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 阙明坤

关键词 场域理论;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现实困境;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31-0020-07

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的重要指示强调，“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这是从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到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以来，党和国家发展职业教育战略思想和政策脉络的新演进，是新时代对职业本科教育的新定位和新要求。结合前期《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的陆续发布，标志着“十四五”时期，职业本科教育将同时聚焦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和职业本科专业，从规模和质量上都将实现稳步发展。

布迪厄（Bourdieu）场域理论强调关系分析和矛盾分析，特别是场域内部行动者之间的冲突和博弈过程。在新时代职业教育从教育场中从属于普通教育演变为与普通教育同等地位的新型场域后，面临一系列新矛盾和新冲突。利用场域理论模型分析由社会空间、教育结构、权力场域及行动者复杂关系组成的具体现实，探询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客观现实及其演进路径和方向，将有助于推动职业本科教育类型化、特色化与高质量发展。

一、职业教育场域：类型教育定位下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方法论阐释

布迪厄从关系角度出发，围绕行动者在哪活动、用什么活动及怎样活动三个问题进行阐释与构建，创立了社会实践理论。对应三个问题分别指向实践空间、实践工具和实践观念，最终形成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核心概念，并提出了“[（惯习）（资本）]+场域=实践”的分析公式[1]。将此公式同职业教育场域相结合，即：政府、高校、企业、社会组织、教师、学生和家长等来自产业场域、教育场域和社会场域的行动者带着惯习和各种资本，在教育权力场中争斗和文化资本再生产，形成职业教育场域。本研究将以类型发展下的场域、资本、惯习及其三者之间关系，以及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理论，作为审视职业教育及职业本科教育问题的框架。

（一）实践场域的特性：高等教育场域“子场域”，是教育与经济场域分化与共生的结果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在各种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场域”，由一系列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场域”构成。一方面，场域是一个社会学的实践空间隐喻，其存在为各类资本提供相互竞争、比较和转换的场所;另一方面，场域是各类资本竞争的结果，也是各种资本当前竞争态势的表征。布迪厄同样把教育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具有自己建制特征、专业利益、资本分配和转换机制的场域。同样作为各种资本竞争结果和形态表征的高等教育场域，是各种行动者继承、加工和转换资本优势的社会场所，是合法化控制及结构化过程策略性表达的关系系统，为优势阶层将自身文化和价值合法化为社会客观文化和价值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空间。

赋予学生、社会更多文化资本和推动社会阶级再生产是高等教育实践的主要目的，也是高等教育文化再生产的基础与起点。高等教育场域将起点的文化资本优势转化为合法的制度化优势，并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权力资本相互转换，成为现代社会中地位与特权分配的主要场所，同时推动自身教育系统的重构、教育体制的变革和教育方式的调整。

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场域中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场域”，继承了高等教育场域的一般特点，自身场域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是通过与社会场域、产业场域、经济场域以及其他教育场域交织互动实现的。但职业教育场域与产业、经济场域的互动最为密切，并以职业为媒介与其他场域建立深度耦合机制，职业教育场域是教育场域与经济场域分化、融合与共生的结果。

（二）要素与关系分析：行动者利用位置和惯习争夺资本，乃至重构场域结构本身

行动者、资本和惯习是场域中的核心要素。资本是行动者在实践活动中能够应用的各种资源条件，既是行动者的行动基础，又是行动者的行动目标。惯习是个体在长期的生活与实践过程中逐步养成的实践逻辑，从惯习导出策略作为实践的基本原则，强调从连接心智与结构的策略性实践中来理解个体主体性与社会客观性的关系，回答的是行动者如何行动的问题。行动者凭借惯习获取资源，并通過资本再生产实现在场域中的生存和场域结构的重构。权力场是“元场域”，资本通过权力在场域中发挥作用。

