分析角度，经济议题在《泰晤士报》涉华报道中逐渐超越政治议题成为高频报道对象;同时，虽然量化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前，政治议题是《泰晤士报》涉华报道关注焦点，但在对相关议题进行报道和评论时都不免围绕国家间经济贸易的得失而展开。从2020年底开始，政治议题在《泰晤士报》涉华报道中又有回升的势头。由此再一次证明，国家间利益的博弈才是《泰晤士报》涉华报道的文本出发点，并且在百年间并未改变。

（四）从被凝视、被隐没到再抬头，道路争议随时局变化或隐或现

在本研究中，communist（共产主义）相关议题曾一度是西方的媒体与政客的靶子，“共产主义中国”处在被质疑与被凝视的状态。内容分析过程中，1949年communist成为《泰晤士报》涉华报道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且在后续的文本分析中发现对communist的讨论与报道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共产党治理方式、执政理念等道路问题的质疑。在1949年以后的关键年份涉华报道文本中，communist也被提及，但频率逐渐降低至隐没在其他议题之中。进入2021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对比2020年和2021年上半年样本文章，发现2021年样本文章中communist出现的次数为2020年样本文章的2倍。由此可见，作为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泰晤士报》，其涉华报道站在资本主义视角对中国道路问题的质疑，虽在近五年逐渐被中国的其他成就所隐没或搁置，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大演变又有重新抬头的趋势。

结语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发现，伴随着西方与中国相对实力的变化，《泰晤士报》涉华报道的视角和态度也在发生质的变化。这一变化本质上由于国家间利益博弈力量的变化而导致，具体呈现为报道态度在逐渐脱离中美关系议题后又回到中美关系焦点议题，政治议题被经济议题所替代、意识形态分歧被搁置后又有重新走上“台面”的趋势。从这些变化，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正在以逐渐强大的姿态与世界发生更为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泰晤士报》虽曾经试图不再局限于宏观与表层的议题、以更为多元的角度观察与刻画中国，但终究还是会受制于其所处阵营的议程设置。

（责任编辑：张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