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榆淞

内容提要：当前学术讨论中，针对契约型资管产品是否具有税法的主体资格，形成了“实体说”与“透明说”两种观点。文章在理论层面，基于被普遍接受的“信托导管论”，从“可税性”的角度论证了通过“受益人负担原则”确定契约型资管产品纳税人的合理性，并阐释了“实体说”在自我证成上的不足。最后，从制度协调的角度，讨论了“透明说”与其他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一、现行增值税规则中资管业务纳税人的确定

得益于旺盛的市场需求，我国的资产管理（以下简“资管”）业务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但相较于逐步规范化的金融监管体系①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18年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这标志着我国在形式上建立起了对资管业务统一的监管规范。，相关的税收规则仍不健全，且部分规则不太符合税收原理，难以为行业发展提供稳定的市场预期和正向引导。在增值税领域，对资管业务所属的金融业征税存在诸多困难。尤其是对核心金融服务，因需要综合考虑其本身的价值、风险补偿、资金时间价值、管理成本、目标收益等因素，其增值额难以被准确计算（叶姗，2018）。此外，在金融业中占比较大的人力成本也无法实现进项抵扣。因此，在引入增值税的初期，各国基本上会对金融服务予以免税。我国立法也考虑到了上述困难，在早期给予金融业免税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