资本与场域是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资本只是处在与某一特定场域的关系之中才是有效的”，在场域关系中资本才能发挥作用，行动者所处的场域和场域中的位置决定其资本的价值和使用资本的策略;另一方面，资本是场域变化的源动力，资本类型及其分布体现了社会空间的内在结构，如果离开资本，则场域只是一种空洞的网络结构，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布迪厄将场域中的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布迪厄教育社会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支撑。

场域和惯习是双向模糊的关系。场域中各行动者的惯习对整个场域的运行逻辑和演变方向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场域塑性惯习。当周围客观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时，惯习通过自我调适以适应现实环境，调适过程的速率会根据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以及资本的数量和结构而改变。场域和惯习之间双向依赖，但这种依赖关系是模糊的、无法计算的[2]。同样，高等教育场域中的惯习同时强调社会基础与认知基础，突出个体行为如何在场域中被规范，但又不是简单地被结构所决定，既是“被建构化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又是“建构中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

（三）演进的历史逻辑：从层次到类型，场域基本特征、主导资本和结构发生嬗变

从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时代，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教育场域与社会场域不断叠加与耦合，职业教育独立发展的状态不断被打破，特别是类型发展以来，教育场域通过与产业场域、经济场域分化、融合与共生，逐渐形成一个全新的职业教育场域，其基本特征、主导资本、惯习以及行动者的关系等都发生重大改变。如图1所示。

第二，场域主导资本从政治资本到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结构从政府支配、学校单一主体到政府管理指导、学校和企业双主体转变。在确立类型发展的要求之前，职业教育场域边界清晰且比较封闭，各主体位置相对固定，政治资本在位置的确立中发挥主导作用，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主要通过行政指令和教育制度，按照计划完成。职业教育场域从政府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充分占有形成单向的力量构型，以实现对职业院校的支配，从而构建一个以政治和经济权力为基础、文化权力或技术权力为中轴的职业教育场域。

第三，随着政府“放管服”改革，职业学校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一系列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政策出台，企业在职业教育场域中的位置发生了本质改变，从依赖型惯习转向自主型惯习。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组织交织互动频繁，职业教育场域各主体资本的兑换和增值从通过行政关系到契约关系再到自主协商关系进行，场域从固定封闭逐渐转向开放自治，边界也开始模糊和动态化，场域结构逐渐向以政府为核心、学校和企业双主体协同的结构转变。

二、现实困境审视：职业本科场域话语、功能与协同体系亟待重构完善

职业本科作为职业教育场域中的一个重要网格或者新型子场域，其发展逻辑和演变方向受职业教育场域和普通教育场域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试点院校实践探索的深入，以及300多所独立学院转设的稳步推进，“十四五”期间一大批职业技术大学和职业本科专业将陆续产生，职业本科场域进入一个边界动态演进、规模逐步扩大的发展阶段。职业本科场域实践要实现高质量文化资本再生产，在话语体系、功能取向和协同机制等方面还面临一系列困境。

（一）话语困境：场域内部、外部和理论话语体系亟待重构与完善

话语权是各行动者在场域中以表达诉求、引导舆论和塑造规范为目的，将蕴含特定文化和价值理念的话语融入话语体系的能力体现和根本手段。场域规则、话语惯习、话语资本及行动者在场域中的关系位置共同决定了职业教育场域话语权的分配格局。场域规则和话语权体系的构建完善是职业本科作为新场域实现其价值取向的根本前提，当前职业教育场域内外部和理论话语体系还存在诸多亟待破解的问题。

1.内部话语体系面临“主体失势”

一是政府是职业教育场域的支配者，是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主导者，而市场对产业场域资源配置调控起决定性作用。“放管服”背景下，不同级别、不同业务的政府部门如何在职业教育场域的资源配置中共同发挥好作用并未达成共识，存在政府权力边界模糊和角色定位不清等问题，导致职业教育场域治理模式失范。二是当前职业本科学校规模非常小，相对整个职业教育规模比例非常不协调。而且现有22所职业本科试点学校中21所由民办高职升格而来，这类学校长期在职业教育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游离在政府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供给范围之外，仅具有基本的话语互动资格。三是企业和行业社会组织虽然作为职业教育场域中的重要行动者，通过自身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职业学校的文化资本供给提出要求，但是还不能改变自身在整個职业教育场域中的从属地位。

