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会 沙晓羽

【内容摘要】出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和话语结构等原因，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再现”始终有所偏离，无论是西方媒体、专家、政客，还是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几乎都受到这种刻板印象的影响。本文将提升国际传播力的问题放置于两千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去观察，从底线思维、火线思维、曲线思维和长线思维四个角度，对破解西方叙事封锁，重构“中国叙事”的策略和方式进行了分析。

【关 键 词】西方话语;国际传播;中国叙事;文化霸权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最早是以中国为中心向西域开拓;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国逐渐成为“远东”地区。从“西域”到“远东”，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和坐标轴的偏移，更深层的是主客体的颠倒和话语权的更迭。

发生在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塑造了欧洲优越的心灵，并通过绝对理性勾勒出符合欧洲需要的“他者”形象，中国在古代长期处于世界中心，因而成为西方树立信心最重要的一块“踏脚石”。

此后，经历欧洲衰落、美国崛起、冷战僵持和苏联解体，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西洋镜”看待中国的视角或远或近，中国不断被赋予需要成为的样子。连西方学者自己也感慨，“中国及其文化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①出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话语结构等原因，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再现”始终有所偏离。尤其是随着中国日益步入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更是甚嚣尘上。

从一开始的以贬低中国来塑造西方心灵，到如今以抹黑、泼毒来缓解西方焦虑，中国始终是西方中心主义洋洋自得和顾影自怜的“他者”。在民主人权、“一带一路”、涉港涉藏涉疆涉台、新冠肺炎疫情等诸多问题上，西方话语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制造”中国，因此，对“中国叙事”进行重构已是当务之急。破解西方叙事封锁、建构客观真实的“中国叙事”，是中国媒体当仁不让的要务，本文将从底线思维、火线思维、曲线思维和长线思维四个方面对重构“中国叙事”的策略和方式进行分析。

一、用底线思维剖析当前“信息世界体系”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①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有底线思维，在2020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再次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②

底线思维，即把最坏的情况最全面、最透彻地考虑到，然后做最充分的工作准备，坚持底线思维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传统和宝贵经验。以底线思维看待“中国叙事”重构问题，就是要清醒认识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妖魔化”“污名化”中国的西方话语不会凭空消失，国际反华势力“拉帮结派”的遏制打压不会突然停止，从国际舆论场进行“思想渗透”、诱发“颜色革命”的风险隐患始终存在。因此，要充分认识到抢夺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理性认识国际信息流动背后的“信息世界体系”。

著名左翼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分析过“世界依附体系”，揭示核心国家通过剥削半边缘和边缘国家获得极高的利润。③同样，国际信息流动也不是平等均质的，在“信息自由”的神话背后存在着一套由核心辐射边缘的“信息世界体系”。作为帝国主义在信息时代的延伸，在这一体系中，“富裕国家通过掌握绝大部分的传播工具和机构，信息在国际间不平等地流动，落后国家在富裕国家媒体中的形象被扭曲，它们的文化被核心国家的霸权文化所主导。”④

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现实主义学派代表汉斯·摩根索认为，作为文化形态的帝国主义，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通过观念的“暴政”和合法性的“垄断”，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中国学者史安斌、张耀钟梳理西方媒体长期垄断国际话语权的历史，指出“少数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技术和资本实力控制着世界上大部分新闻、信息和舆论的生产传播，在多年实践中建构起一套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传播秩序。”①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在《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一书中，详细梳理了美国从铁路网、海底电缆、无线电传输到互联网时代，不断争夺全球传播网络主导权的过程。他认为，“以利益为主导设计和掌控通信网络，一直是美国参与全球传播规则的核心诉求。”②

