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延

【内容摘要】本文从后殖民主义、新全球化、新世界主义等理论范畴分析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语境，从多极化时代、风险社会时代、数字平台时代三个方面分析其社会语境。在此基础上，文章阐释了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当前应有的范式转移，在认识论层面突出了“涵文化研究”这一理念，在方法论层面强调“一带一路”研究将带动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的重要转向。

【关 键 词】跨文化传播研究;语境;认识论;方法论;范式转移

跨文化传播的概念始自19世纪西方人类学家对于不同种群文化差异性及沟通性的探讨，在西方话语框架之下，通常以“如何使西方的殖民主义政策在东方得以顺利推行”为目标，有着深厚的殖民和种族主义色彩。①20世纪80年代初期，跨文化传播由外语教学界引入国内，引入时将其译作“跨文化交际”②。当时适逢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试图融入以西方现代化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而跨文化交际具有与西方对接的直接实用性，其与传播研究的交集出现在语言研究之后。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是在当时国际环境及秩序下的应时之举，难以摆脱西方研究范式的影响。

然而，跨文化传播不仅指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化主体的传播活动，也涉及各种文化要素及文化实体在社会中的配置、迁移、扩散、治理、影响等全部过程。伴随着全球化及媒介技术的加持，跨文化传播对不同群体、文化、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影响不断扩大及深化。信息、数字化、媒介所催生的全球生态景观与40年前相比有了巨大差异，世界已进入了多极化碰撞和协调共生的阶段：媒介化和数字化生存使人类社会空前碎片化，但旧有的主导格局却并未改变;以5G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也给原有的国际传播和发展秩序带来变数;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资本有强大的内殖动力，却也有无可避免的系统性漏洞;世界上由利益和文化引发的冲突依然不断，现代性的危机因素愈演愈烈。原有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亟待更新，以应对当前复杂纠葛的跨文化传播现状。而新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更应深入文化内核，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分析多种因素角力互动下的多元化多层级的跨文化传播场域，以全球视角重新审视各方势力间的权力和依赖关系。

当前，传播与社会形成了互构，全球视角下经济发展、政治治理、文化转型等概念均与跨文化传播息息相关。跨文化传播的本体研究“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学和政策分析的理论导向，而且离不开批判的文化研究视野”①，在新时代探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新范式，具有将中国经验与全球治理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是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建设性回应。那么，当前跨文化传播研究有着怎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与之相应，跨文化传播研究应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进行怎样的范式转移？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语境

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模式已被当前日益多元的政治经济力量有效消解，逆全球化和反向传播（contra-communication）的出现让国际形势和跨文化传播有了更多变数，跨文化传播需要更新既往研究范式。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新理念为例。中国新华社等权威媒体机构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翻译是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但西方学者或评论家多用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这一翻译。《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对future的解释是 the time that will come after the present or the events that will happen then，这是一个强调时间序列、意思比较中性的解释;而对destiny的解釋为what happens to sb or what will happen to them in the future， especially things that they cannot change or avoid。②

从future到destiny，不同的翻译，就将人类积极作为、共担共享的“未来”变成了不可控、具有宿命色彩的“命运”。

如果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是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对等级化差异化的旧全球格局的纠正和挑战，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挑战。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这一口号旨在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框架和全球治理模式。① 西方分析家则认为，这一口号是四十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的第一次大修正，“将会替代基于自由主权国家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所建立的国际秩序。”②

东西之间的话语差异体现了意识形态及权力的对立和抗争，也体现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立场之争，新的国际形势亟待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范式转变。这里首先对当前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背景进行梳理。

（一）后殖民主义理论

如华裔学者赵月枝所言，“传统的跨文化概念是基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强调的内部同质性和外部异质性的文化概念”，而“源于后殖民语境的跨文化概念所强调的是文化的混杂性、过程性、生成性和抗争性。”③后殖民主义提出的“杂糅（hybridity）”概念强调后殖民时代文化间“相恨相杀相倚”的糅合转化状态，即文化间不是简单的同化被同化或影响被影响关系，而是以嫁接或混血方式形成的第三种“杂糅文化”，涉及政治经济语言种族等各个层面。④杂糅既不是同化也不是单纯的合作，而是对二元文化观念的摒弃，在这一理论概念下，文化的交融和互换代替了文化间的不平等压迫。古巴学者菲南多·奥梯认为殖民国与被殖民国的文化一定会面临权力结构下的暴力关系，但这种互动却带有积极意义，⑤被殖民国家在模仿、矮化、戏谑殖民 国文化的过程中自身文化发生转型和嬗变，并且同时会对殖民国文化产生相应影响，一种中间状态的新文化形式就此产生。