2.外部话语体系存在“霸权护持”

外部的教育场域和产业场域中存在的话语霸权护持是影响职业教育和职业本科话语权演进的重要原因。一是普通高校对整个教育场域利用规则进行学术文化资本霸权护持。我国长期以来受“重文轻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影响，在整个教育场域长期潜移默化形成“学术化”“文凭化”的惯习，学术型、研究型普通高校垄断了社会的文化和价值，在整个社会场域中获取了“特殊利润”，并产生“马太效应”[3]。二是在外部的产业场域，龙头企业掌握国际化的操作流程、服务规范、产品规格和工艺流程，在行业技术标准和用人标准方面实施霸权护持，大量职业院校主动谋求与其合作，以提高人才培养的品牌力和行业适应性，而中小企业虽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创新主力和用人主体，但在产业场域中缺乏话语权，很难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场域文化资本再生产。

3.理论话语体系遭遇“本体危机”

类型发展和职业本科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大理论突破，但至今还没有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系统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本土化职业教育理论，造成理论话语体系缺失。一是当前职业教育理论在重大决策面前存在“失语现象”，往往只是政策后面的“注释者”。二是职业教育类型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等都是一种中国表述，在借鉴国外先进职业教育理论时，多是拿来主义，没有处理好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难以化解当前职业本科理论危机。三是职业教育场域自身的文化资本供给与产出严重不足，一线研究者中从事职业教育教学管理实践的比例很小，而其他研究者往往表现出明显的“精英情结”，没有将自己真正置身于职业教育场域中，缺乏对职业教育行动者内在关切与核心诉求的现实观照，使得本来就滞后的职业教育理论更加脱离职业教育实践。

（二）功能困境：文化再生产、技术再生产和社会阶层流动受制约

高等教育场域的实践功能是通过文化资本再生产，赋予学生、社会更多文化资本，并推动社会阶级再生产。布迪厄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认为，文化资本存在具身化（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倾向）、客观化（书籍、图片、艺术品、工具、机器等）和制度化（文凭和资格证书）三种形式。职业教育场域在文化资本再生产、技术再生产和社会阶层流动上出现一系列偏差，导致职业本科場域实践功能出现困境。

1.文化资本再生产面临“学术倾向”

在我国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一直遵循以学科为核心的学术逻辑构建评价体系。而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普通教育中的专科层次，长期不自觉模仿和参照同一场域中相对较高位置普通高校的学术基调和发展路径，导致其运行规则、管理方式、文化资本等同样带有强烈的“学术性”[4]，但同时，无论是具身化、客观化，还是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再生产，普通高校都比高职院校占据更高、更有利位置，高等职业教育场域只是从事低层次、低质量、低效率的“学术性”文化资本再生产。特别是在制度化文化资本再生产方面，作为教育场域中文化资源的最高形式，职业教育长期只能赋予学生大专文凭。类型教育改革下，职业教育“被矮化”的现象将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但必须把职业教育场域实践目标从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学术性”转向“技术性”，并摆脱“学术漂移”，围绕高质量的“技术性”文化资本再生产，重构全新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本科实践场域。

2.技术资本再生产存在“评价偏差”

职业教育的本质是基于职业、通过教育实现人的技术化，技术学习是职业教育最基本、最普遍的现象。在确立了类型教育地位之后，职业教育技术性的特征进一步得到彰显，为产业和社会培养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促进“技术性”文化资本再生产已经成为其应然价值取向。但是职业教育一直存在比较严重的“评价偏差”：一是唯“技术技能”现象，没有把“培养人”的教育性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基本要求;二是职业教育没有处理好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职业本科与专科的区别;三是职业教育涉及产业场域和教育场域的交织融合，职业本科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在人才培养评价上，还无法兼顾两个场域中纵向上学历分层衔接和技术技能分级衔接，以及横向上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贯通的内在要求。