从历史的视角看，国家间话语权的争夺一刻也没有停歇过，不乏坠入话语陷阱的国家分崩离析的先例。西方话语以“普世价值”为自己的假面和口号，其实是想通过“优越的文化”和更富“吸引力”的政治哲学，从而达成支配他国意志的目的。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西方话语不断在国际社会给中国抹黑泼毒，不断制造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渲染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问题，不仅给中国政府、企业、民众带来负面影响，而且威胁到华裔群体的人身安全。随着中国越来越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更需要一个客观、公正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真实、正面的国家形象。实际上，当今世界面临着经济、环境、气候、恐怖主义等各种各样的全球性问题，我们通过重构“中国叙事”，在国际事务中赢得话语权、主动权，掌握制定规则、设置议程的筹码，才能更好地担负起与中國实力相匹配的大国责任，与各国合作解决国际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用火线思维挑战西方“文化霸权”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发扬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①用火线思维看待“中国叙事”重构，就是要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力争占据国际舆论制高点，挑战西方“文化霸权”。

“文化霸权”概念最早由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普列汉诺夫提出，目的是推翻沙皇的统治，被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用来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问题后，变得更广为人知。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是发达资本主义的统治密码，“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宣传，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的人民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②同时，“文化霸权”并不是绝对、静止、恒定的，而是在自下而上的抗争和自上而下的统治之间不断变化的动态平衡，葛兰西称其为“运动中的平衡”。这也意味着，我们挑战西方“文化霸权”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场场的“阵地战”。

长久以来，西方话语一直处于“文化霸权”的优势地位，但是随着西方国家疫情之下“沉疴遍地”，随着“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随着美西方国家自身的人权问题凸显，人们越来越看清西方话语的“双标”本质。尤其是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西方从“非对称竞争”的优势地位走下来，在同一战场和同台竞技中，西方话语的疲态也因此暴露无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核心的是世界格局的“东升西降”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于中国来说，这是极其关键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抓住时机，坚持火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挑战西方“文化霸权”。一是要见招拆招，澄清事实真相。围绕西方话语的主攻点，提前研判，及时发声，理直气壮澄清反驳。二是要以攻为守，积极占据主动地位。当前西方社会内部问题频发，种族、性别、阶级矛盾明显，“承认的政治”運动③ 此起彼伏，可以深入挖掘西方社会的痛点、堵点，充分暴露西方话语的“双标”本质。三是要主动言说，有理有据讲好中国故事。正如“十四五”规划所提出的，我们的发展还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等诸多问题，但对于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要有十足的自信心。中国国际传播媒体要守正创新、主动作为，有理有节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风采、弘扬中国精神。

三、用曲线思维做好精准传播

“智者弃短取长，以致其功。”①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②以曲线思维重构“中国叙事”，就是要理智看待问题与困难，使用巧劲、采取策略、讲究方法、懂得迂回。由于西方话语长期以来的议程设置，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中国“刻板印象”，加之思维方式、言语表达等跨文化语境差异，在话语权争夺中，我们的方式方法十分重要，既要在原则问题上寸土不让，也要讲曲线思维，提高斗争技艺。

一是在传播对象上分层次。在跨文化传播史上，耶稣会传教士“改变中国”的方式是值得思考的范例。早期西方话语在中国处处碰壁，西方传教士直接灌输教义的行为不断引起政府、知识分子、普通百姓的抵制。后来传教士能发挥巨大的影响，是因为他们采取了“分层传播”和“曲线传教”的策略：通过结交官员走上层路线，通过与知识分子合作译著走精英路线，通过医疗教育走底层路线。经过李提摩太、南怀仁、伯驾等西方传教士的不懈努力，慢慢开辟了中国传教空间。今天，我们面对西方世界的叙事封锁，也可以采用这样的分层和曲线策略，国际传播工作者要改变以传播为主的直线思维，化身“民间外交家”“社会活动家”“网络红人”，影响有主导权的人群，团结知识分子、媒体意见领袖等有话语权的人群，吸引外国民众等更广泛的人群，提高针对性，分层次、多方位做好对外传播工作。

二是在传播内容上用巧劲。内容是思想的载体，内容是否有趣，直接影响人们对思想和事实的认知。在话语权争夺上，我们既要有摆明中国立场的立论驳论“重武器”，也要有易于传播形象生动的“轻骑兵”。巧用漫画、数据、故事、图像、微视频等形式，往往能克服认知鸿沟，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CGTN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推出的国际评论漫画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51条漫画评论，获得全球阅读量近5000万，被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日本、韩国等国的70余家主流媒体转载，在国外社交平台上引发热烈反响。”③