当前的国际形势已不是某一种或某几种力量强势存在的单边主义，二战后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有力遏制了世界的极化，前殖民国与被殖民国在各个领域各个层级的互动和较量大幅增加。美国之前发动的对华贸易战以及对华为的打压都是对中国崛起的政策反弹，也正说明了东西势力已处于某种胶着状态。跨文化传播不是为了要压倒对方或同化对方，而是从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大局出发，营造公共空间，产生新的并存力量，继而改变和革新西方中心主义的旧有秩序。

（二）新全球化理论

梳理西方学者相关研究，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对新全球化（neo-globalization）大致有两种研究路径。其一认为新全球化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对抗。以跨国集团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深了对“全球南方”的剥削，加剧了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在全球范围推进了精英和去民主统治，损害了地方文化和经济，进一步恶化了环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全球化”①。而新全球化作为“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一种反跨国资本的行动主义理念。新全球化立足于全球团结，认为应该改革现有国际治理和基础设施，以及公民社会理念，寻求对全球化的民主约束，以解决现有少数群体的恶性结构性及分配性问题。②其二则跳脱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桎梏，认为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大势已去，现在的经济增长在向中国及周边国家转向，美国的保护主义政治和英国脱欧让这一局势更加凸现。③这一新全球化路径与中国学者的新全球化理论框架非常一致。例如，西方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非常有远见和成效，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全球传播，提升了各种形式的互换，还将中国置身于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

中国学者的新全球化理论框架以史安斌为代表。他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历史性回顾了全球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即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盛行的适应帝国传播需要的英式全球化（Anglobalization），二战后盛行至今的以“文化和价值观霸权”为核心的美式全球化（Americanization），以及当今由中国所主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赋权”为核心理念的Neo-globalization。④中国范式的新全球化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多方合作、互惠双赢的开放格局，是对前两次以民族和权力等级压迫为特征的全球化的抗衡，旨在以互助心态建立共赢平等的和谐世界。新全球化在东西方学术领域的关注度差异正说明了当今依然强势存在的权力格局亟待扭转。

（三）新世界主义理论

与新全球化一样，新世界主义在西方学界亦被忽略，虽然关于“世界主义”的研究并不少见。这种对“新”的集体失语某种程度上是对“旧”的固守和缅怀。在西方语境下，世界主义指人类团结成一个集合体，在世界聚落中成为世界公民。究其理论根源，世界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为公”，而是典型的以个人人文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标榜个体权利和尊严。自由公正只是表象，不平等和阶级化的世界旧秩序让世界主义成了相反意义上的哲学统治。西方主流话语下的世界主义仍以西方价值为标准，试图在全世界推行所谓正统的民族主义。①

新世界主义已经被中国学者建构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语境的新世界主义是对西方话语下旧世界主义的纠偏。新世界主义的目标是在跨文化传播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学者认为新世界主义宣扬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其核心是为世界秩序奠定一种跨文化的普遍主义规范基础，探讨中国传统思想对构想跨文化普遍主义的重要启发意义。②

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社会语境

当前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理论的产生需要以社会现实和实践现状为基础。后殖民主义、新全球化、新世界主义等理论的提出正是有着丰富复杂的现实背景，是基于实践的社会建构。

（一）多极化时代

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以新自由主义为其基本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的全球新霸主。自此以后二三十年，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等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建构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集团体系。“美国利用其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并推广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美式全球化，国家和政府间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新主体。”③但随之而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逐步凸现，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尼克松宣布破产。之后，“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加劇了全球权力转移。国际关系研究普遍认为，美国在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单极霸权能力仍将存续，但是权力消散已是明显趋势。”④美国在世界建立起的文化霸权一直在传递的主导意识形态包括：美国单极力量和单边主义起到稳定世界秩序的积极作用，是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公共性服务;以人权、民主和法制为一体的自由民主体制优于专制体制，个人权利高于国家权力;资本主义之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西方文化优于非西方文化;和平优于战争。①  但这些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价值观逐步遭到全世界的质疑。人们发现，以市场为主导减少政府介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了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不断扩大，“穷者弥穷，富者愈富”成了权力的游戏规则。美国的“世界警察”角色并未让世界变得更安全，中东和西亚战火不断，难民流离失所。民主的作用日渐保守，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成为著名的“黑天鹅事件”并对所谓民主产生了后掣。美国本土由性别权力和种族情绪引发的“Me Too”运动和“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强势席卷全球。

当今社会的高联动性和强倚赖性让国家与区域间的传播和合作高度发达，一个或两个国家统领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以数字移动、全球网络化和5G为特征的科技力量的加持，令世界的多极化和扁平化趋势愈来愈明显。中国作为数字时代力量抗衡的重要一极，是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互联网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居领先地位。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为多极化时代的来临加上了注脚。