3.社会阶层再生产遭遇“公平危机”

高等教育场域通过文化资本再生产推动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再生产和社会阶层流动，成为现代社会中地位和特权分配的主要场所。在我国现阶段，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一直是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推动者，但由于广泛存在个体的差异性和实践的多样性，我国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阶层再生产上遭遇“公平危机”，特别是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一是在起点上，形式上客观公正的高考制度是人才筛选的技术性选择，但从中考普职分流到高考，都是按照“学术性”标准的分层淘汰，进一步确认和固化了阶层差异、文化资本劣势和城乡差距。二是在过程上，由于社会上层精英阶层的文化惯习、语言符码贯穿整个教育场域，使得高等教育场域的惯习结构与社会场域的阶层结构具有同质性，结构位置较普通教育低的职业教育进一步同向强化了学生的学业成就劣势。三是在结果上，职业教育只能提供专科学历证书，加上本身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匮乏，在学历和学位本位的社会竞争中，高职毕业生很难一开始就在社会场域中占据有利位置[5]。

（三）协同困境：职业本科场域内部子场域的行动者存在无序竞争

在我国职业教育场域中，政府是支配者，占有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管理和指导场域的文化和技术资本再生产。职业院校通过吸收来自政府和企业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不断改善育人环境，促进文化资本的复制与增值。企业和社会组织利用经济资本，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换取学生具身的文化资本或技术资本，以实现经济资本的不断增值。教师和家长以学校为载体，通过自身掌握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传承与生产，促进学生在未来社会场域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当前，在职业本科场域内部子场域实际运行和演进过程中，各主体长期处于支配与被支配和无序竞争的关系，没有实现良性互动和协同治理。

1.多部门协同治理面临“制度缺失”

一是职业本科学校设置和职业本科专业设置分别涉及到教育部的发展规划司、高等教育司和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以及省政府、地方政府和省教育主管部门等等，顶层设计和相关管理制度缺失，造成不同层级和不同业务主管部门之间存在协同困境，多头管辖也导致学校办学自主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二是没有落实职业本科学校所在省政府的主体责任，各省域应出台职业本科建设的专项支持政策，在办学空间、生均经费、人才引进、产教融合、平台建设、项目立项等方面予以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三是没有明确职业本科试点学校的政治身份、使命和历史意义，导致民办高职升格职业本科后，与公办高职特别是“双高校”在场域中的被支配地位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无法有效从政府获取足够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

2.教育教学子场域存在“主体缺位”

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和家庭、教师、学生等多主体协同，是构建职业本科教育教学子场域的首要原则，但当前还存在“主体缺位”现象。一是在师资团队方面，“双师型”教师标准规范欠缺，企业兼职教师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职业本科专业要求博士占比15%以上，而实际存在与职业教育匹配度高的专业博士数量很少、学术博士引进难度大、能力与专业建设匹配度低等问题。二是在人才培养方面，以学生为中心是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注重“缄默知识”和“技术性”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特殊教育类型的基本要求，但涉及到理念、范式、方法及路径等一系列根本性变革，将重构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教学场域规则，任重道远[6]。三是在家庭与学校、企业协同方面，确立家庭的重要地位，是承认家庭教育对教育对象永久的惯习形塑，但现实中家庭在学校文化资本再生产过程中长期缺位。

3.产教融合子场域遭遇“双向脱节”