三是在传播语态上年轻化。互联网是年轻人集聚的平台，融媒体是媒体发展的大势，在移动互联时代，网红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专业媒体机构。在传统媒体时代，西方媒体利用先发优势，以新闻自由和专业主义作为面纱，隐藏“宣传技巧”和“说服之术”的本质，通过以传媒业为中心的“文化帝国主义”叙事压抑文明的多样性。如今，年轻人聚集的互联网平台反而成为发展中国家撬动话语封锁的“气口”。做好网络传播，尤其是抓住社交媒体这个“变量”，在优兔、推特、脸书这些西方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平台上，用年轻化的语态讲述中国故事，对重构“中国叙事”有关键意义。

四是在传播渠道上使合力。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统筹利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形式，交织叠加形成传播合力。人际传播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在华外国人和海外华侨的作用，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积极传播中国形象;群体传播方面，可以通过举办研讨会、学术交流、项目合作等形式，在交流中展现中国的实际情况;媒体传播方面，可以在机构层面通过购买版面、合作制播等方式扩大传播范围，也可以在人员层面通过接受外媒采访、主动提问外国政要等方式制造舆论话题，有效传播中国主张。比如2020年2月14日，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呼吁各国远离中国科技公司华为时，傅莹女士当场反驳：“你真的认为民主制度是如此的脆弱吗？能被华为这区区一家高科技公司轻易威胁到？”立刻在世界舆论场刮起舆论旋风。

五是在传播力度上打精准。国际传播要打开局面，必须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话语权争夺中，抓主要矛盾就是要聚焦目标、集中力量，对经常给中国抹黑泼毒的头部势力进行重点打击，打他们的逻辑漏洞、“双标”嘴脸和险恶用心。此外，还要“一国一策”、精准用力，针对不同的国家，针对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针对不同语种、文化、信仰群体，采用相对应的传播策略，力争“守住目前舆论环境相对友善的国家，扩大舆论环境较为中立的国家，尽量减少舆论环境整体负面的国家”①。

四、用长线思维看待“东升西降”大历史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②中国是一个五千年绵延不断的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长跨度的历史眼光和整体思维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①用长线思维看待“中国叙事”重构，就是要坚定信心、咬定目标，同时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世界格局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观念的变迁更是具有长期性。从中西交流史来看，中西力量起伏的转折点在1450年，“葡萄牙的远航，起初尽管微不足道，却最后酿成了西方全球化扩张大潮。”② 从1450年到1840年，将近四百年的时间，西方话语才渐渐占据上风。此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在迷惘和自卑中寻找挽救民族危亡的良方。尤其是过去一百年，中国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开天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和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惊天动地变化，尽管如此，西方话语的刻板和偏见始终投射在中国国家形象上。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舆论格局背后是发达国家在经济、金融、科技、军事等方面的领先地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还需要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③

从美国总统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直至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将战略重心往印太转移，美国通过金钱收买、拉帮结派、软硬兼施等方式，团结“民主价值观同盟”，打造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包围圈，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从未改变。从拜登任命資深外交政策专家坎贝尔为“印太事务协调官”，英国出台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英国提议G7国家+澳印韩成立“民主十国”联盟，美英澳打造“三边安全联盟”（AUKUS）等一系列举动来看，西方话语的叙事封锁不会那么轻易消解，反而会“船到中流浪更急”。尤其是美国国务院在2021年5月底发布的“2022财年外事预算”中明确列出，美国将加大外交投入，包括拨款2.85亿美元用于“应对中国恶意影响”。由此可见，重构“中国叙事”将是一场持久战。

与此同时，在“东升西降”的大历史视野中，时与势都在我们这边，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变化趋势正在加快，“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将会形成更鲜明的对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①坚持以长线思维看待话语重构，认识到中国国际传播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从人才、阵地、观念、技术、语态等多方面着手，久久为功、驰而不息，必然能赢得舆论斗争、重构“中国叙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责任编辑：张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