（二）风险社会时代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暴发，有学者认为世界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现代社会产生的结构性危机，社会各组织或成分之间彼此绞合和干预，风险一旦爆发，将可能迁转蔓延而成为全世界或全人类的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影响，在此之前人们可能并未意识到全球各个组织成分之间的黏合已经达到了如此深刻的地步。

疫情首先从生命安全的角度为人类上了一课，不尊重自然规律，对环境和资源过度开发的人类行为给人类自身带来了巨大挑战。其次，疫情的联动效应非常明显，各个国家的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观念冲突被推到了前台，彼此交织互掣，世界从未有过如此显著的观念分歧和协同合作。疫情涉及人际交往、社区治理、生命科学、教育模式、媒介责任、国家措施、家庭角色、娱乐方式、心理干预等诸多方面。“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新世界主义情怀跨越了文化、地域、种族、意识形态的千差万别，让命运共同体由想象变成了现实。疫情所带来的复杂社会现实加深了人们对危机社会的理解，从实践层面促进全世界人民加强全球合作，共同携手抗击疫情，从理论层面促进了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诠释，并进而思考跨文化传播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范式转变。

（三）数字平台时代

在以数字信息和网络为基础构成的当前社会，传播与社会同质同构，社会规则和权力结构通过传播行为和实体所体现，传播进一步型塑社会的基本形态和结构特征。互联网诞生之初被认为会构建一个全民皆网的公共生态，政治和经济议题将会在公开透明的平台上被公平讨论，全民参与性意味着公民社会的真正到来。这一互联网迷思被各种互联网公司的利润导向所去魅，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和普及更是将数字平台带来的结构性危机一展无余。

对平台化媒体的讨论已经成为东西方学者的话题热点。西方对平台化媒体的讨论有两个基本视角。一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数字平台主义进行资本主义批判，认为数字平台造就了大量数字劳工，是資本博弈和剥削的产物。① 另一视角是文化研究的视角，主要关注数字平台主义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例如是否促进或耗损了民主政治，是否改变了经济实体的盈利模式，是否对社会联结网络及人际交往造成影响。②

数字平台时代已然到来，如何利用好技术这把双刃剑“善”的一面，是问题关键所在。史安斌认为，“平台”是在网络化生存中起枢纽作用的基础设施，是继市场、企业之后的第三种主要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媒介”（global media），应该发掘平台媒体的“世界主义潜能”，以提供“全球公共品”（global public goods）的方式，按照以“共同善”为核心的媒介伦理重建全球传播共同体。③

平台型媒体的产生和发展遵循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律，同时反映其背后的政治诉求和社会现实。东西方数字实力尚不均衡，数字平台时代的到来对跨文化传播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平台媒体是全民网络时代的公共场域，是新世界主义理念下最重要的社会环节和传播生态，在全球传播多元化主体化和公共外交常态化的社会背景下有着重要意义。

三、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转移

如上文所言，传统的跨文化传播是在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和资本主义殖民扩张背景下所产生的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理论研究范式，发展中国家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往往难以突破其桎梏，更多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局地经验总结和局部修正，有着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重大局限。

比如说，当发展中国家谈论建立全球传播新秩序时，倾向于谈论具体的操作实践，试图通过操作实践来抗衡当前的传播和权力流向，而忽略当前传播秩序后面的历史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这就让其抗衡力量受到既有建制的束缚而被某种程度消解。当世界多极化态势让美国的帝国神化不再，美国提出了“软实力”这一口号试图以帝国主义文化传播挽救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失势，之后一段时间“软实力”成为中国发展研究的主流话语。但被忽略的是，美国的软实力若没有其强大的数字经济和军工复合体等硬实力作为保障则很难实现其效应。

在国际形势日新月异、全球格局不断调整、技术政治经济的黏合度越来越大的今天，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亟待突破旧有西方中心主义范式而建立具有大局观和未来意识的新研究范式。

（一）认识论意义上的范式转移

缘起于西方的跨文化传播，具有文明等级之分，以东方主义为理论基础，夸大自身文化的先进性和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现实，并将民主、人权、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去政府管制等奉为圭臬，依靠自身的既得优势对处于劣势的群体进行观念压迫和文化侵略，以巩固自身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并获得劣势群体的恭顺和服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下，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叙事从“让西方听到我们的声音”转变为“讲好中国故事”，这一转变不仅仅是措辞的变更，更是从历史语境出发在当前全球格局变迁下的观念重构。