一是在协同机制上，以市场机制为主的产业场域与以政府调控机制为主的教育场域之间，缺乏以经济资本为主、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为辅的横向沟通与补偿机制，同时，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利益协调机制中，缺少与“协商”“辅助”职责地位相适应的制度性组织[7]，导致两个场域双向不同资本类型的对接与转化效率低下。二是在融合目标上，各行动者过度注重产教场域中的短期利益，政府、学校、研究机构、行业组织和企业之间还没有将社会“技術性”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总量增值作为目标，共同构建一个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成果专业、生产实践等于一体的产教实践场域。三是在资本供需上，职业学校教师长期囿于学术、学位为主的绩效评价体系，导致“学术性”惯习和文化资本与产业“技术性”需求不匹配，同时受所处位置和场域文化资本制约，在产教融合场域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进行修补、完善和转化的能力低。

三、从“入场”到“转场”：场域理论视域下职业本科教育的实践路径

职业本科要全面融入职业教育场域、高等教育场域和产业场域，首先需要通过构建公共语境、确立场域边界和入场标准等作为表征意义上的“入场券”。入场后，按照场域规则，围绕“技术性”文化资本再生产，进一步增强自身吸引力、竞争力和话语权，并在场域中争取最佳位置，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本，逐步实现灵活“控场”的状态。然后，通过场域中理论创新、制度保障和惯习调适最终达到“转场”的目的[8]。

（一）“可入场”：构建职业本科场域边界、标准与共同语境

1.构建公共语境：引领职业教育类型化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的指示精神，为我们就如何坚定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提高职业教育适应性，提供了基本遵循。职业本科要在中职为基础、高职为主体、职业本科为引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求下，构建类型发展公共语境，实现稳步发展。一是凸显职业本科的高层次和引领性，要通过政策文件赋予职业本科学校更高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提高汲取相应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能力。二是确立职业本科场域以高层次、高质量“技术性”文化资本再生产为主的实践价值取向，与普通本科教育场域不同结构类型、同等重要。三是理顺职业本科管理体制，建立部际协同、央地联动和省级主体的工作推进机制，进一步发挥政府在类型发展、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等公共语境构建中的管理、指导、协调等功能，规范、引导和支持职业本科试点学校发展。

2.确立场域边界：以高起点、高标准和高质量为原则

当前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主要有采取专业试点开展中本和高本贯通培养、高职升格和独立学院与高职合并转设职业技术大学三种路径。无论选择哪种路径，都必须坚持在公共语境要求下，按照高起点、高标准和高质量的原则确立场域边界。一是确立静态边界要求，对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统筹考虑各地区的人口规模、经济总量、教育资源存量等因素，严把质量关。二是确立动态边界要求，不同入场途径都以专业为核心、学校为基础，建立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动态考核周期和淘汰机制，对经过一定建设周期后，考核不符合要求的予以清理出场。

3.优化入场标准：强化行动者资本类型特征与互补性

一是优化学生入场标准。一方面，要不断加强职业教育质量，提高优质生源吸引力;另一方面，要彻底改变按照“学术性”唯一标准进行生源分流的制度设计，通过深化职教高考改革，开展与职业本科相衔接的“中高本”一体化培养，将适合“技术性”文化资本生产的学生挑选到职业教育中。二是优化教师入场标准。强化从企业引进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理论水平，提升从高校引进博士的实践能力，把两者共同作为“双师型”教师入场通道，并按照职业本科专业建设需要设立相应评价标准。三是优化企业入场标准。立足区域，以行业为单位，以职教集团和产业学院为载体，以贡献度为标准，促进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与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形成利益共生链。

（二）“善控场”：职业本科场域资本围绕实践目的协商共治

1.强化类型特征，提高“技术性”文化资本产出

一是职业本科要满足“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要求，将高层次“技术性”文化资本的传承与再生产作为实践价值取向，从根本上与普通本科教育场域进行区别。二是职业本科场域是职业教育场域与产业场域深层次交织融合的产物，因此，提高职业本科教育的“适应性”，一方面，要适应结构合理、定位清晰的职业学校体系要求;另一方面，要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三是提高“技术性”文化资本产出的质量与效率。严格控制职业本科质量，处理好规模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在培养一大批高素质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和应用技术研发上下功夫，打造品牌，促进社会“技术性”文化资本总值增值以及技术资本与其他类型资本的高效转化。