史安斌认为，当前的跨文化传播是从“跨”到“转”的认识论转变，是对之前东西二元对立的超越。“跨文化传播以美式全球化的文化对立思维为基础……转文化传播则生发于新全球化时代，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旨在推动文明平等多元赋权的交流互鉴。”①

后殖民主义的“杂糅”概念强调了跨文化传播在研究范式上的兼容并蓄及和谐共生，但这一概念很快受到了学者的批判，认为过于强调“共生”，而忽略了其中的强权政治和等级压迫。虽然当今世界已具有了后殖民时代的多元化特征，但东西力量的失衡及权力压迫依然是跨文化传播的主流格局。在此历史视角审视下，只强调“共生共存”并不能准确描述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完整图景。

赵月枝提出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范式则在主体性和斗争性上更前进了一步。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从历史和全球视角对当前文化传播活动的研判，一方面注重全球范围的互通和融合，另一方面并不讳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现行权力格局的反抗和斗争。这一框架的“最重要的学术动机，就是克服现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重访早期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者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去殖民化运动背景下所秉持的反帝反资立场和社会革命视野。”①

总结以上学者从认识论角度对当前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的分析，笔者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还可借鉴“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进行“涵文化研究”。“涵”字在现代汉语里的基本意思是“包含，包容”②，其引申义往往指在包容状态下的保持和潜移默化。Cultivation Theory被翻译成“涵化理论”正是强调了日积月累下的“逐步改变”。所谓“涵文化”指文化间的彼此包容和兼容并蓄，但并不止于此，更指主体意义上的改良和斗争，是在全球视角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对原有认识论中旧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改良和涵化。“涵”字的包容性在这里有两个维度，一是指在全球意义上包容性与斗争性兼具的“涵”，另一是指多层次文化内涵的“涵”。跨文化研究不能是浮于表面的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而应该是涵盖历史维度、政治经济维度、权力维度的全方位考量，其斗争性也正是在这些考量中得以体现。但这种斗争同样以“涵”的方式存在，强调的是在斗争意识下的包涵和逐步转化，并不意味着全球格局的再中心化，或建立新的权力压迫，而是逐步消除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和权力失衡，真正建立新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方法论意义上的“一带一路”研究范式

从认识论到方法论意味着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以上从认识论角度对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进行了匡正，接下来有必要从方法论角度定义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进路。

从整体性原则来把握，有中国学者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具体研究范式，并认为这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有效抗衡范式。邵培仁提出，“一带一路”的主旨要义……在于通过建立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复杂巨系统，达成作为整体的全球化综合，体现系统整体的非加和性。③“一带一路”范式是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跨文化传播范式，也是第一次以“一带一路”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主体的新范式，这种在全球权力版图中寻求历史性突破，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制度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新范式“致力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三位一体的范式重构，进而构建一种关系主义的‘国家间认同’……是对地缘政治和狭隘民族主义的纠偏，以实现一种超越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跨地域团结’，共同描绘人类整体共进共演、共生共荣的新世界主义图景”①。

钟飞腾对“一带一路”范式进行了历史性和经济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方法论层面对“一带一路”范式进行了定义性梳理。②他在研究中指出，当收入处于低位时，国家的贸易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通成本的降低，这从理论上阐释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而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新的中国话语亟待出现。当下，基础设施的项目评估标准由西方建立，西方的话语集中于不认可政府规划项目，认为这是对自由市场的背离。

但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角度而言，“一带一路”范式正是以中国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建构自身话语体系，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涵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好契机。由政府主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由市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正面交锋，旨在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模式，建构起全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整体观模式，这些都需要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的方法论转变和新的话语体系构建。

“一带一路”研究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是偶然，而是在国际局势复杂化、碎片化、紧张化的今天所生发的有关学理和方法的主体化路径再定义。“一带一路”研究不单单是地理学研究或经济学研究，而是更偏重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西方在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探讨时通常围绕中国国家影响力、中国式全球化、中国发展的区域化策略等主题，无法放下对东方这一“新崛起”国家的怀疑和警惕。从这一角度而言，“一带一路”研究范式是对既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颠覆。旧全球化仅是表面全球化，内核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区域化;新全球化以“一带一路”区域为导向，却是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发展和共享;旧世界主义以世界为口号，是个别发达国家的规则霸权，新世界主义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力和利益，同时是对全人类命运的责任化表述和治理理念。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方法论上应转向“一带一路”范式，这一范式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关系、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

新时代和新格局需要新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以突破建立在权力不平等基础之上、西方中心主义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一带一路”是以其地理性和经济性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新策略，具有理念和实践上的巨大变迁性意义，应该成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现实方法。“一带一路”范式应是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转向，是新全球化格局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契机。

（责任编辑：张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