2.消除话语霸权，增强职业本科教育的影响力

一是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弘扬工匠精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的要求，从制度源头消除整个社会场域的“学术性”霸权护持。二是明确职业本科的法律地位和试点身份，落实省政府主体责任，出台专项政策支持，引入民办职业本科生均经费，为职业本科品牌化和高质量发展奠定资本和场域位置基础，消除公办和“双高校”对职业教育场域的霸权护持。三是职业本科学校要处理好学科与专业群建设的逻辑关系[9]，聚焦职业本科技术应用实践场，加强校本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不断通过总结提升与经验推广，增强学校“理论自信”和文化资本的话语权。

3.提高治理能力，提升行动者多主体的协同能力

一是构建场域内部交往机制，将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转变为良性互动关系。政府在治理中应从强势主导向成效主导转变，从单一的行政指令向协同对话转变。企业从弱势参与向重要主体转变，促进场域资本的多样性和复合性，提高场域结构的活力和文化资本产出的质量与效率。二是构建场域外部交往机制，增加场域的开放性，鼓励不同类型高校根据自身资本特色与优势，进行沟通与交流，实现资本转换，维系整个教育场域和社会场域发展。三是构建协同治理制度逻辑，重点是让产业场域和教育场域的政府、学校、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和企业、教师、家长、学生等行动者在职业本科场域内相互联结、相互促进、形成合力，并产生新的质和新的场域结构，让携带不同资本的主体在职业本科场域中跨界合作、协同共治。

（三）“能转场”：评价为导向的行动者惯习与场域结构演进

1.以理论创新为引领，打造中国特色教育品牌

以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支撑，通过系统创新建立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引领职业本科高质量、品牌化发展[10]。一是类型教育理论的深化。类型定位继2019年写入“职教20条”后，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中再次明确，通过政策和法律制度巩固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但还需要进一步厘清类型发展要求下，我国职业本科实践场的结构特征、运行逻辑及演进规律等本质问题。二是学位体系构建的理论研究。职业教育学位作为最高存在形式的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基本体现，是对“技术性”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制度性认可。明确职业教育学位的特色定位及与其他类型学位的逻辑关系，是进一步完善授予标准、审核程序、质量保障以及内外部衔接机制的前提[11]。

2.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保持场域实践方向与活力

在学校、专业和人才培养三个层面，按照学校办学水平、企业贡献度和地方政府政策供给力和不同形式的文化资本产出，构建评估评价制度体系。一是要避免“学术漂移”，处理好高等教育场域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职业本科学科与专业建设的关系、师资评价学术性与技术性的关系等。二是要促进“社会公平”，在入口端和出口端，分别完善“职教高考”和学位制度体系，尽快构建学历分层衔接和技术技能分级衔接相互贯通的国家资历框架，为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毕业生赋予同等的社会资本和权力。三是要做强“质量品牌”，增强场域的开放性和各行动者的协同能力，提高“技术性”文化资本再生产的质量和效率。

3.以惯习调适为驱动，推动场域结构的持续演进

主体行为的变化是场域演进的内生动力，一是政府要成为职业本科统筹全局的规制者[12]，提高政策创新与供给力度，完善职业本科基本办学与评价制度，规范、引导与激励高水平办學，并给予充分放权和赋权。二是企业和行业组织要成为职业本科场域中与学校同等重要且紧密互动的共同体，是具身化文化资本再生产标准的规范者，是职业本科高质量发展所需资本的重要来源。通过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探索，进一步扩大参与职业本科发展的资本类型与融入渠道。三是职业教育联盟和产业学院等职业教育场域中的新网格，要成为共同价值追求的规范者、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的推动者，成为共同在产业场域和教育场域中获取话语权、外部制度性利益的协作者。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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